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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敵人》

李查德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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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就是心臟病發作嗎？〉當肯恩．克拉瑪停止呼吸、意識陷入一片死寂之際，也許這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在臨終前他心頭浮現的是一陣恐慌。他玩火玩過頭了，不管就哪方面來講都是這樣，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該來這是非之地，不該跟這個人在一起，也不該把這原本應該藏好的東西帶在身上。但他本來已經確認自己安全無虞，在這遊戲裡穩操勝券、占盡上風。他臉上可能露出一絲微笑──一直到胸口的重重一擊把他打垮。接下來局勢完全逆轉，原本的勝利變成一場災難，他沒有時間補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臟病到底給人什麼感覺？沒有人知道，因為病發的人都死了。醫護人員的說法是：細胞壞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堵塞的血管。他們猜想：心臟會迅速跳動，但卻沒有用，或者連心臟都已經動不了了。他們用的字眼通常是心肌梗塞或心室顫動，但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沒有意義。其實他們只要說一句話就好了：「反正就是癱倒然後死掉。」肯恩．克拉瑪一定是這樣，他剛剛癱倒死去，許多祕密隨他逝去，但是他留下的麻煩幾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個借用的辦公室裡。牆上有鐘，只有時針跟分針，沒有秒針，是個不會滴答作響的電子鐘，它靜得就像這房裡的死寂一樣。我故意看著分針，它並未移動。

　　我等待著。

　　針動了，它往前跳動六度，這小幅的移動充滿了機械的精準度。它彈了一下，稍稍抖動之後又恢復停滯。

　　一分鐘了。

　　過了一分，還有一分。

　　再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著看，時鐘停滯的時間似乎好久好久，然後分針又跳動了六度。又過了一分鐘，已是午夜時分，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一九九〇年。

　　我把椅子往後推，在桌後站起身來。電話鈴響，我猜是打來祝我新年快樂的。但卻不是：是個警察打來的，因為在他轄區裡有個軍人死在距離部隊三十哩外的汽車旅館裡。

　　他說：「我要找憲兵執勤軍官。」

　　 我又在桌子後坐下。

　　我說：「我就是。」

　　「這裡死了一個你們的人。」

　　「我們的人？」

　　他說：「是個軍人。」

　　「哪裡？」

　　「鎮上的汽車旅館。」

　　我問：「怎麼死的？」

　　那傢伙說：「很有可能是心臟病。」

　　我頓了一下，把陸軍的制式桌曆從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說：「沒有疑點嗎？」

　　「看不出來。」

　　「你看過死於心臟病的屍體？」

　　「多得是。」

　　我說：「好，打給部隊的指揮部。」我把號碼給了他，我說：「新年快樂。」

　　他說：「你不需要來一趟嗎？」

　　我說：「不需要。」說完就把電話掛掉。

　　我不需要去。像陸軍這種龐大的組織，人數比達拉斯小一點，比底特律多一點，說到「公事公辦」的精神，則是跟前兩者都一樣。目前軍隊總員額是男女加起來總共九十三萬人，他們的組成可以說就是美國全體國民的縮影。美國國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點六五，而在沒有戰事爆發的情況之下，軍人的死亡率並不高於或低於一般民眾。整體而言，他們比一般人口年輕，體能狀況也較好，但是他們抽的菸和喝的酒都較多，吃得較差同時壓力較大，訓練時還必須做各種危險的事，所以他們的壽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沒多少差別。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這種死亡率來計算，一年裡每天會有二十二個軍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殺、心臟病、癌症、中風、肺病以及肝腎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達拉斯的市民沒什麼兩樣。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個憲兵，不是個禮儀師。

　　分針又動了，它往前跳動，彈回來後又停滯下來。現在是午夜過了三分。電話又響了，這次是祝我新年快樂的人──我辦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說：「新年快樂。」

　　我說：「也祝福妳。妳不能起身探頭進來就好了嗎？」

　　「那你不也可以探頭出來嗎？」

　　「剛剛我在講電話。」

　　「誰打來的？」

　　我說：「沒什麼事，只是有人沒辦法活到九〇年代。」

　　「要喝咖啡嗎？」

　　我說：「當然好。為什麼不喝？」

　　我又把電話放下。當時我已經進部隊六年多了，陸軍的咖啡是讓我樂意繼續服役的原因之一。無疑的，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陸軍的士官們，同樣也是最棒的。像這位女中士，她的故鄉是北喬治亞州的山區。我才認識她兩天，知道她離營時都住在北卡羅萊納州一處不毛之地的拖車公園裡。她有個小男嬰，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訴我，但沒提過她有個丈夫。她全身都是骨頭與肌腱，身體就像琢木鳥的嘴一樣堅硬，但是她喜歡我。我看得出來，因為她幫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歡你，是不會幫你倒咖啡的。他們只會在背後捅你一刀。她開了我的門走進來，拿著兩個馬克杯，我們一人一杯。

　　我又說了一次：「新年快樂。」 她把兩杯咖啡都擺在我桌上。

　　她說：「真的會快樂嗎？」

　　我說：「好像沒什麼值得不快樂的理由。」

　　「柏林圍牆塌了一半，我在電視轉播上看到的，大家瘋狂慶祝著。」

　　 「很高興這世界上還有人在某個角落慶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剛剛我沒看到這則新聞。」

　　「那是六小時前的事了，因為時差。」

　　「人可能還沒散呢。」

　　「很多人帶了大榔頭去。」

　　「那是政府開放的，那半邊是個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來我們一直把它保持在這種狀態。」

　　「很快我們就沒有敵人了。」

　　我嚐一口咖啡，熱熱的黑咖啡，世間極品。

　　我說：「我們贏了，那不是好事嗎？」

　　「如果你是靠美國政府吃飯的人，可不是個好消息。」

　　她跟我一樣都穿著標準的叢林迷彩戰鬥服，袖子平整地往上捲。她的憲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內側用了安全別針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發亮。

　　我問她：「妳有沙漠迷彩裝嗎？」

　　她說：「沒待過沙漠。」

　　「上面的紋路被改過了，加了一個個棕色的色塊，花了五年時間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傢伙說那叫做巧克力條。那紋路不好，以後一定會改回來的。但是他們又要花五年時間才能想通這一 點。」

　　「所以呢？」

　　「如果軍方高層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裝紋路修改的事，那麼裁軍這件事要花他們多久時間？到時候搞不好妳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了，所以妳就別擔心了。」

　　她說：「嗯。」但口氣裡還是不相信我。她接著說：「你覺得他是一塊讀大學的料？」

　　「我沒見過他。」

　　她不發一語。

　　我說：「陸軍討厭改變，而且我們永遠不缺敵人。」

　　她還是不發一語。我的電話又響起，她趨前幫我接電話，聽了大概十一秒之後才把話筒交給我。

　　她說：「長官，是蓋伯上校，人在華盛頓。」

　　她把自己的馬克杯拿走後就離開房間了。蓋伯上校是我最上頭的老闆，儘管人還不錯，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點八分打電話，只是為了跟我說新年快樂，他不是那種人。有些高官會做這種事，一到假日特別來勁，就像自己是個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蓋伯完全沒想過嘗試這種事，對其他人都不可能，對我就更不用說了。即使他知道我在這裡，也不會這麼做。

　　我說：「我是李奇。」

　　他頓了好一會兒，才說：「我還以為你在巴拿馬。」

　　我說：「我接到了命令。」

　　「從巴拿馬把你調到博德堡？為什麼？」

　　「依我的官階，我只能服從命令。」

　　「什麼時候？」

　　「兩天前。」

　　他說：「真討厭，不是嗎？巴拿馬可能還比較刺激一點。」

　　我說：「還好。」

　　「他們還派你在跨年的時候當值班軍官？」

　　我說：「我自願的，我希望他們喜歡我。」

　　他說：「這差事可真慘。」

　　「剛剛有個中士端了一杯咖啡給我。」

　　他頓了一下說：「剛剛有人打電話告訴你汽車旅館裡有軍人死掉？」

　　我說：「八分鐘前。我把這件事轉給部隊指揮部。」

　　「指揮部又把這件事轉給某人，害我剛剛被人從派對中找出來講這件事，從頭到尾都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死掉的那傢伙是個二星上將。」

　　電話那頭沉靜了下來。

　　我說：「我沒想到要問。」

　　他在電話那頭還是不發一語。

　　我說：「將軍也會死，跟任何人一樣。」

　　他沒回我話。

　　我說：「沒有疑點，反正他就是掛了。死因是心臟病發作，可能還有痛風，沒什麼值得我注意的。」

　　蓋伯說：「這是尊嚴的問題。我們不能任由一個二星上將這樣橫屍在公共場所，卻一點反應也沒有。我們需要有人到場。」

　　「那個人是我嗎？」

　　「我本來以為別人可以去，但今晚在全美國還保持清醒的憲兵裡面，你大概是官階最高的。所以，就是你要去現場。」

　　「去那裡要一個小時。」

　　「死人還會亂跑嗎？而且，他們到現在也還沒找到一個清醒的驗屍官。」

　　我說：「好吧。」

　　他說：「別惹事。」

　　我又說了一次：「好吧。」

　　他說：「客氣一點。離開了部隊，他們才是老大。那是警察的司法管轄區域。」

　　我說：「我了解警察，我曾經跟一個警察合作過。」

　　他說：「但是你要控制場面。如果這案子有問題的話。」

　　我說：「他可能就只是在床上去世而已，很多人都這樣。」

　　他說：「有必要就打電話給我。」

　　「派對好玩嗎？」

　　「棒透了，我女兒也來了。」

　　他喀一聲把電話掛斷，我回電給剛剛那位警方的調度員，問到了汽車旅館的名字跟地址。然後我把咖啡留在桌上，告訴中士這是怎麼一回事，回到我的寢室去更衣。我想所謂「去現場」意味著我不能穿著戰鬥服過去，於是換上綠色軍禮服。

　　我從軍車調度場開走一輛悍馬車，從大門登記外出。我發現只要五十分鐘就可以開到汽車旅館。它位於博德堡北方三十哩外，我必須先穿過一片我不認識的北卡羅萊納州鄉間區域，沿路一邊是群聚的商店和矮小樹林，另一邊我猜是在冬季停耕的甘薯田。我第一次經過這個區域，以前從沒在那裡的部隊待過。沿路都很安靜，大家還在屋裡面開派對。我希望在他們全都開車踏上歸途之前就可以回到博德堡，避免塞車──不過，如果要我用悍馬車跟老百姓飆車，我倒是很樂意。我穩贏的。

　　汽車旅館位於一片漆黑的低矮商區的某個角落，地點在一個大型高速公路交流道旁。商區中央是個卡車休息站，休息站有一個假日才開張的廉價餐館，還有一個連十八輪卡車都停得下的加油站。有間煤渣磚砌成的酒吧，到處都是霓虹燈，沒有窗戶，上頭掛著一個寫著「脫衣舞孃」的粉紅色霓虹招牌。停車場有一個美式足球場大，上面到處是柴油引擎排氣所留下的噴痕，以及沾著五顏六色油漬的污土。酒吧裡傳來嘈雜的音樂，車子在外面七橫八豎地停著。在街燈下，整個區域閃耀著硫黃色的光芒。晚間的空氣很冷，霧氣一層層飄浮著。汽車旅館就在加油站對街，二十個破爛的房間彎曲地排著，屋外的油漆嚴重剝落。旅館看來空無一人，走道左邊底部有間辦公室，同時有個投幣式的入口以及發出嗡嗡聲響的可樂販賣機。

　　第一個疑點是：一個二星上將怎麼會在這裡投宿？我非常確定，如果他住進假日飯店，也不會被國防部質問的。

　　在倒數第二個房間外面，有鎮上的兩輛警方巡邏車隨意停著，中間夾著一輛平凡無奇的小轎車。車子已經冷了，車上到處布滿著霧氣。那是一輛基本款的四汽缸紅色福特汽車，輪胎寬度很窄，輪圈蓋是塑膠的。這一定是租來的。我把悍馬車停在右邊那輛巡邏車旁，下車後感到一陣冷空氣襲來。我聽到對街傳來的音樂更大聲了，倒數第二個房間的燈沒開、門沒關，我猜是因為警方想讓室內保持低溫，否則屋裡那老傢伙的屍體會開始變質。我急著要看他一眼──我可沒見識過死掉的將軍長什麼樣子。

　　三個警察待在車裡，有一個下車跟我碰面。他穿著棕褐色的警褲，短皮夾克的拉鍊拉到下巴，沒有戴帽子。從夾克上的警徽可以看出他姓史達頓，階級是副警長。我不認識他，因為我不曾在那裡服役。他是個一頭灰髮的五十歲男性，中等身高，有一點不結實跟過重，但是看他盯著我外套上徽章的樣子，可能是個退伍軍人，很多警察都是這樣的。

　　他開口跟我打招呼：「少校。」

　　我點點頭──他是個老兵，沒錯。少校兩肩各有一小片一吋長的金色橡樹葉橫跨在肩章上。這傢伙往上面與兩邊打量我的肩章，這樣的角度其實看不清楚。但我看得出他知道這肩章的意義是什麼，所以他對官階很了解。而且我認出了他的聲音：凌晨零點過五秒打電話給我的人，就是他。他說：「我是瑞克．史達頓副警長。」他很冷靜，他見識過心臟病發死掉的人。

　　我說：「我是傑克．李奇，今晚的憲兵執勤軍官。」他也認出了我的聲音，於是露出了微笑。

　　他說：「你終究還是決定來這裡一趟。你沒說死掉的是個二星中將。」

　　我說：「我可沒見識過死掉的將軍長什麼樣子。」

　　他說：「沒幾個人見識過。」他說這句話的樣子就像曾被徵召入伍的人。

　　我問：「你待過陸軍嗎？」

　　他說：「海軍陸戰隊，軍階是二等士官長。」

　　我說：「我老爸也是海陸的。」我在跟海軍陸戰隊出身的人講話時，總是把這點講得很清楚，這讓我的血統顯得「純正」一點，他們也不會只是把我當成陸軍大兵。但是我講得很含糊，沒提到他最後官拜上尉。被徵召入伍的人跟軍官不見得就看對方順眼。

　　他說：「悍馬耶！」

　　他看著我的車。

　　他問我：「你喜歡嗎？」

　　我點點頭。當說到「HMMＷV」這個縮寫，都是用「悍馬」兩個字就帶過去了，但其實它的全稱叫做「高機動性多用途輪式車輛」，而且這名稱相當完整地描述了它的性能。在陸軍這種地方當兵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回事，他們說會給你什麼，就會給你什麼。

　　我說：「它的性能就像廣告中講得那麼神。」

　　他說：「有點太寬了，我在城裡開車絕對不會開它。」

　　我說：「前面會有坦克幫你開路，我想這就是它規劃中的性能。」

　　 對面的酒吧繼續傳來音樂聲，史達頓不發一語。

　　我對他說：「我們去看一下死者吧。」

　　他帶我走進去，啪一聲按下開關，打開屋內走廊的燈，又按另一個開關把整間屋子的燈打開。我看見一個標準的汽車旅館室內規劃：一個一碼寬的大廳，左邊有個衣櫃、右邊有浴室，然後是一個十二乘二十呎、嵌在牆壁上的長方形櫃檯，跟衣櫃一樣深，床舖則是跟洗手間深度一樣長的雙人寬床。天花板很低，遠處有個寬窗，掛著簾子，窗子下方有個穿過房間牆壁的冷暖兩用空調機。房裡大部分的東西都已經老舊破爛，褪成了棕色，整個地方給人一種黯淡、潮濕與悲慘的感覺。

　　床上有個死者。

　　他全身赤裸，臉部朝下，是個年近六十的白人，很高，身形就像個身材日漸走樣的職業運動員，很多教練都是這種體型。他依舊有一身不錯的肌肉，但是處理事物的方式開始跟個老傢伙一樣──那些人的體力不管有多好，終究會變樣。他白皙的大腿上沒有腿毛，身上有些舊傷疤，留著灰色平頭，脖子後面的皮膚既粗糙又充滿皺紋。他可以說是典型的軍人：不管幾百個人看到他，一定都會說他是個陸軍軍官。

　　我問：「發現他時就是這樣？」

　　史達頓說：「嗯。」

　　第二個疑點是：怎麼會被發現？這傢伙要了一個房間過夜，希望至少一直到第二天女清潔工來打掃以前都不被打擾。那他又怎麼會被發現？

　　我說：「什麼情況？」

　　「什麼情況？」

　　「他是在什麼情況下被發現的？他自己打一一九嗎？」

　　「不是。」

　　「那麼是怎樣發現他的？」

　　「等下你就知道。」

　　我頓了一下，還是看不出來。

　　我說：「你們曾經翻動他嗎？」

　　「嗯，然後我們又把他翻回去。」

　　「你介意讓我看看嗎？」

　　「請便。」

　　我往前跨步，走到床邊，左手往死者腋下的方向往下滑，然後把他翻過來。他的身體僵冷，但是才剛剛變硬。我讓他靠著背部平整躺下，觀察到了四件事：第一點，他的皮膚明顯呈現灰白色；第二點，他臉上還維持著震驚痛苦的表情；第三點，他之前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臂，抓的部位就在靠近二頭肌的部分；第四點，他還戴著保險套。他早就沒有血壓了，因此不可能勃起，所以保險套只是空盪盪地套在身上，就像一片半透明的慘白肌膚。顯然他還沒有達到高潮就死了。

　　史達頓在我身後說：「心臟病發。」

　　我點點頭。灰色的皮膚是證據，他臉上的震驚與痛苦，還有他左臂突然出現的疼痛也是。我說：「病情很嚴重。」

　　史達頓用帶著微笑的聲音說：「但是，是在性交之前還是之後？」

　　我看著床頭擺枕頭的地方，床單跟被子都還很整齊。死者躺在床單上，床單未被掀開，因此枕頭還整齊地擺在上面。但是床上有個頭形的凹痕，還有被手肘與腳跟弄縐與往下陷的痕跡。

　　我說：「病發時，那個女的在他下面。那是確定的，因為她必須用力把他推開才走得掉。」

　　「這種死法可真慘。」

　　我轉身對他說：「我還想得到更慘的死法。」

　　史達頓只是對我笑著。

　　我說：「怎樣？」

　　他沒有回答我。

　　我說：「那個女人沒有留下任何蹤跡？」

　　 他說：「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她逃掉了。」

　　「櫃檯那傢伙有看到她嗎？」

　　史達頓只是又對著我微笑。

　　我看著他，然後就懂了。一個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廉價旅館，旁邊還有個卡車休息站與上空酒吧，地點在軍事基地三十哩以外的地方。

　　我說：「她是個妓女。這就是為什麼他會被發現，櫃檯那傢伙根本就認識她，看她沒過多久就跑出來，好奇發生了什麼事，所以進房查看。」

　　史達頓點頭說：「他立刻打電話給我們，當時那位女士早就無影無蹤，這是當然的。一開始他還否認她曾經來過，他假裝這裡不是那種旅館。」

　　「你們警局曾經辦過在這裡發生的案子嗎？」

　　他說：「偶爾。相信我，這裡就是那種旅館。」

　　蓋伯說，我要控制場面。

　　我說：「心臟病發，就這麼簡單。」

　　史達頓說：「可能吧，但是要驗屍才能確認。」

　　房裡很安靜。我只聽得到從外面警車上無線電對講機傳來的對話，還有對街酒吧裡的音樂。我轉身回床邊，看著死者的臉，我不認識他。他在右手戴了一枚西點軍校戒指，左手的老舊婚戒大概有九克拉。我看著他的胸膛，因為他伸手去抓左邊的二頭肌，兵籍號碼牌被右臂擋住。我好不容易把他的手抬起，把號碼牌拉出來，牌子周圍有一圈用來防止碰撞出聲的橡膠。我把牌子拿起來，直到鍊子被他的脖子撐緊才不再移動。他姓克拉瑪，是個血型Ｏ型的天主教徒。

　　我說：「我們可以幫你們驗屍，地點是在北邊的瓦特．瑞德陸軍醫學中心。」

　　「在別州嗎？」

　　「他可是一位將軍。」

　　「你不想聲張這件事。」

　　我點頭說：「當然。如果是你，你想讓這件事傳出去嗎？」

　　他說：「可能也不會吧。」

　　我放下號碼牌，離開床邊，查看了床頭櫃與櫃檯，兩者都空無一物。房間裡沒電──我猜，像這種地方，旅館櫃檯會有付費電話。我走過史達頓身邊去查看浴室，在洗手台旁邊有一個他自購的黑色個人用品皮革包，拉鍊是關著的。包包上有浮印的KRK三個縮寫字母。打開後我發現裡面有牙刷、刮鬍刀以及旅行用的牙膏與刮鬍泡，沒有其他任何東西：沒有藥物、沒有心臟病的處方箋，也沒有保險套。

　　我查看衣櫃，裡面有整套正式的軍禮服，分別掛在三個整齊擺好的衣架上，三個衣架依序擺著摺好的褲子、外套與襯衫，領帶還在襯衫衣領上。擺在衣架上方隔板中間的是一頂校級軍官的軍帽，上面到處是金色的鑲邊。帽子的一邊擺著一件摺好的白色內衣，另一邊則是摺好的白色拳擊短褲。

　　衣櫃底層擺的是一雙靠在一起的鞋，旁邊擺的是一個已經褪色的綠色帆布衣袋，整齊地靠在衣櫃後側的板子上。黑色的鞋子被擦到發出微光，捲好的襪子緊緊塞在裡面。這個衣袋是他自購的，每個容易受力的地方還加上了皮革來加強支撐力，但是皮都已經破舊了。袋子不是裝得很滿。

　　我說：「你會拿到檢驗結果，我們的病理師會原原本本的把報告交給你。如果你看到讓你不高興的內容，我們會立刻把案子交回你手上，一句廢話也不會講。」

　　史達頓不發一語，但我感受不到他有敵意，有些小鎮警察還挺上道的。像博德堡這種大型基地會對它周邊老百姓的世界造成大大小小的許多影響，因此憲兵必須花很多時間跟警察交手，有時他們真是眼中釘，有時卻不是。我感覺得到史達頓不會是大麻煩，他很鬆懈。重要的是，就我的標準而言，他可以說是個懶人，懶人總是樂意把燙手山芋交給別人。

　　我說：「多少錢？」

　　「什麼多少錢？」

　　「在這裡嫖妓要花多少錢？」

　　他說：「二十美金就夠了。在這片被林地包圍的山區裡，沒什麼好貨色。」

　　「那房間呢？」

　　「也許十五塊吧。」

　　我把屍體復原成趴下的姿勢。這可不容易，他至少有兩百磅重。

　　我問：「你覺得呢？」

　　「什麼事？」

　　「把屍體送去瓦特．瑞德醫院去檢驗。」

　　我們倆沉默了一會兒，史達頓看著牆壁。

　　他說：「也許可以接受。」

　　有人敲門，進來的是車上其中一個警察。

　　他說：「驗屍官剛剛打電話來，他說他至少要再兩個小時才能趕來。沒辦法，今天是跨年夜。」

　　我露出微笑。「可以接受」馬上要變成「何樂而不為」了。兩小時後史達頓還有別的事要忙，接下來一堆派對要結束了，路上會一團混亂。兩小時後他會求我把這老傢伙弄走。我不發一語，那警察又回車上去待命，而史達頓則一路走進房裡，面對窗簾拉下的窗戶，背對著屍體。我把掛著大衣的外套拿出衣櫃，把它掛在走廊燈光照射著的浴室門框上。

　　看著軍禮服的外套就像讀一本書，或是像在酒吧裡聽旁邊的傢伙訴說他一生的故事。這件外套的尺寸剛好符合床上那具死屍，上面有寫著「克拉瑪」的名牌，跟兵籍號碼牌相符。上面有用緞帶掛著的紫心勳章，還有在他第二、第三次受傷後加上去的兩枚青銅橡樹葉徽章，這跟他身上的傷痕也吻合。外套肩章上有兩枚銀星，代表他是個少將。他的兩枚兵科領章代表他是裝甲兵科的，從番號臂章看來，他隸屬於第十二軍團。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堆單位發給的獎章、一堆可以追溯到越戰跟韓戰期間的緞帶勳章，有些可能是死命拚來的，有些不是。有些勳章是外國政府發給的，因此他有權佩戴，但並不具強迫性。這是一件標準的長外套，是部隊發給的，不是跟外面裁縫訂製的，看起來雖然老舊，但他保養得很好。整體而言，這件外套告訴我，他只是喜歡炫耀軍功，本身個性倒不算浮誇。

　　我查看口袋。都是空的──只有那輛租來的車的鑰匙。鑰匙套在一個1字形的塑膠鑰匙圈上，還附著一張紙片，上方用黃字印刷著：「赫茲租車公司」，下方則是一個用黑色鋼珠筆寫的車牌號碼。

　　沒有皮夾也沒有零錢。

　　我把外套放回衣櫃裡，查看他的褲子，裡面也是空無一物。鞋子裡也只有襪子。帽子下面也沒有藏東西。我把裝衣袋拿出來，放在地板上打開。裡面有一套戰鬥服、一個M43野戰帽，以及換洗的襪子、內衣各一，還有一雙擦亮的素面黑色戰鬥皮靴。裡面有一個沒放東西的部分，我猜大概是擺個人用品袋的，除此之外，別無他物。我把它合起來，放回原處。我蹲下看看床底，也沒有任何東西。

　　史達頓問我：「有什麼是我們該擔心的嗎？」

　　我站起來搖搖頭，騙他說：「沒有。」

　　他說：「那你就把屍體弄走吧，但是要給我一份報告。」

　　我說：「沒問題。」

　　他說：「新年快樂！」

　　他走回外面車上，我則回到悍馬車上，用一〇五的代號呼叫，意思是「請求一輛救護車」。我告訴我的中士，叫她隨車要派兩個可以把克拉瑪所有私人物品列一份清單並且打包的人員，把東西拿回我辦公室。然後我坐在駕駛座，等著史達頓跟他的手下都走掉。我看著他們在霧中加速，又回到屋裡，從克拉瑪的外套裡取出鑰匙，又回到外面把福特轎車打開。

　　裡面除了汽車座椅清潔劑的臭味以及租車合約的副本之外，別無他物。克拉瑪是那天下午一點三十二分在華盛頓附近的杜勒斯機場取車的。他用的是個人的美國運通卡，還因此打折。他拿到車時的里程數是一萬三千兩百一十五英里，現在里程表上面顯示的是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三英里，兩者相減後我想他開了兩百九十八英里的車程，這數字大概就是兩地之間的直線距離。

　　我把鑰匙跟紙條放進口袋，走到對街的酒吧去。每接近一步，就感到音樂變得更大聲，距離酒吧十碼遠時，我開始從通風口聞到啤酒香與菸味。我穿過停在外面的汽車，找到大門──那是一扇結實的木門，它擋住了外面的冷空氣。我一推開門就有一陣音樂和熱氣迎面襲來。裡面人群雜沓，舉目所及，是五百個人待在一堵堵黑牆圍成的空間裡，室內投射著紫色聚光燈，到處都是水晶球燈。我看到後面舞台上有個鋼管女郎，她匍匐在地上，全身只剩一頂牛仔帽。她到處爬著，一邊收取小費。

　　門後有個穿著黑色T恤的大塊頭站在收銀機後面，他的臉被陰影擋住，在隱約的聚光燈餘光中我看到他的胸膛跟油桶一樣大。音樂震耳欲聾，大家都擠在一起，連牆邊也都站得滿滿的。我走到外面，讓門甩回去，在冷空氣中靜待片刻，然後走回對街，直接去汽車旅館的櫃檯。

　　那是一個黯淡的地方，日光燈讓整個空間看來一片慘綠，門口的可樂販賣機不斷傳來噪音。牆上有一具付費電話機，地板上鋪的是老舊油布，及腰的櫃檯裡面空間很狹小，它的材質是人們常在地下室使用的那種假木板。一個旅館員工坐在後面高凳上，他是個大概二十歲的白人，一頭長髮看來沒洗，下巴往後收讓他顯得很沒男子氣概。

　　我說：「新年快樂。」

　　他沒有回我話。

　　我問：「你有拿死者的任何東西嗎？」

　　他搖頭說：「沒有。」

　　「再說一次。」

　　「我沒拿任何東西。」

　　我點點頭。我相信他。

　　我說：「嗯。他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我不知道。我十點來的，當時他已經在了。」

　　我又點點頭。一點三十二分，克拉瑪在杜勒斯機場的租車停車場。而且依他開的里程數看來，那個數字顯示他是直接開到這裡，不太可能去做其他事──意思是，他抵達這裡是在七點半左右。如果他中途在某處停留吃晚餐，也許是八點半。如果他開車特別小心，也有可能是九點。

　　「他有用過電話嗎？」

　　「電話壞了。」

　　「那麼他怎麼召妓的？」

　　「招什麼妓？」

　　「他死的時候正在嫖的那個妓女。」

　　「這裡不做黑的。」

　　「他跑到對面酒吧去找來的嗎？」

　　「他住這麼裡面，我哪看得到他在搞什麼鬼？」

　　「你有駕照嗎？」

　　那傢伙頓了一下，他說：「你要幹什麼？」

　　我說：「問你問題，你就回答。有沒有？」

　　他說：「有。」

　　我說：「給我看。」

　　我長得比他的販賣機還魁梧，身上又都是徽章勳帶，他只好乖乖聽話。當我用這種語氣講話時，有哪個二十歲的瘦排骨敢不從命呢？他把屁股從凳子上翹起，伸手到後面去拿皮夾。打開後我看到他的駕照放在一個乳白色的透明塑膠夾層中，上面有照片、姓名與地址。

　　我說：「好，現在我知道你住在哪裡，我會再回來問你一些問題。如果我在這裡找不到你，我會去你家找你。」

　　他沒有對我說些什麼。我轉身推門出去，回到我的悍馬車上去等。

　　四十分鐘後，一輛軍用救護車和另一輛悍馬車出現了。我告訴手下們把全部東西都拿走，包括租來的那輛車，但是我沒有看著他們辦事，反而是先回基地去。我在大門登記入營後又回到暫借的辦公室，叫中士幫我撥電話給蓋伯。我在桌邊等著，兩分鐘內就接通了。

　　他問：「怎麼回事？」

　　我說：「他叫做克拉瑪。」

　　蓋伯說：「我知道，我和你講完電話後就打給警方那位調度員。他怎麼死的？」

　　我說：「心臟病發。發作時他正在和一個妓女進行性交易。如果哪隻蟑螂比較挑剔，大概死也不會去他待的那家汽車旅館。」

　　電話兩頭沉默了好一會兒。

　　蓋伯說：「媽的。他已經結婚了，還發生這種事。」

　　「嗯，我看到他手上的婚戒，還有他西點軍校的戒指。」

　　蓋伯說：「我查過了，他是五二年班的。」

　　我們倆都沒說話。

　　他又說了一次「媽的」，然後說：「聰明人幹嘛都喜歡做這種蠢事？」

　　我沒回話，因為我也不知道。

　　蓋伯說：「我們要謹慎一點。」

　　我說：「別擔心，善後工作已經開始了，當地警察允許我把他送去瓦特．瑞德軍醫院。」

　　他說：「好，很好。」頓了一會兒後他又說：「從頭到尾說給我聽，好嗎？」

　　我說：「他身上戴著十二軍團的番號臂章，這代表他的基地在德國。他昨天可能是從法蘭克福搭飛機到杜勒斯機場。一定是搭民航機，因為他穿著軍禮服，這樣才能獲得升等。如果坐的是軍機，他應該會穿戰鬥裝。他租了一台爛車，開了兩百九十八哩路，住進一間只要十五塊的汽車旅館房間，花二十塊召妓。」

　　蓋伯說：「我知道他搭的飛機，我打電話給十二軍團，跟他的幕僚談過了。也告訴他們他的死訊。」

　　「什麼時候？」

　　「我一跟調度員通完電話就跟他們說了。」

　　「你也說了他的死因跟事發地點嗎？」

　　「我只說有可能是心臟病發，完全沒談到細節與地點，現在看來，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說：「他搭的是什麼班機？」

　　「昨天從法蘭克福飛到杜勒斯機場的美航班機，下午一點抵達。他還有一段需要轉機的航程，是今天早上九點，從專飛國內班機的華盛頓機場到洛杉磯國際機場。他本來打算去爾汶堡去參加一個裝甲兵科會議。他是一位駐歐裝甲兵指揮官，是個重量級人物，這幾年已經在等著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因為下一次就該輪到裝甲兵科出身的將領了。現任副主席是步兵科出身的，按照輪替的慣例，他是有機會出線。但是現在看來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對吧？」

　　我說：「大概吧，都已經死透了。」

　　「他在一週內就該回德國去。」

　　「他的全名是？」

　　「肯尼斯．勞勃．克拉瑪。」

　　我說：「我猜你也知道他的生日，還有出生地。」

　　「那又怎樣？」

　　「還有他的班機號碼與機位編號，政府會幫他的機票出多少錢。你甚至已經知道他有沒有要求吃素，以及爾汶堡將安排他住進哪一間來訪軍官寢室。」

　　「你的重點是什麼？」

　　「我想說的是，為什麼我沒跟你一樣得到這些訊息？」

　　蓋伯說：「你為什麼會知道？我一直在打電話，而你則是在汽車旅館裡查案子。」

　　我說：「你知道嗎？每次我不管到哪裡，我都會帶著一疊東西，像是機票、通行證還有訂位紀錄等等，如果我是從國外飛回來，我還會帶著護照。如果我是去參加會議，我一定會帶著手提箱．裡面會帶著其他拉哩拉雜的東西。」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些他擺在汽車旅館房裡的東西不見了。像是機票、訂位紀錄、護照以及行程表等等。大體而言，就是一般人會擺在手提箱裡面的那些東西。」

　　蓋伯沒有回話。

　　我說：「他有個綠色的帆布裝衣袋，棕色皮革滾邊的。我可以用十塊跟你賭一塊，他有一個成套的手提箱。兩者可能都是他老婆挑的，也許是跟LL畢恩郵購的，也許是在十年前買的聖誕禮物。」

　　「手提箱不在房裡？」

　　「他可能也把皮夾放在裡面，因為他穿著軍禮服，那麼多的勳章與緞帶會把外套的內袋繃得太緊，擺皮夾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想，在他付錢後，那個妓女看到他把皮夾擺在哪裡。開始辦事後他就發作了，她看到自己有點小利可圖，於是把手提箱偷走。」

　　蓋伯沉默了好一會兒。

　　他問：「這樣會有問題嗎？」

　　我說：「那就要看他除了機票那些雜物之外，還擺了什麼東西。」

2

　　放下電話後我看到中士留的字條：你哥打電話找你，未留言。我把紙條對摺，丟進垃圾桶，接著回到自己的寢室，睡了三小時，起床後又過了五十分鐘，就看到清晨的曙光了。黎明時分我又回到了汽車旅館，這個地區早上看還是那麼糟糕──依舊一片蕭條寂靜，數哩內杳無人煙，全無喧擾之跡象。不管是哪個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新年的黎明時分，總是會陷入完全靜止的狀態。高速公路上沒有車流，完全看不到車子的蹤跡。

　　卡車休息站的小吃店開著，但卻是空的，汽車旅館的辦公室裡也沒人。我沿著走道來到克拉瑪投宿的倒數第二間房，房門是鎖著的，我站著靠在門上，開始模擬當時的情況：如果我是那個妓女，客人剛剛死掉，我得把他沉重的身軀推開，迅速著裝後一把抓起他的手提箱，拿了就跑。我想拿皮夾裡的現金，還有那張美國運通卡，所以我會翻找一遍，把錢跟卡拿走，丟掉箱子。那麼，我會在哪裡做這件事？

　　房間裡面是最適合的地點，但是基於某些理由，我沒有這麼做──也許我很慌張，也許我嚇呆了，覺得毛骨悚然，所以只想趕快離開現場。那麼，還有哪裡呢？我直接看到的是對街的酒吧，也許那是我會去的地方，平常我可能就是在那裡拉客的，但是我不會拎著一個手提箱去那裡。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拿著一個大包包，這樣會引起同行們的注意。她們到哪裡都會帶著一大堆東西：保險套、按摩油，還有刀子或槍，甚至是信用卡刷卡機。這是辨識妓女的最明顯特徵：她們穿得像是要去參加舞會，拿著一個像是要去度假的大袋子。

　　我看看左手邊，也許我會繞到旅館後面僻靜處，雖然所有的窗子都朝後面，但因為是深夜，我可以確定窗簾都被放了下來。於是我左轉後再左轉，看到這排房間後面有片與這座旅館的長度相同的長方形亂草堆，深度大概是二十呎。我想像著自己快速通過草堆，然後在深處的陰影中停下，用手去觸摸手提箱裡面的東西。我想像已經找到自己的東西，然後把箱子往陰暗的遠處丟，它有可能會落在三十呎外的地方。

　　我站在她可能站過的地方，設定一個四分之一的圓圈範圍，所以我必須查看的區域大概有一百五十呎左右。因為前一晚的冷霜，堅硬的地面幾乎是凍結的，我發現很多東西：垃圾、用過的針頭、吸食古柯鹼的錫箔、一個別克的汽車輪胎蓋以及一個滑板的輪眙。但是沒有手提箱。

　　這片空地的後方有一道大概六呎高的木製圍籬，我攀上去後往後面看，又是一片雜草叢生的長方形石子地，也沒看到手提箱。下了圍籬後我繼續往下走，從後面繞回旅館的櫃檯。我看到一道髒污的石紋玻璃窗，我想後面是職員專用的洗手間，窗戶下方有十幾台被棄置的空調機，疊成矮矮的一堆。它們都生鏽了，我想已經有數年沒有搬動過。我繼續走，繞過角落，左轉後是一小片長滿雜草的礫石空地，我打開那裡的子母垃圾車車蓋，在整箱四分之三滿的垃圾裡，也沒有手提箱。

　　我穿過街道，走過空盪盪的停車場，看著酒吧，裡面完全沒有聲音傳出，而且大門深鎖。霓虹燈都是關著的，彎曲的小燈管看來完全沒有熱度。酒吧也有一台子母垃圾車，和車輛一樣停放在外面，裡面一樣沒有手提箱。

　　我走進整間油膩膩的餐廳，裡面還是空著的。我查看了餐桌旁以及雅座的靠背椅旁的地板，也看了收銀機後面的地板，發現一只硬紙板箱裡面插了兩、三把廢棄的雨傘──還是沒有手提箱。我查看女用洗手間，裡面沒有人，仍然沒有手提箱。

　　我看了一下手錶，走回酒吧。我必須要在那裡當面問問題，但是至少要再過八小時才營業。我轉身看著對街的旅館，還是沒有人在辦公室裡，所以我回到悍馬車上，剛好聽到無線電傳來一〇一七的訊息代碼，意思是返回基地。我知道後便發動引擎，直接開回博德堡。因為路上都沒車，不到四十分鐘就趕到了。我看到克拉瑪租的車就停在汽車調度場裡，而我暫借的辦公室外面來了一個新面孔：是個值白天班的下士。黝黑的皮膚與矮小的身高讓他看來像路易斯安那州人──祖先一定是法國人，這種血緣我一看就知道。

　　他說：「你哥又來電了。」

　　「什麼事？」

　　「沒留話。」

　　「為什麼要發一〇一七的訊息代碼？」

　　「蓋伯上校下的命令。」

　　我露出了微笑。說真的，在生活中光是講訊息代碼就可以代替說話，我自己就有這種感覺。一○一七代表要用電話或無線電聯絡，比較嚴重的像是一○一六，代表應該用不會被竊聽的室內電話聯絡。蓋伯上校下令發出一〇一九的訊號，意思就是蓋伯要你打電話給他。有些憲兵部隊已經開始改用口語來代替訊號，但顯然這裡還沒那麼進步。

　　我走進辦公室，看到克拉瑪的裝衣袋靠在牆邊，旁邊擺著一個裝著他的鞋子、內衣與帽子的硬紙盒。他的制服仍掛在三個衣架上，被依序掛在我的衣帽架上。我經過這些東西到桌邊撥了蓋伯的電話號碼，一邊聽著嘟嘟的電話聲，一邊想著我哥打電話給我幹什麼，也納悶他怎麼找到我的。六十小時前我人還在巴拿馬，在那之前我居無定所，找我可是要花一番工夫。所以，也許他有重要的事，於是我在一片紙上用鉛筆寫了「喬伊」兩字，然後在下面畫了兩條底線。

　　李昂．蓋伯在我耳邊說：「喂？」

　　我說：「我是李奇。」看著牆上的鐘，時間是九點過沒多久，克拉瑪本來要搭到洛杉磯國際機場的班機已經飛走了。

　　蓋伯說：「是心臟病，沒問題。」

　　「陸軍醫院還真有效率。」

　　「他可是個將軍。」

　　「但是這將軍的心臟不太好。」

　　「應該說動脈不太好，嚴重動脈硬化導致他心室顫動，我相信他們說的。大概是那妓女把胸罩脫掉時就開始發作了。」

　　「他身上沒有帶藥。」

　　「可能是沒有被診斷出來。不是都這樣嗎？前一秒你覺得自己很好，下一秒卻死掉了，總之這絕對沒辦法作假。我想電擊可以把人弄到心室顫動，但是血管裡累積了四十年的那些廢物卻假不了。」

　　「我們應該擔心他是被弄死的嗎？」

　　蓋伯說：「格別烏（KGB，蘇聯特務機關）有可能想殺他。如果打起仗來，克拉瑪跟他的裝甲部隊是紅軍最大的眼中釘。」

　　「紅軍正在撤軍。」

　　「這情勢能維持多久，實在不能言之過早。」

　　我沒有回話，他也沒繼續說。

　　接著蓋伯說：「就現在的狀況而言，這件事還不能讓別人插手。這你也懂吧？」

　　「所以呢？」

　　蓋伯說：「所以你要去跟他的遺孀致哀。」

　　「我？她不是在德國嗎？」

　　「她在維吉尼亞州度假。他們在那裡有間房子。」

　　他把地址給了我，我順手寫在有「喬伊」兩字的紙條上，就寫在那兩條底線下面。

　　我問他：「有人跟她住一起嗎？」

　　「他們沒小孩，所以她可能是獨居吧。」

　　我說：「嗯。」

　　蓋伯說：「她還不知道，我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她。」

　　「要我帶著教士去嗎？」

　　「他不是在戰役中捐軀，我想你可以帶個女性一同前往。可能需要有人抱抱克拉瑪夫人。」

　　「嗯。」

　　「別講得太詳細，我想你也懂。說他在前往爾汶堡的路上，在臨時投宿的旅館裡猝死。這種官方說法是必要的，到現在只有你、我知道，往後也是這樣。不過你可以跟一同前往的人講。克拉瑪夫人也許會問問題，你們的說法要一致。那當地的警察怎麼辦？他們會說出去嗎？」

　　「辦這案件的傢伙以前是海軍陸戰隊的，他也知道真相。」

　　蓋伯說：「他們的隊訓是永遠忠誠。」

　　我說：「我還沒找到手提箱。」

　　電話那頭又陷入沉默。

　　蓋伯說：「先去找他老婆吧，接著再繼續找。」

　　我叫日班的下士把克拉瑪的私人物品拿到我的寢室，我要讓這些東西完整無缺，他老婆終究會把東西要回去。而且，像在博德堡那麼大的一個基地裡面，東西是有可能不見的，到時候我就糗了。接著我到軍官俱樂部，看看有沒有晚一點吃早餐或早一點吃中餐的憲兵。憲兵通常都湊在一起，跟別人隔得遠遠的，因為大家都討厭我們。我找到一群兩男兩女的憲兵在吃飯，他們都穿著叢林迷彩戰鬥服，站崗時的標準服裝。其中有個女上尉，右臂吊著吊帶，連吃飯都有困難，所以也不能開車。另一個女的在兩邊領子上都掛著中尉的軍階，名牌上面寫著「桑瑪」，看來年紀大概二十五歲，身材苗條矮小，膚色就像她身前那張桌子一樣是赤褐色的。

　　我說：「桑瑪中尉。」

　　「有。」

　　我說：「新年快樂。」

　　「也祝您新年快樂。」

　　「今天忙嗎？」

　　「報告，只是一般勤務。」

　　「好，那三十分鐘後在前面報到，穿著軍禮服。跟我走一趟，妳的任務是要去擁抱一個遺孀。」

　　我又穿上自己的軍禮服，打電話跟調度場要了一輛轎車。我可不想一路開著悍馬車到維吉尼亞州，太吵也太不舒服。一個小兵幫我開來一輛橄欖綠的雪佛蘭新車，簽收後我把車繞到基地指揮部去等她。雖然我給了她三十分鐘，桑瑪中尉在二十八分三十秒左右就出來了。她頓了一秒後就朝車走來，看來美極了。她很矮，但是身形苗條的她走路一點都不費力，就像個縮小版的六呎高名模在走伸展台。我走出車子，把駕駛座的車門開著，與她在人行道上會合。她佩戴著狙擊兵的軍徽，上面有一條條代表步槍、小型步槍、自動步槍、手槍、小型手槍、機關槍以及輕機槍的標誌，排起來就像一道兩英寸的階梯。我的標誌就沒那麼多──只有步槍跟手槍。她在我面前站好，立正後向我行了一個完美的軍禮。

　　她說：「長官，桑瑪中尉報到。」

　　我說：「別太嚴肅，非正式的行禮就好，叫我李奇就好。不然乾脆別叫。還有，我不喜歡別人向我敬禮。」

　　她頓了一會兒，稍稍鬆懈下來，說道：「好。」

　　我打開乘客座位的車門，打算上車。

　　她問：「開車的是我？」

　　「我昨晚幾乎沒睡。」

　　「去世的是誰？」

　　我說：「克拉瑪將軍，歐洲坦克軍團的大人物。」

　　她又頓了一會，然後說：「那他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我們都是步兵。」

　　我說：「只是路過而已。」

　　她坐進另一邊，把駕駛座調到最前面，並且調整後照鏡。我則是一路把乘客座位往後推，找到一個最舒服的姿勢。

　　她說：「去哪裡？」

　　我說：「維吉尼亞州的綠谷鎮，我猜大概四小時車程。」

　　「遺孀住在那裡？」

　　我說：「度假的住處。」

　　「我們的任務是去報喪嗎？就像是──夫人，新年快樂，順便跟您說，尊夫死了。」

　　我點頭說：「這差事可真棒。」但是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將軍的妻子們都很強悍。她們可以被歸類為兩種人：一種是在丈夫背後支撐了三十年，讓他們有辦法在軍旅中殺出一條升遷的血路；另一種是當丈夫在外面自個兒拚命時，她們已經忍受了三十年不被搭理的日子。不管她是哪一種，能夠把她擊垮的遭遇已經不多了。大部分的時候，她們甚至比那些將軍還堅強。

　　桑瑪把帽子脫掉，丟到後座去。她的頭髮很短，留下的幾乎只是平頭。她的頭骨跟頰骨都長得很標致，皮膚滑順，我喜歡她這樣子的女人。而且我敢打包票，她喜歡開快──扣上安全帶後，她踩下油門往北邊開，就像個職業賽車手。

　　她問我：「他是死於意外嗎？」

　　我說：「心臟病發，他的血管嚴重堵塞。」

　　「在哪裡？基地裡的來訪軍官寢室嗎？」

　　我搖頭說：「鎮上一家很爛的汽車旅館，死的時候正花了二十塊跟一個妓女做交易。」

　　「這部分不用跟遺孀說吧？」

　　「嗯，跟誰都不用說。」

　　「他為什麼會經過這裡呢？」

　　「他不是來博德堡。他從法蘭克福飛到華府的杜勒斯機場，二十小時後再從華盛頓機場轉機到洛杉磯國際機場。他要去爾汶堡參加一個會議。」

　　她說：「嗯。」然後就不發一語。

　　車子開的距離已經足以到那家汽車旅館了，但是我們繼續往西邊開，直接開上高速公路。她說：「報告，請求自由發言。」

　　我說：「請便。」

　　「這是一項測驗嗎？」

　　「什麼意思？」

　　「你不是來自於一一〇特調組的嗎？」

　　我說：「是啊。」

　　「我剛剛請調過去。」

　　「到一一〇特調組？」

　　她說：「嗯，所以這是一次祕密測驗囉？」

　　「測驗什麼？」

　　她說：「測驗我合不合格。」

　　「萬一遺孀需要人擁抱安慰，我需要一個女伴同行。妳是我隨機挑出的，只因為那個手臂受傷的上尉不可能開車。況且，如果要等到有將軍死掉才能測驗妳，那不是太沒效率了嗎？」

　　她說：「有道理。但我在想，你是不是坐在那裡等著我問一些蠢問題。」

　　「我想只要還剩一口氣在的憲兵都可能會問蠢問題，不管他們是不是申請轉調到一一〇特調組。」

　　「好，那我就問了。克拉瑪將軍在華府轉機前有二十個小時的空檔，他想要放鬆一下自己，而且不介意花錢。如果他要做這件事，為什麼要大老遠開車來這裡？這裡距離華府大概有三百哩吧？」

　　我說：「是兩百九十八哩。」

　　「然後他還得大老遠把車開回去。」

　　「顯然是這樣。」

　　「那麼到底為什麼？」

　　我說：「妳說說看。如果妳想到什麼是我沒想到的，我會親自為妳的申請背書。」

　　「你不是我的指揮官，沒這個權力。」

　　我說：「也許我是，至少這個禮拜都是。」

　　「還有，你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有什麼事情是我該知道的嗎？」

　　我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只知道我接到了命令。」

　　「你真的是少校嗎？」

　　我說：「上次領薪水的時候還是。」

　　「我還以為一一〇特調組的調查員都是准尉，執勤時都穿著便服或者是當臥底。」

　　「通常是這樣沒錯。」

　　「所以，如果他們可以派個准尉，叫他偽裝成少校，為什麼還要你過來呢？」

　　 我說：「好問題。也許有一天我會發現答案。」

　　「我可以問一下你接獲的命令是什麼嗎？」

　　「暫時擔任博德堡憲兵指揮官的執行官。」

　　她說：「憲兵指揮官目前不在基地。」

　　我說：「我知道。我發現在我被轉調到這裡的同一天，他也被轉調出去了。為了某項暫時的任務。」

　　「所以你是代理指揮官。」

　　「我剛剛就說過了。」

　　「憲兵執行官不是特調組的職掌。」

　　我說：「我可以把它當作自己的工作。一開始我也跟妳一樣，只是一般的憲兵。」

　　桑瑪不發一語，只是繼續開車。

　　我問：「為什麼克拉瑪要來回開六百哩的路程？他只有二十小時空檔，這樣就花掉了十二小時。而且為的只是花二十塊召妓，用的旅館房間也只值十五塊？」

　　「這有關係嗎？心臟病發作是不能作假的，對吧？我的意思是，他的死有問題嗎？」

　　我搖頭說：「瓦特．瑞德醫院已經做過驗屍報告了。」

　　「所以這件事在何時何地發生就無關緊要了。」

　　「他的手提箱不見了。」

　　她說：「我懂了。」

　　我看得出她在動腦筋，她的眼皮稍稍往上動了一下，說：「你怎麼知道他有一個手提箱？」

　　「我是不知道，但妳有看過哪個將軍去參加會議時不帶著一個手提箱的嗎？」

　　她說：「沒有。所以你覺得是那個妓女帶著箱子逃走了？」

　　我點頭說：「那是我現在的假設。」

　　「所以要把那個妓女找出來。」

　　「她是誰？」

　　她的眼皮又開始動了起來。

　　她說：「這不合常理。」

　　我又點頭說：「的確如此。」

　　「克拉瑪沒有留在華府地區，可能有四個理由。第一個，他可能有隨行的軍官，如果有妓女去房裡找他，會讓他很尷尬。他們可能在走廊看到她，或者隔牆聽到她的聲音。所以他編了一個藉口，跑到別的地方去。第二個理由是，他可能是拿著國防部發的旅行優惠憑證，即使沒有別人隨行，他還是怕被櫃檯人員看到他帶著女人，打電話給《華盛頓郵報》爆料。這種事常常發生，所以他寧願自己付錢，隱藏身分。第三個理由，即使他不是拿著政府的優惠券，在大都市裡的飯店裡他也可能是個知名的顧客或熟客，所以他一樣會想出城找個不會洩漏身分的地方。或者是第四個理由，華府電話分類簿裡的應召女郎都沒辦法滿足他的性癖好，所以他得去個一定能盡興而歸的地方。」

　　「還有呢？」

　　「如果是第一、二、三個問題，只要開車到十哩或十五哩外的地方就好，也許根本不用開那麼遠。兩百九十八哩實在是太遠了。而且，儘管我相信華府地區不能滿足有些人的特殊癖好，但是難道北卡羅萊納州的窮鄉僻壤就會好一點嗎？而且我猜，真正能夠滿足他這種癖好的地方，需要花的錢一定遠遠超過二十元。」

　　「所以他到底為什麼繞六百哩的遠路呢？」

　　她繼續一邊開車一邊思考，並未回答我。我把眼睛閉上，直到三十五哩以後才打開。

　　桑瑪說：「他認識那個女人。」

　　我打開眼睛說：「怎麼認識的？」

　　「某些男人有特別的偏好，也許他很久以前就認識她，在某方面特別中意她。這種事時常發生，而且他們之間的關係幾乎就像戀人一樣。」

　　「那他會挑選在哪裡跟她見面？」

　　「這裡。」

　　「博德堡都是步兵，而他是裝甲兵。」

　　「也許他們有聯合演習，你應該清查一下。」

　　我不發一語。裝甲兵跟步兵確實常常有聯合演習，但是演習地點都在裝甲部隊的所在地，不是步兵的所在地。把步兵運往另一州畢竟比運送坦克車還要容易。

　　桑瑪說：「或者，也許他們會在爾汶堡見面，也許她在加州的爾汶堡攬客，但是因為某個理由必須離開，不過她又喜歡做軍事基地的生意，於是來到了博德堡。」

　　「哪一種妓女會喜歡做基地的生意？」

　　「喜歡錢的那一種，而且可能沒有哪個妓女不喜歡錢。軍事基地對於地方經濟的援助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我不發一語。

　　「或者，博德堡是她一直以來的攬客地點，但是進行聯合演習的時候，就跟著步兵一起移動到爾汶堡。演習可能持續一兩個月，實在沒有意義留在一個沒有顧客的地方。」

　　我說：「妳猜最可能是怎麼一回事？」

　　她說：「他們在加州相識，因為克拉瑪有可能斷斷續續會在爾汶堡待個好幾年的時間。後來她移居北卡，因為他對她情有獨鍾，所以每到華府都來找她。」

　　「如果只是二十元，她不可能提供特別服務的。」

　　「也許他也沒有特殊癖好。」

　　「這問問遺孀就知道了。」

　　桑瑪微笑說：「也許他只是喜歡她，也許她找到了讓他難以忘懷的方法。每個妓女在這方面都很行，她們最喜歡做熟客的生意，因為比較安全。」

　　我又把眼睛閉上。

　　桑瑪說：「所以呢？我想到你沒想過的東西嗎？」

　　我說：「還沒有。」

　　我們還沒越過州界我就已經睡著，四小時後才又醒來。當時桑瑪已經開到了綠谷鎮交流道的下坡，她開得太快，我的頭往右邊撞到了窗戶。

　　她說：「抱歉。你該查查克拉瑪的通聯紀錄，他一定有事先聯絡過，才能確定她在不在。他不可能大老遠開車來這裡碰運氣。」

　　「他會從哪裡打電話？」

　　她說：「德國，在他出發前就先打。」

　　「他比較可能在杜勒斯機場用公共電話，但我們還是該查一查。」

　　「我們？」

　　「妳可以當我的搭檔。」

　　她不發一語。

　　我說：「就當是測驗好了。」

　　「這件事很重要嗎？」

　　「也許不重要，也可能很重要。問題在於那場會議的議程是什麼，還有他身上帶著什麼文件。也許整個歐洲戰區的作戰準則都在他的手提箱裡，或者是新的戰術、我方缺點的評估，各種各樣的機密文件。」

　　「蘇聯紅軍已經開始瓦解了。」

　　我點頭，說道：「我比較擔心軍方的顏面問題，像是被報紙或電視披露出來。如果機密文件在脫衣舞廳附近的垃圾堆裡被記者發現，一堆人的面子都掛不住。」

　　「也許遺孀知道，因為他和她討論過。」

　　我說：「我們不能問這件事。我們只能讓她知道，他是在睡覺時發病去世，凡是會讓他丟臉的事，都不能說。所有令人擔心的事情，此刻只有三人知道──除了妳、我之外，只有蓋伯上校。」

　　她說：「蓋伯上校？」

　　我說：「妳、我、他。」

　　我看到她面露微笑。這是個小案子，但是因為與蓋伯有關，這對於一個要請調到一一〇特調組的人而言，實在是太幸運了。

　　綠谷鎮完美得就像畫裡的殖民時期城鎮，克拉瑪夫人居住的是一棟位於精華地段的宅邸。房子門廊卻很整齊，坐落於數英畝的碧綠草坪上，屋頂鋪著魚鱗狀的屋瓦，到處是漆成白色的角樓與門廊，看來就像一個充滿維多利亞風情的精美甜點。房子周圍點綴著莊嚴的常綠樹木，它們看起來好像在一百年前就是被人精心安排的。我們把車沿著人行道的街邊石停靠，等待觀看著。我不知道桑瑪心裡想些什麼，但是此情此景讓我腦海中浮現的兩個字是：美國。

　　我跟大家一樣都有個社會安全號碼，而且護照的顏色也是銀藍相間的，但是我這輩子跟著老爸駐守美國，加上我自己被派任在美國的時間，加起來在美國本土大概只住了五年的時間。所以我知道一些小學生就該學會的知識，像是各州的首府在哪裡，還有洋基隊的路．蓋瑞格（曾經連續出賽二一三○場的洋基隊球員，雖然連續出賽紀錄已經被打破，但是他擊出二十三支滿貫全壘打的紀錄，至今仍然無人能破。）轟了幾發滿貫全壘打，也懂一些中學生該了解的東西，例如各條憲法修正案的內容，還有安提耶坦溪戰役（南北戰爭期間北軍能打敗南軍，扭轉戰局的重要戰役。）的重要性。但是我不太了解牛奶的價格、如何使用公用電話，還有各地的風貌與風味有何差別。所以我都會把握吸收知識的機會──像克拉瑪家的宅邸就是值得我吸收的知識。

　　懶洋洋的陽光照射在屋子上，清風徐來，空氣中傳來淡淡的燻木味，寒冷的下午讓我們感覺周遭一片冷冷清清。這種房子是大家夢想中自己祖父母居住的地方，每年秋天可以在此小住，一邊耙著樹葉，一邊啜飲蘋果汁。等到夏天再回來時，可以用老舊的旅行車載著獨木舟，到某處的湖上泛舟。我在馬尼拉、關島、漢城等地方的學校繪本裡面就常常畫著這種房子。

　　但是進去後卻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桑瑪說：「準備好了嗎？」

　　我說：「當然。走吧！把正事辦一辦。」

　　她不發一語。我確定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這種差事，我自己也不止有過一次經驗──這種事一點樂趣也沒有。她把車開離人行道旁，朝著車道入口前進，慢慢接近前門之後，在距它十呎遠的地方停下。我們一起打開車門，走到外面的冷冽空氣中，把外套拉直，帽子則是留在車裡。如果克拉瑪夫人恰巧看著外面，這將會是她看到的第一個情景。兩個憲兵來到你家門口，從來不會是好事。而且，如果他們連帽子都沒戴，那情況就更糟糕了。

　　前門被漆著復古的單調紅色，是一扇兼具紗窗與玻璃窗功能的門。按下門鈴後，我們一起等著，一陣等待過後，我開始覺得沒人在家。我又按下門鈴，此刻在微風中的我感到有點冷，這風比看起來還要強一點。

　　桑瑪說：「我們應該先打電話的。」

　　我說：「不能這樣。妳不能跟她講說，四小時後請在家裡等我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當面告知。這樣她不就猜到了嗎？」

　　「結果我大老遠跑一趟，卻沒有人可以讓我抱。」

　　「妳好像在編鄉村歌曲的歌詞，接著妳可以唱：『後來卡車拋錨，我的狗死掉。』」

　　我又試一次門鈴，還是沒有回應。

　　桑瑪說：「我們該看看車還在不在。」

　　在一處與房子分開、可以停兩輛車的車庫裡，我們發現了車子。我們從窗外看到車，那是一輛銀灰綠色的水星大侯爵房車，就長度而言幾乎可以說是汽車界的大型郵輪。這輛車跟將軍夫人的身分可以說是絕配，不會太新也不會太舊，質感很棒，但是不會太貴，而且顏色也很恰當，道地的美國車。

　　桑瑪問我：「這是她的車嗎？」

　　我說：「有可能。也許一直到他當上中校之前，他們開的都是福特，接著就升級改開水星車款。也許他們在等他當上三星中將才考慮改開林肯房車。」

　　「真悲哀。」

　　「這是妳的看法？別忘了那傢伙昨晚在哪裡。」

　　「她到底在不在？你覺得她是出去散步了嗎？」

　　我們轉身往回走，感到一陣微風往背後吹，聽到屋子後面傳來一陣門被用力關上的聲音。桑瑪說：「她在後院，也許在整理花草。」

　　我說：「有誰在元旦這天整理花草？整個北半球都不會有人這麼做，因為植物都還沒長出來。」

　　但我們畢竟還是回到了前門去按門鈴。最好能讓她自己出來見我們，這樣比較正式一點。但她還是沒有現身，接著我們又聽到後面傳來關門的聲音，門似乎隨著微風的吹動而開開關關著。桑瑪說：「我們該去看看。」

　　我點點頭。門的撞擊聲非常特別，背後可能有很多不同涵義。

　　我說：「嗯。也許我們該去看看。」

　　我們繞到房子後面，肩並肩在風裡走動著。有一條石板路是通往一扇廚房的門，門是往裡開的，門後一定有一條彈簧讓門保持關閉。彈簧一定是舊了，因為微風偶爾會把門吹得開出一道八、九吋寬的縫隙，風吹過後彈簧又往回收，門又彈回門框裡。我們看著這扇門被這樣打開三次，會有這種狀況是因為門鎖已經被人破壞了。

　　那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鋼鎖，但是鎖頭的部分比周遭的木板還硬。有人用鐵鍬把它破壞了，可能用力撬了兩、三次，鎖頭還完好如初，但是木門被擊碎了。門被打開，而且鎖頭從被破壞的地方掉了出來，落在石板地上。門板上出現一片半月狀的破洞，木頭碎片散落一地，被風吹成一堆一堆。

　　桑瑪說：「現在怎麼辦？」

　　房子沒有安裝保全系統，沒有監視入侵活動的警鈴，也不會自動通知最近的警察單位。因此我們不知道歹徒已經遠走高飛還是仍在裡面。

　　桑瑪又問：「現在怎麼辦？」

　　我們沒有武裝，手無寸鐵，只是穿著軍禮服來報喪。

　　我說：「妳到前面去，以免有人從前面逃出去。」

　　她不發一語就往前移動，我給她一分鐘的時間就定位，然後我用手肘把門推開，走進廚房。我把身後的門關上，靠在上面讓它保持緊閉，然後站著不動，只是傾聽。

　　屋裡完全沒聲音，一點動靜也沒有。

　　廚房裡依稀可以聞到煮蔬菜和咖啡加熱的味道。這廚房很大，說亂不亂，說整齊也不算整齊，裡面的空間都被充分利用了。我的右邊有一個開放空間，可以看到一小塊被擦得雪亮的三角形橡木地板，應該是一個走廊。我用很慢的速度移動，往右前方緩步前進，試著擴大視野。門板又開始在我後方撞擊，此刻我注視著走廊更深處，我想走廊是直接通往前門的。走廊左側有一扇關著的門，可能是一個飯廳，右邊可能是一個小房間或書房，門是開著的。我可以看到一張桌子與椅子，還有深色的木質書櫃。我小心翼翼地走著，又往前移動了一下。

　　接著我看到走廊地板上躺著一具女屍。

3

　　這位女性死者留著一頭灰色長髮，身上穿著一件細緻的白色法蘭絨睡袍。她側躺著，雙腳靠近書房房門，手腳分開的方式讓她看起來就像在跑步似的。她的身體下方半掩著一把霰彈槍，頭部有一邊被人打爆了，頭髮上布滿血漬與腦漿殘渣，橡木地板上則有一大攤血跡，血液已經轉為暗色，並且變得黏稠。

　　我走進走廊，站在與她距離一隻手臂的地方，蹲下摸她的手腕，皮膚已經變冷了，而且也沒有脈搏。

　　我保持蹲低的姿勢，還是沒有聽到任何動靜。我伸長身子往旁邊看她的頭，應該是被沉重的堅硬物品攻擊過，雖然只是一擊，但是卻讓她傷勢嚴重。那傷口就像一道溝渠，將近一吋寬、四吋長。殺她的人是從右上方往頭上重擊，兇手當時面對著房子後方，向著廚房。我把她的手腕放下，站起身後走進小房間裡。裡面的地板大多被一條波斯地毯覆蓋著，我站在上面想像自己在寂靜中聽到從走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想像自己手裡還拿著用來破壞門鎖的鐵鍬，想像著自己的目標在打開的門口出現，順勢給她狠狠一擊。

　　我低頭看到地毯上有一道血跡與頭髮，有鐵鍬在上面抹擦過的痕跡。

　　除此之外，房間都沒有被翻亂的痕跡。這是個沒有人使用的房間，似乎是因為主人認為家裡就應該有個書房，才布置了這麼一個房間，而不是因為真正有這個需要。書桌的擺設不像是個工作桌，上面到處都是擺在銀相框裡的相片。但是本來我以為他們倆結婚那麼久，應該會有更多照片才對。我在汽車旅館裡與這間房子走廊上看到的兩位死者，一起站在其中一張照片裡，是克拉瑪將軍夫婦倆到拉希摩爾山度假時拍的，背景裡四位總統的雕像顯得模模糊糊。他的身高比他高出許多，看來強壯又嚴格，相形之下她則顯得嬌小，另一張照片則是穿著軍裝的克拉瑪將軍，已經是幾年前的照片了。他站在幾級階梯的頂端，正要登上一架C130運輸機。在這張彩色照片裡，他穿著綠色制服，飛機則是棕色的，相片中的他正在微笑揮手，我猜大概正要開始他一星少將的指揮工作。第二張照片則幾乎是一樣，只是比較新一點，他一樣站在一道飛機階梯的頂端，轉身微笑揮手，只不過當時他可能已經是二星中將。兩張照片中他都是用右手揮手，照片中也都出現我在汽車旅館看到那個帆布裝衣袋。而在兩張照片中，位於裝衣袋上方，他的腋下都夾著一個與裝衣袋成套的手提箱。

　　我又走到走廊上，用心傾聽，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大可搜一搜這棟房子，但是沒有必要，因為我非常確定沒有人在屋裡，也知道這裡不會有我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好好地看了克拉瑪夫人最後一眼，看到她的腳底板，想著她當寡婦的時間沒有太長──也許是一個小時，或者三小時。我猜地板上的血跡已經出現了十二小時了，但是在法醫抵達之前，沒有人可以確定這一點。

　　我循著原路走出廚房，繞到前門去找桑瑪，派她進屋看一看，這樣比我用言語解釋還快。四分鐘後她才出來，看來平靜而鎮定。我心裡想：桑瑪，妳的表現為自己加了一分。

　　她說：「你相信巧合嗎？」

　　我不發一語。

　　她說：「我們得跑一趟華府，去瓦特．瑞德醫院再次確認驗屍報告。」

　　我還是不發一語。

　　「這樣一來，他的死不是變得很可疑嗎？我的意思是，這機率有多高？在四萬或五萬個軍人裡，找得到一個跟老婆在同一天死掉的嗎？先是他死掉，接著他老婆又被謀殺。」

　　我說：「不是同一天，甚至不是同一年。」

　　她點頭說：「好。就算一個死在除夕夜，一個死在元旦。但這剛好就是我想說的：你能想像瓦特．瑞德醫院昨天還有病理科醫師值班嗎？所以他們必須特地把人拖來做這件差事。從哪裡呢？可能是從舞會上吧。」

　　我露出短暫的微笑：「所以妳要我們北上去跟他們說：嘿，你們確定你們的醫生昨晚神智清醒嗎？他不會爽到沒辦法分出心臟病跟謀殺的差別嗎？」

　　她說：「我們得查一查，我不喜歡巧合。」

　　「妳覺得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她說：「入侵的人。克拉瑪夫人被破壞門的聲音吵了起來，下床後隨手拿起放在身邊的霰彈槍，下樓後走向廚房。她是個很勇敢的女人。」

　　我點點頭。將軍的妻子們就是這樣強悍。

　　桑瑪說：「但是她動作太慢，入侵者已經一路走進了書房，當她經過時，從旁邊用那支撬開門的鐵鍬攻擊她。他也許比她高一呎，是個右撇子。」

　　我不發一語。

　　「所以我們得去一趟瓦特．瑞德醫院？」

　　我說：「我想是這樣。這裡一結束我們就過去。」

　　我們用在廚房牆上找到的電話通知綠谷鎮警方，然後打電話跟蓋伯講這件事，他說他會在醫院跟我們碰頭。接著我們只能等警察過來，她守住前門，我守著後門，但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警車不到七分鐘就來了一個規模不大的車隊，前後緊跟在一起：有兩輛巡邏車、一輛警探的車子，還有一輛救護車。他們打開了閃光燈與警笛，一哩外就可以聽見。他們開進車道後把現場封鎖起來，我跟桑瑪只能在突然的寂靜中默默退開，他們紛紛從我們身邊經過。這不是我們能插手的──將軍的老婆是個平民，這房子也不在軍法的管轄權範圍內。通常來講我才不管什麼刑法還是軍法，但是從這個地方的情勢看來，我顯然該識時務。所以我準備好袖手旁觀，如果一切都照規矩來，還可以贏得一點印象分數。這些分數在日後可能會派上用場。

　　當其他警察在裡面做地毯式搜索時，我們在外面被一個巡警盯了二十分鐘。然後一個拿著手提箱的警探出來跟我們問口供。我們跟他說了克拉瑪因為心臟病去世、我們來這裡的目的，還有那扇不斷發出聲響的門。他叫做克拉克，我們所說的一切他都認為沒問題。他的疑惑跟桑瑪一樣：克拉瑪夫婦兩人在同一晚死於相隔數百哩的兩地，不管是他或桑瑪，都不喜歡這種巧合。我開始為北卡的史達頓副警長感到抱歉，他讓我把克拉瑪的遺體移走，現在看來好像已經變成一個錯誤的決定。現在軍方跟警方開始要爭著解開這個謎團。

　　我們把博德堡的電話給了克拉克，然後回到車上。我想要到華盛頓要再開七十哩，大概一小時又十分鐘的車程，開車的如果是桑瑪，時間可能更短。她把車開上高速公路，腳底死命踩著雪佛蘭座車的油門，直到車子抖動到好像快解體似的。

　　她說：「你跟我一樣看到相片裡的手提箱嗎？」

　　我說：「嗯。」

　　「看到死屍你會難過嗎？」

　　我說：「不會。」

　　「為什麼不會？」

　　「我也不知道。」

　　「妳呢？」

　　「有一點。」

　　我不發一語。

　　她說：「你覺得這是巧合嗎？」

　　我說：「不，我不相信有巧合這回事。」

　　「所以你覺得驗屍報告出了錯？」

　　我說：「不，我想報告應該是準確的。」

　　「那我們幹嘛大老遠開車到華盛頓？」

　　「因為我必須向病理醫師致歉，我把克拉瑪的屍體丟給他，把他拖下水，接下來他會被一堆警察糾纏一個月，任誰都會生一陣子氣。」

　　但是這病理醫師是個「她」，而不是「他」。而且她的個性開朗到讓我覺得，沒有什麼事可以讓她生氣那麼久。元旦下午四點我們跟她在瓦特．瑞德醫院的接待區見面。這地方就跟其他所有醫院的大廳一樣，也有裝飾品從天花板上往下垂，這些飾品看來已經不新了。蓋伯先到，他坐在一張塑膠椅上面，長得不高的他看來一點也不會不自在，但是他的話很少，也沒向桑瑪自我介紹。他站在她身邊，我則靠牆站著。醫生手上拿了一疊筆記，好像在跟一群好學的學生講課一樣面對著我們。她的名牌上面寫著：「姍．麥高文」，年輕的她看來膚色黝黑，活潑又開朗。

　　她說：「克拉瑪將軍是自然死亡。昨晚十一點後，午夜之前，因為心臟病發而死，不可能有疑點。如果你們高興，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調查，但那根本是浪費時間。他身上完全沒有毒物反應，毫無疑問地顯示出動脈硬化導致心室顫動的跡象，動脈血液大量凝塊。所以從鑑識科學的角度來看，你們現在唯一該質問的是，他是不是持續被電擊幾分鐘、幾小時，還是幾天、幾週，才會導致他的心室纖維性顫動。」

　　「要怎樣才辦得到？」

　　麥高文聳聳肩說：「那皮膚上一定會有一大塊區是濕的。嚴格來說，他必須待在浴缸裡才能辦到。接著，如果把牆上的電流導向水裡面，那也許可以達到心室纖維性顫動的效果，而且沒有燒傷痕跡。但是那傢伙不是在浴缸裡被發現的，也沒有跡象顯示他之前待過浴缸。」

　　「如果他的皮膚沒有濕掉呢？」

　　「那就應該看得見燒傷痕跡，可是我沒看到，而且他身上每一吋肌膚我都用放大鏡看過了。沒有燒傷痕跡、沒有皮下注射的針孔，什麼都沒有。」

　　「那他死的時候是不是受到驚嚇，或者感到驚訝或恐懼？」

　　醫生又聳聳肩說：「有可能。但我們不都知道他當時正在幹那檔事？性行為過程中突如其來的興奮情緒可以說是最常見的心臟病發原因。」

　　大家都不發一語。

　　麥高文說：「各位，他是自然死亡的。只是個心臟病發的案例而已，就算找全世界每個病理科醫生來驗屍，所有人都會一致同意。我可以打包票。」

　　蓋伯說：「謝了，醫生。」

　　我說：「抱歉。妳大概得對著二、三十個警察重複同樣的說詞。他們每天都會來找妳，兩、三週後才會罷休。」

　　她微笑說：「我會印一張正式聲明給他們。」

　　她怕我們還有疑問，輪流看著我們三個人。我們沒有發問，於是她微笑後又穿門而去。門在她背後唰一聲關起來，從天花板垂下的飾品搖動後又靜止，接著整個接待區陷入一陣沉寂。

　　我們有好一會兒都沒說話。

　　蓋伯說：「好，那就這樣吧。克拉瑪的案子沒什麼好爭的，他老婆的案子則歸警察管。我們不能插手。」

　　我問他：「你認識克拉瑪這個人嗎？」

　　蓋伯搖搖頭，「只知道他是個大人物。」

　　「哪一種大人物？」

　　「很臭屁那一種。他是管裝甲兵的，而且艾布蘭坦克是全陸軍最厲害的配備。這世界是由這些傢伙統治的，他們也清楚這一點。」

　　「知道任何有關他老婆的事嗎？」

　　他做了一個表情：「我只聽說她花非常、非常多時間在維吉尼亞州的家裡。富有的她來自一個歷史悠久的維吉尼亞州名門。我的意思是，她已經盡到了義務了。她也花時間待在德國的基地，只不過全部加起來的時間並不多。就像現在，十二軍團跟我說她回家度假去了。聽起來沒什麼不對勁，問題是她感恩節就回來了，而且到春天來臨之前都不會回去。所以從各方資訊來研判，這一對夫妻不是很親密。兩人也沒小孩，沒有共同的興趣。」

　　我說：「所以召妓這事就說得通了。因為他們分隔兩地。」

　　蓋伯說：「我想是這樣。感覺起來是一段婚姻，但實際上比較像一件裝飾門面的物品。」

　　桑瑪說：「她叫什麼名字？」

　　蓋伯轉身去看她。

　　他說：「克拉瑪夫人。我們只需要知道到這裡就可以了。」

　　桑瑪把頭別開。

　　我問他：「克拉瑪本來要跟誰一起去爾汶堡？」

　　蓋伯說：「他的兩個手下。一個一星的准將，還有個上校，分別叫做瓦索與庫莫。裝甲兵科的代表性人物。」

　　他站起身，伸伸懶腰。

　　我跟他說：「跟我說說你從午夜開始做了些什麼事。」

　　「為什麼？」

　　「因為你我都不喜歡巧合。」

　　「我沒有做任何事。」

　　我說：「是人都會做事，除非是像克拉瑪那樣的死人。」

　　他直視著我。

　　「我看著時代廣場的時間球往下掉，然後又喝了一杯。我還記得，我親了我女兒，還親了其他很多人。然後我吟唱著〈往日時光〉。」

　　「然後呢？」

　　「辦公室把電話轉給我，說有人轉告我們，有個二星中將死在北卡羅萊納州。他們說博德堡的執勤憲兵軍官把這件差事推掉了，於是我打電話去找你。」

　　「還有呢？」

　　「接著你就去辦正事，我打電話給鎮上的警察，取得了克拉瑪的名字。我查了一下，發現他是十二軍團的人。所以我打電話到德國去報喪，但是沒有透露詳情。這部分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接著呢？」

　　「接著我什麼也沒做，只是等你的報告。」

　　我說：「是的。」

　　「什麼是的？」

　　「是的，長官。」

　　他說：「狗屁。你在想什麼？」

　　我說：「想那只手提箱，我還是想找到它。」

　　他說：「那就繼續找，直到我找到瓦索與庫莫。應該可以透過他們知道裡面有沒有值得令人擔憂的東西。」

　　「你找不到他們？」

　　他搖搖頭，說：「找不到。他們從飯店退房了，但是沒有搭飛機到加州。似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

　　蓋伯離開後自己開車回去，桑瑪跟我坐上車子，踏上往南的歸途。天氣很冷，天色開始變暗，我提議要開車，但是桑瑪不願意。開車似乎是她最大的嗜好。

　　她說：「蓋伯上校看來很緊張。」她的聲音聽來像個試鏡沒有過關的女演員，非常失望。

　　我說：「他有罪惡感。」

　　「為什麼？」

　　「因為克拉瑪夫人等於是他殺的。」

　　她瞪著眼睛看我。雖然車子的時速九十英里，她還是把頭別到旁邊看我。

　　我說：「因為他說的話。」

　　「怎麼說呢？」

　　「這不是巧合。」

　　「醫生的說法可不是這樣。」

　　「醫生說的是，克拉瑪是自然死亡。但是他的死直接導致了克拉瑪夫人被人謀殺。而且這件兇案是蓋伯引發的，因為他通知了第十二軍團。他把消息傳出去，所以這位寡婦在不到兩小時的時間裡也死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現在只有天知道。」

　　她說：「那瓦索與庫莫呢？他們總是一起行動，但現在克拉瑪跟他老婆都死了，他們也失蹤了。」

　　「上校不是說了嗎？我們不能插手。」

　　「你不再調查了嗎？」

　　「我要查出那個妓女是誰。」

　　我們儘可能挑最直的路往前開，直接回到那家汽車旅館還有酒吧。實際上我們沒幾條路可以選擇的：一開始走的是「首都環快」，然後是九十五號州際公路。交通流量很少，因為現在還算是元旦，我們窗外的世界看來漆黑寂靜，冷得讓人想睡覺。到處都已經把燈打開了，桑瑪把車開到她的技術能掌控的最高速，本來克拉瑪得花六小時才能開完的路，她不到五小時就開完了。我們提早停下來加油，買了前一年最後一天就做好的老三明治，在車上硬是把它們吞下肚子。然後我花二十分鐘的時間端詳桑瑪。她有一雙靈巧的小手，被她輕輕擺在方向盤上。她不怎麼需要眨眼睛，嘴唇微微分開，大概每一分鐘都會用舌頭去舔舔嘴唇。

　　我說：「跟我聊聊天。」

　　「聊什麼？」

　　「什麼都可以聊，說說妳這一生的遭遇。」

　　「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累了，這樣可以讓我清醒。」

　　「我這一生不是很有趣。」

　　我說：「說說看嘛！」

　　所以她聳聳肩，從頭開始講。六〇年代中期，她出生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鎮。雖然她沒有抱怨自己的出身，但她給我的印象是，她知道自己寧願不是個來自於阿拉巴馬州的窮困黑人。她有兄弟姊妹，雖然身材嬌小，但很靈敏，而且她充分利用自己在體操、舞蹈與跳繩方面的天分，在學校贏得了他人的注目。她的功課也很好，所以拿到了一些獎學金，因此可以跨州到喬治亞州的一間大學就讀。她加入了預備軍官訓練團，但是在大三那年獎學金就花完了，剩下的錢也由軍方買單，條件是她必須服役五年。她已經完成了一半役期，之前還曾是憲兵學校裡的王牌。感覺起來她很自在。在她從軍之前，美軍已經有四十年的種族融合經驗，而且她發現這裡是全美國最沒有種族歧視的地方。但是對於自己沒能持續力爭上游，她感到有一點挫折。從她的言談中，我得到的印象是，申請調到一一〇特調組對她來講是一件「不成功，便成仁」的大事。如果她被核准了，那她的生活就像我一樣從此平步青雲；如果沒有，那做滿五年後她就要走人了。

　　她說：「現在換你說了。」

　　我說：「說我的經歷？」我這一生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來，都跟她截然不同。首先我們的膚色就不同，還有性別、居住地、家庭成員等等。「我是在柏林出生的。當時，嬰兒在醫院裡待七天後就出院，所以我才一週大就加入了軍隊。我爸駐守的每個基地就是我成長的地方。我是西點軍校畢業生，到現在還在當兵，而且我永遠不會離開軍隊。我是說真的。」

　　「家人呢？」

　　此刻我想起中士留給我的紙條：你哥打電話找你，未留言。

　　我說：「媽媽跟哥哥。」

　　「結過婚嗎？」

　　「沒有，妳呢？」

　　她說：「沒有？有女友嗎？」

　　「現在沒有。」

　　「我也沒有。」

　　我們繼續往下開，一哩又一哩。

　　她問我：「你能想像離開部隊後的生活嗎？」

　　「離開部隊後，還有生活可言嗎？」

　　「我不是在部隊長大的，可能會回到外面的世界。」

　　我說：「真不了解你們這些老百姓。」

　　桑瑪把車在克拉瑪的房間外，我想她是為了模擬當時的狀況。離開瓦特．瑞德醫院後，我們還不到五小時就到了那家旅館，她對於一路上的平均速度似乎很滿意，關掉引擎後她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

　　我說：「我負責酒店，妳去跟旅館辦公室那小子談一談。記得要扮白臉，跟他說，我這黑臉馬上就來了。」

　　我們走到寒冷陰暗的車外，又起霧了，街燈穿透一片片霧氣。我覺得全身痠痛，呼吸不順，於是伸懶腰又打呵欠，把外套整理一番後我看著桑瑪通過可樂販賣機。經過販賣機的紅光時，她也看來全身泛紅。接著我穿越街道，往酒店走。

　　停車場跟之前那一晚一樣是滿的。酒店旁邊停著滿滿的汽車與卡車，抽風機還是用力排氣，空氣中彌漫著煙酒的味道。我可以聽到音樂演奏的聲音，霓虹燈閃閃發亮。

　　我把門拉開，走進嘈雜的室內。裡面還是人山人海，一樣的聚光燈投射著，但是舞台上的裸女已經換了一個人。躲在收銀機後面陰影裡面的，還是同樣一個虎背熊腰的傢伙，雖然看不到他的臉，但我知道他正看著我外套上的翻領。克拉瑪的衣領上別的徽章是兩把交叉的軍刀，上面疊著一輛往前衝刺的坦克車，而我的衣領上有一枚閃閃發亮的金色憲兵徽章，是兩把交叉的打火手槍。在那種地方，我絕對是不受歡迎的。

　　收銀台後面那傢伙說：「入場費。」

　　音樂太吵，我幾乎聽不到他說什麼。

　　我說：「多少錢？」他說：「一百元。」

　　「別糊弄我了。」

　　「好，那就兩百元。」

　　我說：「開玩笑。」

　　「這裡不歡迎憲兵。」

　　我說：「我想不出為什麼。」

　　「你看看我。」

　　我看著他，但沒什麼看頭。一具下照燈的邊緣照亮了一個虎背熊腰的大肚漢，他粗短的兩隻前臂上有著刺青，雙手的尺寸與形狀都像冷凍雞隻，十指幾乎都有銀戒指。但是這傢伙的肩膀與臉還是掩藏在陰影背後，就像他有一半被一道窗簾遮住。我正在跟一個我看不見的傢伙講話。

　　他說：「這裡不歡迎你。」

　　「我不在意，我的感情沒那麼脆弱。」

　　他說：「你沒聽懂。這是我的地盤，你別來撒野。」

　　「很快就好了。」

　　「滾。」

　　「辦不到。」

　　「你看看我。」

　　他往前面的燈光慢慢靠過來。燈光往他的胸膛投射，接著又往上朝頸部、臉部移動。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張臉：一開始看只是覺得難看，仔細端詳之後，更覺得奇醜無比。他臉上布滿著刮鬍刀的筆直刀疤，直的、橫的交錯在一起好像窗格，而且都是一些很深、很白的老舊傷口。他的鼻梁不知道被人砸斷幾次，每次都沒有接好。兩道濃眉上面也有結痂的疤痕，一對小眼睛在眉毛下方瞪著我。他或許有四十歲，身高大概五呎十吋，體重可能有三百磅。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在競技場裡面存活二十年，一直沒有被鬥死的羅馬格鬥戰士。

　　我微笑說：「想用你的臉來嚇我？用燈光來搞特效嗎？」

　　「總得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從你的臉我只知道你每次打架都輸。如果你想再輸一次，我奉陪。」

　　他不發一語。

　　「還是你想讓我把這地方列為博德堡所有軍人的禁地，你的酒吧還開得下去嗎？」

　　他不發一語。

　　「但是我不想這麼做。我沒理由為了你這個混球而處罰我自己的人。」

　　他不發一語。

　　「所以我想我可以不理你。」

　　他坐回位置，陰影就像一道窗簾一樣又滑回原位。

　　他從暗處對我說：「你遲早會栽在我手上。我不知道是何時何地，但一定會的。我跟你打包票，絕不是隨便說說的。」

　　我說：「喔……我好怕。」我繼續往下走，鑽進人群裡，通過一個站滿了人的較窄區域，走進這棟房子的主要部分。

　　裡面的實際空間比外面看起來大多了。那是一個比較低的方形空間，又吵人又多。裡面有幾十個分隔的區域，到處有人講話，音樂聲嘈雜，閃光燈處處閃耀著。裡面有許多老百姓，軍人也不少，從他們的髮型跟服裝就可以看出來。休假的大兵們總是穿得與一般人不同，他們想跟別人一 樣，但就是辦不到。他們看來總是比較乾淨、比較過時。我經過時他們都看著我，顯得不太高興。我想找個士官來傳話，要有點年紀的。我看到有四個可以找的對象，他們距離表演脫衣舞的舞台邊緣有六呎遠。有三個看到我就轉身離去，第四個看到我後頓了一會兒，然後走向我，就好像他知道自己早被看中了。他是個精幹的傢伙，或許大我五歲，可能是特遣隊的。博德堡有很多特遣隊人員，他看起來有那種架式，而且他看起來很開心，臉上掛著一抹微笑，手裡拿著瓶子上冒著水珠的冰啤酒。他舉起酒瓶，像是要邀我乾杯似的，也像跟我打招呼。所以我走過去，湊在他耳邊說話。

　　我說：「把話傳下去，我不是來找人的，不是我們的人。我辦的事情跟你們完全無關。」

　　他說：「什麼事？」

　　我說：「失物案件。不怎麼重要，不要大驚小怪。」

　　他不發一語。

　　我說：「特遣隊？」

　　他點點頭，說：「失物案件？」

　　我說：「沒什麼大不了，只是一件在對街搞丟的東西。」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又把瓶子舉起，作勢像是要輕碰我的酒瓶，顯然他答應了。在周遭的嘈雜聲中，他的動作就像默劇一般。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小群人開始離場，曳步往出口移動。我一進來後，兩分鐘內也許已經有二十個步兵離去，這就是憲兵清場的能耐，難怪那個醜八怪不希望我進來。

　　一位女服務生走向我。她穿著一件頸部下方被剪出一道大約四吋裂縫的T恤，黑色短褲也從腰際被裁掉四吋，蹬著一雙黑色高跟鞋──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穿戴。她站著看我，直到我點了東西。我要了一瓶百威啤酒，付的錢大概夠買八瓶。啜飲幾口後，開始找裡面有誰在做。

　　是她們先看到我的。我猜她們希望我在這地方被清空前就離開，不希望一個客人都不剩。有兩個直接找上我，其中一個留著白金色頭髮，另一個的髮色則是深褐色。她們倆都穿著小件的緊身洋裝，衣服因為帶著各種合成纖維材質而發亮。金髮女郎走在前面，搖頭示意另一個走開。她喀噠喀噠的直接走向我，腳底的塑膠鞋跟讓她步履笨拙。深褐髮女郎則走向剛剛那位特遣隊士官，他揮手，好像很厭惡似的。金髮女郎繼續朝我走來，走到我右邊後，靠在我的手臂上。站直身體後在我的耳邊呵氣。

　　她說：「新年快樂。」

　　我說：「妳也是。」

　　她說：「以前沒看你來過這裡。」她的口氣就像我是她這輩子唯一錯過的人。聽她的口音不是當地人，也不是南卡或北卡的人，也不是加州人。可能是喬治亞州或阿拉巴馬州。

　　因為音樂關係，她大聲問我：「剛來城裡嗎？」

　　我對她微笑。跟其他所有憲兵一樣，這輩子我不知道已經去過幾間妓院，每間都有相同與不同之處。這些地方的規矩或許都不同，但是「剛來城裡嗎？」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標準的開場白。這表示她想跟我議價，但是這樣的一句話卻又不會讓她因為拉客而被警察抓。

　　我問：「妳們怎麼做生意的？」

　　她害羞地微笑，好像沒人這樣問過她似的。然後她說只要幾塊小費就可以看她上台表演，如果花個十塊錢，就可以在後面房間看她單獨為我表演。她跟我解釋，單獨表演時我可以摸她，而且為了確保我注意聽她說，她把手滑進我的大腿內側。

　　這種誘惑很難抵抗。她很可愛，大概才二十歲，不過有一雙歷盡滄桑的眼睛，像是五十歲的人。

　　我說：「還有呢？我們可以去其他地方嗎？」

　　「這等我們在單獨表演時再討論。」

　　她拉著我的手，帶著我走過她們的更衣室門口，穿過一道絲絨帷幕，走進舞台後方一個陰暗的房間。房間不小，可能有二十乘三十呎大，房間周圍都擺著一張張裝有軟墊的長凳。不過這裡也沒有什麼隱私可言，裡面已經有六個男人了，每個人大腿上都坐著一個裸女。金髮女郎領著我走向一張凳子，要我坐下，等我從皮夾拿出十塊錢才開始動作。她向我靠過來，緊緊抱住我，她的坐姿讓我不得不把手擺在她的大腿上。她的皮膚又暖又滑。

　　我問：「有哪裡可以去？」

　　她說：「你猴急什麼。」她在我身上移動，把洋裝下襬的摺邊撩到臀部，裡面什麼都沒穿。我問她：「從哪兒來的？」

　　她說：「亞特蘭大。」

　　「叫什麼名字？」

　　「馨恩。SIN。」

　　這一定是她做生意用的假名。

　　她說：「那你呢？」

　　我說：「李奇。」我沒必要用假名，因為我還沒換掉軍禮服，外套右邊口袋上面有個大大的名牌。

　　她說：「這名字真好。」我也確定她會對每個人說這句話。不管她的客人是鐘樓怪人、希特勒、史達林，還是柬埔寨的殺人魔波布，她都會說：「這名字真好。」她動手開始幫我解掉外套的鈕釦，指頭在我的胸膛上滑動，伸到領帶下面去撫摸我的襯衫。

　　我說：「對街有一間汽車旅館。」

　　她點點頭。

　　她說：「我知道。」

　　「我在找所有昨晚曾在那裡跟軍人做生意的人。」

　　「你在開玩笑嗎？」

　　「沒有。」

　　她按著我的胸膛把我推開，她說：「你是來這裡找樂子，還是問問題？」

　　我說：「問問題。」

　　她不再動手，不發一語。

　　「我在找昨晚去那家汽車旅館的人，跟一個軍人一起去的。」

　　她說：「拜託！誰不會去那裡跟軍人做生意？那裡的人行道都快被我們踏出一道裂縫了，仔細看就可以看到！」

　　「也許我要找的是去沒有多久就回來的人，比平常還快結束。」

　　她不發一語。

　　「也許還有點被嚇到了。」

　　她不發一語。

　　我說：「也許她跟那傢伙在那裡碰面，也許稍早曾接到他的電話。」

　　她把屁股往前滑動，把洋裝拉下，但是沒有拉得很開。接著她用指尖觸摸我翻領上的徽章。她說：「回答問題不是我們的工作。」

　　「為什麼？」

　　我看到她瞥了絲絨帷幕一眼，她的視線就像穿過那一塊方形區域，一路投射到門邊的收銀機後面似的。

　　我說：「妳擔心他嗎？我會讓他不要找妳的麻煩。」

　　「他不喜歡我們跟警察或憲兵講話。」

　　我說：「這件事很重要，那個軍人是個大人物。」

　　「你們哪一個不把自己當成大人物？」

　　「這裡有加州來的女孩子嗎？」

　　「大概五、六個。」

　　「有人在爾汶堡做過生意的嗎？」

　　「不知道。」

　　我說：「我們來打個商量好了。我要到吧台邊再喝一瓶啤酒，十分鐘後妳把昨晚碰到麻煩的那個女孩帶來找我，或者告訴我在哪裡可以找到她。跟她說別擔心，沒有人會有麻煩。我想她會懂的。」

　　「不然呢？」

　　「不然我會把所有人都趕走，放一把火把這裡燒光。到時候妳們就得去別的地方工作了。」她又瞥了絲絨帷幕一眼。

　　我說：「別擔心那個胖子，他只要敢說一句廢話或招惹妳，我就打斷他的鼻梁。」

　　她坐著不動。

　　我又說一次：「這件事很重要，我們把這問題解決了，誰也沒有麻煩。如果不解決，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她說：「我不確定耶。」

　　我說：「把話傳下去，我給妳十分鐘。」

　　我讓她下去，然後看著她走出帷幕。一分鐘後我也走出去，擠到吧台邊。我沒有把外套的釦子扣上去，我想這樣看起來就像我自己也是來休假的，不想掃了大家的興頭。

　　接下來的十二分鐘我喝了一瓶很貴的國內品牌啤酒，一邊看著所有女服務生跟妓女在工作，那大塊頭的臉則一直在人群中移動著，東看西看，避免有人鬧事。我等了又等，新交的那位金髮朋友沒有出現，四處也都看不到她。這個地方又擠又暗，音樂發出轟隆巨響，在閃光燈的閃爍之下，整個地方的視線並不太清楚。雖然抽風風扇在轉著，空氣還是又熱又髒。我累了而且頭痛，於是離開我的高腳凳，試著在酒吧裡繞一圈，還是到處都找不到她。我又繞了一圈，結果一樣。於是我又第三次繞圈，結果走到一半就被特遣隊的那位士官擋下。

　　他說：「找你的女友嗎？」

　　我點點頭，他指著更衣室的門口。

　　他說：「我想她剛剛因為你而惹上麻煩了。」

　　「什麼麻煩？」

　　他不發一語。只是舉起左手掌心，用右手拳頭揮擊下去。

　　我說：「那你沒有幫她講話？」

　　他聳聳肩。

　　他說：「你是憲兵，我不是。」

　　更衣室的門是一片簡單的長方形夾板，被漆成了黑色。我沒有敲門，我想這房間裡沒有半個女人怕被男人看，於是直接把門拉開就走進去了。裡面有日光燈泡亮著，堆滿了衣服，彌漫著廉價香水的臭味。有幾張帶著劇場穿衣鏡的桌子，上面沒有擺任何東西，還擺著一張紅色絲絨材質的舊沙發。馨恩就坐在上面哭，通紅的手掌擺在左邊臉頰上，右眼被打得腫到睜不開。我猜她剛剛被人賞了兩巴掌：正手、反手各一次，兩次的下手都很重。她很害怕，左腳的鞋也不見了，於是我看到她的腳趾間有注射的針痕，那是毒蟲最常用來打針的地方。因為不會被看到，所有有毒癮的女模、妓女和女演員都用那裡來打針。

　　我沒有問她好不好，這種問題太過愚蠢。她死不了，但是會一個禮拜沒辦法工作。她必須先等眼圈變黑後又變黃，然後才能用化妝蓋過去。我只是站在那裡一直到她用還可以打開的那一眼看見我。

　　她說：「出去！」她把頭別開，說：「你這混蛋。」

　　我說：「妳找到那個女孩了嗎？」

　　她瞪著我。「沒有這個人。我到處問了每個人，大家都說沒有。昨天晚上沒有半個人遇到麻煩。」

　　我頓了一下又說：「有人沒來上工的嗎？」

　　她說：「大家都在，誰不需要花錢度過聖誕節？」

　　我沒有說話。

　　她說：「你害我白白挨了兩巴掌。」

　　 我說：「我很抱歉，抱歉為妳帶來麻煩。」

　　她沒有看著我，只是說：「出去！」

　　我說：「好。」

　　她說：「混蛋！」

　　我任她坐在那裡，又依序從舞台邊和吧台邊的人群往回擠，通過那狹窄的入口區域，到了大門邊。那個醜八怪又回到了收銀機後陰影中的座位。我推算他頭部的位置，對著黑影用右手的巴掌揮過去，打在他的耳朵上，力道大到讓他往旁邊移動。

　　我說：「我們到外面去解決。」

　　我沒有等他出來，只是推門走到外面去。停車場上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全都是軍人，他們都是看到我以後躲到外面來的。他們在寒冷的空氣中靠車站著，人人手裡都拿著一瓶啤酒。他們不會惹我──只有喝到爛醉的軍人才會來招惹憲兵。但是他們也不會幫我，因為我不是他們那一掛的，所以我只能靠自己。

　　那個大塊頭在我後面把門用力推開，他身邊跟著兩個看來像農夫的當地人。我們站進一塊被燈杆上黃燈籠罩的地方．四個人的位置大致形成了一個圓圈，而且都面對面站著，一邊呼吸一邊冒著白煙，大家都不發一語，這時候並不需要開場白。我想很多人曾在這裡打過架，這次的結局跟以前也不會有什麼兩樣：總之就是贏家扁人，輸家被扁。

　　我把外套脫下，把它掛在最近一輛車的後照鏡上。那是一輛十年的普利茅斯老車，鉻黃色烤漆很棒，愛兜風的人都會喜歡。我看到跟我說話的那個特遣隊士官也來到停車場上，他對著我看了一會兒後就退進陰影中，跟車邊那些人站在一起。我把手錶脫下，轉身把它放進外套的口袋裡。回身後開始仔細查看我的對手：我想要痛扁他一頓，讓馨恩知道我是挺她的。但如果只是打他的臉，不會造成這種效果，因為他的臉本來就已經被毀了，再怎樣也不會更糟。而且，因為他沒辦法找我報復，最好有一陣子不能活動，我不想讓他因為挫折而在這裡對著女孩們發洩情緒。

　　他的胸腔長得像個桶子，體重超重，所以我想我根本不必用手就可以解決他。至於那兩個農夫，如果一起圍過來，我可能還需要動手──不過我想應該不會到這種地步，我沒必要招惹那麼多人。不過，這完全取決於他們。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面臨抉擇的情境，他們可以袖手旁觀，也可以選擇出手幫人。

　　我也許比那個醜傢伙還要高七吋，但可能體重卻比他還少七十磅，年紀小他十歲。我想他企圖用人數壓制我，覺得這樣勝算較大，我猜他把自己當成一隻兇狠的鬥犬，我則是個誠實不欺的「山姆大叔_」，看著我穿軍禮服，他可能誤以為我會尊奉什麼「軍官與紳士」那一套，行為舉止講規矩，打架時也放不開。

　　但他錯了。

　　他先揮拳向我攻擊，但是他的胸膛太厚，手長得太短。我弓身躲過這一拳，他從我身邊錯開。他又回身打我，結果我把他的手擋開，用手肘往他臉上招呼。但這一下並不怎麼用力，我只是想讓他的動作停滯，有片刻能靜止在我面前。

　　他把全身力道都放在後腿，一記直拳揮向我的臉部。如果被他打中，那可不得了。但是在他得手之前，我搶先一步用右腳跟去踹他的右膝。任何一位運動員都會跟你說，膝蓋是很脆弱的關節。他身體的三百磅重量全部壓在膝蓋上，我又用自己的兩百三十磅力量加在上面，他的膝蓋骨應聲碎裂，腳往後折斷──折斷的方式就像是正常的膝關節運動，只是方向是相反的。他往前跌落，靴子的頂端碰著大腿的前端。他大聲嘶吼，我則是退後微笑。這是他自找的。

　　我又趨前仔細查看那傢伙的膝蓋。他的膝蓋毀了，但是結果令我很滿意。骨折、韌帶斷裂、軟骨撕裂──本來我想再補上一腳，但是已經沒有必要。接下來他得去賣枴杖的店報到，不過要等醫院把他從骨科病房放出來之後才能去。他必須到店裡挑一根一輩子都用得到的枴杖，不管是木頭還是鋁製的、短的或長的，任君挑選。

　　我說：「如果發生了讓我不爽的事，我會再回來毀掉你另一隻腳。」

　　我想這一句話他應該沒有聽進去。他在充滿油漬的泥地上到處打滾，喘氣哀嚎著，試著找到一個讓膝蓋不會痛到快死掉的姿勢。他的運氣實在差到極點，接下來只能等著動手術。

　　那兩個農夫正忙著盤算應該出手還是旁觀，兩個人都是蠢蛋，但其中一個比另一個更蠢，還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他揮動著兩隻紅紅的大手，為了不要浪費太多時間，我上前用頭撞他的臉。他整個人就跌在大個子的身邊，他的同伴則快速地躲到最近的一輛載貨卡車後面。我從普利茅斯的後照鏡拿起我的外套，再把它套回身上，從口袋裡拿出手錶，戴回手腕上。幾個軍人一邊喝酒一邊看我，臉部毫無表情。這件事不會取悅他們，也沒讓他們失望，結果與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管誰是輸家、贏家，對他們來說毫無差別。

　　我看到桑瑪中尉站在人群邊緣。我穿過場上的車子與人群，走向她。她看來很緊張，氣喘吁吁，我想她目睹了整個過程，而且本來已經準備好跳出來幫我的。

　　她說：「怎麼回事？」

　　「那胖子揍了一個幫我問問題的女孩子，他的夥伴逃得不夠快。」

　　她瞥望他們，然後又看看我。「那女孩說什麼？」

　　「她說昨晚沒人遇到問題。」

　　「旅館裡那小夥子還是否認克拉瑪有召妓，他的口氣非常肯定。」

　　我想起馨恩剛剛說的。你害我白白挨了兩巴掌，混蛋。

　　「那他又為什麼去他的房間查看呢？」

　　桑瑪說：「顯然我也該問他這問題。」

　　「他回答了嗎？」

　　「一開始他沒回答，接著才說因為他聽到汽車匆匆離開的聲音。」

　　「哪一種車？」

　　「他說車子的引擎很夠力，用力踩油門後很快就離開了，開車的人似乎很慌張。」

　　「他有看見是誰嗎？」

　　桑瑪搖搖頭。

　　我說：「沒有道理，有車表示是個應召女郎，我很懷疑他們這裡有那種人。而且，酒吧裡就有妓女，他還需要應召女郎嗎？」

　　桑瑪還是對著我搖頭，她說：「那小夥子說那輛車有一種很少見的聲音。很大聲，是柴油引擎，不是汽油引擎。他說他稍後又聽到一模一樣的聲音。」

　　「什麼時候？」

　　「當你開著悍馬車離開的時候。」

　　「啊？」

　　桑瑪直視著我說：「他說他因為聽到一輛軍車匆忙離去的聲音才會去查看克拉瑪的房間。」

4

　　我們又回到汽車旅館，叫那小夥子把整件事從頭到尾說一次。他很確定，而且他不多話，不過是個很棒的證人。有些人儘管沒辦法幫你些什麼，但是他們不會試著取悅你，也不想讓你對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不會編出一堆說法，試著說你想聽的話。

　　他說他自己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坐著，沒事可做。大約在晚上十一點二十五分時，他聽見一聲用力關上汽車車門的聲音，接著是一具渦輪柴油引擎發動的聲音。他所描述的，一定是變速箱向後打檔，還有四輪傳動車特有的分動箱固定住的聲音。接下來是輪胎摩擦礫石地面以及引擎的噪音，還有一輛重型車輛匆匆加速離去。他說他起身到外面去看，但是沒有看到車。

　　我問他：「那你為什麼查看房間？」

　　他聳聳肩說：「我想也許房間失火了。」

　　「失火？」

　　「像這種地方，很多人都會做這種事。他們會在房間縱火，然後趕快逃走。可能是很刺激吧，或者為了別的原因，我不了解。平常人是不會這樣的。」

　　「你怎麼知道要查哪一個房間？」

　　這時候他看來很沉默。桑瑪催他回答我們，接著輪到我，我們開始玩「白臉黑臉」的把戲。最後他承認那是一整晚唯一有生意的房間，其他房間都是從對街過來的人按照時數租用的，他們都是走過來，沒有開車。所以他也很確定克拉瑪的房裡沒有妓女，他的工作必須負責查看在這裡進出的妓女。拿錢後給鑰匙，記錄進出，所以他總是很清楚誰在哪一間房間。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只是不能對外公開。

　　他說：「我會被炒魷魚。」

　　他擔心得都快哭出來了，桑瑪還必須安慰他。然後他說他發現克拉瑪的屍體，打電話報警，接著為了保險起見，他把其他房間裡按時計費的房客全部送走。還不到十五分鐘史達頓副警長就現身了，然後是我。等我要離開時，他認出之前聽到的同款引擎聲：引擎、傳動系統、輪胎的聲音都一樣。他的說詞很可信，因為他已經承認這裡是供妓女做生意的地方，所以他沒什麼好隱瞞的。當時悍馬車相對來講還算新車，很少人可以開。而且車子的聲音的確很容易辨認，所以我相信他。我們任他繼續待在原地，走到那一台閃耀著紅色冷光的可樂販賣機旁。

　　桑瑪說：「不是妓女，是來自基地的女人。」

　　我說：「一位女性軍官。也許相當資深，才能用悍馬車當座車，她不是從汽車調度場牽車的，因為她不是要出任務。而且手提箱一定是被她拿走了。」

　　「這種人不難找，她進出大門都必須簽名。」

　　「我有可能在路上跟她擦身而過。如果他在十一點二十五分離開這裡，她不可能在十二點十五分之前就已經抵達博德堡。我是在那時候離開的。」

　　「如果她直接驅車回部隊呢？」

　　我說：「那就有可能，不過只是可能而已。」

　　「你有在路上看見另一輛悍馬車嗎？」

　　我說：「我記得沒有。」

　　「你覺得她的身分是什麼？」

　　我聳聳肩說：「這就像我們之前猜測那一個從未存在的妓女一樣。她在某處與他相識，可能是爾汶堡，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基地。」

　　我凝望著對街的加油站，看著街上的車子來來去去。

　　桑瑪說：「如果她和克拉瑪之間是長期來往的話，瓦索與庫莫可能認識她。我想這你也了解。」

　　「嗯，是有可能。」

　　「你覺得他們在哪裡？」

　　我說：「不知道。但我確定的是，如果我需要他們出面，我就會把他們找出來。」

　　我沒有去找他們，是他們自己送上門的，當我們回去時，他們已經在我那間借來的辦公室等我。桑瑪把我丟在門口就去停車了，我經過辦公室外面的桌子，夜班那位來自山區、擔心自己會丟掉飯碗、還有一個兒子在襁褓中的女中士又回來了。她用肢體語言告訴我辦公室裡有人，官階比我們倆都高很多的人。

　　我說：「有咖啡嗎？」

　　她說：「在機器上保溫著。」

　　我帶了一些咖啡進去。我的外套釦子還是沒有扣上，頭髮一團亂，樣子就像剛剛在停車場跟人打過架的傢伙。但我還是直接走回辦公桌，放下咖啡。有兩個傢伙坐在直挺靠背的訪客椅上，靠牆坐著，面對著我。他們倆都穿著叢林戰鬥裝，其中一人衣領上別著准將的星星，另一人則別著上校的老鷹徽章。從名牌上看來，准將叫做瓦索，上校叫做庫莫。瓦索是個禿子，庫莫則戴著眼鏡，而且像他們這樣肥胖的身材，兩人都又老又矮、全身沒有幾兩肌肉、皮膚白皙，身上的戰鬥裝讓他們看起來實在有點可笑，就像兩個正要去參加化裝舞會的扶輪社社員。我的第一印象是：很不喜歡這兩個傢伙。

　　我坐下後發現記事簿中央有兩張紙條平整疊好放著。第一張寫著：你哥又打電話找你，有急事。這次紙條上有留電話號碼，區域碼是二〇二，華盛頓特區的號碼。

　　瓦索說：「你不向長官敬禮嗎？」

　　第二張紙條寫著：蓋伯上校來電。綠谷鎮警局估計克拉瑪夫人大約是凌晨兩點死的。我分別把兩張紙條對摺，把它們緊靠排好，塞在電話下面，並且稍微調整一下，讓它們剛好各露半截在外面。抬頭時我看到瓦索怒氣沖沖地看著我，長不出頭髮的頭皮已經開始脹紅。

　　我說：「抱歉，有什麼問題嗎？」

　　「你進門時都不跟長官敬禮的嗎？」

　　我說：「我只跟直屬長官敬禮，你不是。」

　　他說：「這是哪門子回答？」

　　我說：「你可以去查查看。我隸屬於一一〇特調組，我們的單位不同。從體制上來講，我們獨立於陸軍其他所有單位。仔細想一想，這是有必要的。如果我們受你指揮，那又怎麼有辦法調查你呢？」

　　他說：「小子，我不是來這裡接受調查的。」

　　「那你來做什麼？這麼晚了，總不至於是來找我聊天吧？」

　　「我來問你問題的。」

　　我說：「想問就問吧，我也會問你們問題，但是你知道這兩種問的差別吧？」

　　他不發一語。

　　「我回答你問題，是出於禮貌。你回答我，則是因為《軍法統一法典》的規定。」

　　 他不發一語，只是瞪著我。然後他瞥了庫莫一眼，庫莫也看著他，然後把臉轉向我。

　　他說：「我們是為了克拉瑪將軍的事情而來的，我們是他的資深幕僚。」

　　我說：「我知道你們是誰。」

　　「跟我們說說看你對這個案件的了解。」

　　「克拉瑪將軍死了。」

　　「這我們知道，我們想知道你們辦到什麼地步。」

　　「他是心臟病發死的。」

　　「病是在哪裡發作的？」

　　「當然是在胸腔裡。」

　　瓦索怒視著我。

　　庫莫說：「他在哪裡死掉的？」

　　我說：「無可奉告，這跟後續的調查有密切關係。」

　　瓦索說：「有什麼關係？」

　　「這部分也是機密。」

　　他說：「他陳屍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我說：「該我問了。爾汶堡的會議是怎麼一回事？」

　　「什麼？」

　　我又說了一次：「爾汶堡的會議。你們本來要一起去參加的。」

　　「怎樣？」

　　「我必須知道議程。」

　　瓦索看著庫莫，等庫莫開口要跟我說話時，我的電話響了。是幫我辦事的那位中士，她在外面跟桑瑪在一起，不知道該不該讓她進來。我要她直接進來，一陣介紹過後她拉了一張空椅到我桌邊坐下，跟我一樣面對他們。現在是二對二的局面。我把第二張留言從電話下面抽出來拿給她看：綠谷鎮警局估計克拉瑪夫人大約是凌晨兩點死的。她把紙條打開，看完後又摺好還給我，我又把它壓在話機下面。接著我又問瓦索與庫莫，爾汶堡的議程到底是什麼？此刻他們的態度改變了──態度不是變好，而是顧左右而言他。但是因為現在有位女性在辦公室裡，所以他們把明顯的敵意降低，表現出一種神氣活現的態度，但是其中又帶著得體有禮的舉止。從他們的背景與年紀看來，他們不但討厭憲兵，我也確信他們討厭女性軍官，但是突然間卻覺得自己應該客氣一點。庫莫說：「那只是例行性的會議，講的東西都是那一套，沒什麼重要的。」

　　我說：「就是這樣你們才沒有去？」

　　「當然。就這種情況而言，留在這裡似乎比較合理。」

　　「你們怎麼知道克拉瑪出事了？」

　　「第十二軍團打電話給我們。」

　　 「從德國打來的？」

　　瓦索說：「第十二軍團就駐紮在那裡，小子。」

　　「你們昨晚待在哪裡？」

　　庫莫說：「一家飯店裡。」

　　「哪一家？」

　　「華府的傑佛森飯店。」

　　「自費還是用國防部的住宿券？」

　　「國防部授權資深軍官可以住那裡。」

　　「為什麼克拉瑪將軍沒有住那裡？」

　　「因為他另有安排。」

　　 「什麼時候？」

　　庫莫說：「什麼意思？」

　　「我是說，他什麼時候安排的？」

　　「幾天前。」

　　「所以不是臨時有事囉？」

　　「嗯，不是。」

　　「你知道他安排了什麼事情嗎？」

　　瓦索說：「那還用說？否則我們幹嘛來這裡問你？」

　　「你們沒有想過他跟他老婆在一起？」

　　「他們在一起嗎？」

　　我說：「沒有。你們為何需要知道他死在哪裡？」

　　他們頓了好一會兒，態度又改變了。那一副自鳴得意的樣子又變成很坦白，似乎想讓我喜歡他們。

　　瓦索說：「事實上我們沒有必要知道。」他往前靠，好像面對著空氣似的望著桑瑪，好像他希望她不要待在這裡，希望能跟我用男人對男人的方式對話。接著他說：「我們也不知道特定的訊息，也不是直接對這件事有所了解，只是我們擔心將軍的私人行程有可能會是個醜聞。照這情形看來。」

　　「你們跟他熟識嗎？」

　　「在公事上，對他十分了解。至於私事這方面，就跟所有軍官了解自己同袍的程度一樣，也就是說，不太了解。」

　　「但是，依據一般的情況判斷，你也多少猜到了他所安排的是什麼行程？」

　　他說：「嗯。只是猜想而已。」

　　「所以他沒有住在飯店，對你們來講一點也不訝異？」

　　他說：「嗯，是不訝異。」

　　「當我說他沒有去找他老婆時，你們也不感到意外？」

　　「不怎麼意外。」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只是不知道地點？」

　　瓦索點頭說：「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知道他所安排的事是跟誰在一起做的嗎？」

　　瓦索搖搖頭，說：「我們沒有特定的資訊。」

　　我說：「好，那也不是很重要。我想，依你們對陸軍的了解，你們也知道，我們會把醜聞掩蓋起來。」

　　他們又頓了好一會兒。

　　庫莫問：「在他的地方沒有留下半點蹤跡嗎？」

　　我點頭說：「我們把他的東西拿走了。」

　　「很好。」

　　我說：「我需要爾汶堡會議的議程。」

　　他們又頓了一會兒。

　　瓦索說：「沒有議程。」

　　我說：「我知道一定有。這裡是陸軍，難道你以為是演員訓練班嗎？我們不會叫人即興表演的。」

　　他們又頓了一會兒。

　　庫莫說：「沒有白紙黑字的東西。少校，我說過了，這不是什麼重要會議。」

　　「你們今天做了些什麼事？」

　　「打聽有關將軍的消息。」

　　「你們怎麼從華盛頓特區過來的？」

　　「我們從五角大廈借了一輛車跟一個司機。」

　　「你們從傑佛森飯店退房了嗎？」

　　「嗯。」

　　「所以你們的行李都在五角大廈的那輛車裡？」

　　「是的。」

　　「車在哪裡？」

　　「在你們基地的指揮部外面待命。」

　　我說：「我不隸屬於這個基地指揮部，我只是暫時被派來這裡。」

　　我轉身吩咐桑瑪，要她去把他們在車上的手提箱拿過來。他們氣瘋了，但是他們知道阻止不了我。一進了陸軍基地的大門後，老百姓口中說的什麼「不合理的搜查與逮捕」，還有什麼「簽發拘票要有合理根據」，就全都不管用了。桑瑪出去之後我看著他們的兩雙眼──他們很生氣，但是不擔心。所以他們說爾汶堡沒有議程可能是真的，或者他們已經把所有文件都丟掉了。但是這個動作還是得做。桑瑪回來時拿著兩個相同款式的手提箱，就跟銀框相片裡的克拉瑪所拿的一模一樣。幕僚為了拍馬屁，什麼事都辦得到。

　　我把手提箱擺在桌上搜一遍，兩個裡面都有護照、機票、旅行優惠憑證以及行程表，但是沒有爾汶堡的議程。

　　我說：「如有冒犯，請見諒。」

　　瓦索說：「這樣你就爽了嗎？」

　　我說：「克拉瑪夫人也死了，你們知道嗎？」

　　我仔細觀察他們的表情，看得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瞪著我，又瞪著對方，臉色變得慘白，心煩意亂。

　　瓦索說：「怎麼死的？」

　　庫莫說：「什麼時候死的？」

　　我說：「昨晚，是一樁謀殺案。」

　　「在哪裡？」

　　「在家裡，她家被入侵了。」

　　「知道誰幹的嗎？」

　　「不知道。我們不能插手辦案，管轄權在警方手上。」

　　「這是哪一類案子？竊盜案嗎？」

　　「一開始可能是這樣。」

　　他們沒有再多說些什麼，桑瑪跟我把他們送到指揮部前的人行道上，看著他們坐上從國防部借來的車。那也是一輛水星大侯爵房車，但款式是克拉瑪夫人那一輛老舊大車出廠後又經過兩、三次改款的新一代車輛，而且不是綠色，是黑色。他們的司機是個穿著戰鬥裝的高個兒，他制服上的軍徽是繡上去的，在黑暗中我看不出他的名字跟軍階，但看他的樣子應該至少是准尉以上的軍人。他在空曠的路上平順地迴轉，開車把瓦索與庫莫載走。我們看著車子尾燈在北方消失，出了大門後，開進一片黑暗中。

　　桑瑪說：「你覺得怎樣？」

　　我說：「我覺得他們講的都是狗屁。」

　　「有聽出什麼端倪嗎？或者都是客套話？」

　　我說：「他們在說謊，除了很緊張之外，他們也很笨。我為什麼要擔心克拉瑪的手提箱？」

　　她說：「因為，不管他打算帶著什麼去加州，裡面都有機密文件。」

　　我點頭說：「他們剛剛幫我確認了。議程本身就是機密。」

　　「你確定？」

　　「哪個會議沒有議程？而且一定會有文件。議程都會打在紙上。如果想把養狗場的狗食換掉，可能要開個四十七次會，每次會議都有議程。所以我可以打包票，爾汶堡的會議一定有議程。說沒有議程，實在太蠢。如果他們想要掩藏什麼，應該跟我說，那是機密，我不能知道。」

　　「也許會議真的不重要。」

　　「鬼扯，一定是重要會議。」

　　「為什麼？」

　　「因為有個二星中將與一星准將要去參加。而且，桑瑪，別忘了那時候是除夕夜。誰會在除夕夜搭飛機回來，然後在一個專門被用來中途休息的爛旅館待一晚？而且今年在德國又有大事發生。柏林圍牆倒了，經過四十五年後我們終於贏了，各地都有盛大的慶祝舞會。如果不是重要的事，誰肯錯過舞會？能夠把這些傢伙弄上飛機的會議，一定是很重要的。」

　　「克拉瑪夫人的死讓他們心煩意亂，將軍的死反而沒有讓他們有這種反應。」

　　我點頭說：「也許他們喜歡她這個人。」

　　「他們一定也喜歡克拉瑪。」

　　「不對。他的死對他們來講只是個技術問題。到了他們那種官階，就不能感情用事。他們把前途都賭在他身上，他死了以後，他們必須擔心未來會怎樣。」

　　「也許等著頂他的位置。」

　　我說：「也許吧。但是，如果克拉瑪最後被發現身陷醜聞，他們也會跟他一起垮台。」

　　「這樣他們就該安心了，你已經承諾要幫忙掩飾這件事。」

　　我感覺她語帶保留。她好像在暗示我不該承諾他們這種事。

　　我說：「桑瑪，我是為了保護陸軍，就像我們會保護自己的家庭。這是我們的工作。」我頓了一會兒又繼續說：「但妳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就在我承諾之後，他們還是沒有閉嘴。如果他們是來要求我幫忙掩飾，就該識相地閉嘴。發問後獲得回答，完事回家。」

　　「他們想知道東西在哪裡。」

　　我說：「對，他們想知道。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這意味著他們也在找克拉瑪的手提箱，因為那一份議程。克拉瑪手上的那一份議程是唯一外流的，所以他們南下來確認東西有沒有在我手上。」

　　桑瑪看一看他們離開的方向，空氣中還殘留著汽車廢氣的味道，是觸媒的酸味。

　　我問她：「老百姓如果遇到急症，會怎麼處理？假如妳是我老婆，我因為心臟病發而倒地，妳會做什麼？」

　　「我會打電話給一一九。」

　　「接下來會怎樣？」

　　「救護車會出現，把你載到急診室去。」

　　「那假設我在到院時已經死亡，妳會在哪裡？」

　　「我會跟你搭同一輛救護車去醫院。」

　　「我的手提箱會在哪裡？」

　　她說：「在家裡，被留在你擺放的那個地方。」

　　頓了一會兒之後她繼續說：「啊？你想昨晚有人入侵克拉瑪太太她家，是為了找手提箱？」

　　我說：「這是有可能的。有人聽說他因為心臟病發死掉，以為他是在救護車或急診室裡面被宣告死亡，假設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在救護車上陪他，屋子裡空盪盪的沒人，於是就入侵竊取手提箱。」

　　「但是他沒有回家。」

　　「如果想找手提箱，一開始這樣嘗試是挺合理的。」

　　「你覺得是瓦索跟庫莫幹的？」

　　我不發一語。

　　桑瑪說：「真瘋狂。他們看來不像那種人。」

　　「外表會騙人的。別忘了他們是裝甲兵。他們這輩子所受的訓練就是：如果有東西擋住你，就把它輾過去。但我覺得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做這件事。我們假設蓋伯上校最早在凌晨十二點十五分打電話給第十二軍團，他們最早在十二點三十分打電話回美國的傑佛森飯店，告訴他們這件事。綠谷鎮距離華府有七十分鐘車程，而克拉瑪夫人在凌晨兩點死掉。他們最多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做這個決定。他們才剛從機場入住飯店，所以身邊沒有車子，借車也要花時間。而且他們當然沒有隨身攜帶著鐵鍬。誰的行李裡面會有那種東西？而且在除夕夜的午夜過後，有哪家五金行會開著？」

　　「所以那件事是別人幹的？」

　　「我們必須把議程找出來。這件事一定得搞定。」

　　我派桑瑪去辦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博德堡裡面有悍馬車當座車的女性軍官列出來，第二件事情是找找看這些女軍官裡面有沒有人可能在爾汶堡認識克拉瑪的。打電話給華府的傑佛森飯店，查 一查瓦索與庫莫兩人確切的投宿與退房時間，還有所有打進他們房間與從房裡撥出的電話。回到辦公室後我把蓋伯的留言歸檔，把我哥的留言擺在記事簿上，撥號後才響了一聲他就把電話接了起來。

　　我說：「嘿，喬伊。」

　　「傑克嗎？」

　　「什麼事？」

　　「我接到電話。」

　　「誰打的？」

　　他說：「媽的醫生。」

　　「說了些什麼？」

　　「她沒多久可以活了。」

5

　　掛斷電話後，我打電話到蓋伯的辦公室，他不在。所以我留言，交代我請假出國的細節，說我必須離營七十二小時，但沒有說為什麼要出國。我又把電話掛斷，呆呆坐在我的位置上。五分鐘後桑瑪進門來，手上拿著一疊汽車調度場給她的文件，我猜她打算在我面前整理出她需要的悍馬車清單。

　　我說：「我得去一趟巴黎。」

　　她說：「是德州、肯塔基州，還是田納西州的巴黎？」

　　我說：「是法國的巴黎。」

　　「為什麼？」

　　「我媽生病了。」

　　「妳媽住在法國？」

　　我說：「住在巴黎。」

　　「為什麼？」

　　「因為她是法國人。」

　　「真的嗎？」

　　「真的是法國人嗎？」

　　「不是，我是說她的病真的很嚴重嗎？」

　　我聳聳肩說：「細節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是這樣沒錯。」

　　「真遺憾。」

　　我說：「我需要一輛車，我現在要去杜勒斯機場。」

　　她說：「我載你去，我喜歡開車。」

　　她把那些文件留在我桌上，又去要回我們之前用的那一輛雪佛蘭。我回到寢室用陸軍行李袋打包，衣櫥裡的每一種衣物都拿了一件，接著穿上連身大衣。外面很冷，我想歐洲也不會比這裡暖和，因為現在是一月初。桑瑪直接幫我把車開到寢室門口，直到我們開出營區前，她都保持三十英里的時速，之後她用火箭般的速度往北邊衝刺。有好一陣子她都沒開口，我看到她的眼瞼動著，所以她是在想事情。

　　她說：「我們該告訴綠谷鎮警方，克拉瑪夫人是因為那一只手提箱而被殺的。」

　　我搖頭說：「就算她真的是因此而被殺，說出來她也沒辦法復活。」

　　「你不在的時候，我要做些什麼？」

　　我說：「把清單列出來，查看進出基地大門的紀錄，找到那位女軍官，找到那只手提箱，把議程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查一查瓦索與庫莫從飯店打給誰。也許他們在半夜派了一個跑腿小弟去幫忙辦事。」

　　「你覺得有可能？」

　　「任何事都有可能。」

　　「但是他們不知道克拉瑪在哪裡。」

　　「所以才撲了個空。」

　　「他們可能會派誰去？」

　　「一定是跟他們的利益休戚相關的人。」

　　 她說：「好。」

　　「還有查一查剛剛載他們的人是誰。」

　　她說：「好。」

　　接著前往杜勒斯機場的路上我們沒有再交談。

　　我跟喬伊碰面時，他正在法航的報到櫃檯排隊。他已經先幫我們倆預定了清晨第一班飛機的機位，現在排隊等著付錢。我們已經有三年多沒有見面了，上次在一起是因為父親的葬禮。之後我們就各過各的生活。

　　他說：「小弟，早啊。」

　　他穿著大衣、西裝，打了一條領帶，看起來很帥。喬伊比我大兩歲，不管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如此。小時候我曾好好打量過他的外型，心想自己長大也要像他一樣，現在我發現我又在打量他。如果遠遠看，我們兩個人看起來長得一模一樣，但是如果並肩站著，他就比我高一吋，也瘦一點，但最明顯的還是他的年紀比我大一點。就好像我們兩個一起長大，但是他先見過了世面，所以變得比較老成、滄桑。

　　我說：「喬伊，你好嗎？」

　　「沒什麼好抱怨的。」

　　「忙嗎？」

　　「你不會相信我有多忙。」

　　我點頭不發一語。實際上，我不知道他現在的職業是什麼。他可能跟我說過，不是什麼機密工作，好像是跟財政部有關的。他可能有跟我講過所有細節，也許我都沒聽進去。不過，現在好像不太適合問他。

　　他說：「你去了巴拿馬，參加正義之師行動，對不對？」

　　我說：「我們都說那是……『想打你就動手的行動』。」

　　他說：「動什麼手？」

　　我說：「動手抓人。實際上只是因為部隊應該找點事來做，而且新的指揮官想讓自己看來像個狠角色。」

　　「順利嗎？」

　　「就像大人打小孩一樣。還會有什麼結局？」

　　「抓到諾瑞嘉了嗎？」

　　「還沒。」

　　「那為什麼你被人派回來？」

　　「我們派了兩萬七千人到那裡，不是非得靠我才行。」

　　他臉上出現短暫的微笑，露出那種我從小就熟悉的瞇著眼睛的表情。那意味著他像在研究學問似的繞著彎思考。但是還沒等到他開口跟我說話，就輪到我們辦理報到了。他拿出信用卡付機票款──也許他希望我把錢還他，也有可能不用還，總之他沒有講清楚。

　　他說：「喝咖啡去吧。」

　　在這星球上，說到對咖啡的狂熱，大概只有他可以跟我相提並論。他從六歲開始喝咖啡，很快的我也學他開始喝，當時我只有四歲。從此以後我們兩個就戒不掉這習慣了，而且李奇兄弟兩人的咖啡因癮頭讓那些吸食海洛因的人都變成小兒科。

　　我們找到了一家中間有一道W形吧台穿越的店，裡面只有四分之一的座位有人。店裡面有日光燈的強光照射著，高腳凳上的塑膠坐墊黏黏的。我們肩並肩坐著，跟所有清晨裡旅客最常擺出的姿式一樣，雙手前臂放在吧台上。一個穿著圍裙的傢伙沒有開口問就擺了兩個馬克杯在我們前面，用熱水瓶幫我們加滿咖啡，聞起來非常新鮮。店裡的菜單剛剛從宵夜換成早餐，我聽到煎蛋的聲音。

　　喬伊問我：「巴拿馬出了什麼事？」

　　我說：「你是說我有出事嗎？沒有啊。」

　　「你奉命去那裡做什麼？」

　　「監督。」

　　「監督什麼？」

　　我說：「監督整個過程。上面想讓諾瑞嘉這件事看來符合司法程序，他應該被引渡到美國來受審，所以我們會用正式的程序逮捕他。必須是在法庭上也能被接受的做法。」

　　「你們打算對他宣讀米蘭達法則嗎？」

　　「沒那麼誇張。不過至少不能像牛仔的作風一樣，直接把他捆起來。」

　　「你搞砸了嗎？」

　　「我想沒有。」

　　「誰接替了你的位置？」

　　「另一個傢伙。」

　　「官階呢？」

　　我說：「跟我一樣。」

　　「潛力新秀嗎？」

　　我啜了一口咖啡，搖頭說：「我不認識他，不過我覺得他好像是個小癟三。」

　　喬伊點頭後拿起他的馬克杯，不發一語。

　　我說：「怎麼啦？」

　　他說：「博德堡這個基地不小，但也不是真正的大基地吧？你在辦些什麼案件？」

　　「現在嗎？死了一個二星中將，我還在找他的手提箱。」

　　「被謀殺的嗎？」

　　我搖頭說：「心臟病發。」

　　「什麼時候？」

　　「昨晚。」

　　「你去那邊以後嗎？」

　　我不發一語。

　　喬伊說：「你確定你真的沒有搞砸什麼事嗎？」

　　我還是回答：「我想沒有。」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把你調走？前一天你還在監督諾瑞嘉的案子，隔天卻淪落到北卡，無所事事？而且如果不是那個將軍剛好死掉，你到現在還是沒事幹。」

　　我說：「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必須假設上面知道你在做些什麼。」

　　「派令是誰簽發的？」

　　「我不知道。」

　　「你應該查一查，看看誰那麼希望你去博德堡，所以把你從巴拿馬調過來，還用個小癟三來接替你。而且你應該查一下他的理由是什麼。」

　　穿圍裙那傢伙又幫我們的咖啡續杯，把塑膠做的菜單塞到我們前面。

　　喬伊說：「給我蛋，全熟荷包蛋，還有培根、吐司。」

　　我說：「煎餅，上面擺蛋，旁邊擺培根，多淋一點糖漿。」

　　那傢伙把菜單收走後就離開了，喬伊轉動高腳凳的椅墊，身子往後靠，順勢把雙腳往走道上伸。

　　我問他：「醫生到底說了些什麼？」

　　他聳聳肩說：「沒什麼，沒有提到細節，也沒說診斷結果。我得到的資訊不多，而且歐洲的醫生也不太擅長講壞消息，他們總會閃閃躲躲，而且他們也怕侵犯病人隱私。」

　　「但是要我們回去總得給個理由。」

　　他點頭說：「他建議我們最好回去一趟。而且他暗示我們的動作最好快一點。」

　　「她說了些什麼嗎？」

　　「她說她沒事，只是醫生大驚小怪。不過我們如果回去，她會很歡迎。」

　　吃完早餐後我拿錢出來結帳，像是用早餐跟他換票似的，喬伊把機票拿給我。我確定他賺得比我多，但還沒有多到可以用一頓早餐跟人交換機票。但我還是接受了這一筆交易。離開高腳凳後我們朝著報到櫃檯的方向前進。

　　他說：「把你的大衣脫掉。」

　　「為什麼？」

　　他說：「讓櫃檯辦事員看到你的勳帶。現在海外有戰事，也許我們的機位可以升等。」

　　我說：「我們坐的是法航，法國早就不參與北約組織的軍事行動了。」

　　他說：「辦事員是美國人，試試看嘛！」

　　我脫掉大衣，把它摺好掛在手上，側邊靠著前面走著，讓左邊胸口可以往前挺。

　　我說：「這樣可以嗎？」 他邊說邊微笑著：「太棒了。」

　　我也對他微笑。上排由左到右我依序掛著銀星勳章、國防優異服務勳章以及績優部隊勳章。第二排則依序是英勇勳章、青銅星勳章以及紫心勳章。最下面兩排則是一些可有可無的獎章。這些好東西都是我湊巧贏得的，對我而言一點意義也沒有，但如果能用來獲得升等，就算是它們最大的用處了。但是喬伊喜歡上面那兩排東西，他在軍情局幹了五年，獲得的都是那些可有可無的東西。

　　輪到我們的時候，他把機票、護照放在櫃檯上，一旁還放著他的財政部識別證，接著就站到我的身後。我把自己的護照跟機票也擺上去，他在後面推我一下，我把身體稍微轉向側邊，看著辦事員。

　　我問他：「可以幫我們換個比較好伸腳的位置嗎？」

　　他是個矮小的中年男性，看來很累。他抬頭看著加起來幾乎有十三英尺高、體重有四百五十磅的我們，仔細端詳那一枚財政部識別證，看看我的制服，啪啪敲了幾下鍵盤，努力擠出一抹微笑。

　　他說：「我們會幫兩位安排到前面的機位。」

　　喬伊又推了一下我的肩膀，不看也知道他在偷笑。

　　我們坐在頭等艙的最後一排聊著天，但聊的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先聊政治，接著是音樂。飛機上又供了一頓早餐，我們又喝了咖啡，法航頭等艙的咖啡還真是不賴。

　　喬伊問：「是哪個將軍死掉了？」

　　我說：「他叫做克拉瑪，歐洲裝甲部隊的指揮官。」

　　「裝甲部隊？那他怎麼會去博德堡？」

　　「他不是去基地。他去了三十哩外的一間汽車旅館，跟一個女人有約，我們認為他的手提箱就是被她拿走的。」

　　「老百姓嗎？」

　　我搖頭說：「我們覺得她應該是博德堡的女軍官。本來他應該在華府過夜，然後搭飛機到加州參加會議的。」

　　「那他不是繞了三百哩的遠路嗎？」

　　「兩百九十八哩。」

　　「但是你們不知道她是誰。」

　　「她應該是資深軍官，開著自己的悍馬車去汽車旅館。」

　　他點頭說：「她一定是很資深的軍官，克拉瑪與她是舊識，這樣才值得他繞一趟來回五百九十六哩的路程。」

　　我露出微笑。換成其他人，每個人都會說：「繞一趟六百哩的路程。」但是喬伊不會這樣。他跟我一樣都沒有綽號，但如果真要幫他取個綽號的話，他應該叫做「老學究」。綽號「老學究」的喬伊．李奇。

　　他說：「博德堡還是步兵基地吧？我記得有些是遊騎兵，有些是三角洲特遣隊，但大多是一般的步兵。那裡有很多資深的女軍官嗎？」

　　我說：「現在那裡有個心戰訓練學校，裡面有一半的教官都是女的。」

　　「官階呢？」

　　「有些上尉跟少校，還有幾個中校。」

　　「手提箱裡裝了什麼？」

　　我說：「加州那一場會議的議程。克拉瑪的幕僚騙我說沒有議程。」

　　喬伊說：「陸軍開會怎麼可能沒有議程？」

　　「我知道。」

　　他說：「我建議你查一查那些少校跟中校。」

　　我說：「謝了。」

　　他說：「也查查誰派你去博德堡的，還有為什麼。你的派令簽發時克拉瑪還活得好好的，所以絕對不是因為克拉瑪這件事。」

　　我們看著昨天的《晨報》與《世界報》兩份法文報紙，飛到一半時我們開始用法文聊天。我們對法文已經生疏了，但用來溝通並沒有問題，因為學過了就畢生難忘。他問我有沒有女朋友──可能他認為用法文來聊這件事還挺合適的。我說我曾在韓國跟一個女孩約會，但是之後我陸續被調到菲律賓、巴拿馬，現在又來到了北卡，所以我想應該不會再跟她見面。我跟他提到有桑瑪中尉這個人，他似乎覺得很有趣。他說他現在沒有女友。

　　接著他又用英文跟我講話，問我最後一次到德國是什麼時候。

　　我說：「六個月前。」

　　他說：「舊時代已經結束了，德國將會統一，法國會再開始進行核彈試爆，因為德國統一將促使法國人想起往事，接著它會提議歐盟使用統一的貨幣，才能牽制德國。波蘭在十年內會成為北約組織的一員，蘇聯即將解體成幾個國家，可能它們也會加入北約。」

　　我說：「也許吧。」

　　「所以克拉瑪死得還真是時候，未來的一切都會改變。」

　　「可能吧。」

　　「將來你要做什麼工作？」

　　「什麼時候？」

　　他在座位中轉身面對我說：「傑克，部隊精實是遲早的事，你必須面對這個事實。當敵人瓦解的時候，百萬大軍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敵人還沒瓦解。」

　　「但那是遲早的，這一切一年內就會結束。戈巴契夫的位置保不住，會有人發動政變把他拉下。老派共產黨會使出最後一擊，但那只是困獸之鬥，因為接下來是改革派的天下了。可能是葉爾欽上台，他人還不錯。所以華府一定會忍不住想節省預算，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且別忘了你的指揮官基本上是個政客。」

　　我回想那位有小男嬰的中士跟我說的話。

　　我說：「這個過程會很漫長。」

　　喬伊搖頭說：「這一切來得會比你想像的快。」

　　我說：「我們永遠不缺敵人。」

　　他說：「沒有人會懷疑這點。但是接下來我們的敵人跟以前不同，沒必要在德國的平原上部署數以萬計的坦克。」

　　我不發一語。

　　喬伊說：「你應該查出自己為何會在博德堡。一個可能是，那裡沒有什麼大事，所以你算是被降調。或者是那裡出了事，有人希望你去處理，那麼你就算是走上了升遷之路。」

　　我不發一語。

　　他說：「你必須知道是哪一種情況。不久後就會有精簡案，所以你現在就必須知道自己是往上走或往下降。」

　　我說：「有軍隊就會有憲兵。就算裁軍裁到剩下兩人，裡面也會有一個是憲兵。」

　　他說：「你該進行規劃。」

　　「我從不規劃的。」

　　「你一定要。」

　　我用指尖觸摸胸前的勳帶，說：「這些東西讓我的機位可以升等，或許也可以讓我保住工作。」

　　喬伊說：「也許吧。但即使是如此，那會是一份你想要的工作嗎？接下來的一切都不會是你最喜歡的。」

　　我注意到他的袖口──上面別著用銀與黑瑪瑙做成的袖釦，風格乾脆俐落。他打著一條灰暗色的絲質領帶，鬍子刮得一乾二淨，兩邊的鬢角是切齊的。他向來力求完美，唯恐自己的一切不是最好的。

　　我說：「工作就是工作，我不挑剔。」

　　接下來的航程裡我們都在睡覺，直到飛機駕駛透過廣播系統告訴我們，飛機即將在戴高樂國際機場降落，當地時間已經是晚間八點。在我們飛越大西洋上空的一個個時區之際，九〇年代的第二天就好像海市蜃樓似的消逝。

　　我們換了一些法郎，步行到長達一哩的計程車排班隊伍，到處都是人與行李，隊伍幾乎沒有動。所以我們改搭機場接駁巴士。經過巴黎北端的枯燥郊區，一路往巴黎市中心前進時，我們都只能站著。晚間九點，我們在劇院廣場下車，當時巴黎又暗又濕又冷又安靜，一家家酒吧與餐廳都關著門，窗上籠罩著霧氣，店裡點著溫暖的燈。濕滑的街道上排滿著停好的小車，我們一起往西南走，從協和橋跨越塞納河。接著又沿著奧賽碼頭往西走。停滯的河面一片黑暗，河上的一切都停著不動。街上一片空蕩蕩，沒有人待在室外。

　　我說：「我們該買花嗎？」

　　喬伊說：「時間太晚，能買花的地方都打烊了。」

　　我們在抗戰廣場左轉，並肩走進哈普街。當我們越過大學街的時候，看到就在我們右手邊的艾菲爾鐵塔。鐵塔的燈閃耀著金色光芒，我們的鞋跟踏在地上，發出像是在人行道上用來福槍射擊的響聲。接著我們到了媽媽住的大樓──那是一棟六樓的石造小公寓，被夾在兩棟一八九〇年代的華麗建築中間。喬伊把手伸出口袋，把臨街的門打開。

　　我說：「你有鑰匙？」

　　他點頭說：「一直都有。」

　　門後是一道鋪著鵝卵石的通道，往裡走就是中庭。大樓管理員的屋子在左手邊，再走過去的一個小壁龕裡面，有一具緩慢的電梯。我們搭電梯到五樓，走進一道高聳寬闊的走廊。燈光很暗，地板上鋪著有飾紋的暗色磁磚。右邊公寓裝的是兩扇橡木高門，樸素的銅牌上面刻著：「吉哈德夫婦」，左手邊漆成灰白的門上則掛有名牌寫著：「李奇夫人」。

　　我們敲門後在外面等著。

6

　　我們聽到公寓裡傳來小碎步的聲音，很久之後媽媽才把門打開。

　　喬伊用法文說：「媽，晚安。」

　　我只是瞪著她。

　　她很瘦、頭髮很白、身軀很駝，而且跟我上次見到的她相比，看來簡直老了一百歲。她的左腳上了一層又長又重的石膏，人靠在一具助步器上面。她的手用力握著助步器，血管與肌腱在她的嶙峋瘦骨上清晰可見。她發抖著，皮膚幾乎是半透明的，只有那一雙眼睛能讓我想起往日的母親──一雙湛藍而快樂、充滿愉悅的眼睛。

　　她說：「喬伊、李奇。」

　　她總是叫我的姓，沒有人記得原因何在，也許是我自己從小開始這樣叫的，也許是她延續這種叫法。很多家庭都有這種習慣。

　　她說：「兒子們，看看你們多帥！」她慢條斯理地講話，上氣不接下氣，但是臉上流露出快樂的微笑。

　　我們向前擁抱她，覺得她又冷又虛弱，好像快撐不住似的，連助步器都比她重。

　　我說：「怎麼啦？」

　　她說：「進來再講，當自己家裡。」

　　助步器讓她的步伐變成不靈活的小碎步，步履蹣跚地走回走廊上。她又累又喘，我跟著她走進去，喬伊把門關上，跟在我後面。走廊又高又窄，走進去後有一個木頭地板的客廳，裡面的沙發與牆面都是白的，還擺著一些有框的鏡子。媽媽走到沙發前慢慢靠背坐下，好像整個人陷進去一樣。我又問她：「怎麼啦？」她沒有回答，只是不耐煩地揮揮手。

　　喬伊與我肩並肩坐下。

　　我說：「妳得告訴我們。」

　　喬伊說：「畢竟我們大老遠跑了一趟。」

　　她說：「我以為你們只是來看我。」

　　我說：「不是，妳也知道我們不只是來看妳。」

　　她盯著牆面看，說：「沒什麼事。」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

　　「嗯，只是禍不單行。」

　　「怎麼說？」

　　她說：「我很倒楣。」

　　「怎麼個倒楣法？」

　　她說：「我被車撞斷了腳。」

　　「在哪裡？什麼時候？」

　　她說：「兩週前，就在我家門前的大街上。當時在下雨，我撐著雨傘，擋住了我的視線。我走出去後司機看到了我，踩了煞車，但是輪胎打滑，我被車撞個正著。車速很慢，像慢動作似的，但是我被嚇到了，無法動彈。我感覺到車子撞上我的膝蓋，雖然力道很輕，像是在上面親一下，但我的骨頭斷裂了，痛得要死。」

　　我的腦海浮現博德堡脫衣酒吧外面停車場上那個傢伙，在充滿油漬的泥地上滿地打滾。

　　喬伊問她：「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她不回答。

　　他又問：「但是妳會復元，對吧？」

　　她說：「當然，這是小傷。」

　　喬伊看著我。

　　我說：「還有什麼問題？」

　　她一直看著牆壁，又揮揮手想迴避問題。

　　喬伊問：「還有什麼問題？」

　　她看看我又看看他。

　　她說：「我照了X光。他們說我的年紀很大了，骨折的老女人容易罹患肺炎。因為我們必須躺著不動，肺部容易積水感染。」

　　「還有呢？」

　　我說：「妳得了肺炎嗎？」

　　「沒有。」

　　「那妳得了什麼病？」

　　「照X光的時候被他們發現的。」

　　「發現什麼？」

　　「癌症。」

　　我們沉默了好一陣子。

　　我說：「但是妳早就知道了。」

　　她像往日一樣對我微笑著。

　　她說：「沒錯，小乖。我已經知道了。」

　　「多久了？」

　　她說：「一年了。」

　　沒有人說話。

　　喬伊說：「什麼癌？」

　　 「現在已經擴散出去了。」

　　「可以治療嗎？」

　　她只是搖頭。

　　「當時治療來得及嗎？」

　　她說：「我不知道。我沒問。」

　　「有哪些病徵？」

　　「胃痛、沒有食慾。」

　　「然後癌細胞就擴散了？」

　　「現在我到處都在痛，因為癌細胞已經深及骨頭，還有我的腳也痛。」

　　「妳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們？」

　　她聳聳肩──頑固的典型法國女人。她說：「有什麼好說的？」

　　「為什麼妳不去看醫生？」

　　她過了好一會兒才回答。

　　她說：「我累了。」

　　喬伊說：「累什麼？對生活感到疲累嗎？」

　　她微笑說：「不是，喬伊。累了就是累了。我是說，那麼晚，我該睡覺了。我們明天再聊。我們現在別爭這個，我答應你們，明天再聊。」

　　我們一定得讓她上床睡覺，別無選擇，因為她是這世界上最頑固的女人。我們在她的廚房裡找東西吃──顯然她為了我們而去採購一番，冰箱裡面淨是一些沒有胃口的女人不會想吃的東西。我們吃了法式餡餅和起司，坐在桌邊喝咖啡。隔著五樓看著下面的哈普街，街頭杳無人跡，一片寂靜。

　　喬伊問我：「你覺得呢？」

　　我說：「我覺得她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裡。」

　　「我們可以逼她接受治療嗎？」

　　「太遲了。只是浪費時間，而且我們也不能逼她做任何事。如果是她不想做的事，誰曾經能逼她去做？」

　　「她為什麼不想接受治療？」

　　「我不知道。」

　　他只是看著我。

　　我說：「她是個認命的人。」

　　「她才六十歲而已。」

　　我點點頭。我出生時她才三十歲，我離家時她四十八歲，我二十八歲時她看起來還比我年輕。上次看到她，是一年半前，當時我要從德國到中東，中途在巴黎待了兩天。她當時身體棒、氣色好，距離我爸去世才要滿兩年，而且跟很多人一樣，那兩年日子對她來講是稍縱即逝。她看起來好像還有很長一段的人生旅程要走。

　　喬伊說：「她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我不知道。」

　　「如果她肯說就好了。」

　　我說：「人生總有不如意。」

　　喬伊只是點點頭。

　　客房裡她已經鋪好全新的乾淨床單與毛巾，床頭櫃上的骨瓷花瓶裡擺著鮮花。這個彌漫著香味的小房間裡擠著兩張一樣的床，我想像著她用助步器在床邊掙扎走著，吃力拿著鴨絨墊子，摺出棉被的被角，把一切弄得服服帖帖。

　　喬伊跟我沒有聊天。我把制服掛在衣櫥裡，在浴室梳洗。我告訴自己明天七點要起床，然後上床盯著天花板看了一個小時才睡著。

　　我準時在七點起床，喬伊已經醒了。也許他根本就沒睡，也許他的生活過得比我還規律，也許是因為時差調不過來。淋浴後我從帆布行李袋裡面拿出迷彩褲跟T恤穿上。來到廚房後發現喬伊已經煮好咖啡。

　　他說：「媽還在睡，可能是因為吃藥。」

　　我說：「我去買早餐。」

　　我穿上外套，走一條街，到那家我知道位於聖多明尼克街上的麵包店。我買了可頌跟巧克力麵包，拿著油紙袋回家。回去後媽媽還是在她房裡。

　　喬伊說：「她這是自殺，我們不能任由她這樣。」

　　我不發一語。

　　他說：「怎樣？如果她掏槍指著頭要自殺，你也不會阻止她嗎？」

　　我聳聳肩說：「她早就把槍掏出來了，一年前就扣下了扳機。我們太晚了，這是她設計好的。」

　　「為什麼？」

　　「這得等她告訴我們。」

　　我們談了幾乎一整天，從早餐開始她親口告訴我們，把整件事一點一滴透露出來。我們從早餐開始講，她從房間出來時，已經淋浴過，也打扮了一番，就一個拿著助步器、斷了一隻腳的末期癌症病人而言，她可以說看起來很體面了。她為我們煮新鮮咖啡，把我買的可頌擺在上好的骨瓷器皿上，一絲不苟地為我們服務。她掌控一切的那副模樣讓我們彷彿回到了往日──我和喬伊縮水成為以前的瘦小模樣，她又變成了一家之主。扮演軍人老婆與媽媽的角色是很吃力的，有些人做得來，有些人沒辦法。她總可以辦到，不管我們住在哪裡，她總讓我們有家的感覺，照料一切。

　　她說：「我出生的地方距離這裡只有三百公尺，就在波斯給街上。從窗邊我可以看到傷兵醫院和巴黎軍事學院。德國人占據巴黎時，我只有十歲，我還以為當時是世界末日，他們離開時我已經十四歲，可以說是一個新世界的開始。」

　　喬伊與我不發一語。

　　她說：「從他們離開那天開始，每天我都好像中樂透一樣。我跟你們的爸爸相識、生了你們，又環遊世界。我覺得好像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是我沒去過的。」

　　我們還是不發一語。

　　她說：「我是法國人，你們是美國人，差異實在太大了。如果我是美國人，我會覺得自己受到傷害，不斷地問：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一定會馬上彌補這個傷害。但是法國人知道人有生老病死，這不是一種傷害，自古以來人類就是這樣。這件事遲早會發生在我身上，你們不懂嗎？如果人都不死，這世界會擁擠成什麼模樣？」

　　喬伊說：「問題在於妳什麼時候會死。」

　　媽點點頭，說：「沒錯，時候到了，就該死了。」

　　「這樣太悲觀了。」

　　「喬伊，你錯了。這是很實際的，人沒有必要白花力氣。當然，小病是一定可以醫好的。如果你出了一點小意外，傷口可以癒合。但是有些病魔是我們對抗不了的，不要認為我沒有好好思考過這整件事。我看了很多書，跟朋友談過，等到出現那些症狀之後再來治療，成功率是很低的。五年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機率。誰需要這樣的賭注？而且還要經過一堆很累人的治療。」

　　問題在於妳什麼時候會死。我們整個早上來來回回談的就是喬伊丟出來的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討論，但結論都沒變：有些病魔是我們對抗不了的。不過這一點也只是假設性的，如果真要討論，應該在一年前就好好談。現在說這些又有什麼用？

　　喬伊跟我吃了午餐，媽沒吃。我打算讓喬伊開口問下一個問題：我們遲遲沒能開口。最後他還是問了。三十二歲的喬伊．李奇，身高六呎六吋，體重兩百二十磅，西點軍校畢業生，在財政部裡呼風喚雨，把掌心擺在桌上，雙眼凝視著他的母親。

　　他問：「媽，妳不會想念我們嗎？」

　　她說：「你這問題根本不成立。我人都死了，哪還會想念什麼？應該是你們會想念我，就像你們想念爸爸，還有我想念他，還有我想念我的爸媽、祖父母一樣。這是生命的一部分，想念亡者。」

　　我們不發一語。

　　她說：「你們問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你們想問，我怎麼可以棄你們而去？你們想問，我不再關心你們的事了嗎？難道我不想看你們在生活裡會遇到什麼事嗎？我對你們兩個失去興趣了嗎？」

　　我們還是不發一語。

　　她說：「我了解，我真的了解，我捫心自問同樣的問題。這就好像被逼著走出那一部你們主演的電影，你們樂在其中。這是讓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因為我永遠不會知道結局是什麼。這樣我就永遠不會知道你們倆最後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我很討厭這樣，但是接著我了解──顯然我遲早都得離開我眼前這部電影。我是說，沒有人長生不死，我絕對不可能知道你們的結局是什麼。即使我再怎樣健康，我也不會知道你們最後的遭遇。我想通了這件事之後，這場病對我來講就沒什麼大不了了。我總得死，不管是在哪一天，我都還是有很多事想知道的。」

　　我們坐著沉默了一陣子。

　　喬伊問：「還有多久？」

　　她說：「不久。」

　　我們不發一語。

　　她說：「你們不再需要我了。你們都長大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務。這種事天經地義，沒什麼不好。而且這就是生命，你們讓我安心走吧。」

　　到了晚上六點我們把該講的都講完了。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大家都沒話可講。然後媽在她的椅子裡坐直起來。

　　她說：「我們去吃晚餐吧。我們去王子先生街的波麗朵餐廳吃飯。」

　　我們叫了輛計程車，叫司機開到奧德翁劇院，接著用步行的。她身上裹著外套，我們攙扶著她，她的動作又慢又笨拙，但我想她很喜歡那空氣。位於第六區的王子先生街穿越了一個由聖日爾曼大街與聖米榭大街交會而形成的區域。它可能是全城裡最典型的巴黎街道：又窄又亂，有點不入流，街道兩側都是灰漿材質的房屋牆面，街上人來人往。波麗朵是老字號了，三教九流的人都會來這裡吃飯，不管是饕客、間諜、畫家、逃犯、警察或者大盜，都是這裡的顧客。

　　我們點了同樣的三道菜：熱山羊乳酪、梅子燉豬肉，外加一道叫做「白夫人」的甜點，還點了一瓶很好的紅酒。但是媽不吃也不喝，只是看著我們。從她的臉看得出她很痛，喬伊和我像是做反射動作似的吃著東西。她跟我們聊著，但話題僅限於過去，氣氛一點也不悲傷。往日的好時光好像歷歷在目，她一直笑著，用拇指摩擦著喬伊前額的傷疤，怪我把他弄傷，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這樣的。我也會照例把袖子捲起來，讓她看喬伊為了報仇，用鑿子把我弄傷的地方，她也一樣怪他。她聊起以前在那些遙遠而森嚴的基地裡，不管夏天、冬天，我們都會舉辦的那些生日派對。她談起怎樣跟父親在韓國相識、在荷蘭結婚，還說起他那個人有多沒情趣，兩人在一起三十三年卻只送過兩束花給她──分別在喬伊跟我結婚時。

　　喬伊問：「一年前妳為什麼不說？」

　　她說：「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們會跟妳爭。」

　　她點點頭，說：「這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決定。」

　　我們喝完咖啡後，喬伊和我抽了菸，服務生帶了帳單過來，我們要他幫忙叫計程車。回到哈普街的路上，我們不發一語。我們沒再說什麼就上床睡了。

　　新年的第四天我起了個大早，聽到喬伊在廚房裡講法文。進去後我發現他跟一個活潑的年輕女人在一起。她留著一頭整齊短髮，有一雙明亮大眼。她說她是我媽的特別護士，這項服務是由國家的老年保險給付提供的。她說她一般都是每天來，但是昨天因為我媽的要求才沒來，因為我媽希望能有一天與自己的兒子獨處。我問她每一天都來多久，她說那要看她需要的時間來決定，最高的給付時數是一天二十四小時──而且她說她很快就需要二十四小時的照顧了。

　　那位大眼女孩離開後，我回到臥室，沖澡後把行李打包。喬伊進來後看著我打包。

　　他說：「你要走了？」

　　「你知道的，我們都該走了。」

　　「我們該留下。」

　　「我們來過了，因為她希望我們來。現在她希望我們走了。」

　　「你覺得是這樣？」

　　我點頭說：「昨晚在波麗朵餐廳，算是向我們道別。現在她希望我們讓她靜靜地走。」

　　「你忍心？」

　　「她想要這樣，我們有義務成全她。」

　　我又去聖多明尼克街買了些早餐，我們三個用最典型的法式吃法，用三大杯咖啡配早餐。媽把自己打扮成最美的樣子，舉止像個體態完美的年輕女士，只是暫時因為腳斷了而行動不便。我難以想像她要靠多大的意志力才能辦到，但我猜她就是想在我們心中留下這樣的模樣。我們一邊倒著咖啡，一邊把東西遞來遞去，大家都很客氣。這是非常講求禮節的一餐，好像回到了往日時光，像家人相聚的儀式一樣。

　　接著她又進行另一項儀式。她做了一件從我們小時候知道「自己」是什麼之後，就開始做過成千上萬次的事。她掙扎著從椅子站起身，走過來從後面把手擺在喬伊的肩膀上，然後彎腰親了他的臉頰。

　　她問他：「你不需要做什麼事？」

　　他沒回答。他從沒回答過，而且我們默不作聲也是這項儀式的一部分。

　　「你不需要解決這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喬伊。只要解決其中一部分就好了，這樣世界就會正常運轉了。」

　　她又親親他的臉頰，然後把一隻手留在椅子後面，另一隻手伸出用力，把自己移動到我身後。我可以聽到她的喘氣聲，還沒把手擺在我肩上就先親了我，然後像以前一樣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兩邊打量著我的寬闊肩膀，心頭驚歎著她一個嬌小女子生的小孩怎麼會長成這樣一個巨人。

　　她說：「從小你的力氣就等於兩個一般的男生。」

　　然後她問了一個跟我相關的問題。

　　她問我：「你要怎麼運用這樣的力氣？」

　　我沒回答，從來沒有。

　　她說：「你得做對的事情。」

　　然後她又彎腰親了我的臉頰一下。

　　我心裡想著：這是最後一次嗎？

　　二十分鐘後我們離開，離開前在門邊用力擁抱了很久，說我們愛她，她也說她愛我們，永遠愛我們。我們讓她站在那裡，坐著那一台小電梯下樓，開始走一大段路程回到劇院廣場去坐機場的接駁巴士。我們熱淚盈眶，兩人不發一語。我的獎章對戴高樂機場報到櫃檯的女孩起不了作用，她把我們的位置排在飛機的後端。航程大概過了一半後我拿起《世界報》，看到諾瑞嘉在巴拿馬市被抓到的新聞。一週前我的人生就是為了那一項任務而活的，現在我幾乎把它遺忘。我把報紙放下，試著想往後的日子，試著記起自己應該往何處去，還有我到了那裡後應該做什麼。我想不太起來，而且也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如果當時我知道，早該留在巴黎。

7

　　愈往西邊走，白天愈長而不是愈短。兩天前因為時區改變而失去的時間，現在又都還給了我們。我們在下午兩點降落在杜勒斯國際機場，我與喬伊道別後，他叫了一輛計程車進城去。接著我要找接駁公車，但還沒找到就被逮捕了。

　　保衛人的衛兵是由誰來保衛？專門逮捕人的憲兵，又會被誰逮捕？逮捕我的，是憲兵司令部的三個准尉，兩個W3級准尉，一個W4級准尉。W4級准尉向我出示了他的證件和逮捕令，接著W 3級准尉拿出他們的貝瑞塔手槍跟手銬。W4級准尉問我，要喝敬酒還是罰酒？我露出短暫的微笑：他的表現連我也讚賞，中規中矩。我想如果我是他，表現大概也是大同小異，不會比他更棒。

　　他說：「少校，你身上有武器嗎？」

　　我說：「沒有。」

　　如果他真的就這樣相信我，我就開始要為陸軍擔心了。有些W4級准尉可能就會這樣被糊弄過去，逮捕敏感人物會讓他們綁手綁腳。而且如果你逮捕的是自己所隸屬軍種中的長官，那差事就更雜辦了。但是這位W4級准尉把每個步驟都做對了：他聽到我說「沒有」之後就對著兩個部下點點頭，他們就趨前來對我搜身，動作乾淨俐落──即使我的回答是「有，我身上有一顆核子彈頭」，他們也會這麼做。一個人搜我的身體，另一個人搜帆布行李袋。他們搜得很徹底，過了好幾分鐘才肯罷手。

　　W4級准尉問我：「需要幫你戴上手銬嗎？」

　　我搖頭說：「車在哪？」

　　他沒有回答。另外兩個准尉站在我的兩側，稍稍偏我的後方，w4級准尉走在我前面。我們穿越人行道，經過接駁車的停車區，朝著公務車專用車位前進。那裡停了一輛轎車，車身顏色是橄欖綠。現在是他們最危險的時刻，如果決心要逃的人會在這裡掙脫逃走，他們也知道，所以把包圍我的圈圈縮小。這三人合作無間，在這種三對一的情形之下，我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機會，但我還是跟他們上車。後來我曾想過，如果我當時就逃了，後續發展會有何不同？有時候我真希望自己在當時逃掉。

　　那輛車是最常被用來當警車的雪佛蘭凱普瑞斯。在軍方把它漆成綠色之前，車身是白的。車身門框的內側露出了原來的顏色，車裡面是塑膠皮椅，車窗是手動的，規格跟警車一樣。我滑進後座，在駕駛座後方那個角落坐定，有個W3級准尉擠進我身邊那個位置，另一個坐進駕駛座，W4級准尉坐在他身邊。大家都不發一語。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往東朝華府行駛，喬伊可能就在前方五分鐘車程的計程車上。我們轉往東南方，經過泰森．柯羅納地區，這時我已經確認我們的目的地是哪裡了。幾哩後我們看到一個標示著前往岩溪鎮的路標──岩溪鎮是位於貝瓦堡北方二十幾哩外的小鎮，也位於曠地口鎮海軍陸戰隊基地東北方四十幾哩處。那是我們總部的所在地，一一〇特調組就在那裡，所以我知道我們往哪裡去，只是不知道原因何在。

　　一一〇特調組的總部基本上是一個辦公室跟補給中心。裡面沒有牢房、沒有安全的居留室，所以他們把我丟在一間偵訊室裡，把帆布行李袋丟在桌上，把門鎖起來。我以前也曾把人鎖在這裡面，所以我知道整個程序：其中一個W3級准尉會在外面走廊上站崗，或許兩個都會在外面。所以我只能坐在木椅裡，把前面兩支椅腳翹高，兩隻腳擺在桌上，靜靜等待著。

　　我等了一個小時，又餓又不舒服，還因為坐飛機而有點脫水。我想如果他們知道我的狀況，就會把我擺在那裡兩小時，或者更久。但是他們六十分鐘後就回來了，W4級准尉走在最前面，他用下巴示意我該跟他一起走出門口，另外兩人跟在我後方，帶著我往上走兩段台階。我們在樸素的灰色通道裡往左又往右走，那時候我已經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了。我們要去的是里昂．蓋伯的辦公室，但原因不明。

　　他們要我在他的辦公室門口停下來。門上有凹紋玻璃，上面用金色噴漆寫著「指揮官」三個字。我曾走進這扇門好幾次，但是還沒有在被拘禁的情況之下進去過。W4級准尉敲門後等了一下才開門，他退開讓我進去，然後在我身後把門關上，然後和他的手下在走廊的另一邊等著。

　　蓋伯的桌子後面坐著一個跟我素未謀面的人。他是個穿著戰鬥服的上校，名牌上面寫著：「美國陸軍，威拉」，他留著一頭鐵灰色的頭髮，頭上分著髮線，那髮型像個學校的男學生，而且頭髮該修了。他戴著鐵框眼鏡，從那暗灰下垂的臉看來，我猜他二十歲時就已經讓人覺得很老。他長得又矮又胖，肩膀的肌肉完全沒辦法把衣服的肩部撐起來，看起來像是從來不花時間健身。他有坐不住的問題，人整個往左歪斜，一手拉著緊繃著右膝的褲管。我進辦公室後還不到十秒的時間裡，他已經調整坐姿三次，也許是因為他有痔瘡，也有可能是因為緊張。他有咬指甲的習慣，沒戴婚戒，一定是離婚了。他看起來就像那種人，有哪個老婆願意讓自己的丈夫頂著這種髮型在外面晃來晃去？而且也沒有哪個老婆受得了他那樣在椅子上搖晃拉褲管。婚姻撐不了多久的。

　　我早該照子放亮點，立正站好後敬禮大喊：長官，李奇少校報到。那是陸軍的標準禮儀，但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連我都會看不起自己。我只是不耐煩地環顧四周，在桌前懶散地站著。

　　叫威拉那個傢伙說：「你給我好好解釋。」他又換了一個坐姿。

　　我說：「你是誰？」

　　「我有名牌。」

　　「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個叫做威拉的美國陸軍上校，但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指揮官，我就不能向你解釋。」

　　「小子，我是你的指揮官，你不會看門口的字嗎？」

　　我說：「上面寫著指揮官。」

　　「這裡是哪裡？」

　　我說：「維吉尼亞州，岩溪鎮。」

　　他說：「好，那我已經回答你的問題了。」

　　我說：「你是新來的，我們沒有見過面。」

　　「我在四十八小時前接下指揮官職務。現在我們已經見了面，我要你解釋清楚。」

　　「解釋什麼？」

　　「先解釋你為何不假外出。」

　　我說：「不假外出？什麼時候？」

　　「過去這七十二個小時。」

　　我說：「不對。」

　　「怎麼說？」

　　「蓋伯上校批准了我的請假。」

　　「他沒批准。」

　　我說：「我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

　　「什麼時候？」

　　「我離開前。」

　　「你有接到他的批准命令嗎？」

　　我頓了一下才說：「我留話給他，你說他沒有批准嗎？」

　　「他不在這裡，之前他接到調職韓國的派令了。」

　　「韓國？」

　　「去那裡當憲兵指揮官。」

　　「那是一份准將的職缺。」

　　「他是去當代理總指揮官，到了秋天一定會被升職的。」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蓋伯走了，換我來。部隊還是繼續運作，你最好習慣這一切。」

　　辦公室裡陷入一陣沉寂，威拉對著我微笑。那微笑令人感到不舒服，幾乎是冷笑。他看著我被地毯絆倒，重重摔倒在地上。

　　他說：「為了你自己好，把你去了哪裡交代清楚。你今天會好過一點。」

　　我說：「你覺得光是不假外出就應該被逮捕嗎？」

　　「你覺得不應該嗎？」

　　「我只是沒有完成請假程序而已。」

　　「少校，你未經長官批准就離開部隊崗位，這是事實，就算你覺得請假很可能會被批准，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陸軍就是這樣，在命令下來或未獲批准之前，就不能行動。我們必須等到接到並且確認命令，否則等於無政府狀態，一定會陷入混亂。」

　　我不發一語。

　　「你去了哪裡？」

　　我想起母親靠在助步器上面的模樣，還有哥哥的臉龐，他則是看著我的行李。

　　我說：「我去度了幾天假，到海灘去。」

　　威拉說：「我不是因為不假外出逮捕你，是因為你在元旦那天晚上穿了軍禮服。」

　　「這樣也犯軍法？」

　　「上面有你的名牌。」

　　我不發一語。

　　「你戴著名牌，而且把兩個老百姓打到送進醫院。」

　　我瞪著他，用力回想。我不相信是那個胖子跟農夫去告我的狀，那不可能。他們是笨，但沒有笨到這種地步，他們知道我一定會找到他們。

　　我問：「誰說的？」

　　「停車場裡面有一堆人目睹。」

　　「我們的人說的？」

　　威拉點點頭。「哪一個？」

　　「沒必要讓你知道。」

　　我沒有繼續問。

　　威拉問我：「你有話要說嗎？」

　　我心想：在軍事法庭上他不會作證。這一點我可以確定，我只有這句話可說，我說：「我無話可說。」

　　「你覺得我該怎麼懲處你？」

　　我不發一語。

　　「你覺得我該怎麼做？」

　　老兄，你該想一想狠角色跟白癡之間的差別，最好趕快想出來。

　　我說：「那是你的選擇，你做決定。」

　　他點頭說：「瓦索將軍與庫莫上校也跟我投訴你。」

　　「他們怎麼說？」

　　「說你不尊重他們。」

　　「投訴的內容有誤。」

　　「就跟不假外出這件事一樣是錯的？」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立正。」

　　我看著他，在心裡數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後再立正。他說：「太慢了。」

　　我說：「又不是參加行軍禮的比賽。」

　　「你為什麼要找瓦索跟庫莫的麻煩？」

　　「因為一份裝甲兵的會議議程不見了，我必須知道議程裡面有沒有機密。」

　　威拉說：「沒有什麼議程。瓦索跟庫莫已經跟你我講得一清二楚。你可以問，嚴格來講你有這個權利。但如果你執意要懷疑長官的直接回答，就是不尊敬，而且簡直像是騷擾。」

　　「長官，我就是靠這種事混飯吃的。一定有議程。」

　　現在換威拉不發一語。

　　我說：「可以請問你之前的指揮工作嗎？」

　　他又換了坐姿，說：「在軍情局。」

　　我問他：「幹員嗎？還是坐辦公桌？」

　　他沒回答。一定是坐辦公桌的。

　　我問他：「你有開過沒有議程的會議嗎？」

　　他直視著我，說：「少校，我直接下令給你。第一點，不要再找瓦索與庫莫的麻煩，立刻、馬上停止去騷擾他們。第二點，不要再調查克拉瑪將軍的案子。我們不希望這案子浮上檯面，或者再出狀況。第三點，立刻終止桑瑪中尉對於特調組案件的參與。她是個資淺的憲兵，而且在看過她的人事資料後，我覺得她不會有升遷的機會。第四點，不要再試著跟被你打傷的當地老百姓接觸。第五點，不要試著找出是哪個證人指認你的。」

　　我不發一語。

　　他說：「你聽得懂這些命令嗎？」

　　我說：「我希望你給我白紙黑字的命令。」

　　他說：「用說的就可以了，你聽得懂這些命令嗎？」

　　我說：「我懂。」

　　「解散！」

　　我心裡又數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然後敬禮轉身。我已經走到門口了，臨別前他又對我咆哮。

　　他說：「有人說你是憲兵裡的大明星，所以現在你必須決定自己要繼續當個大明星，還是個臭屁、自作聰明的大混球。你要牢記，沒有人喜歡臭屁、自作聰明的大混球。在這個關鍵時刻，你要別人喜歡你或不喜歡你，是你自己決定的。這是跟你切身相關的。」

　　我不發一語。

　　「少校，我講得夠清楚嗎？」

　　我說：「一清二楚。」我伸手去拉門把。

　　他說：「最後一件事。我會儘可能把投訴你的案子擋下，那是因為我尊敬你過去服役的紀錄。你很幸運，投訴的是我們自己的人。但是我要你記得，案子就在我手上，我隨時可以拿出來辦。」

　　在下午五點前我離開了岩溪鎮，坐上一輛前往華府的巴士，然後再坐另一輛巴士沿著195號公路南下。到了最後三十哩路，我把軍種領章拿下來，在路上搭便車回博德堡。這樣會比較快攔到車──大部分當地的車輛駕駛都是軍人、退役軍人或他們的家人，這些人都對憲兵沒有好感。所以根據經驗，我知道應該把領章擺在口袋裡比較好。

　　我在博德堡大門兩百碼外的地方就先下車，當時是一月四日晚上十一點又過了幾分鐘，我在路上大概坐了六個多小時的車子。北卡羅萊納州一片寒冷漆黑，因為很冷，所以我用最後兩百碼路程來慢跑暖身，到大門時我已經喘不過氣了。在門口登記後，我跑到我的辦公室，室內很暖，晚班的女中士正在值班。她煮了咖啡，並遞給了我一杯之後，我走進辦公室，發現桌上有桑瑪留給我的字條。字條跟一小疊綠色的檔案夾在一起，裡面有三張清單：分別列出了有悍馬車的女軍官、來自爾汶堡的女軍官以及除夕夜進出大門的人。第一、二份清單比第三份都還要短很多，大門的進出紀錄則是亂七八糟的。那一天大家都進進出出的，因為到處有舞會，但是只有一個人同時出現在三份清單裡面，是一名叫做安卓雅．諾頓的女中校。她出現的三個地方都被桑瑪圈了起來，字條寫著：打電話問我諾頓的事。希望你媽沒事。

　　我看到喬伊之前的留言，上面有他的電話，於是我先打給他。

　　我問他：「你還沒睡？」

　　他說：「我們應該留著陪她。」

　　我說：「她讓護士放一天假，所以她只希望我們陪她一天。」

　　「不管怎樣，我們都應該留下來。」

　　我說：「她不希望被我們看到垂死的樣子。」

　　他沒有回答，話筒因為貼著我的耳朵而變熱，話筒另一頭沒有聲音傳來。

　　我說：「有個問題要問你，你在國防部的時候，認識一個叫做威拉的混球嗎？」

　　他沉默了好一陣子，仔細從記憶裡搜尋這個人，因為他離開軍情局已經挺久了。

　　他說：「長得矮矮的胖子？坐都坐不住？總是在座位上換坐姿、拉著褲管的那個傢伙？他是個坐辦公桌的，我想是個少校。」

　　我說：「他現在是上校了。剛剛被調到岩溪鎮的一一〇特調組總部，變成我的指揮官。」

　　「軍情局調到一一〇特調組？有道理。」

　　 「我不懂。」

　　「這是個新理論。軍方高層在學習民間公司的做法，他們覺得搞不清楚狀況反而是好的，因為跟現狀沒有牽扯，可以引進新的觀點。」

　　「我該注意這傢伙的哪些地方？」

　　「你叫他混球，聽起來你已經對他有所了解。他很聰明，但當時他的確是個混球。邪惡的小人，上面說什麼就做什麼的傢伙，擅長玩弄辦公室裡的政治權謀，對大人物非常有興趣，頭號的馬屁精，總是知道風往哪邊吹。」

　　我不發一語。

　　喬伊說：「我還記得，碰到女人的事他就沒轍了。」

　　我不發一語。

　　喬伊說：「就像我們之前討論的問題，他可以說是最佳範例。他負責蘇聯的業務，就我記憶所及，他的工作是監視蘇聯的坦克產量跟耗油量。我想他設計出一種演算法，光靠蘇聯消耗的油料就可以推算出他們裝甲部隊的訓練模式。有一年多的時間，他成了大紅人。但是我猜他現在已經先預測到未來，趁局勢還不錯時，他先跳出來。你應該學他，至少你應該考慮一下。這我們都討論過了。」

　　我不發一語。

　　喬伊說：「現在你該小心謹慎。換作是我，我不會希望威拉是我的上司。」

　　我說：「我不會有事的。」

　　他說：「我們應該留在巴黎的。」說完他就掛斷電話。

　　我在軍官俱樂部的酒吧找到桑瑪，她拿著一瓶啤酒，靠著牆跟幾個二級准尉坐在一起。看到我之後她就離開他們走向我。

　　我說：「蓋伯被調去韓國了，來了一個新的傢伙。」

　　「誰？」

　　「一個叫做威拉的上校，從軍情局調來的。」

　　「他夠格嗎？」

　　「他不夠格，是個混球。」

　　「你不生氣？」

　　我聳聳肩，說：「他叫我們不要再辦克拉瑪的案子。」

　　「我們要接受命令嗎？」

　　「他叫我不要跟妳講話，還要拒絕妳的請調。」

　　她變得非常沉默，把頭別開，才說：「媽的！」

　　我說：「抱歉。我知道這對妳很重要。」

　　她把頭轉向我這邊，問：「他真的叫我們不要管克拉瑪的案子？」

　　我點頭說：「他說的每句話都是來真的，他派人去機場逮捕我，然後對我下了好幾道命令。」

　　「逮捕？」

　　我又點頭：「我在停車場修理人的事情被抖了出來。」

　　「誰抖出來的？」

　　「旁觀的某個步兵。」

　　「基地裡的人嗎？誰？」

　　「我不知道。」

　　「真不上道。」，我點頭說：「我從來沒碰過這種事。」

　　她又變得不發一語。

　　她說：「你媽怎麼了？」

　　我說：「摔斷了腳，沒什麼大不了。」

　　「有可能會得肺炎。」

　　我又點頭說：「她照了X光片，確定沒有肺炎。」

　　她的下眼瞼往上動，說：「我可以問個蠢問題嗎？」

　　「什麼蠢問題？」

　　「毆打百姓是重罪，顯然有人提出報告，也有證人，這些足以讓你被逮捕。」

　　「那又怎樣？」

　　「可是為什麼你還在這裡逍遙？」

　　「威拉幫我擋下來了。」

　　「如果他是混球，會幫你擋嗎？」

　　「根據他的說法，是看在我過去優異表現的分上。」

　　「你相信嗎？」

　　我搖搖頭，說：「那份投訴報告一定有漏洞，像威拉這種混球，如果他有機會利用那份報告，他就一定會用。他才不在意我的表現。」

　　「不會有漏洞，軍人是最完美的證人──不管他們要他說什麼，他都會照說，威拉會自己寫那份報告。」

　　我不發一語。

　　她問我：「如果是這樣，你為什麼還在這裡？」

　　我回想起喬伊說的：你應該查一查。看看誰那麼希望你去博德堡，還用個小癟三來接替你。而且你應該查一下他的理由是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有關諾頓中校，妳查到了什麼？」

　　「我們不能管這個案子了。」

　　「就當作我們在聊天。」

　　「不是她幹的，她有不在場證明。她去參加基地外一間酒吧的舞會，整晚都在那裡，大概有一百人跟她在一起。」

　　「她是做什麼的？」

　　「心戰教官，她是個性心理學博士，專長是攻擊男性敵人的內在情緒穩定機制。」

　　「聽起來挺有趣的。」

　　「至少有些人覺得她很有趣，才會邀請她去參加舞會。」

　　「查到是誰載瓦索與庫莫到這裡來嗎？」

　　桑瑪點頭，「大門衛兵的紀錄寫著他是馬歇爾少校。我查到他也是十二軍團的幕僚，暫時被派到國防部去，在軍團裡是個大紅人，去年十一月開始就被調到國防部。」

　　「妳查過從傑佛森飯店打出來的電話嗎？」

　　她又點點頭，說：「他們沒有打電話出來，有一通電話在凌晨十二點二十八分打進瓦索的房間，我想那是十二軍團從德國打來的，他們兩個都沒有撥電話出來。」

　　「一通也沒有？」

　　「嗯。」

　　「妳確定？」

　　「百分之百確定，飯店用的是電子交換機系統，打外線要先撥九，因為要記帳，所以電腦一定會自動把通話紀錄下來。」

　　這條路走不通。

　　我說：「好，我們不要繼續查了。」

　　「真的嗎？」

　　我說：「命令就是命令。否則不等於無政府狀態？一定會陷入混亂。」

　　我回辦公室打電話到岩溪鎮的總部，我想他早就不在那裡了──這傢伙一輩子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找了一個辦事員幫我找那份把我從巴拿馬調來博德堡的公文正本。等他的時候我又看著桑瑪給的清單，裡面都是一些我不認識的名字，五分鐘後他又回來接電話。

　　電話上那傢伙說：「長官，我找到了。」

　　我問他：「是誰簽發的？」

　　「長官，是蓋伯上校。」

　　我說：「謝謝。」然後就把電話掛斷。接著我花了十分鐘的時間想一個問題：為什麼很多事情我都被蒙在鼓裡？之後我把問題忘得一乾二淨，因為一個在基地進行例行巡邏的年輕憲兵大兵打電話給我，他說樹林裡找到了一具謀殺案的被害人屍體。聽起來死狀很慘，因為那個大兵在向我報告完之前必須中斷兩次，兩次都是跑到旁邊去嘔吐。

8

　　大部分位於鄉間的陸軍基地都很大，就算部隊使用的設備不多，設備周圍還是會留有許多不用的空地。這是我第一次到博德堡來，但我猜這裡也不會有什麼兩樣。這裡的地勢就像一個整齊的小鎮被一塊馬蹄形的國有貧瘠沙地包圍著，旁邊有低矮的小丘陵與淺淺的山谷，覆蓋著不怎麼茂密的樹林與灌木叢。在這基地的漫長歷史中，裡面曾經種過的樹一定包括了比利時亞登高原的櫸木、中歐的堅硬冷杉，還有在中東四處飄揚的棕櫚樹。一代代步兵在這裡接受時有更迭的訓練理論，裡面有老舊的戰壕、散兵坑，還有用來射擊的土坑。裡面會有靶場、裝有鉤刺鐵絲網的障礙物以及獨立的小屋──心戰軍官用這些小屋來訓練男性軍人的情緒穩定度。這裡也會有一些混凝土地下碉堡以及與政府單位一模一樣的建築物，讓特遣隊用來訓練解救人質的任務。至於那些越野的跑步訓練場地，往往有些被整得不成人形的步兵菜鳥會在場上累得步履蹣跚，甚至有些人會倒地不起或死掉。整個基地外圍會有一層生鏽的古老鐵絲網，牆邊每隔三個崗哨就會掛有「國防部所有，軍事重地」的牌子。

　　我打電話給幾個專家，到汽車調度場要了一輛儀表板上夾有一支手電筒的悍馬車。發車後我遵照那個大兵給的方向，穿過基地裡有住人的區域，朝著西南走，經過一條崎嶇不平的沙地通道，到了基地的荒地。我在一片漆黑中開了一哩多的路程，才看到遠處有另一輛悍馬車正亮著頭燈。那位大兵的車斜斜地停在距離通道二十呎外的地方，他用遠光燈打進樹叢裡，整個林子裡面充滿了駭人的陰影。他靠在車頭引擎蓋旁站著，低頭看著地上。

　　我第一個疑問是：一個在夜裡開車巡邏的傢伙怎麼會發現遠遠地藏在樹林偏僻處的屍體？

　　我把車停在他的車旁邊，從儀表板上把閃光燈拿下來，走進外面的冷空氣裡之後我馬上解答了自己的疑惑。從通道上就開始有散落的衣物，一路通往林子裡。斜坡的頂端擺了一只靴子，那是部隊配給的制式黑色戰鬥皮靴，又老又舊，不是擦得很亮。往西一碼外是一只襪子，然後依序是另一只靴子、一件戰鬥服的外套以及一件綠褐色的汗衫。這些衣服被排成一條直線，兇手以誇張的手法模仿夫妻之間的情趣遊戲：男人回家後發現老婆的貼身衣物散落一地，沿著衣服登上階梯後，一路領著他們走向臥房。不過，外套與汗衫上面沾滿了黑色的血漬。

　　我在通道邊緣查看地面的狀況：那是像岩石一樣堅硬的地面，地上已經結霜了。我不會破壞現場，因為根本沒有腳印，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沿著衣物走到最後。最後我終於懂了為什麼他還沒跟我講完電話就已經吐了兩次──如果我在他這年紀，可能會吐個三次。

　　屍體趴在一棵樹下一堆結霜的落葉上，全身一絲不掛，中等身高、身材結實。是個白人男性，但他身上的肌膚到處都是血漬。他的手臂與肩膀上到處都是深可見骨的刀痕，從後面我可以看到他的臉被人打得腫了起來，臉頰凸出。他的兵籍號碼牌不見了，一條細細的皮帶緊緊勒在他脖子上。皮帶上有銅環，皮帶尾端長長地拖在後面。他的背上沾有一種淡淡的粉紅色黏稠液體，一根斷掉的樹枝被插進他的肛門裡，地面上留有黑色血漬。我猜當我們翻動他的身體時，就會看到他的生殖器被人切斷了。

　　我又沿著衣物走回通道上，走到大兵身邊。他還是瞪著地上。

　　我問他：「這裡的精確位置是哪裡？」

　　「長官，你的意思是？」

　　「我們的確還在基地裡？」

　　他點頭說：「我們在距離圍籬一哩遠的地方，不管從哪個方向算都是這樣。」

　　我說：「好，那是歸我們管沒錯。這傢伙是陸軍的，又死在陸軍的地盤裡。我們在這裡等，直到我下令之前，不要讓人進去那裡，清楚嗎？」

　　他說：「是的，長官。」

　　我說：「幹得好。」

　　「真的嗎？」

　　我說：「至少你沒暈倒。」

　　我回到悍馬車，用無線電通知我的中士發生了什麼事，要她找到桑瑪中尉，請她用無線電的緊急頻道呼叫我。等了兩分鐘後，來了一輛救護車，接著是兩輛悍馬車，它們載著我在離開辦公室前打電話通知的鑑識專家。大夥兒下車後我叫大家等一下，因為還不急著進行採證。

　　還不到五分鐘，桑瑪就回電了。

　　我跟她說：「樹林裡發現了一具男屍，我要妳幫我找之前妳說的那位心戰女軍官過來。」

　　「諾頓中校嗎？」

　　「我要妳帶她過來。」

　　「威拉說你不能再跟我一起工作。」

　　「他說我不能讓妳參與特調組的案子，這是一般的憲兵業務。」

　　「你為什麼要找諾頓去現場？」

　　「我想跟她見面。」

　　結束通訊後，我下了車，跟那一群醫務跟鑑識人員會合。大家都在寒冷的室外站著，而且都沒把引擎關掉，讓電池繼續充電，暖氣也持續開著。空氣裡彌漫著柴油引擎的廢氣，堆積形成一團黑煙。我要鑑識人員先把沿路的衣物記錄下來，不要碰它們，也不要動到陳屍處。

　　我們在那裡等著，天空沒有月亮與星星，除了汽車的頭燈與怠速中的引擎之外，沒有任何光線與聲音。我想到了里昂．蓋伯，韓國的美軍憲兵部隊是陸軍最大的憲兵單位之一，儘管不是最體面的工作，但可能是最有事可做，而且當然是最難做的一份差事。大家都搶著當那裡的憲兵指揮官，這意味著他在退休時可能會是二星中將，這比他過去所奢望的結果都要好太多了。如果喬伊說得對，而且部隊真的開始要砍人，蓋伯已經獲得了免死金牌。有十分鐘的時間，我為他感到很高興，然後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的處境，又為他擔心了十分鐘，但是並未得出結論。

　　我還沒想完，桑瑪就出現了。她開著悍馬車，前排乘客座位裡坐著一位沒有戴帽子、穿著戰鬥服的金髮女性，與桑瑪相距四呎遠。她把車停在通道中央，頭燈朝著我們這個方向打過來。她留在車上，那位金髮女士下車後掃視了一下人群，走進了幾輛車頭燈交會的區域，直接找上我。為了表示敬意，我先向她行禮，看了一下她的名牌，上面寫著：諾頓。她的衣領上縫了代表中校的橡樹葉軍徽，年紀比我稍長，但沒大幾歲。她長得又高又瘦，如果本來沒有從軍，靠她的臉蛋就可以讓她當上女演員或模特兒。

　　她說：「少校，有什麼可以為你效勞的？」從這句話聽來她像是波士頓人，而且在這深夜被人拖來這裡，並不是很高興。

　　我說：「我要妳幫我看看。」

　　「為什麼？」

　　「也許妳會提供專業的意見。」

　　「為什麼是我？」

　　「因為妳在這裡服役，如果要從別處調人來，還要好幾個小時。」

　　「你需要的是哪一種人？」

　　「做妳這種工作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是個教書的，不需要常常有人來提醒我。」

　　「什麼？」

　　「這裡的人似乎很喜歡做一件事，就是提醒安卓雅．諾頓，要她記住自己是個像書呆子一樣的學者，其他人才是真正在外面幹活的人。」

　　「我不知道這件事，我剛被調來，我只是希望做妳這種工作的人來給意見。」

　　「所以你不是針對我？」

　　「我只想找人幫忙。」

　　她的臉做了一個表情後才說：「好。」

　　我把手電筒給她，對她說：「沿著衣服走到最後，不要碰任何東西。只要牢記妳的第一印象，然後我們談一談。」

　　她不發一語，只是把手電筒拿走，然後就離開了。前面二十幾呎的路程因為憲兵大兵的車輛還向著樹林，有它的頭燈照射著，所以光線很充足，她的陰影在她前面跳著舞。接著她走出了頭燈的照射範圍外，我看到她的手電筒光線繼續往前移動。接著我看不到光線，只有在遠處隱約從枯樹下方往高處透露的反光。

　　她消失了大概十分鐘，然後手電筒的光線又往我們的方向移動。她循著原路從樹林裡走出來，直接走到我面前。臉色慘白的她把手電筒關掉，遞還給我。　　

　　她說：「一小時後來我辦公室。」她走回桑瑪的悍馬車，桑瑪倒車後掉頭，往暗處加速開去。

　　我說：「好，大夥們，幹活了！」我坐在車裡看著四處彌漫的黑煙，手電筒的光線不斷照射在地上，相機閃光燈的明亮藍光不斷閃爍著，忙著捕捉周遭的動作。我又用無線電聯絡我的中士，要她把基地的太平間打開，並且找一個病理科醫師一早到太平間待命。三十分鐘後救護車倒車開進路肩，大夥們把用白布蓋好的屍體裝進車裡。他們把門關上，拍兩下後車就開走了。他們蒐集了許多裝滿證物的塑膠袋，貼上標籤，用封鎖犯罪現場的膠帶纏繞在樹幹上，封起了一個長五十碼、寬四十碼，大致上呈長方形的區域。

　　我讓他們獨自完成善後的工作，在黑暗中把車開回基地的主要辦公區。我問了一個哨兵，找到心戰部門的方向。那是一座低矮的磚造建築，從它綠色的門窗看來，當初它蓋好時應該是軍需官的辦公室。它距離基地總部挺遠的，大概就位於總部與特遣隊營區之間的中間點。建築物周遭一片漆黑寂靜，但是中間走廊以及其中一間辦公室的燈光是亮的。停好車後我走進去，經過那些鋪著暗色瓷磚的走廊，走到一扇上半部裝有卵石花紋玻璃窗的門前。有燈光從玻璃後方透出來，門上用噴漆噴著「諾頓中校」的名字。敲門進去後我看到一個整齊的小辦公室，裡面很乾淨，聞得到女性的香味。我沒有再對她敬禮，我想我們之間已經不需要那樣客套。

　　諾頓坐在一張陸軍的制式大書桌後面，桌上到處都是打開的教科書。因為還要查閱的書實在太多，所以她把電話機從桌上移開，放在地板上。她眼前有一本橫格黃紙筆記簿，上面有一些手寫的筆記。桌燈打在簿子上，紙的顏色反射在她的頭髮上。

　　她說：「嗨。」

　　我找了一張訪客椅坐下。

　　她問：「那人是誰？」

　　我說：「我不知道。我想他應該已經面目全非，因為毆打他的人下手實在太重。我們得用指紋來確認他是誰，或者牙齒，但前提是他曾留下紀錄。」

　　「你為什麼要我去一趟？」

　　「我說過了，只是需要妳的專業意見。」

　　「何以見得我會有意見？」

　　「從現場的跡象看來，應該有些地方是妳能了解的。」

　　「剖析犯罪不是我的專長。」

　　「我沒有要妳剖析犯罪，只是要妳很快地給點意見，這樣我才知道自己追查的方向是否正確。」

　　她點點頭，把頭髮往後甩。

　　她說：「顯然他是個同性戀，可能因此被殺害。如果不是的話，至少殺他的人對他的性向也一清二楚。」

　　我點點頭。

　　她說：「他的性器官被切除了。」

　　「妳看到了？」

　　她說：「抱歉，雖然你叫我不要碰，但我還是稍微移動了一下屍體。」

　　我看看她──沒戴手套還敢碰屍體，她真是強悍。也許大家都低估她，以為她只能待在教室裡。

　　我說：「別擔心。」

　　「我猜你會在他的嘴裡發現他的睪丸跟陰莖。如果只是被打而已，雙頰應該不會那麼腫，顯然兇手有話要說，那是一種同性戀恐懼症的表現，把他認為被不當使用的器官移除，似乎在模仿口交的情況。」

　　我點點頭。

　　她說：「全身赤裸以及兵籍號碼牌不見的情形也是一樣。把他身上有關陸軍的東西拿走，就等於把陸軍裡的變態都趕出去。」

　　我點點頭。

　　「還有，他的肛門被插入異物，兇手的意圖非常清楚。」

　　我點點頭。

　　她說：「還有他背上的液體。」

　　我說：「那是優格。」

　　她說：「可能是草莓口味的，或者覆盆子。這是個陳年的橋段了。同性戀怎樣假裝高潮？」

　　我說：「他們會呻吟，然後把優格倒在愛人的背上。」

　　她說：「嗯。」她沒有露出微笑，而且她還看我會不會笑。

　　我說：「那些刀傷跟毆打又該怎樣解釋？」

　　她說：「那是憎恨的象徵。」

　　「那脖子上的皮帶呢？」

　　她聳聳肩說：「那暗示著一種自慰的技巧。在高潮的過程中，輕微程度的窒息會帶來快感。」

　　我點點頭，說：「好。」

　　「好什麼？」

　　「這些都是妳的第一印象，那妳的意見呢？」

　　她反問：「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說：「嗯。」

　　「你先說。」

　　「我覺得這些都是騙人的。」

　　「為什麼？」

　　我說：「因為太多花招了。兇手做了六件事：把他脫光、把兵籍號碼牌拿走、切掉他的性器官、拿樹枝戳他、倒優格在他身上，還有用皮帶勒他。真的要表達自己的看法，拿其中兩、三件出來做也就夠了。我感覺兇手是試著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想法，而不是很自然的要表達些什麼，太過火了一點。」

　　諾頓不發一語。我說：「太過火了。那就好像把人射殺之後又想勒死他，然後戳死他、淹死他，讓他窒息，然後再痛毆他。難不成想把他當成謀殺案的展示道具嗎？」

　　她還是不發一語，然後在燈下仔細端詳我，也許正在打量我。

　　她說：「皮帶這個部分讓我懷疑，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會自慰，只要是男人都會有這種高潮的生理反應，跟是不是同性戀無關。」

　　我說：「這些手法都是騙人的。」

　　她終於點點頭，「我同意。你是個聰明人。」

　　「就一個憲兵而言嗎？」

　　她並未微笑，只是對我說：「你我都是軍官，應該知道依法同性戀是不能服役的。不過這個結論是出於我們的判斷，不是為了為陸軍辯護。」

　　我說：「我的工作就是保護陸軍。」

　　諾頓說：「一點都沒錯。」

　　我聳聳肩說：「不過我不是為了偏袒陸軍，我不是說這傢伙一定不是同性戀，也許他是，但我不在乎。也許殺他的人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只是想說，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這都不是他被殺的原因。只是兇手希望別人以為那是動機，不過他們想讓別人有這種感覺，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兇手才精心地布置了那麼多線索。」接著我頓了一下，「不過這些手法像是從書裡學來的。」

　　她呆住了。

　　「書裡？」

　　「你們上課時會教這些東西嗎？」

　　她說：「殺人手法不是課程內容。」

　　「我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她點頭說：「會討論到，那是必須的。切除敵人的性器官是很常見的，史書上到處可見，曾經發生在越戰，過去十年來阿富汗的婦女也這樣對待她們抓到的蘇聯士兵。我們會討論這種事的象徵意義，還有傳達了什麼訊息，以及它所製造出的恐懼。很多書專門討論這種可怕創傷所造成的恐懼，這對敵軍總是有效。我們也討論用異物傷害敵人，並且把被戕害的屍體展示出來，被丟得到處都是的衣服也是常見的。」

　　「優格呢？」

　　她搖搖頭：「不過那已經是個老笑話了。」

　　「窒息呢？」

　　「心戰課程裡沒有。但這裡的人大多會看雜誌，或者看A片。」

　　「你們會討論如何質疑敵人的性傾向嗎？」

　　「當然，整個課程的重點就是要打擊敵人對自己性向的信心。除了性向之外，還有生殖力、性能力以及各種能耐。不管何時何地，在整個歷史上，這都是最核心的戰術。這是一石二鳥的戰術：一方面擊潰敵人，另一方面靠比較為我軍建立信心。」

　　我不發一語。

　　她直視著我：「你是不是要問我，樹林裡的案子是不是我們的課程造成的？」

　　我說：「大概是這樣。」

　　她說：「你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給意見吧？那都只是前奏而已，因為你自己就可以判斷了。」

　　我點頭說：「就憲兵而言，我還挺聰明的。」

　　她說：「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看不出我們的課程和那件案子的關聯，沒有具體的跡象顯示出這一點。」

　　「但兇手有可能上過你們的課？」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問她：「妳在爾汶堡見過克拉瑪將軍嗎？」

　　她說：「見過一、兩次，你問這個做什麼？」

　　「最後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她說：「我不記得。」

　　「最近沒見過？」

　　她說：「沒有，最近沒有。有什麼問題嗎？」

　　「妳為什麼跟他見面？」

　　她說：「因為工作。」

　　「你們也教裝甲部隊？」

　　「爾汶堡不是只有裝甲部隊，別忘了，那裡還有陸軍新訓營。以前都是要上課的人來找我們，現在換我們主動找他們。」

　　我不發一語。

　　「裝甲部隊上我們的課，讓你覺得很奇怪嗎？」

　　我又聳聳肩說：「有一點。如果我能開著七十噸的坦克橫掃千軍，哪還需要什麼心理戰？」

　　她還是沒有微笑：「我們的確也教裝甲部隊。我記得，如果裝甲部隊沒有獲得跟步兵一樣的東西，克拉瑪將軍會很不高興。裝甲兵與步兵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妳現在教的是誰？」

　　她說：「只有三角洲特遣隊。」

　　我說：「謝謝妳的幫助。」

　　「今晚的案子跟心戰課程無關。」

　　「兇手不見得是你們的學生。」

　　「一般人都想得到那些手法。」

　　我說：「嗯。」

　　「還有，我討厭被問東問西的。」

　　我說：「嗯。晚安。」

　　我離開座椅，往門邊走去。

　　她問我：「如果我們看到的是花招，那真正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說：「我也不知道。我還沒那麼聰明。」

　　我在辦公室外面停留了一下，中士端了杯咖啡給我。走進辦公室，桑瑪在裡面等我。因為克拉瑪的案子已經結案，她來把她列的清單拿走。

　　我問她：「妳有查過諾頓以外的女軍官嗎？」

　　她點頭，「她們都有不在場證明，那晚是全年最容易拿到不在場證明的一個晚上，因為沒有人自己過除夕夜。」

　　我說：「除了我以外。」

　　她沒有回話。我把那些清單整理成整齊的一疊，放回檔案夾裡面，然後把最上面那張紙條拿掉──希望你媽沒事。我把紙條丟進抽屜裡，把檔案夾交給她。

　　她問我：「諾頓說了些什麼？」

　　「她的看法跟我一樣，也覺得這是一樁被偽裝成針對同性戀的謀殺案。我問她有沒有哪一個手法是心戰課程裡面教過的，她並沒有正面回答。她說一般人也想得出那種手法，還說她討厭被問東問西的。」

　　「現在怎麼辦？」

　　我累了，打了個呵欠之後，我說：「就當作一般謀殺案來辦。我們連被害人是誰都還不知道，我想明天就會查出來。明天七點見，好嗎？」

　　她說：「好。」然後就帶著檔案朝門邊走。

　　我說：「我打電話到岩溪鎮，要一個辦事員查一查把我從巴拿馬調來這裡的派令影本。」

　　「結果呢？」

　　「他說上面有蓋伯上校的簽名。」

　　「那又怎樣呢？」

　　「那不可能，除夕夜那天，蓋伯在電話上知道我被派來這裡，還感到很訝異。」

　　「那個辦事員為什麼要對你說謊？」

　　「我想他不會的，問題出在那個簽名是假的。」

　　「可能嗎？」

　　「只有這樣才講得通，蓋伯不可能忘記自己在四十八小時前才剛剛把我調過來。」

　　「背後到底有什麼陰謀？」

　　「我也不知道。不過，肯定有人在後面主導。我哥說我應該查出來誰那麼希望我能在這裡，因此大老遠從巴拿馬把我調過來。所以我才會去問那個辦事員。現在我們也可以問一個跟蓋伯有關的問題：誰那麼希望他被調離岩溪鎮，還特地找了一個混球來取代他？」

　　「但是被調到韓國，的確算是高升。不是嗎？」

　　我說：「蓋伯的確有被升遷的價值。只不過這個升遷來得太早，那可是一份一星少將的差事，國防部必須向參議院報准，一般都是在秋天才會往上呈報，不是在一月。有人在驚慌失措中臨時進行這個部署。」

　　桑瑪說：「但是這種調動有意義嗎？為什麼要把你調過來，但是又把蓋伯調走？這樣不是兩相抵銷了？」

　　「也許這是一場兩個人的角力比賽。一個好人，另一個是壞人。有一個會贏，一個會輸。」

　　「但是那個壞人要贏實在太容易了，他可以用那一件投訴案逼你退役，或者把你送進監牢。」

　　我不發一語。

　　桑瑪說：「這兩件事不是同一個人做的。不管是誰把你調過來的，那個人都願意讓蓋伯離開，而且還有足夠的權力把你留下來，幫你把投訴案擋下。那個人的權力大到威拉知道自己沒辦法對付你，即使他可能想，也動不了你。你知道這樣有何意義嗎？」

　　我說：「嗯，我知道。」

　　她瞪著我，「這表示有人覺得你比蓋伯還重要。所以蓋伯走了，可是你卻還在。」然後她把頭別開，陷入沉默。

　　我說：「中尉，我准許妳隨意發言。」

　　她回頭看我，「你不會比蓋伯重要，那是不可能的。」

　　我又打了一個呵欠。我說：「關於這一點，我沒話說，問題不在於要在我跟蓋伯之間進行選擇。」

　　她頓了一下，然後點點頭，「不是。被選擇的是博德堡和岩溪鎮。有人覺得博德堡這個地方比較重要，這裡發生的事情比特調組總部發生的事情更為敏感。」

　　我說：「我同意。問題是，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9

　　隔天早上七點零一分，我在博德堡的太平間試著開始調查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睡了三個小時，沒有吃早餐。進行軍事犯罪調查時，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鐵則，大部分都必須靠本能來隨機應變。但有一條確定的規則是：來到陸軍的太平間進行驗屍工作之前，絕對不能吃東西。

　　所以我把早餐跳過去，先看了犯罪現場的報告。報告厚厚一疊，但卻沒有任何有用的資訊。裡面只是把現場撿到的制服與衣物列出來，仔細描述它們。也描述了屍體，紀錄時間與溫度，用成千上萬的文字來說明那幾十張拍立得照片。

　　我把檔案擺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打電話到憲兵指揮官辦公室，詢問是不是有人擅離職守或者不假外出。死者可能已經被列為失蹤軍人，直接從清單裡面查出他是誰就可以。但是沒有這樣的紀錄，一切都很正常，基地裡的每一個軍人都還活蹦亂跳地活著。

　　我走到清晨室外的寒冷空氣中。

　　太平間是在艾森豪當總統時就已經蓋好的，到目前還是很適合這種用途。在軍中，驗屍的程序沒那麼繁瑣，跟民間大不相同。我們都知道昨晚那個死者不是踩到香蕉皮而滑倒摔死的，所以我並不在意什麼是他的致命傷。我想要知道的是他大概的死亡時間，還有身分。

　　大門裡面有一個鋪著磁磚的大廳，大廳的左、中、右三個方位各有一個入口：走左邊是到辦公室去，右邊是到冷藏室──所以我直接走右邊，準備去面對刀鋸齊下、屍水流瀉的驗屍場面。

　　驗屍室中間有兩張凹下的鐵桌，桌子上方都架設著明亮的燈座，下方因為排水而不斷發出聲音。桌邊有許多用鍊子吊著的蔬果秤，是用來幫取出的器官秤重的，桌旁還有一些鐵製推車上面擺著空的玻璃罐，準備用來分裝器官，其他的推車則鋪有綠色帆布，上面擺著一排排刀鋸、鉗剪。這整個地方因為鋪有地鐵站常見的白色磁磚而閃閃發亮，裡面的空氣很冷，而且彌漫著一股福馬林的甜味。

　　右邊那張空著的桌子很乾淨，左邊那張的桌旁則站滿了人，人群中有病理醫師和一位助理，一個辦事員則在旁邊做筆記。桑瑪也在那裡，她站在後面觀察著，他們也許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有些玻璃罐已經裝了器官，排水管正嘈雜地排水，從人群的縫隙中我可以看到死者的雙腿。他的腿已經被清洗過了，透過上面的燈光照射，那雙腿看來泛著藍光，本來沾在腿上的污土與血漬都已經不見。

　　我站在桑瑪旁邊，看到死者趴在桌上，他們已經把天靈蓋切除，還從前額把他臉部肌膚拉了下來，那張人臉被反蓋著，好像一件毛毯被鋪在床上一樣，擺在他的下巴上。他的頰骨跟眼球都暴露在外面，病理醫師正仔細解剖著他的大腦，好像在找什麼，之前他已經用鋸子鋸開頭顱，像蓋子一樣把頭蓋骨取下。

　　我問他：「結果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有採到指紋。」

　　桑瑪說：「我已經傳真出去了，今天就知道結果。」

　　「死因呢？」

　　醫生說：「鈍器造成的創傷，在頭部的後方，我想兇器是像輪胎扳手一樣的東西。其他所有的傷都是死後造成的，只是錦上添花。」

　　「有自衛造成的傷口嗎？」

　　醫生說：「一點也沒有，兇手突然下毒手，他一點反擊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幾個人攻擊他？」

　　「我不是魔術師，猜不出來。致命傷大概都是同一個人下手的，看不出是不是有其他人站著旁觀。」

　　「可以猜猜看嗎？」

　　「科學家的任務不是猜測。」

　　桑瑪說：「感覺起來像是一個人幹的。」

　　我點點頭，問醫生：「死亡時間呢？」

　　醫生說：「很難確定，可能是昨晚九點或十點，但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我又點點頭。九點或十點是有道理的──天色已經完全變暗，距離要被發現之前會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壞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把他騙出來，等到屍體被發現，他已經逃得遠遠的。

　　我問他：「他是在陳屍現場被殺的嗎？」

　　病理醫師點點頭，「或者就在附近。沒有跡象顯示其他可能性。」

　　我說：「嗯。」接著我環顧四周，那枝折斷的樹枝就被擺在一輛推車上，旁邊擺著一個罐子，裡面裝著死者的陰莖與睪丸。

　　我說：「在嘴裡發現的嗎？」

　　病理醫師又點點頭，不發一語。

　　「用的是哪一種刀子？」

　　他說：「可能是軍用短刀。」

　　我說：「好。」過去十五年來，軍用短刀的生產數量是以百萬為單位的，可能只有獎章的生產數量能夠相提並論。

　　醫生說：「用刀的人是一個右撇子。」

　　「那麼，輪胎扳手呢？」

　　「一樣。」

　　我說：「嗯。」

　　醫生說：「那個液體是優格。」

　　「是草莓還是覆盆子？」

　　「我沒有測試口味。」

　　罐子旁邊擺著一小疊立可拍照片，一共有四張，拍的都是致命的傷口。第一張照片拍的是屍體被發規時的樣子，那傢伙的頭髮又長又髒，全身是血，我沒有辦法辨認出許多細節。第二張是泥土與血漬都已經被清埋掉了。第三張則是頭髮已經被剪掉。第四張裡面，頭髮則已經完全被剃刀剃掉了。

　　我問：「可能是鐵鍬嗎？」

　　醫生說：「有可能，也許比輪胎扳手更為合理。總之我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型，你把東西帶過來，我會告訴你是不是。」

　　我趨前一步，更仔細地看一下，發現屍體很乾淨。灰白的屍首透著一點粉紅色，我隱約聞得到香皂的味道，還有血跟其他有機物的濃厚味道。他的鼠蹊部已經爛得失去了原形，手臂與肩膀的刀傷則是非常明顯，深可見肌肉與骨頭。冷冷的傷口的邊緣呈現藍色的外觀。刀鋒劃過他左上臂的一個刺青──圖案是一隻抓著卷軸的老鷹，卷軸上寫著「母親」兩字。整體而言，這傢伙的死狀甚慘，不過比我之前所想像的已經好太多。

　　我說：「我以為屍體會腫得更厲害，還有更多瘀傷。」

　　病理醫師瞥我一眼，「我已經說過了，所有的傷口都是他死後才刻意弄出來的，當時他已經沒有心跳與血壓，血液停止流動，所以沒有浮腫與瘀傷。而且也沒流很多血，所有的血都只是因為重力而流出來的。如果他被割傷時還沒死，血會流得到處都是。」

　　他轉身回到桌子，完成死者腦部的檢驗，把頭蓋骨擺回去。為了把骨頭密合，他試了兩次，同時用海綿把裂縫漏出的東西擦掉，然後把他的臉擺回原位。他用手指把皮膚撥一撥、擠一擠，當他把手拿開時，我看到的那一張臉，就是之前我曾在脫衣舞酒吧和他說過話的那個特遣隊士官，只是此刻的他正茫然地直視著他上方的明亮燈光。

　　我開著悍馬車，經過諾頓中校的心戰學校，打算前往三角洲特遣隊駐紮的營舍。在陸軍把所有惡棍都集中關在堪薩斯城的李文沃斯堡之前，這裡也曾是個監獄，所以它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營舍，原有的鐵絲網以及圍牆非常適合它現在的用途。在營舍旁邊有一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巨大飛機機棚，機棚看來好像是從附近的基地被拖過來，拼回原狀後被用來存放特遣隊的貨架、卡車、裝甲悍馬車，也許還包括一、兩架能夠進行快速反應任務的直升機。

　　營舍裡面那扇門的哨兵讓我進去，我直接前往人事參謀的辦公室。當時是早上七點半，營舍裡已經燈火通明，到處有人忙來忙去──這透露出一種不尋常的味道。人事參謀坐在桌邊，他是個上尉，在特遣隊這個什麼都顛倒的世界裡，士官才是明星，軍官只能待在家裡做家事。

　　我問他：「你們有人不見了嗎？」

　　他把頭別開，這樣讓我覺得更不尋常了。

　　他說：「我想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否則你來這裡做什麼？」

　　「可以把人名給我嗎？」

　　「人名？我還以為他因為惹事而被你逮捕了。」

　　我說：「這件事跟逮捕無關。」

　　「那跟什麼有關？」

　　「這傢伙常被逮捕嗎？」

　　「沒有，他是個好軍人。」

　　「名字呢？」

　　那位上尉並未回答，只是趨前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交給我。就跟其他我見過的特遣隊檔案一樣，為了讓大家使用，檔案被徹底地消毒，裡面只有兩頁資料。第一頁上面有姓名、階級與編號等個人資料，還有一個叫做克里斯多夫．卡邦的傢伙的個人簡歷。他是個已經服役十六年的老兵，還沒結婚。他曾當過四年步兵、待過四年空降師、四年遊騎兵連隊，在特遣隊的D隊也已經四年了。他是個比我大五歲的上士，資料裡面沒有提到他有參加過哪些戰役，也沒說他得過哪些獎章。

　　第二張資料裡面則有十枚用墨水採的指紋，還有一張在酒吧裡面我跟他講話，現在陳屍於太平間鐵桌上那傢伙的照片。

　　上尉問我：「他在哪裡？出了什麼事？」

　　我說：「有人殺了他。」

　　「啊？」

　　我說：「謀殺案。」

　　「什麼時候？」

　　「昨晚九點或十點。」

　　「在哪裡？」

　　「樹林的外圍。」

　　「什麼樹林？」

　　「基地裡的樹林。」

　　「天啊！為什麼？」

　　我把檔案收起來，夾在我的手臂下面。

　　「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說了一次：「天啊！誰幹的？」

　　我說：「還不知道。」

　　他又說了第三句：「天啊！」

　　我問他：「誰是跟他最近的親人？」

　　那位上尉頓了一下，吐出一口氣。「我想他媽媽還在，不知道住在哪裡。我會通知你的。」

　　我說：「別跟我說。要打電話報喪的人是你。」

　　他不發一語。

　　我問：「卡邦在這裡有與人結怨嗎？」

　　「據我所知並沒有。」

　　「和別人起衝突呢？」

　　「例如什麼事？」

　　「像是生活方式上的問題呢？」

　　他瞪著我說：「你在說什麼？」

　　「他是同性戀嗎？」

　　「什麼？當然不是！」

　　我不發一語。

　　那位上尉喃喃自語地說：「你說卡邦是個玻璃？」

　　我回想著卡邦在我腦海裡留下的畫面，他在距離脫衣表演舞台六呎的地方閒逛著，不管誰在台上用手肘、膝蓋匍匐前進、屁股翹得高高、用乳頭摩擦著舞台，他都跟她們保持六呎的距離，手裡拿著一瓶啤酒，臉上笑得很開心。一個同性戀的男人在酒吧裡廝混似乎是很奇怪。但接著我腦海裡想起他那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還有他揮手叫那個一頭深褐髮的妓女離開時的尷尬神情。

　　我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那位上尉說：「那就閉上你的臭嘴。長官！」

　　我帶著卡邦的檔案回到太平間，帶著桑瑪一起去軍官俱樂部吃早餐。我們獨自坐在角落，跟任何人都離得遠遠的。我點了蛋、培根與吐司，桑瑪則是一邊吃著燕麥粥和水果，一邊看著檔案。我喝咖啡，桑瑪喝茶。

　　她說：「病理醫生說這顯然是打壓同性戀的行為。」

　　「他錯了。」

　　「卡邦未婚。」

　　我說：「我也是，妳也是。難道妳是同性戀嗎？」

　　「不是。」

　　「所以囉。」

　　「但是，如果兇手要誤導辦案方向，那必須以某些事實為根據，對吧？我的意思是，假設他知道他是個賭鬼，他們可能會在他嘴裡塞欠債還錢的紙片，或者在他身邊丟撲克牌。這樣我們才會覺得他被殺的原因是賭債。你懂嗎？如果沒有任何根據，誤導方向的策略就不會奏效。如果在五分鐘內就會被排除的事，根本就顯得很愚蠢，兇手也太不聰明了。」

　　「那妳猜呢？」

　　「他是同性戀，而且有人知道。但這不是他被殺的原因。」

　　我點點頭，「這的確不是他被殺的原因。我們姑且說他在死前是同性戀好了，但是他在部隊裡待了十六年，他撐過了七〇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還有整個八〇年代，但為什麼一直到現在才出事？時代已經在改變，狀況對他愈來愈有利，他也愈來愈擅長掩藏這個身分，還會跟好友們一起去脫衣舞酒吧。沒理由一直到現在才突然發生這種事。如果要出事，早在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或者十六年前就出事了。每當他到了一個新單位，認識了新的同袍，都可能會出問題。」

　　「那理由到底是什麼？」

　　「沒有頭緒。」

　　「不管是什麼，一定都會讓陸軍很尷尬。就像克拉瑪死在汽車旅館的問題一樣。」

　　我又點點頭：「博德堡似乎是個很尷尬的地方。」

　　「你覺得你是因為卡邦才被調來的嗎？」

　　「有可能。但要看他到底為什麼被殺掉。」

　　我要桑瑪擬好適當的通知與報告，並且轉寄各單位，然後我就回辦公室了。謠言傳得很快，回辦公室後我發現有三個特遣隊士官正等著問我話。他們都是典型的特遣隊人員：短小精幹、有點不修邊幅，一看就知道是狠角色。其中兩個的年紀比另一個還大。年輕那個留了落腮鬍，一身黝黑的皮膚看來好像剛剛從天氣很熱的地區回來。他們都在我的辦公室外面踱步，我那個有小男嬰的中士跟他們在一起，我猜她現在不再固定值晚班。她看著他們的表情好像這三個人時而踱步，踱到不耐煩就開始騷擾她。和他們比起來，她算是很客氣，幾乎可以算是溫柔。我帶著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關門後在我的桌子坐下，任由他們站在我桌前。

　　那兩個老士官裡面的一個說：「卡邦的事是真的嗎？」

　　我說：「他被殺了。兇手跟動機都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

　　「昨晚九點或十點。」

　　「哪裡？」

　　「這是一個封閉的基地。」

　　我點頭說：「兇手不是老百姓。」

　　「聽說他死得很慘。」

　　「真的很慘。」

　　「什麼時候會查出是誰？」

　　「希望很快。」

　　「有線索嗎？」

　　「還不算有。」

　　「你知道的時候，會告訴我們嗎？」

　　「你們想知道嗎？」

　　「那還用說。」

　　「為什麼？」

　　那傢伙說：「你知道為什麼。」

　　我點點頭。不管卡邦是不是同性戀，他總是這世界上最恐怖的部隊的一分子，他的兄弟將會挺身為他報仇。有片刻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很羨慕卡邦──如果有天晚上我在樹林裡面被人幹掉了，我很懷疑會有這樣三個硬漢在隔天早上八點闖進人家的辦公室，摩拳擦掌的要幫我報仇。接著我又看一下他們三個，心想：只要我把他的名字洩漏出去，這個兇手就死定了。

　　我說：「我必須以憲兵身分問你們幾個問題。」接著我問的都是一般性的問題：卡邦有跟人結怨嗎？曾跟人發生爭執嗎？有被威脅嗎？跟人打過架嗎？這三個傢伙一直搖頭，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句。

　　我問他們：「還有別的嗎？有沒有什麼事會讓他遭到殺身之禍的？」

　　其中一個比較老的士官小聲地反問我：「例如什麼事？」

　　我不想講得太深入，只是說：「任何你覺得可能的事。」

　　他們一致說：「沒有。」

　　我問他們：「有沒有任何可能的方向？」

　　年輕的那一個士官說：「去查一查遊騎兵。看有誰請調到三角洲特遣隊，但是特訓時沒有過關，但還想證明自己真的很厲害。」

　　接著他們就離開了，我坐著咀嚼他們最後丟出的那句話。想要證明自己比較厲害的遊騎兵？我很懷疑，這是不可能的。三角洲特遣隊的士官不會跟自己不認識的人出去，而且還被人打爆了頭。他們受到長時間的嚴格訓練，目的就是要確保自己不會有這種下場。如果一個遊騎兵和卡邦單挑，那躺在樹下的一定不是卡邦。如果遊騎兵有兩個，我們會發現兩具遊騎兵的屍體，至少卡邦身上會出現反抗的傷痕，不會那麼容易就被撂倒。

　　所以跟他一起出去的，是他認識而且信任的人。我想像當時的場景，他很輕鬆地在和人聊天，也許跟他在脫衣舞酒吧時一樣，露出那種微笑。也許他帶著攻擊他的人去某處，完全沒有戒心。接著我想像那個人從大衣裡面拿出了輪胎扳手或者鐵鍬，一出手就把他打得腦袋開花。然後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必須要下三次重手才能把他打死，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而且像卡邦這種傢伙，很少會這樣被殺個措手不及。

　　我的電話響了，結果打來的是威拉上校，坐在岩溪鎮蓋伯上校辦公室裡面那個大混球。

　　他問我：「你在哪裡？」

　　「在辦公室裡。不然我會在哪裡接電話？」

　　他說：「待著別走。不要去別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電話給任何人。我直接下令給你，那裡靜靜等著。 」

　　「為什麼？」

　　「我要下去找你。」他把電話掛斷後，我把話筒擺回話機上。

　　我待著沒去別的地方，也沒做任何事，也沒打電話給別人。我的中士拿了一杯咖啡給我，我沒拒絕。威拉上校可沒命令我就算渴死也不能喝咖啡。

　　一小時後我聽到辦公室外面傳來聲音，那位年輕的特遣隊士官又回來了，只有他一個人──就是留著落腮鬍、皮膚黝黑的那一個。我要他坐下，想著剛剛我聽到的命令：不要去別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電話給任何人。我想跟人講話也算是做一件事，因此等於違反了「不要做任何事」的命令。但話說回來，嚴格來講，呼吸也等於是一件事、新陳代謝也是一件事，就連長頭髮、長鬍子、長指甲、體重下滑等等也都算是一件事，所以我不可能「不要做任何事」。所以我認為這一部分的命令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我說：「我能為你效勞嗎？」

　　那位士官說：「我覺得卡邦是個同性戀。」

　　「你覺得？」

　　「好吧。應該說，他是個同性戀。」

　　「還有別人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沒什麼然後，只是認為我應該要告訴你。」

　　「你覺得這跟他的死有關？」

　　他搖頭說：「我們對這件事沒什麼意見，不管他是誰殺的，兇手肯定不會是我們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會做這種事，可是除了特遣隊以外，沒有人知道，所以這不會是他的死因。」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說呢？」

　　「因為你一定會查出來，我希望你有心理準備，不想讓你感到訝異。」

　　「為什麼？」

　　「既然他不是因此而被殺掉，我想說出來之後，也許你能夠保密。」

　　我不發一語。

　　那位士官說：「這樣會讓他的人生留下污點，太不應該了。他是個好人，也是個好軍人，同性戀不是一種罪。」

　　我說：「我同意。」

　　「陸軍應該要改變了。」

　　「陸軍討厭改變。」

　　他說：「大家都說同性戀會破壞凝聚力，他們應該來看看我們特遣隊的操練情形，看看卡邦的表現怎樣。」

　　我說：「我不能保密，如果我能保密，也許我會。但是因為命案現場的種種跡象，讓人很難不產生聯想。」

　　「啊？你之前沒說他的死跟性犯罪有關。」

　　我說：「本來我不想講的。」

　　「但是除了特遣隊的人之外，沒有人知道。」

　　我說：「一定有人知道，否則，兇手就是你們隊裡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能。」

　　我說：「只有這兩種可能性，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在外面有交往的對象嗎？」

　　「沒有，不曾有過。」

　　「所以這過去十六年來他都沒跟人在一起過？」

　　那傢伙頓了一下。「我想這點我並不清楚。」

　　我說：「一定有人知道，但我想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只是有人想讓他看來像是因為這樣而被殺，也許至少我們可以澄清這一點。」

　　那位士官搖頭說：「這樣一來，大家就只會記得他是個同性戀。」

　　我說：「我很抱歉。」

　　他說：「我不是同性戀。」

　　「不管你是不是，我都不在意。」

　　「我有老婆小孩。」

　　他把這件事講清楚後就走了，我得繼續遵守威拉的命令。

　　我把時間用來想事情。命案現場沒有兇器，鑑識人員也沒採集到有意義的線索。兇手沒有在樹枝上留下衣服上的線，地上沒有足印，卡邦的指甲裡面也沒有留下兇手的皮膚。這些都很容易解釋，兇器被帶走了，之所以沒有留下衣服的線，是因為兇手穿的是戰鬥服──多虧了陸軍總部的精心研發，我們的戰鬥服是不會裂開留下衣線的。幫陸軍代工的美國各家紡織廠都必須經過很嚴格的品質考驗，因為陸軍使用的斜紋布與府綢都必須耐穿耐扯。地上整個結霜了，硬到不會留下腳印，北卡羅萊納州可能有一個月的時間都會結厚厚的霜，現在時間才過一半。而且他完全沒有料到對方會下手，所以沒有時間轉身回應，也沒辦法出手去抓或去踢兇手。

　　所以我們沒有具體的資訊。但我們的優勢是：嫌犯都在基地裡，逃也逃不掉。這是個封閉的基地，而且不管在什麼時候，陸軍都很擅長把人的行蹤紀錄下來。我們可以從一疊一疊的紀錄開始，從最簡單的兩個選項開始篩選每個名字：可能，不可能。然後我們可以逐一查核每個可能的人選，根據全世界每個警探辦案的三個通則來追查：手段、動機與機會。手段跟機會沒有什麼意義：根據定義，除非一個人有機會殺人，否則是不會被列為嫌犯的。任何一個有辦法在陸軍服役的人，體能都足以用輪胎扳手或者鐵鍬來攻擊沒有戒心的受害者。這可能是成為一個嫌犯的最基本要件。

　　所以決定因素終究是動機，也就是我最開始思考的地方：他到底是為什麼被殺的？

　　我又坐了一個小時。沒去別的地方，也沒做任何事，也沒打電話給別人。我的中士又倒了更多咖啡給我喝。我跟她提到，請她幫我打電話給桑瑪中尉，要她來一趟。

　　桑瑪在五分鐘內就出現了。我有一堆事情要跟她說，但是每件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調出一張基地裡面所有人員的清單，還有進出基地的紀錄，藉此進行初步的篩選。她已經派人去把卡邦的寢室封起來，我們隨時都可以過去搜索。她還安排我們去找他的指揮官，這樣我們對於他的個人生活與專業表現就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說：「幹得好。」

　　她問我：「威拉又怎麼了？」

　　我說：「大概像個小男孩一樣，要找我比比看誰能尿比較遠。像這種大案子，他想要下來親自指揮辦案。他要提醒我，我還是歸他管。」

　　但我錯了

　　經過整整四個小時後，威拉終於現身了。他一到我辦公室外面，我就聽到他的聲音。我很確定我的中士沒有問他要不要咖啡，她的直覺也挺厲害的。他打開我的房門後直接進來，他沒有看我，只是隨手把門關上，轉身後找了一張訪客椅坐下。他一坐下就開始不斷變換坐姿，他的褲管也像是熱到會燒傷他的皮膚，害他不停拉來拉去。

　　他說：「我要知道你昨天做的每一件事，你要親口告訴我。」

　　「你大老遠下來問我問題？」

　　他說：「沒錯。」

　　我聳聳肩，「我昨天兩點才下飛機，直到五點都在你那裡。」

　　「然後呢？」

　　「我在十一點回到這裡。」

　　「六個小時？我才四個小時就到了。」

　　「我想是你開車，我換了兩趟公車，最後還搭便車。」

　　「回來後呢？」

　　我說：「跟我哥通電話。」

　　威拉說：「我記得你哥，他以前是我的同事。」

　　我點頭說：「他有提到。」

　　「接著呢？」

　　「接著怎樣？」

　　我說：「我跟桑瑪中尉講話，只是一些客套話而已。」

　　「還有呢？」

　　「有人在午夜發現了卡邦的屍體。」

　　他點頭後又換了坐姿，拉一拉褲管，看來很不舒服。「你有留下公車的票根嗎？」

　　我說：「我想應該沒有。」

　　他微笑說：「記得是誰載你到基地的嗎？」

　　「不記得了，你問這個做什麼？」

　　「因為我可能需要知道。為了證明我自己沒有犯錯。」

　　我不發一語。

　　他說：「你犯了錯。」

　　「真的嗎？」

　　他點頭說：「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個白癡，還是你故意這樣做。」

　　「做什麼？」

　　「你想要讓陸軍蒙羞嗎？」

　　「啊？」

　　他說：「少校，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上校，你來告訴我。」

　　「冷戰結束了，陸軍即將改變。現狀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所以每個軍種都必須繃緊神經，縮減員額，你知道一件事嗎？」

　　「什麼事？」

　　「陸軍總是最不稱頭的，你看空軍有那些華麗的飛機，海軍有潛水艇跟航空母艦，海軍陸戰隊則是所向無敵。而我們呢？所謂陸軍，就是要在泥巴裡打滾。我們是最下面的一層，李奇。陸軍是最無聊的，華府的觀點就是這樣。」

　　「那又怎樣？」

　　「這個叫做卡邦的傢伙是個同性戀，他是個超級大玻璃。像這種都是菁英的單位裡居然有個變態？在這個節骨眼，你想陸軍會希望大家知道這件事嗎？你應該在報告裡面寫他是訓練時出意外死的，交代過去就好了。」

　　「那不是真的。」

　　「誰在乎呢？」

　　「他不是因為性向而被殺的。」

　　 「一定是。」

　　我說：「偵查犯罪是我謀生的本事，我說他不是。」

　　他瞪著我，好一陣子都不發一語。

　　他說：「好，等一下再說這件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看過屍體？」

　　我說：「我的手下。還有一個我曾經向她徵詢意見的中校心戰講師，再加上一個病理醫生。」

　　他點頭說：「你的手下由你去交代，我去找那個心戰中校跟醫生。」

　　「交代什麼？」

　　「交代說我們要把這件事寫成訓練出意外。他們會懂的，沒人受傷害、沒人犯錯，也不用調查。」

　　「你在開玩笑吧？」

　　「你覺得陸軍希望這件事傳開來嗎？希望大家都知道三角洲特遣隊裡面有一個違法的隊員在隊上待了四年？你瘋了嗎？」

　　「他們的士官希望進行調查。」

　　「我很確定他們的指揮官不想調查，相信我。你可以把這句話當作《聖經》裡面出來的。」

　　我說：「你必須直接對我下令，一字一句講清楚。」

　　他說：「看著我的嘴唇。我說：不要調查。寫一份狀況報告，說他在訓練時出意外死掉就好。說是夜間操練、跑步、做體操，什麼都好。說他失足絆倒摔到頭，這樣就可以結案了。這是我的直接命令。」

　　我說：「我需要白紙黑字的命令。」

　　他說：「你這幼稚的傢伙。」

　　我們不發一語地坐了一陣子，兩人只是隔著桌子瞪著對方。我穩穩地坐著，威拉還是不斷換坐姿，拉褲管。我把手伸到他看不見的地方緊握著，想像著往他胸口正中央打下去，一拳就了結了他這個大爛人的生命。為什麼不呢？我可以寫一份報告，說他也是受訓時死掉，誰叫他一天到晚都在做更換坐姿的訓練。他滑倒後，胸骨撞到了桌角。

　　他問我：「死亡時間是什麼時候？」

　　「昨晚九點或十點。 」

　　 「那麼，你一直到昨天十一點都不在基地裡嗎？」

　　「你問過，我也回答了。」

　　「你可以證明嗎？」

　　我想到門口穿著靴子的衛兵，他們幫我做了進入基地的紀錄。

　　「我還得證明嗎？」

　　他又陷入了沉默，在椅子裡往左邊斜坐。

　　他說：「下一個要討論的是，你說那個屁精的死因跟性向無關。你的證據是什麼？」

　　我說：「犯罪現場被布置得太過火了。」

　　「為了掩飾真正的動機嗎？」

　　我點頭說：「根據我的判斷，沒錯。」

　　「那真正的動機又是什麼？」

　　「我不知道，所以才要調查。」

　　威拉說：「那我們來猜猜看好了。假設兇手會因為殺人而獲得利益，你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通常來講，殺了卡邦上士是為了阻止他在未來採取某種行動，或者為了掩飾卡邦曾經參與或者知情的一樁犯罪。」

　　「換言之，就是要讓他閉嘴。」

　　我說：「我猜，應該是為了讓某件事像石沉大海一樣。」

　　「你說犯罪偵查是你謀生的差事。」

　　我說：「沒錯。」

　　「那你會用什麼方式找出兇手呢？」

　　「用調查的方式。」

　　威拉點頭說：「假設你有辦法找到這傢伙，你會對他做什麼？」

　　我說：「我會拘留他。」我想應該還會派人在外面守著──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卡邦的特遣隊兄弟們，他們焦急地踱步的模樣，好像隨時準備開槍報仇。

　　「那麼，你的嫌犯是在那一段時間裡待在基地的任何人？」

　　我點點頭。當我們講話時，桑瑪中尉可能已經埋首在那一疊疊清單裡面了。

　　我說：「從人事資料跟進出門的紀錄就可以查出來。」

　　威拉說：「事實上，我想，對於靠這種事謀生的人來講，事實應該很重要。這個基地的範圍幾乎有十萬英畝，鐵絲圍籬是在一九四三年就架起來的，這些是所謂的事實，不管是我還是你，要發現這些事實並不難。難道你沒有想過，並不是每個進出基地大門的人都必須走大門？你有沒有想過，在紀錄上不在這裡的人，有可能從圍籬潛入基地？」

　　我說：「不太可能。如此一來，那個人必須在一片漆黑中步行超過兩英里，那一定會被整夜都在外面巡邏的人員發現。」

　　「如果是經過訓練的人，有可能躲過巡邏人員。」

　　我還是說：「不太可能。那這樣要怎麼跟卡邦上士相約見面呢？」

　　「先把地點講好。」

　　我說：「那根本就不是一個地點，只是個靠近車道的地方。」

　　「那麼，可以用地圖來約定。」

　　我又說了第三次：「不太可能。」

　　「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可能有人與那個同性戀碰面，殺了他之後從鐵絲圍籬逃出去，然後再繞回大門，簽名進入基地。」

　　我又說了一次：「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在兇手殺人後又繞到大門簽名進入基地，必須花多久時間？」

　　「我不知道，必須要算一算他步行的距離。」

　　「他可能是用跑的。」

　　「有可能。」

　　「如此一來，他在基地大門時有可能已經喘不過氣了。」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猜猜看。要多久時間？」

　　「一、兩個小時吧。」

　　他點頭說：「所以，如果那個玻璃在九點或十點被殺，兇手有可能在十一點才簽名進入基地？」

　　「有可能。」

　　「那他的動機是為了讓某件事情永遠不會曝光。」

　　我點點頭，不發一語。

　　「那麼，原本只要四小時車程的一段路，你卻花了六小時。中間有兩個小時的差距，你解釋是因為你坐車比較慢。」

　　我不發一語。「而你剛剛也同意，用兩個小時的時間殺人是綽綽有餘的，特別是九點到十一點之間的兩個小時，剛好也是你沒有辦法提出不在場證期的兩小時。」

　　我不發一語，他對著我微笑。

　　他說：「而且我查過了，你出現在大門口的時候，是氣喘吁吁的。」

　　我沒有回話。

　　他說：「但你的動機是什麼？我想你跟卡邦不熟，你們的社交圈並沒有交集。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我說：「你在浪費時間，而且你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如果你要與我為敵，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

　　「真的嗎？」

　　我說：「真的。」

　　他問我：「你不希望什麼事曝光呢？」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有趣的是，投訴你的人剛好就是這位克里斯多夫．卡邦上士。」

　　他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投訴書的副本，在桌上打開攤平後推到我面前。投訴書上面有序號，還有日期、地點與時間。日期是一月二日，地點是博德堡憲兵指揮官的辦公室，時間是〇八四五，接著是兩段經過宣誓的口供。我大概看了一下，語氣非常重，而且很正式：我親眼目睹了一位目前正在服役、名字叫做李奇的憲兵少校用腳去踹一位老百姓的右膝。接著，李奇少校又馬上用額頭去攻擊另一位平民的臉部。據我所知，兩位平民並未先行挑釁，而且他們也來不及自衛反擊。後面有卡邦的親筆簽名，下面有打字的數字，那數字我之前曾在卡邦的檔案裡看過。我抬頭看牆上那一具慢慢往前走、完全不出聲的時鐘，腦袋浮現卡邦從酒吧慢慢走到停車場上的模樣，他看了我一下，然後就去找那一群靠在車子旁邊的軍人，拿起啤酒瓶喝酒。我又低頭看著桌上，打開一個抽屜，把那張紙放進去。

　　威拉說：「我們都知道特遣隊很照顧自己人，他們就像祕密幫會一樣。所以，他們現在會怎麼做？他們的人在投訴一個臭屁的憲兵少校後被人打死，這個憲兵少校必須要保住自己的飯碗，而且憲兵少校也沒辦法清楚交代，在他們的人死掉那一晚，他去哪些地方。」

　　我不發一語。

　　威拉繼續說：「根據規定，如果投訴與軍紀有關，特遣隊指揮官辦公室也會有一份副本。其他地方也都存有副本，所以消息很快就會走漏了，接著他們會來找我問問題。我該怎麼跟他們說？我可以說你絕對不是嫌犯，也可以說你一定有嫌疑，但因為某種技術上的問題，我不能辦你。我可以想像那些充滿正義感的特遣隊員會怎麼解決這種不公平的問題。」

　　我不發一語。

　　他說：「卡邦自從當兵以後，十六年來只投訴過這麼一個案子，這我也查過了，像他這種傢伙，必須低調一點，但是整個特遣隊都會覺得這件事很不尋常。因為卡邦是第一次投訴，他們會覺得你們之前就發生了衝突，所以這是個人恩怨，難道他們會更喜歡你嗎？」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現在我應該怎麼做？我該去他們隊上暗示我不能動你嗎？還是我們來個交易，我幫你擋住那些特遣隊的傢伙，你就乖乖聽我的話？」

　　我不發一語。

　　他說：「我並不認為人是你殺的，就算是你也不會做那麼扯的事。不過，如果是你，那又怎樣？陸軍的這些玻璃就應該被殺光，他們都是謊話連篇的傢伙。你唯一的錯，只是因為他投訴你而已。」

　　我說：「你這根本是欲加之罪，之前你沒有說出投訴的人是誰，昨天我也還沒看到這張投訴書，連他的名字都還不知道。」

　　「你覺得那些士官們會相信這套說詞嗎？你是個特調組調查員，這種事對你來講就像家常便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查出投訴者的名字。」

　　我不發一語。

　　威拉說：「醒醒吧，少校！合作一點，蓋伯走了，現在我說了算。」

　　我說：「你已經鑄成大錯了，因為你與我為敵。」

　　他搖頭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沒錯，也沒有與你為敵，我只是要整頓特調組。以後你會感謝我，你們每個人都會。這世界在改變，我可以看得到遠景。」

　　我不發一語。

　　他說：「幫幫陸軍，同時也幫幫你自己。」

　　他說：「我們成交了嗎？」

　　我沒有回話，他對我眨眼睛。

　　他說：「我想你答應了，你沒那麼笨。」

　　起來後他走出辦公室，在他身後把門關上。我坐著看訪客椅上的塑膠坐墊又恢復原來的形狀。墊子動得很慢，當空氣又跑回墊子裡的時候，發出了嘶嘶的聲音。

10

　　世界正在改變。長久以來我一直是個獨行俠，但到了那一刻我才開始感到孤獨。我以前總是憤世嫉俗，也是到了那時候，我才感到自己實在天真得無可救藥。我的兩個家庭都在漸漸離我遠去──其中一個純粹是因為人的年紀會變大變老，另一個則是因為過去那些可靠的老舊價值突然消逝無蹤。我感覺自己就好像有一天早上醒來時發現自己置身孤島，島上的其他一切被人在一夜之間用船偷走。我感覺自己好像站在岸邊，看著那些船隻在地平線的那一端變得愈來愈小。更糟的是，本來我知道自己說的是英文，其他人現在卻開始講一些完全不同的語言。世界在改變，但我只想維持原狀。

　　桑瑪在三分鐘內回來找我。我猜她之前找了個地方躲起來，等待威拉離開。她的腋下夾著一疊疊紙張，從眼神就可以看出她有大新聞要告訴我。

　　她說：「昨晚瓦索跟庫莫又回來了，他們出現在基地門口的名單裡。」

　　我說：「坐下。」

　　她一臉驚訝，頓了一會兒後才坐在威拉剛才坐過的地方。

　　我說：「我身上有毒，妳該離我遠點。」

　　「什麼意思？」

　　我說：「我們說對了，博德堡是個讓陸軍很尷尬的地方。一開始是克拉瑪，接著又是卡邦，現在威拉要我把兩個案子都吃掉，不要讓陸軍丟臉。」

　　「他不能把卡邦的案子吃掉。」

　　我說：「他說要寫成訓練時出意外，跌倒撞破頭。」

　　「啊？」

　　「他要用這件事來測試我，看我是不是聽話。」

　　「那你怎麼說？」

　　我沒回答。

　　桑瑪說：「這道命令是違法的，一定違法。」

　　「妳敢抗命嗎？」

　　她沒回話。面對這種違法的命令，唯一抗命的方式就是不遵守命令，並且祈禱自己未來在軍事法庭上不會有事──問題是，這等於是在法官面前跟那個可以一口把你吃掉的長官單挑，而且法官也很清楚，陸軍向來不喜歡有人質疑命令。

　　「所以，沒有任何事發生過。把妳的文件都帶來，就當作不認識我，然後把克拉瑪和卡邦都忘掉。」

　　她不發一語。

　　「還有，告訴昨天在現場那些傢伙，要他們把整件事都忘掉。」

　　她低頭看著地板。

　　「然後回到軍官俱樂部去等我指派妳的下一份工作。」

　　她抬頭看我，「你是說真的嗎？」

　　我說：「千真萬確，我正在直接對妳下令。」

　　她瞪著我，「你跟我想像的差太多了。」

　　我點頭，「嗯，沒錯。」

　　我給她點時間把狀況搞清楚，她走出去後，我把她帶來的紙拿起來──紙的數量很多，我把自己要的那一頁拿起來看。

　　因為我不喜歡巧合。

　　在卡邦死掉那晚，瓦索與庫莫在晚間六點四十五分從基地大門進入博德堡，他們在十點離開。卡邦的死亡時間剛好就落在這三小時又十五分鐘的時段裡。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在用餐時間出現的。

　　我拿起電話，打到軍官俱樂部用餐室。食堂的一位士官說負責的士官會回電給我。接著我又打電話給我的中士，要她查出爾汶堡憲兵執行官的電話，並且幫我把電話接過來，四分鐘後她用馬克杯拿了咖啡進來給我。

　　她說：「他快忙死了，可能要一個半小時後才有空，他叫法蘭茲。」

　　我說：「怎麼可能？法蘭茲不是在巴拿馬嗎？我在那裡還跟他見過面。」

　　她說：「喀爾文．法蘭茲少校。對方是這樣告訴我的。」

　　我說：「打電話過去，再確認一次。」

　　她把咖啡留在我桌上後又回去打電話。四分鐘後又回來告訴我，那資訊是正確的。

　　她說：「喀爾文．法蘭茲少校，他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

　　我低頭看我的日曆，現在是一月五日。

　　她說：「你也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的。」

　　我瞪著她，說：「再多打幾個基地，找規模比較大的。從班寧堡開始，按照字母順序一個個打。列出每個基地憲兵執行官的名字，還有他們什麼時候到任。」

　　她點點頭後又走出去。負責用餐室的士官回電，我問他有關瓦索與庫莫的事，他證實他們是在軍官俱樂部裡用餐。瓦索吃的是比目魚，庫莫是牛排。

　　我問：「他們是獨自用餐嗎？」

　　那傢伙說：「報告長官，沒有。他們是跟一群高階軍官一起吃飯。」

　　「是約好的嗎？」

　　「報告長官，不是。我們覺得是臨時起意，那些人本來三三兩兩，後來才湊在一起。我想他們都是泡在酒吧裡喝餐前酒。當然，那群人都沒有訂位。」

　　「他們在那裡待了多久？」

　　「他們在七點半前坐下，快十點前才離開。」

　　「沒有人離開後又回來？」

　　「報告長官，沒有。我們看到他們一直在那裡。」

　　「從頭到尾？」

　　「我們很注意他們，因為其中有一位是將軍。」

　　掛掉電話後我打電話到基地大門，詢問是誰真正目睹瓦索與庫莫進出基地的。他們給了我一個士官的名字，我要他們把人找出來，叫他回電給我。

　　接下來我等著大家回電。

　　大門的士官是最先回電的人，他證實前一天整晚站崗的人是他，他也證實他親眼目睹瓦索與庫莫兩人在六點四十五分抵達基地，十點離開。

　　我問他：「坐什麼車？」

　　他說：「一輛國防部的黑色轎車。」

　　我問他：「水星尊爵嗎？」

　　「嗯，我很確定。」

　　「有司機嗎？」

　　那傢伙說：「開車的是叫做庫莫的那位上校，瓦索將軍坐在前面的副駕駛座。」

　　「車裡只有他們兩人？」

　　「報告長官，是的。」

　　「你確定嗎？」

　　「報告長官，我很肯定，不會有錯。晚間我們會使用手電筒，我們看到的是輛懸掛國防部車牌的黑色轎車，前座坐著兩位長官，他們都出示了證件，後座沒人。」

　　我說：「好，謝了。」

　　掛掉後，電話立刻又響起，結果是喀爾文．法蘭茲從加州打給我。

　　他說：「李奇，你在那裡幹嘛？」

　　「我正想問你咧。」

　　話筒另一頭陷入沉默。

　　他說：「連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在這裡做什麼，爾汶堡一點風吹草動也沒有，他們說這裡通常是這樣。不過，天氣還真不錯。」

　　「你查過自己的調職令嗎？」

　　他說：「當然。你沒有嗎？從那次被派到格瑞那達以後就沒那麼爽過了。我現在正看著莫哈維海灘呢！這片海似乎就跟蓋伯上校的腦波一樣激動，我想我一定惹到他了。可是現在我不太能確定這是怎麼一回事。不可能我們兩個都惹到他了吧？」

　　我說：「你接到的命令是什麼？」

　　「暫時擔任憲兵指揮官的執行官。」

　　「他在基地嗎？」

　　「沒有。事實上，在我到這裡那天，他也接到一個臨時派令。」

　　「所以你是代理指揮官囉？」

　　他說：「似乎是這樣。」

　　「我也是。」

　　「怎麼回事？」

　　我說：「不了解，如果發現了，我會告訴你。但首先我得問你個問題。我遇到一個上校和一星准將，他們倆在元旦那天應該要去你那裡參加裝甲兵會議的，名叫瓦索與庫莫。他們有出現嗎？」

　　法蘭茲說：「會議取消了。聽說他們的二星上將在某處掛點了，一個叫克拉瑪的傢伙，他們似乎覺得會議少了他就沒意義了，大概是要他在才能思考，或者他們忙著爭論誰該當接班人。」

　　「所以瓦索跟庫莫沒去過加州？」

　　法蘭茲說：「他們的確沒來爾汶堡。至於加州，我就不知道了，還有很多地方是他們可以去的。」

　　「本來要去開會的還有誰？」

　　「都是裝甲部隊的大人物。有些本來就在這裡，有些來露臉後又走了，有些人根本就沒出現。」

　　「有聽說議程是什麼嗎？」

　　「我想應該沒有，很重要嗎？」

　　「我不知道，瓦索跟庫莫說沒有議程。」

　　「開會哪可能沒有議程？」

　　「我也這樣想。」

　　「我會幫你打聽。」

　　我說：「新年快樂。」說完後我就放下話筒，靜靜地坐著，陷入沉思。

　　喀爾文．法蘭茲是個厲害角色──事實上，他是最厲害的角色之一。他又強悍、又誠懇，非常有競爭力，從來沒有事情可以難倒他。離開巴拿馬時，我很放心，因為我知道他還在那裡。但是他也走了，我也走了，那到底還有誰在那裡？

　　喝完咖啡後，我把馬克杯拿到外面，把它擺在咖啡機旁。我的中士在打電話，她的前面放了一張寫滿潦草筆記的紙張，她對著我舉起手指，一副好像有大新聞似的樣子，然後又繼續寫東西。我回到我的桌邊，五分鐘後他帶著筆記進來。筆記上面畫了三攔，每一欄都有十三行，最後一攔可能是電話與日期之類的。

　　她說：「我打到洛克堡就停下來了，因為有個模式可以預測接下來的狀況。」

　　我說：「說吧。」

　　她按照字母順序列出十三個基地，接著列出每個基地憲兵執行官的名字。十三個名字都是我認識的，包括我跟法蘭茲。接著她列出這些人在哪天到任，每個日期都一模一樣：都是八天前，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跟她說：「把名字再報一次。」

　　她又把名字說了一次，我點點頭。在憲兵部隊這個神祕的小圈圈裡，如果要組個明星隊，經過一夜的仔細思考後，無疑的，這十三個名字會是我們這行的任何人都會列出來的。這些人就像大聯盟的一線球星。除了我們兩個以外的十個人，其中有兩、三個待在字母順序比較後面的基地，其他八、九個則分布在世界各地比較重要的一些地方。而且無疑的，這些憲兵圈的「中心打者」都在那裡待了八天。我沒辦法確定自己可以被排在第幾棒，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可以說是全陸軍最棒的調查員。

　　我說：「真奇怪。」的確很奇怪。能夠在同一天把這麼多人派到各地，除了決心與計畫之外，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正義之師行動」期間，可以說是為了某種急迫的動機。整個房間如此寂靜，我好像在等待一件什麼事情發生似的。

　　我說：「我要去三角洲特遣隊的營區。」

　　因為不想走路，我自己開悍馬車過去。我不知道威拉那混球離開基地沒，我不想再惹到他。哨兵讓我進入老舊監獄改成的營舍，我直接前往人事參謀的辦公室，他還在坐在桌邊，但是看起來比早上我看到的樣子還累。

　　我說：「卡邦是訓練時發生意外死掉的。」

　　他點頭說：「我聽到的是這樣沒錯。」

　　我問他：「當時他在接受什麼訓練？」

　　那傢伙說：「夜間演習。」

　　「自己一個人可以演習嗎？」

　　「那就說他要執行逃脫與潛入的任務。」

　　「在基地裡做這種訓練？」

　　「好，那就說他在慢跑，燃燒假日攝取的多餘卡路里。」

　　我說：「我希望不要像是亂編的，報告上我得簽名。」

　　上尉點頭說：「那就別寫慢跑。我想卡邦應該沒有慢跑的習慣，他比較常去健身房，跟其他一票人一樣。」

　　「一票什麼人？」

　　他瞪著我。

　　「特遣隊的人。」

　　「他有專長嗎？」

　　「他們什麼都得懂，什麼都很厲害。」

　　「那……無線電呢？緊急救護呢？」

　　「這兩樣他們都得會，因為可以保護自己。如果被抓了，可以說自己是醫務兵，可能不會被殺掉。如果對方不相信，還可以示範給他們看。」

　　「晚上會執行醫療訓練嗎？」

　　上尉搖搖頭說：「不會特別挑晚上。」

　　「有可能是出去測試通訊設備嗎？」

　　上尉說：「他有可能出去試車，他對機械很在行，而且我想他跟隊上的每個人都一樣，必須照顧卡車。如果說他有什麼專長的話，那就算他的專長。」

　　我說：「好。我們可以說他的車爆胎了。結果車從千斤頂上面掉下，撞到他的頭。」

　　上尉說：「我想沒問題。」

　　「地面不平，也許地上有個地方比較軟，撐不住千斤頂。」

　　上尉又說了一次：「我想沒問題。」

　　「我會說，我的手下把車拖回來。」

　　「好。」

　　「哪種車？」

　　「你喜歡就好。」

　　我說：「你們的指揮官在嗎？」

　　「他離營度假去了。」

　　「他的名字是？」

　　「你不認識的。」

　　「說說看。」

　　上尉說：「布魯貝克上校。」

　　我說：「大衛．布魯貝克？我認識他。」但這不全是真的，我只能說我知道這個人。他是個令人害怕的死忠特遣隊領袖，如果照他的理論：我們其他所有部隊可以捲舖蓋回家種田，這世界就靠他一手挑選的菁英來保護就好。不過為了讓他的兵馬可以來往各地，他可能會留下一些直升機駕駛──至於五角大廈，只要留一間辦公室就好，專門幫他取得特遣隊需要的武器。

　　我說：「他什麼時候回來？」

　　「明天，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打電話給他了嗎？」

　　上尉搖頭說：「他不想插手這件事，也不想跟你講話。但等到我們確定哪裡出錯之後，會修正我們的操練安全準則。」

　　我說：「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他是被車壓死的。這樣他應該就滿意了，因為有關車輛的規定比有關武器的規定少多了。」

　　「哪裡的規定？」

　　「操練手冊上的。」

　　上尉的臉上露出微笑，「布魯貝克才不看操練手冊。」

　　我說：「我想看看卡邦的寢室。」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他的東西沒問題，如果我要簽署一份卡車意外的報告，我不希望其他部分出紕漏。」

　　卡邦跟隊上其他人都一樣，用老監獄的牢房充當自己的床位。那是一個六呎乘八呎的水泥造空間，牆壁上了油漆，還有自己的一套洗手台跟衛浴設備。房裡有一張陸軍制式帆布床、一個儲物箱，牆上還有個跟床位一樣長的架子。總而言之，就一個士官而言，這是個很棒的床位。這世上有很多人會毫不考慮地跟他換床。

　　桑瑪把他的床位封鎖得很好，封鎖膠帶貼在走廊上。我把膠帶扯下後捲成一圈，放進口袋。然後我走進他的房間。

　　特遣D隊在管教與制服的要求上，跟其他陸軍部隊都很不一樣。每個人對階級都不太看重，甚至沒人記得該如何敬禮。內務整齊不會受到褒獎，也不規定要穿制服。如果想穿之前在別的部隊穿了很多年的迷彩夾克也沒關係，舒服就好。如果有人喜歡穿紐巴倫慢跑鞋，而不喜歡穿大兵的戰鬥皮靴，那就穿吧。就算陸軍買了四十萬把貝瑞塔手槍，但有個特遣隊的傢伙比較喜歡席格索爾手槍，也隨他去。

　　所以卡邦沒有一個衣櫃裡裝滿燙好的乾淨制服，也沒有清爽的汗衫，洗好又摺好了，隨時都可以穿。他的床下沒有閃閃發亮的靴子，所有衣服都疊在床舖上方長架上前四分之三處。他的衣服不多，基本上都是橄欖綠，但款式大都不是軍方提供的。裡面有些老舊的制式冬天加長服飾，還有些已經褪色的戰鬥服。沒有一件衣服上有部隊番號與隊徽。除了一條綠色的大手帕之外，還有些老舊的綠色T恤，洗到幾乎變透明了。T恤旁邊還有個捲好的戰鬥背包──這種陸軍專用的多用途背包基本上是用呢絨背帶做成的，上面可以掛各種東西。

　　架上最後四分之一擺滿書籍，還有一小張裝在黃銅相框裡的彩色照片。照片裡的女人長得像卡邦，但年紀較大，無疑是他母親。我還記得他身上被藍波刀劃破的老鷹刺青，牠抓著一個上面寫著「母親」的卷軸。這讓我想起我媽──想起她在與我們擁別後，嘴裡還發出啉咻聲，趕我們進電梯。

　　接著我開始檢視卡邦的書。

　　裡面有五本平裝書，還有一本薄薄的大本精裝書。我用手指滑過平裝書的書背，裡面沒有一本書的書名或作者是我認識的，書背都已破損，頁面邊緣也都泛黃了。它們似乎都是冒險小說，講的都是些實驗性飛機或潛艇失蹤的故事。只有那本精裝書是滾石合唱團為了巡迴演唱會特別發行的紀念書籍，從書背設計風格看來，那是本十年前的書。

　　我把他的床墊抬起來，查看下方的彈簧床座，裡面空無一物。馬桶水槽裡跟洗手台下都沒東西，打開儲物箱後，疊在最上面的是件棕色皮夾克，夾克下面有兩件白襯衫、兩件藍色牛仔褲。襯衫質料看來很軟，穿了很久，夾克價位中等，這兩種衣服可說是最受軍人歡迎的週末夜裝扮。蹲完廁所、刮完鬍子、沖完澡後，穿上便服，大家擠在一台車裡，找幾家酒吧喝喝酒，找點樂子。

　　牛仔褲下面有個棕色皮革材質的小皮夾，顏色幾乎跟夾克一樣。就跟疊在它上面的衣服一樣，它也是週六夜晚出遊的配件，裡面還有四十三美元現金，足夠用來買幾瓶開場啤酒。裡面有他的部隊識別證和北卡羅萊納州駕照──不管他被抓進憲兵吉普車或警車，都會需要這兩樣東西。此外還有一枚尚未拆封的保險套，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用得到。

　　皮夾裡透明的塑膠夾層裡還有一張女孩的照片，可能是他的姊妹或朋友，也可能是不認識的人，肯定是用來掩飾身分的。

　　皮夾下面有個鞋盒，裡面裝了半滿的四乘六沖洗照片，那些都是用業餘手法拍的軍人團體快照。卡邦也出現在其中幾張裡，每張都有一小群男人站著擺姿勢，像歌舞團一樣，每個人的手臂都環繞在其他人身上。有些照片是在大太陽底下拍的，大家都沒穿襯衫、頭戴毛線帽，瞇著眼睛微笑。有些是在叢林裡拍的，有些場景則是殘破不堪或積雪的街頭。所有的照片都展示出特遣隊同生共死的情誼。休假時的同袍拿著武器，個個活蹦亂跳的，心情好極了。

　　除了上述物品外，卡邦的牢房裡沒有別的東西。沒有需要特別注意或者異常，或者能說明些什麼的東西。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物品可以透露他的過去，他的性格、好惡，或者興趣。他的祕密而低調的生活，就像那些週六晚上的外出服一樣，一成不變。

　　我走回悍馬車，在轉角處遇見那位留著落腮鬍、皮膚黝黑的年輕士官，他擋住我的去路，看樣子並不想移動。

　　他說：「你唬了我。」

　　「是嗎？」

　　「有關卡邦的事。你還讓我跟你講了那麼多，可是辦事員給我們看了一份很有趣的文件。」

　　「然後呢？」

　　「然後我們開始動腦筋。」

　　我說：「不要傷腦筋了。」

　　「你覺得很幽默嗎？如果我們發現是你，你就幽默不起來了。」

　　「不是我。」

　　「這是你說的。」

　　我點頭說：「我說的，滾到一邊去。」

　　「不然呢？」

　　「不然我就扁你。」

　　他往前一步，對我說：「你覺得自己扁得動我嗎？」

　　我沒有動，「你不是說卡邦是被我幹掉的嗎？他可能還比你厲害兩倍呢。」

　　他說：「我可能一聲不響就把你幹掉了。」

　　我不發一語。

　　他說：「我說到做到。」

　　我把頭別開。我相信他說的。如果有特遣隊員摸到我身邊，我一定不會發現。有可能是幾週內、幾個月或幾年內，我在走進暗巷時會被一個突然衝出的黑影用藍波刀劃開肋骨，或者脖子被啪地一聲扭斷，聲音還打在磚牆上，造成回音。那將會是我生命的終點。

　　那傢伙說：「我給你一週時間。」

　　 「幹嘛？」

　　「向我們證明不是你幹的。」

　　我不發一語。

　　那傢伙說：「你要怎樣隨你，或是證明給我們看，或是開始倒數計時。最好把後事先交代一下，如果書太厚就別看了，因為你會看不完。」

11

　　我直接開車回辦公室，把車停在門外。有個小男嬰的那位中士已經下班了，值班的人我覺得應該是路易斯安那州人，皮膚黝黑、矮小的那位下士。冷冷的咖啡壺裡面已經沒有咖啡，我的桌上有兩張留言紙條。第一張是：法蘭茲少校來電。請回電。第二張是：克拉克警探回電。我先撥電話到加州給法蘭茲。

　　他說：「李奇嗎？我問了議程的事。」

　　「結果呢？」

　　「他們騙我說沒有議程，怎麼問都沒用。」

　　「還有呢？」

　　「我們都知道他們在放屁，哪個會議沒有議程？」

　　「還查出什麼嗎？」

　　他說：「不算有，但我可以證明他們在十二月三十日深夜，用一條機密線路從德國傳真東西回來，三十一日下午曾經大量影印文件，然後又在元旦當天，克拉瑪的死訊傳開以後，他們就把東西用碎紙機銷毀，然後燒掉。我跟管焚化爐那傢伙談過了。他們把一疊滿滿的紙條裝袋燒毀，本來可能有六十張紙吧。」

　　「他們用來傳真的線路有多機密？」

　　「你覺得呢？」

　　「應該是最機密的，這樣才說得通，說明了那份議程真的非常機密。我是說，真的很機密。如果真的很機密，他們會一開始就把東西印在紙上嗎？」

　　「李奇，他們是第十二軍團，在戰爭最前線已經待了四十年，他們知道的一切都是機密。」

　　「有多少人應該去參加會議的？」

　　「我問過食堂的人，他們準備了十五份午餐餐盒。」

　　「十五個人，六十頁文件，所以議程一共有四頁。」

　　「看來是這樣，但都被燒掉了。」

　　我說：「只有德國那份原稿沒被燒掉。」

　　「他們會在那裡也把它燒掉。」

　　「沒有，我猜克拉瑪死時還帶著那份稿子。」

　　「東西現在在哪裡？」

　　「沒人知道，不見了。」

　　「值得追查嗎？」

　　我又說一次：「沒人知道。只有撰寫的那傢伙，可是他掛了。還有瓦索跟庫莫，他們一定也看過，搞不好是他們幫忙寫的。」

　　瓦索與庫莫回德國去了，今天早上在杜勒斯機場搭的第一班飛機。這裡的參謀還在討論這件事。

　　我問他：「你跟那個叫威拉的傢伙碰過面嗎？」

　　「沒有。」

　　「試著不要跟他見面，他是個大混球。」

　　「謝謝你提醒我，我們哪裡惹到他了？」

　　我說：「我不知道。」掛掉電話後我打電話到維吉尼亞找克拉克警探，對方請我等一下，接著我聽到喀一聲，在他的聲音從話筒另一頭傳過來前，有片刻時間我可以聽到警局裡的嘈雜聲。

　　他說：「我是克拉克。」

　　我說：「我是李奇，從博德堡打給你的美國陸軍，你要找我嗎？」

　　克拉克說：「我記得是你要找我，你要我給你一份辦案進度報告，但我們沒有進度可言。我們闖進一條死巷，事實上，我們需要別人幫忙。」

　　「我無能為力，這是你的案子。」

　　他說：「真希望不是。」

　　「查到什麼？」

　　「都是些沒用的東西，也許兇手在闖入與離開時完全沒碰東西，顯然他戴了手套。地上結了點霜，室內有殘留一些從車道與通道帶進去的沙石，但完全沒有腳印。」

　　「有目擊的鄰居嗎？」

　　「他們大部分都出去了，不然就是醉了，那天是除夕夜。我派手下沿街訪查，但沒有任何發現。當天有些車子進進出出，但沒什麼奇怪的，因為那天是除夕夜，每個人都在趕場參加派對。」

　　「車道上有輪胎痕跡嗎？」

　　「沒什麼值得注意的。」

　　我不發一語。

　　克拉克說：「死者是被鐵鍬打死的，可能就是人們用來開鐵捲門的那種。」

　　我說：「我知道。」

　　「殺人後兇手還用地毯擦拭鐵鍬，然後在廚房洗手台把它洗乾淨。我們在水管裡發現東西，但水龍頭上沒有指紋，他還是戴著手套。」

　　我不發一語。

　　克拉克說：「還有些東西我們沒有看到，裡面沒多少用品可以顯示克拉瑪將軍真的住過那地方。」

　　「怎麼說？」

　　「我們盯鑑識人員盯得很緊，採集了整個地方的指紋，連一根毛髮與纖維也不放過，就像我說的，像洗手台和淋浴間用的U形水管，除了幾個零星指紋不知道是誰的，其他所有指紋都是死者的。我們本來以為中獎了，那些指紋帶回去用資料庫一查，結果是她丈夫的。按照兩人指紋數量的比例看來，過去五年來，他幾乎沒住過那裡。這很正常嗎？」

　　我說：「他長時間待在基地裡，但每年還是會回家度假，所以我們只能說他們的婚姻不太幸福。」

　　克拉克說：「這種夫妻為什麼不離婚呢？我是說，就算離婚也不會妨礙將軍的前途吧？」

　　我說：「聽說是不會，那種時代已經過去了。」

　　接著他開始思考，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他問：「他們的關係有多糟？糟糕到我們該把她丈夫列為嫌疑犯嗎？」

　　「時間搭不上，案發時他已經死了。」

　　「跟錢有關係嗎？」

　　我說：「房子很好，大概是她的。」

　　「所以說，會不會是他付錢殺人？老早安排好的。」

　　現在他在亂槍打鳥。

　　「那他必須在德國就安排好。」

　　克拉克對這點無話可說。

　　我問：「誰打電話跟你要進度報告的？」

　　他說：「你啊，一小時前。」

　　「我想不起這件事。」

　　他說：「不是你親自打的，是你的手下，跟你一起在命案現場那個小黑妞，官階中尉那個。我忙到不能跟她講電話，她留了個號碼，可是我找不到，於是就打了你原先留給我的號碼。有什麼問題嗎？」

　　我說：「沒關係，你做得對。抱歉，我們幫不了忙。」

　　掛斷電話後我靜靜坐了一會兒。然後對我的下士說：「叫桑瑪中尉來見我。」

　　不到十分鐘桑瑪就出現了。她穿著戰鬥服，從她的神情和肢體語言看來，我覺得她因為來見我而有點緊張，但同時還夾雜著不屑的情緒。我叫她坐下，然後開門見山地對她說：「克拉克警探回電了。」

　　她不發一語。

　　我說：「妳違抗了我的命令。」

　　她不發一語。

　　我問她：「為什麼？」

　　「你為什麼下那種命令？」

　　「妳覺得為什麼？」

　　 「因為你要當威拉的乖乖脾。」

　　我說：「他是總指揮官，我為什麼不聽他的話？」

　　「我不同意。」

　　「桑瑪，妳是個陸軍中尉，妳不能只遵守妳同意的命令。」

　　「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命令就掩蓋事實。」

　　我說：「我們能，而且我們應該這樣做。」

　　「嗯，我覺得不應該。」

　　 「難道妳是參謀總長嗎？」

　　她說：「這對克拉瑪夫人跟卡邦不公平，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

　　我頓了一會兒，說：「妳為什麼先說克拉瑪夫人？妳覺得她比卡邦重要嗎？」

　　桑瑪搖頭說：「其實我不是先從她開始，她排在第二位。之前我已經先開始辦卡邦的案子，從人員清單還有基地大門的進出紀錄開始，還把案發時在基地裡與不在基地裡的人分開標示。」

　　「妳把資料給我了。 」

　　 「我留了影本。」

　　「妳這個笨蛋。」

　　「為什麼我是笨蛋？只因為我不是膽小鬼嗎？」

　　「妳今年幾歲？」

　　「二十五歲。」

　　我說：「嗯。那明年妳就二十六歲了，到時妳會變成一個二十六歲的黑人女性，只做過一份工作，而且還是被人開除的。同時因為裁軍的關係，民間的勞動市場裡到處都是人在找工作，跟妳競爭的會是那些胸口掛滿勳章、口袋裝滿介紹信的傢伙。妳該怎麼辦呢？把自己餓死嗎？跟馨恩一起在脫衣舞酒吧裡工作？」

　　她沒說話。

　　我說：「把案子交給我辦就好。」

　　「你沒有任何動作。」

　　我說：「我很高興妳這麼說，我就是希望別人這麼以為。」

　　「啊？」

　　我說：「我跟威拉槓上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她不發一語。

　　我說：「我是為陸軍工作，不是為威拉。我相信陸軍，不相信他。我不會任由他的髒手染指這一切。」

　　她不發一語。

　　「我告訴他不要與我為敵，但他不聽。」

　　「真有你的。」

　　我說：「妳比我還早出手。」

　　「為什麼不讓我參一腳？」

　　「如果我搞砸了，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你在保護我。」

　　我點點頭。

　　她說：「別這樣，我自有分寸。」

　　我不說話。

　　換她問我：「你今年幾歲？」

　　我說：「二十九歲。」

　　「所以明年你就三十歲了，你會是個三十歲的白人男性，只做過一份工作，而且還是被開除的。你不像我一樣年輕，可以從頭開始。而且你已經融入陸軍體制，對社會上的技巧一竅不通，你從來沒待過老百姓的世界，什麼都不會。所以，搞不好餓死的人是你，不是我。」

　　我不發一語。

　　她說：「你應該先跟我商量的。」

　　我說：「這是個人的選擇。」

　　她說：「我已經做好了我的選擇。現在你好像已經知道了，我似乎不小心被克拉克警探給出賣了。」

　　我說：「我就是這意思，只要一通打錯的電話，妳可能就會淪落街頭。這個遊戲的風險很高。」

　　「李奇，我選擇跟你一起玩這遊戲。所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吧。」

　　五分鐘後她就已完全了解我所掌握的一切，但我只有一堆問題，沒有任何解答。

　　她說：「蓋伯的簽名是假的。」 我點點頭。

　　「所以，卡邦的投訴書上的簽名呢？也是假的嗎？」

　　我說：「也許吧。」我從桌子抽屜拿出那份威拉給我的投訴書副本，擺在記事本上攤平後推到桌子另一邊給她。她把它整齊摺好後，放進衣服內側口袋裡。

　　她說：「我會查一下筆跡，現在我來做比較不會引起注意。」

　　我說：「妳必須知道，我們倆的一舉一動都會引人注意，所以妳要想清楚。」

　　她說：「我很清楚，我們上吧！」

　　我靜靜坐了一分鐘，只是看著她。她的臉上露出淺淺的微笑，很強悍的女人──畢竟她成長於阿拉巴馬州的一間貧困小屋，四周到處是燃燒的教堂與爆炸聲。只不過，這次她要注意的是威拉跟三角洲特遣隊的那些復仇者，可能象徵著她的生命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我說：「謝謝妳挺我。」

　　她說：「不是我挺你，是你挺我。」

　　我的電話響了，結果是那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他從外面打電話給我。

　　他說：「北卡羅萊納州的州警在線上，他們想跟值班軍官通話，你想接嗎？」

　　我說：「不太想接，但我最好還是接吧。」

　　話筒傳來喀一聲，一陣沉寂後又傳來喀一聲，接著一位警方調度員告訴我，一位開著巡邏車的州警在九十五號州際公的路肩發現一只被拋棄的綠色帆布手提箱。他說裡面有個皮夾，裡面的證件顯示東西屬於一個叫肯恩．克拉瑪的美國陸軍將軍。他跟我說他打電話到博德堡，是因為這裡是距離手提箱發現地點最近的軍事基地。他打來告訴我，這只手提箱現在被放在哪裡，如果我有興趣，可以派人過去拿。

12

　　桑瑪幫我開停在外面車道上的悍馬車，因為我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去調度場換車。不過悍馬車有點不符合她開車的風格──悍馬這種又大又慢的卡車有很多長處，但在柏油路上行走不是其中之一。她在駕駛座上顯得很嬌小，車子噪音很大，引擎轟隆作響，輪胎也因為摩擦地面而發出聲音。那天的天氣陰沉，才下午四點天色就快黑了。

　　我們往北開，經過克拉瑪投宿的汽車旅館，往東開過交流道後，往北開上九十五號州際公路。十五哩後我們經過一個休息區，然後開始尋找那個警察局。繼續開了十二哩路後，我們找到警局。那是棟單層的低矮磚造樓房，長長的樓房屋頂上插滿高高的天線桿。樓房可能是四十年前蓋的，用的是黯淡的棕褐色磚頭，很難判斷它是本來黃色，但因長久日照而褪色，或者原色是白的，但因沾染了汽車廢氣而變色。整棟樓房上面平均地嵌裝著不鏽鋼製的裝飾藝術風格字母，拼起來構成「北卡羅萊納州警局」。

　　我們停在一道雙扇玻璃門前靠邊，桑瑪把悍馬車的引擎熄掉，我們坐了一會兒才下車，越過一道狹窄的人行道，拉開大門後走進警局。這是個典型的警局，地上鋪了油地氈，不管需不需要，每晚都會清裡一次。冰泥牆面直接塗了好幾層亮光漆。局裡空氣很熱，隱約可以聞到汗味跟咖啡加熱後的味道。

　　有個傢伙坐在接待櫃檯後面，因為我們穿著戰鬥服，他又能看到停在外面的悍馬車，所以他很快就想到我們的來意。他沒有要我們出示識別證，也沒有問我們來做什麼，他也沒有懷疑克拉瑪將軍沒有親自現身，只是瞥了我一眼，花了較長時間看看桑瑪，然後屈身拿起在櫃檯下的手提箱。東西裝在一個透明的塑膠袋裡──不是證物袋，只是某種購物用的袋子，上面用紅色字體印著店名。

　　這個手提箱與克拉瑪的行李袋就各方面看來都讓人覺得是成套的。不管是顏色、設計、使用時間和磨損程度都一樣，上面沒有印他的姓名。我打開後看看裡面，有個皮夾，機票還在，還有護照，三張夾在一起的行程表，以及一本硬殼書。裡面沒有議程。

　　我把手提箱關起來，把它擺在櫃檯上，把箱子邊邊弄齊。我感到失望，但一點也不意外。我問他：「那位州警發現時就是裝在塑膠袋裡嗎？」

　　那傢伙搖搖頭，但他看著桑瑪，不是我。

　　他說：「我自己把它擺進塑膠袋的，因為我想讓它保持乾淨，不知道過多久才會有人來拿。」

　　我問他：「精確的發現地點在哪裡？」

　　他頓了一下，從桑瑪那個方向把頭轉過來，用厚厚的指甲壓在桌上的記事簿上，往下滑到一行寫著哩數標誌代號的地方，然後轉身再用同一隻手指壓在一張地圖上。那一大幅公路地圖畫著九十五公州際路穿越北卡羅萊納州的部分，地圖又窄又長，就像一道五吋寬的緞帶。地圖從南、北卡羅萊納州交界處的九十五公路開始畫起，結束在公路越過州界，進入維吉尼亞州的地方。那傢伙的手指猶豫了一下，然後很確定地往下滑。

　　他說：「這裡，往北的路肩上，休息區過了一哩後，我們這裡往南十一哩的地方。」

　　「有辦法知道它被擺在那裡多久了嗎？」

　　他說：「不太可能，我們在公路上的任務不是在路肩上找垃圾，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在那裡擺了一個月。」

　　「如果是這樣，又怎麼會發現它呢？」

　　「只是例行性攔檢，那位州警下車後走向他攔下的那輛車，就看到東西被擺在那裡。」

　　「確切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傢伙說：「今天大概十二點多，中午過後不久。」

　　我說：「這東西在那裡還不到一個月。」

　　「他什麼時候遺失這東西的？」

　　我說：「除夕夜。」

　　「在哪裡？」

　　「在他投宿的地方被偷走。」

　　「他在哪裡投宿？」

　　「這裡往南走三十哩的一個汽車旅館。」

　　「所以小偷是往北逃。」

　　我說：「大概是吧。」那傢伙用請求允許的神情看著我，然後用兩手把手提箱拿起來，好像鑑賞家在仔細端詳一件珍品似的。他把東西拿到燈光下，從每個角度看看它。

　　他說：「現在是一月，晚上有一點點露珠，冷到恐怕會結冰，而且空氣中鹽分較重，這時候如果東西被擺在路肩，會耗損得很快。這東西看起來很老舊了，但是沒有因為空氣而耗損的跡象。在帆布縫隙裡有些沙礫，但數量不是很多。所以它不是除夕夜那天就被丟在那裡的，至少這點滿可以確定的。我猜它在那裡待了才不到二十四小時。最多不會超過一晚。」

　　桑瑪問他：「你確定嗎？」

　　他搖搖頭，把手提箱放回櫃檯上，「只是猜測。」

　　我說：「好，謝啦。」

　　「你們要簽收。」

　　我點點頭，他把櫃檯的記事簿反轉，推過來給我。我右胸的口袋上方印有李奇兩個字，我想他大概沒注意，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看著桑瑪。所以我在應該簽名的地方寫上潦草的克拉瑪三個字，然後拿起手提箱後轉身。

　　那傢伙說：「這小偷還真怪，裡面有張美國運通卡，錢也還在。我們把裡面的東西都列在清單上。」

　　我沒有回話，只是轉身走出門，回到悍馬車上。

　　桑瑪等著車陣出現空檔，然後穿越三條車道，開上用來分隔車道的柔軟草坪。她開下一個斜坡，通過一道排水溝，然後直接把車開到路的另一邊。她暫停後等了一下，然後又左轉開回柏油路，往南馳騁。這種行進路線是悍馬車最擅長的。

　　她說：「我們來推演一下。昨晚瓦索與庫莫在十點拿著手提箱離開博德堡，他們前往北邊的杜勒斯機場或華府。然後他們拿走議程，把手提箱丟出車窗外。」

　　「他們整晚都待在博德堡的酒吧與用餐室裡。」

　　「所以東西是跟他們一起吃飯的人給的，我們該查查誰和他們吃飯，也許那張清單裡的某個女軍官也在場。」

　　「她們都有不在場證明。」

　　「那只是編出來的，誰不知道除夕夜的派對都很混亂？」

　　我往窗外看，下午很快就要溜走了，傍晚即將來臨。整個世界看來又冷又暗。

　　我說：「六十哩路。那手提箱是在博德堡以北六十哩的地方被發現的，等於是一小時車程。如果是他們，一拿到議程他們就會把行李箱丟了。」

　　桑瑪不發一語。

　　「而且，他們會在休息區做這件事，把東西丟在垃圾桶裡比較安全，把手提箱從車裡丟出來太顯眼了。」

　　「也許真的沒有議程。」

　　「那真的是世界陸軍史上頭一遭。」

　　「或者那議程可能真的不重要。」

　　「他們在爾汶堡訂了餐盒，出席的有二星中將、一星准將，還有幾個上校，整個午餐時間都要用來開會。這可能也是陸軍史上頭一遭。桑瑪，相信我，這個會議很重要。」

　　她不發一語。

　　我說：「妳再表演一次迴轉，穿越分隔草坪，然後朝著北邊往回走，我想去看看休息區。」

　　這個休息區跟美國大部分州際公路休息區一樣，都是把往北與往南的車道分開來，中間形成一大塊凸起的草地，往兩個方向的旅客都可以使用這個休息區。因此建築物兩邊都算入口，沒有後端可言。休息區由磚造建築構成，周圍花床光禿禿的，樹木也沒有葉子。裡面設有加油站，還有一排排斜斜的停車位。時候休息區看起來不算特別熱鬧，但人也不少。假期快結束了，一個個家庭拖著不情願的腳步回家，馬上該上課、上班了。停車位只有三分之一停著車，而且大家停車的方式非常有趣，每個人都是看到有位置就停，並未考慮要離用餐區與廁所近一點，怕有位置不停，等一下會找不到停車位。

　　休息站入口處有個半圓形廣場。我可以看見裡面食物攤位上的明亮霓虹燈，外面擺了六個跟門相當接近的垃圾桶。附近有很多人，有的往裡看，有的往外瞧。

　　桑瑪說：「這些垃圾桶的位置太明顯了，不可能在這裡丟東西。」

　　我點點頭說：「如果不是為了克拉瑪夫人，我根本應該早早放棄這案子。」

　　「卡邦比較重要，我們該先辦他的案子。」

　　「聽起來我們好像要放棄克拉瑪這個案子了。」

　　我們離開休息區往北走，桑瑪又好像在參加越野賽似的再度穿越分隔草坪，然後掉頭往南開。我找到一個最舒服的姿勢，準備好踏上歸途。左邊的天色已經開始慢慢變暗，隱隱約約可以從西邊看到夕陽。路上濕濕的，桑瑪似乎不擔心路面可能結冰。

　　在頭二十哩路上我沒做任何事，接著我把車內圓頂燈打開，開始仔細檢查克拉瑪的手提箱。我想應該不會發現什麼，而且也沒出現任何意外。他用的是一本七年前核發的普通護照，護照裡的他看起來比汽車旅館裡的他好一點，但實際上沒差多少。因為常常進出德國與比利時，裡面蓋了很多戳章──兩個國家分別代表著可能的決戰地點以及北大西洋組織總部。除此之外，他沒去過別的地方。他真的是個工作狂，因為過去七年時間裡，他關心的只有一件事：如何為這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坦克戰場建構完美的指揮架構。

　　機票時間跟蓋伯說的一樣，從法蘭克福到杜勒斯機場，再從華盛頓機場到洛杉磯國際機場，兩趟都是來回票，都是經濟艙，享有公務人員優惠票價，在出發三天前就訂位了。

　　他的行程表跟機票完全吻合，還特別指定了座位，他似乎偏好靠走道的座位，也許他的年紀已經到了頻尿的地步。他還預約了爾汶堡來訪軍官寢室的一個單人房，不過他永遠都到不了了。

　　他的皮夾裡有三十七塊美金和六十七塊馬克，都是面額不等的小額鈔票，美國運通卡是綠色普卡，一年半後就到期了。根據卡上記載，他從一九六四年以來就是運通卡會員。我想他大概是較早拿卡的軍官之一，當時大部分軍人用的都是現金和軍人優惠券。克拉瑪的財務狀況應該挺複雜的。

　　他有一張維吉尼亞州駕照，儘管他沒辦法住在綠谷鎮，駕照上登記的永久住址還是那裡。裡面有張標準的部隊識別證，皮夾的透明塑膠夾層後面還夾著克拉瑪夫人的照片。照片裡的她跟我在走到地板上看到的死者相較，比較年輕，照片至少是二十年前拍的。她留了一頭赭色長髮，因為照片褪色了，看起來有點像橘色。

　　除此之外，皮夾裡沒有任何東西。沒有發票、沒有餐廳帳單、沒有美國運通卡的簽單收據、沒有電話號碼，也沒有任何紙條。我一點也不意外，因為將軍通常是些井然有序而且生活有組織的傢伙，他們除了需要有打仗的天分，也要有做行政工作的天分。我想克拉瑪的辦公室與辦公桌還有寢室應該都是一樣整齊──裡面擺的東西不會有一件是他不需要的。

　　那本精裝書是中西大學出版的學術論文，主題是一九四三年七月發生的庫斯克戰役。那是納粹在二次大戰期間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擊，而且也是納粹軍隊第一次在戰場上慘敗，那場戰事最後演變成人類史上最大的坦克決戰。而且，除非像克拉瑪這種人抓狂，否則以後也不會再有這種規模的戰事。我對他的閱讀品味一點也不意外，他心裡一定隱隱恐懼著未來有天會發生大戰，所以要深入了解德國的虎式與豹式坦克如何在當年的驕陽與令人窒息的塵土中馳騁，與蘇聯T34坦克對決。

　　手提箱裡別無他物，只有幾張碎紙條卡在縫隙裡。克拉瑪每次用過手提箱似乎都有清空物品的習慣，甚至可能會把箱子倒過來搖一搖，清理乾淨。我把所有東西都擺回去，把帶子扣好，將箱子擺回腳邊。

　　我說：「回去後跟用餐室那傢伙談談，看看當晚是誰跟瓦索與庫莫吃飯。」

　　桑瑪說：「嗯。」她點點頭，又繼續開車。

　　我們回博德堡的時候剛好趕上晚餐，我們跟一群憲兵一起在軍官俱樂部的酒吧裡吃飯。如果裡面有威拉安排的奸細，他們只會看到兩個一臉疲憊的人，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在吃飯。但是在每一道菜之間，桑瑪都會溜別的地方，回來時都是一副有大新聞的表情。我悠閒地喝咖啡與吃蛋糕，讓別人誤以為我好像沒有急事要處理，然後起身慢慢踱步出去。在冷冷的人行道上等著，桑瑪五分鐘後出來。我對她微笑，因為感覺好像我們兩人在偷情似的。

　　她說：「跟瓦索與庫莫一起吃飯的人裡只有一個女的。」

　　我問她：「誰？」

　　「諾頓中校。」

　　「心戰部門那個？」

　　「就是她。」

　　「除夕夜她去參加一個派對。」

　　桑瑪做了個表情，她說：「你也知道那些派對是怎麼回事，都在鎮上的酒吧裡，幾百個人擠在一起，大家都進進出出的、又吵又亂、又都喝了酒，人們一個接一個離開，她有可能溜掉了。」

　　「酒吧在哪裡？」

　　「離汽車旅館三十分鐘車程。」

　　「那她最少必須離開一小時。」

　　「那是有可能的。」

　　「午夜那一刻她也在酒吧裡嗎？她是不是也跟人一起手握手唱著〈往日時光〉呢？只要問那些待在她身邊的人就可以確定了。」

　　「別人說她在那裡，但她有可能那時候已經出去過了。那小夥子說悍馬車是在十一點二十五分開走，所以她還有五分鐘的空檔可以非常從容地突然冒出來，等著跟大家一起倒數計時，派對又進入另一個高潮。」

　　我不發一語。

　　「如果是她，她會把手提箱拿出來處理乾淨，也許裡面有她的電話、名字或照片，或者日記裡有提到她，她不會希望這件事變成醜聞。東西拿到後，她就不需要其他東西了，當然很樂意在別人的請求下把手提箱交出來。」

　　「瓦索與庫莫怎麼知道要跟誰開口要東西？」

　　「這圈子有多大，長期的婚外情哪有可能不被知道？」

　　我說：「不合理，如果有人知道克拉瑪與諾頓的事，為什麼還有人去搜維吉尼亞的房子？」

　　「嗯，就算他們不知道好了，但也許他們知道有這個可能……這也不可能，因為他們以為已經結束了。」

　　我點頭說「從她那裡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我們可以問她，瓦索與庫莫是不是跟她約好昨晚要拿手提箱，藉此我們可以證明他們在找東西，克拉瑪夫人就有可能是他們殺的。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知道議程的下落如何，知道瓦索與庫莫把議程拿回去了。但至少陸軍就可以放心，不會因為記者在垃圾堆裡發現它而搞得輿論嘩然。」

　　我點點頭，不發一語。

　　桑瑪說：「也許諾頓發現議程，看到了內容，那她就可以跟我們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點倒是挺有吸引力。」

　　「的確。」

　　「我們可以走進去直接問她嗎？」

　　「你是一一〇特調組的，你想問誰、問什麼都可以。」

　　「威拉正在監控我。」

　　「她不知道威拉警告過你。」

　　「她知道，卡邦那件事發生後，他跟她談過。」

　　「我想我們該跟她談一談。」

　　我說：「還真難啟齒，她可能會覺得被人侵犯。」

　　「如果委婉一點就不會侵犯到她。」

　　「有可能委婉一點嗎？」

　　「我們可以利用她的處境，趁虛而入。因為這是令她尷尬的事，她不想張揚出去。」

　　「逼急了，她有可能去找威拉。」

　　「你怕他嗎？」

　　「我只怕他利用官位來惡整我們，如果我們都被調去阿拉斯加，那誰來辦這案子？」

　　「你來決定吧。」

　　我沉默片刻，想到了克拉瑪的精裝書。這個時刻就像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庫斯克戰役的決戰日，而我們就像蘇聯的亞歷山大．瓦西烈夫斯基將軍。如果我們在此刻發動攻擊，就必須持續到敵人逃走，贏得這場戰爭。如果我們突然卡住不動或者停下歇息，即使只有一秒鐘，我們也會被擊潰。

　　我說：「好，我們上吧。」

　　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大廳找到諾頓中校，問她是不是可以移駕回她的辦公室，挪點時間給我們。我可以看出她很困惑，我說這是件機密，她還是很困惑。因為威拉跟她說，卡邦的事情已經結案了，她不了解我們還有什麼要跟她說的。但她還是同意了，跟我們說三十分鐘後見。

　　在等待的時間裡，我跟桑瑪一起在辦公室裡看著她列出的清單：在卡邦的死亡時間裡，誰在基地裡、誰不在。她把從電腦跑出來長達一碼的報表紙整齊地摺成一吋厚。紙上每一行都有點陣印表機用淡淡墨水印出的姓名、階級與兵籍號碼，幾乎每個人旁邊都被打上核對記號。

　　我問她：「這些記號代表什麼？是在基地裡還是不在？」

　　她說：「在。」

　　我點點頭──這就是我怕的，我用拇指撥弄整疊紙。

　　我問她：「有多少人？」

　　「 將近一萬兩千人。」

　　我又點點頭。說真的，要從一萬兩千人裡找出一個兇手，實際上並不算難，警察查案時，嫌犯人數可能更多。在韓國曾經發生一件案子，結果整個駐韓美軍部隊都成了嫌犯，但是那種案子需要投入無數的人力與物力，而且每個人都必須集體行動。不能有人背著指揮官偷偷行動，像我們兩個一樣。

　　我說：「不可能。」

　　桑瑪說：「沒什麼不可能的。」

　　「我們要用不一樣的方式來進行。」

　　「什麼才是不一樣的方式？」

　　「他帶了什麼東西去現場。」

　　「什麼都沒有。」

　　我說：「錯了，他把自己帶過去了。」

　　桑瑪聳聳肩，然後用手去撥動印表紙邊緣，整疊紙先是變鬆變厚，然後就一邊從每一頁空隙中吹出空氣，一邊漸漸變薄。

　　她說：「挑個名字出來。」

　　我說：「他還帶了藍波刀。」

　　「一萬兩千人，可能有一萬兩千把刀。」

　　「他還帶了輪胎扳手或鐵鍬。」

　　她點點頭。

　　我說：「還帶了優格。」

　　她不發一語。

　　我說：「所以在現場的有四種東西：他本人、一把藍波刀、一支鈍器，還有一盒優格。那優格是哪裡來的？」

　　「來自他寢室裡的冰箱，也可能是食堂的廚房或自助餐區、營區的雜貨舖、營區外的超市、輕食店或雜貨店。」

　　我的腦海浮現一個畫面：一個男人氣喘吁吁地快步行進著，也許流著汗，右手拿著一把沾血的藍波刀與一支鐵鍬，左手拿著一個空的優格盒子，在黑暗中蹣跚前行。到達一個定點之後，往下看著手裡的盒子，然後丟進矮樹叢。然後把刀插進口袋裡，把鐵鍬藏在大衣裡。

　　我說：「我們該把裝優格的東西找出來。」

　　桑瑪不發一語。

　　我說：「他必須把東西丟掉，離現場不能太近，也不能太遠。」

　　「找到會對我們幫助嗎？」

　　「上面會有產品號碼，也許有保存期限在上面，類似的東西。也許可以讓我們找到兇手買優格的地方。」然後我頓了一下，說：「而且上面可能會有指紋。」

　　「他應該是戴著手套。」

　　我搖頭說：「妳看過人們打開優格的樣子嗎？我從來沒看過有人可以戴著手套打開，因為上面有層薄膜包裝，要從旁邊的一小角拉起來。」

　　「這個基地有十萬畝大。」

　　我點點頭。問題還是無解。通常我只要打一通電話就可以安排基地裡所有的步兵排成一直線，每個人相隔一碼遠，跪在地上慢慢爬過基地的整個區域，像一把大梳子一樣梳過去，仔細低頭檢查地面，把每一根草撥開來看。這種事可以連續做好幾天，直到其中一人找到東西為止。如果有陸軍這種人力，在乾草堆裡，別說一根針，就是斷成兩半的針也找得出來。就連煞車上掉下的金屬碎屑也不難找到。

　　桑瑪抬頭看著牆上的鐘。

　　她說：「三十分鐘到了。」

　　我們開著悍馬車到心戰學校去，停車的車位有可能是別人專用的。那時候已經九點了，桑瑪關掉引擎，我們開門走進外面的冷空氣中。

　　我把克拉瑪的手提箱也拿下車。

　　我們走過鋪著老舊磁磚的迴廊，到了諾頓的辦公室門口，燈開著。我們敲門後走進去，諾頓坐在桌後，先前擺在桌上的那些教科書都已放回架上，眼前也沒看到橫紋筆記本，也沒有鋼筆跟鉛筆。她的桌面完全淨空，桌上只看得到檯燈打在桌面的光影。

　　她揮手示意我們走向三張訪客椅，自己挑一張坐下，桑瑪跟我分別挑中最右邊跟最左邊的一張。我把克拉瑪的手提箱擺在中間那張椅子上，想藉此提醒她，但她連看都沒看一眼。

　　她說：「有什麼可以為你效勞的嗎？」

　　我把手提箱的位置稍微調整一下，讓它在椅子上站得直挺挺的。

　　我說：「告訴我們昨天的晚宴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晚宴？」

　　「妳跟幾位來訪的裝甲兵幕僚一起用餐。」

　　她點點頭，「那是瓦索與庫莫。那又怎樣？」

　　「他們是克拉瑪將軍的手下。」

　　她又點點頭：「這我知道。」

　　「說說看那頓飯怎麼樣？」

　　「你是說食物如何嗎？」

　　我說：「氣氛，還有你們聊了些什，還有你們的心情怎樣。」

　　她說：「就跟軍官俱樂部裡的任何一頓飯局一樣。」

　　「有人把一只手提箱交給瓦索跟庫莫。」

　　「是嗎？為什麼？是件禮物嗎？」

　　我沒說話。

　　諾頓說：「我不記得有這回事，什麼時候的事？」

　　我說：「吃晚餐的時候，或者當他們離開時。」

　　我們三人陷入沉默中。

　　諾頓說：「一只手提箱？」

　　桑瑪說：「是妳嗎？」

　　諾頓面無表情地看她──如果她不是真的完全搞不清楚狀況，那她就能拿一座最佳女主角獎

　　「是我怎麼樣？」

　　「是妳把手提箱給他們的。」

　　「我為什麼要給他們手提箱呢？我跟他們又不熟。」

　　「那妳是怎麼認識他們的呢？」

　　「多年前，我跟他們見過一兩次面。」

　　「那妳為什麼跟他們吃飯呢？」

　　「我在酒吧裡，他們邀我一起用餐，如果拒絕，那就太失禮了。」

　　我問她：「妳知道他們要來嗎？」

　　她說：「不，我不知道。我還很訝異他們為什麼沒有待在德國。」

　　「所以根據你們的交情，妳知道他們的基地在德國？」

　　「克拉瑪是歐洲裝甲部隊的指揮官，他們又是他的幕僚，難道他們的基地會在夏威夷嗎？」

　　沒人講話。我看著諾頓的眼睛，她看著那只手提箱的時間不會超過幾秒鐘。她可能只是一心想，我怎麼會帶個手提箱過來，然後就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

　　她說：「有什麼問題嗎？」

　　我沒有回答。

　　「說啊！」

　　我指著手提箱說：「這是克拉瑪將軍的手提箱，在除夕夜當晚失蹤，昨天才被發現，我們在追查它被誰拿走了。」

　　「在哪裡被拿走的？」

　　桑瑪換了個坐姿。

　　她說：「在一個汽車旅館裡。當時他正跟我們基地裡的一位女性上床，一位開著悍馬車的女性。因此我們在找認識克拉瑪、擁有專用悍馬車，而且除夕夜曾離營的女性。還有，她昨天還跟瓦索與庫莫一起用餐。」

　　「昨天跟他們吃飯的人裡只有我一個女的。」

　　大家都沉默以對。

　　桑瑪點頭說：「我們知道，而且我們保證這整件事不會曝光，但我們必須先確認妳把手提箱給了誰。」

　　整間辦公室都陷入沉默，諾頓看著她的樣子好像她剛才妙語如珠地講了個笑話，但諾頓卻一句也聽不懂。

　　她說：「妳以為跟克拉瑪將軍上床的人是我？」

　　桑瑪不發一語。

　　諾頓說：「上帝為證，那個人不是我。」

　　大家都沒說話。

　　她說：「我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我真的被你們搞混了，而且這種說法實在太荒謬！我很驚訝妳居然連這種話都說得出口。」

　　我們有好一陣子沒講話。諾頓面露微笑，好像她現在的情緒反應主要是覺得很好笑、沒有憤怒。她閉上雙眼，過沒多久後又打開，像是已經把這段對話從記憶裡消除了。

　　她問我：「手提箱裡有東西不見了嗎？」

　　我沒有回話。

　　她說：「拜託你饒了我吧！我只想知道你們到底想用一連串胡言亂語表達些什麼，有東西不見嗎？」

　　「瓦索與庫莫說沒有。」

　　「可是呢？」

　　 「我不相信他們。」

　　「也許你應該相信，他們可是資深軍官。」

　　我不發一語。

　　「你的新指揮官怎麼說？」

　　「他不要我追這案子，他怕這是個醜聞。」

　　「你應該聽命於他。」

　　「調查的職責是發出疑問。」

　　她說：「陸軍是個大家庭，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我說：「昨晚瓦索跟庫莫是帶著手提箱離開的嗎？」

　　諾頓又閉上眼睛，一開始我以為她很生氣，接著我發現她在回想昨晚軍官俱樂部裡，大家用完餐要拿外套離開時的情景。

　　她說：「沒有，他們兩人都沒拿著手提箱。」

　　「妳能百分之百確定嗎？」

　　「千真萬確。」

　　「他們吃飯時心情怎樣？」

　　她說：「很輕鬆，好像正在度過平凡無奇的一晚。」

　　「他們有提到為何再度造訪博德堡嗎？」

　　「克拉瑪將軍的葬禮在昨天中午舉行。」

　　「這我倒是不知道。」

　　「我想是瓦特．瑞德醫院把屍體發還國防部，其餘細節由他們處理。」

　　「葬禮在哪裡舉行？」

　　她說：「阿靈頓國家公墓，不然還會在哪裡？」

　　「那在三百哩外。」

　　「至少有這麼遠吧。」

　　「那他們為什麼大老遠跑來這裡晚餐？」

　　她說：「他們沒跟我講。」

　　我沒接話。

　　她問我：「還有別的事嗎？」

　　我搖搖頭。

　　她說：「汽車旅館？我看起來像那種會跟男人在汽車旅館約會的女人嗎？」

　　我沒有回話。

　　她說：「解散！」

　　我起身後桑瑪也站起來，我拿走放在中間那張椅子上的手提箱，走出辦公室，桑瑪跟在我後面。

　　桑瑪問我：「你相信她嗎？」

　　我們坐在心戰學校外面的那輛悍馬車裡，引擎正空轉著，汽車裡的暖氣帶有柴油味。

　　我說：「百分之百相信，如果她之前曾看過那只手提箱，她一定會顯得驚慌失措，而且我當然相信她說自己不會去汽車旅館這件事。如果跟她來段一夜情，至少要去麗池酒店開個套房。」

　　「所以我們有收穫嗎？」

　　我說：「一點也沒有。」

　　「不，我們知道顯然博德堡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瓦索與庫莫不斷來這裡，只是我們不知道理由何在。」

　　我說：「當然。」

　　「還有，諾頓說我們是個大家庭。」

　　我說：「她是個軍官，妳覺得還會有其他說法嗎？」

　　「你是軍官，我也是軍官。」

　　我點點頭，「我在西點軍校待了四年，我早該看清這一切，然後換個名字，再回去從大兵開始幹起。經過三次晉升後，我就可以做到下士，甚至中士。真希望時間可以倒流。」

　　「現在怎麼辦？」

　　我看看手錶，已經快十點了。

　　我說：「先睡一覺。明天一早，我們要去找那個優格的盒子。」

13

　　我自己沒吃過優格，但也看過。我的印象是，如果是一人份的優格，會裝在兩吋寬的小盒子裡，意思是一平方碼大小的空間裡可以擺三百盒優格，也就是說，如果那地方有一畝大，幾乎可以擺一百五十萬盒在上面。至於像博德堡這種地方，在鐵絲圍籬的範圍裡可以擺上一千五百億個。如果要找基地裡的一盒優格，那就跟要在洋基球場裡找一個炭疽菌的孢子一樣困難。這些數字是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邊沖澡邊想出來的。

　　洗完澡後我坐在床上等著天空透出一點光線，在那時的一片黑暗中出去，根本就看不清楚，搞不好連一千五百億分之一的機會都會錯過。但是當我坐著的時候，我開始思考：如果我們聰明點，從哪裡開始找，也許能把機會提高？那傢伙顯然是拿著優格從A點往B點移動：A點是卡邦的命案現場，而且可能是B點的地方並不多。B點或許是基地裡任何一個洞，不然就是基地建築物之間的某處。所以，如果我們夠聰明，我們可以將一千五百億分之一的機會提高為幾百萬分之一，如此一來只要花個一百年就可以找到東西，而不是一千年。

　　除非它已經被一隻快餓死的浣熊拿回巢穴，舔得一乾二淨。

　　我在憲兵的汽車調度場與桑瑪碰面。雖然她看來精神奕奕、充滿活力，但我們沒有交談，因為除了我們即將執行的不可能任務之外，實在沒什麼好聊的──只是我們都不願承認這個任務的難度有多高，所以我們都沒開口，只是隨便挑輛悍馬車後就出門去了。為了稍做改變，換我開車，這趟才三分多鐘的路程我在三十幾個小時前已經開過一次了。

　　看看悍馬車的里程表，我們開的路程剛好是一哩半，羅盤則顯示我們正朝西南方走，接著我們就抵達命案現場。樹上那些封鎖膠帶都還在，我們停在距離車道十碼處，然後才下車。我爬上引擎蓋，坐在擋風玻璃上面的車頂。我往西與往北看，然後又轉身往東與往南看。空氣很冷，有點微風，眼前一片無際的風景看來是一片棕色、死氣沉沉，黎明的太陽顯得又弱又慘白。

　　我大聲對她說：「他會是往哪個方向離開的？」

　　桑瑪也大聲跟我說：「往東北邊。」她的語氣聽起來很確定。

　　我又對她大聲說：「為什麼？」

　　她也爬上引擎蓋，坐在我身邊。「他有開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發現遺留的腳印，而且我懷疑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步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們是用走的，那命案會發生在離他們原來位置比較近的地方。這個地點距離任何地方都有三十分鐘的腳程，如果是用走的，任何人都沒辦法一直掩藏他身上的輪胎扳手或鐵鍬，就算沒有並肩走也辦不到。如果把東西藏在大衣裡，他走路就像個機器人，卡邦會起疑。如果在車裡，他可以用夾克或後座的某件東西擋住兇器，藍波刀跟優格可能也是藏在車上。」

　　「他們原來的位置在哪裡？」

　　「那不要緊，對我們來講唯一重要的事，是那傢伙案發後往哪裡逃。如果他自己有車，他不會往圍籬的方向逃，因為圍籬上沒有車子大小的洞。也許有可以容納人或鹿通過的洞，但沒有大到可以容納車子或卡車通過的。」

　　「嗯。」我說。

　　「所以他往基地營區的方向逃，不可能是其他地方。他不可能開著車漫無目的到處跑，一定是沿著車道往回開，然後停車開始善後。」

　　我點點頭，看著眼前的西方地平線，接著轉身沿著車道往東北方，朝著基地建築物的方向看。一哩半的車道。我從流體力學的角度去想像那盒優格：它是個非常輕的塑膠杯，一片已經打開的包裝薄膜就像氣閥一樣在旁邊拍動。我想像兇手用力把它丟出去，它會在空中慢慢飛動，十呎後就落下。東西會掉在一哩半長的車道上，距離車道十呎的路肩上，因為是從駕駛座丟出去的，所以會在左邊。我感覺到幾百萬分之一的機率又提高到幾千分之一，但似乎機會還是像一千五百億分之一一樣渺茫。

　　我說：「我們有好消息與壞消息。我想妳是對的，所以我們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地方從要搜查的區域中拿掉，也許該搜查的地方更小，這對我們很有利。」

　　「那壞消息呢？」

　　「如果他有開車，他真的會把東西丟出來嗎？」

　　桑瑪陷入沉默中。

　　我說：「他可以把東西擺在車上，或者丟到後座去。」

　　「如果車是從調度場借來的就不可能這麼做。」

　　「所以他可能稍晚在停好車後，把東西丟進人行道上的垃圾桶裡，或者帶回住處。」

　　「也許吧，兩種可能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

　　我說：「我們最多有百分之七十的機率可能找到它。」

　　「總之，我們該找找看。」

　　我點點頭，把掌心撐在擋風玻璃的活動軌道上，跳到地面上。

　　一月的氣候條件對我們很有利，如果是二月那就更棒了。在北半球的溫帶氣候區裡，所有植物都已枯死，那時候的植被是最稀疏的，但一月也還可以，樹叢都長不高，地面是一片平坦棕黃，到處是死掉的蕨叢與枯葉，沒有積雪。這時的地景又平又沒有太多植物，但路上到處是有機物殘骸。在這麼好的背景裡，我想優格的盒子不管是草莓或覆盆子口味，會呈現出很清楚的白色或乳白色或粉紅色。不管是哪種顏色，都可以幫我們輕易找到它。它不會是黑色的，因為沒有人把乳製品裝在黑色的容器裡。所以如果東西就在地上，我們可以靠過去看，那就可以發現。

　　我們查看命案現場周圍一個十呎寬的帶狀地區，結果沒有任何發現。所以我們回到車道上，往東北走。桑瑪沿著車道走，與車道右側的邊緣保持五呎距離，我則在她右手邊，也跟她保持五呎距離。如果我們倆都往兩邊看的話，這樣我們搜查的範圍會涵蓋一個一五呎寬的長條形區域，我們的目光焦點會擺在兩人中間的那一道五呎寬的重要區域裡，也就是我推斷那個優格盒子會掉落的地方。

　　我們放慢走路的速度，也許只有平常的一半。我把步伐縮小，靠著腦袋的左右搖晃來維持每一步的節奏。我自己覺得這個樣子很蠢，看起來一定像隻企鵝，但很有效。我好像一台被設定在自動駕駛模式的飛機，地面的一切看來模模糊糊的。我看不見單獨的枝葉或小草，本來就該在那邊的東西好像直接被我排除在我的視域之外，但我感覺到，如果是不該在那裡的東西，我一眼就能看到。

　　我們走了十分鐘，仍然一無所獲。

　　桑瑪說：「要跟我換邊嗎？」

　　我們換邊繼續往下走，看到不計其數的林中殘渣，除此之外，別無他物。陸軍基地都會被刻意保持得很乾淨，每週一定會派人搜尋基地裡被棄置的垃圾。鐵絲圍籬外，我們可能會被很多東西絆倒，但裡面卻什麼都沒有。我們又花十分鐘走了三百碼，然後又停下來換位置。我在寒風中覺得很冷，像個瘋子一樣只是瞪著地面看。我覺得我們找到東西的機率很高──一哩半等於兩千六百四十碼，我想最前面與最後面的幾百碼路程不太可能是用來丟棄東西的地點，因為他開始只會顧著逃走，到了接近基地建築物時，才知道自己必須趕快丟東西，於是才鎮定下來。所以中間這段路會是他用來丟東西的地點，如果他的神智還算清醒，他會把車停下來，一邊深呼吸，一邊把整件事想一想，然後把窗戶搖下來，用夜裡的冷空氣吹吹臉。我放慢腳步，更專心地看地面，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但還是沒有發現。

　　我說：「他身上會有血漬嗎？」

　　在我右手邊的桑瑪說：「也許有一點點吧。」

　　我沒有看她，還是看著地面。

　　她說：「也許在他的手套上，或者鞋上。」

　　我說：「也許比他想像中的少，除非他是個醫生，否則他沒把握讓卡邦只流一點血。」

　　「所以呢？」

　　「所以他用的不是調度場借來的車，他知道卡邦會流血，所以他不能冒險讓隔天用車的人發現血漬。」

　　「所以就像你說的，如果他是用自己的配車，他可能只是把東西丟後座，所以我們怎麼找也找不到。」

　　我點點頭，不發一語，但繼續往下走。

　　我們走過命案現場到基地營區之間的整片區域，沒有任何發現。沿途兩千碼到處是冬天枯黃的有機物，沒有任何人造物品、一個菸屁股、一張廢紙，也沒有生鏽的罐頭或空罐。任何基地指揮官都會滿意這種清潔成效，但我們卻很失望。到了主要營區已經在前方三百碼處，近在眼前時，我們才停下來。

　　我說：「我想要往回走，中段的部分我想再看一次。」

　　她說：「嗯，那就向後轉吧。」

　　她轉身後我們又換一次位置，我們決定換邊走完回頭的三百碼路程，本來我走靠車道內側的部分，現在換走外側，外側則換成內側。這樣做也沒什麼理由，能說的就只有我們倆的視野並不相同，而且我覺得我們該換邊。我比她高一呎多，從最簡單的幾何學角度看來，這意味著我的視野可以比她遠一呎。她比地面接近，而且她宣稱她的眼睛可以看得很細。

　　我們往回走，腳步緩慢而穩健。

　　第一段路上沒有任何發現，我們又換邊。我選了個離車十呎遠的地方開始走，左看右看，風迎著我們的臉吹來，我的眼睛因為冷空氣而充滿了水，我開始把手放在口袋裡。

　　路程還是沒東西。我們又換了位置，我的每一步都與車道相距五呎，與它的邊緣平行。第三段路也一樣，我們又換位置。我邊走邊盤算著：到目前為止，我們搜尋的區域囊括了兩千三百四十碼長、十五呎寬的區域，整個區域加起來有一萬一千七百平方碼，只比二點四英畝多一點──但這只是十萬英畝大的基地裡面的區區二點五英畝左右。兩者相較，大概是四萬比一，不過這個機率大概比開車進城花一元買彩券結果中獎的機率還高一點，不過也高沒多少。

　　我們繼續走，風愈來愈強，天氣愈來愈冷，我們什麼都沒看見。

　　然後我看到某個東西。

　　它在我左手邊遠處，也許離我二十呎遠。那不是個優格盒，是別的東西，我幾乎沒注意到它，因為它已經遠遠超出可能的落點範圍。一輛在車道上的車丟出的塑膠物件，因為太輕，不可能落到那麼遠的地方。所以我的眼睛看到它後，腦袋稍微盤算一下，因為先前已經打定了主意，所以立刻排除了這個可能。

　　但是我的腦袋突然鎖定它，純粹出於動物本能。

　　因為那東西看來像條蛇，我的腦袋就像隻蜥蜴，輕輕低吟一聲「蛇！」而我感到一陣老祖先用以自保，儘管人類不斷演化卻仍存在的恐懼。但是這種恐懼稍縱即逝，立刻就退去了。我腦袋裡受過教育的那部分跑出來跟我說：「你這個豬頭，一月裡哪會有蛇呢？太冷了。」我吐了口氣，踏出一步後又頓一下往回看，只是好奇而已。

　　在那片枯死的草裡有個黑色彎彎的東西。是皮帶嗎？是園藝用的水管嗎？但如果它是皮革、纖維或橡膠材質，不會這樣深深陷在堅硬的棕色枯黃草莖裡面。所以它的重量很重，而且它能從車道飛到那麼遠的地方，一定很重，是金屬做的實心物體，不是管狀的。因此它不是這基地裡該出現的東西，很少有陸軍的裝備是彎的。

　　我走過去，靠近後跪下來。

　　那是支鐵鍬。

　　一支漆成黑色的鐵鍬，有一端沾血漬與毛髮。

　　我守在它旁邊，派桑瑪去開車。她一定是一路慢跑回車上，因為她回來的時間比我預期的早，而且氣喘吁吁。

　　我問她：「我們有證物袋嗎？」

　　她說：「它不是證物，如果是訓練意外的案子，哪裡需要證物袋呢？」

　　我說：「我打算把它帶上法院。我不想碰它，不希望沾上我的指紋，那就印證了威拉的想法。」

　　她查看一下悍馬車後座，「沒有證物袋。」

　　我頓了一下。通常來講，我們不希望任何不相干的指紋、毛髮或纖維沾在證物上面，以免干擾調查。如果在這方面搞砸了，可能會被軍事檢察官狠狠修理一頓。但是這次我不想搞砸的原因跟以往不同：因為有威拉作梗，如果我搞砸了，可是要吃牢飯的。工具、動機與機會，再加上指紋，我成了最完美的嫌犯。如果訓練出意外的說法出了紕漏，他可能會隨手抓個人當替死鬼。

　　桑瑪說：「我們可以帶位鑑識專家過來。」她就站在我身後，我可以感覺得到。

　　我說：「這件事不能讓任何人介入。我甚至不希望妳插手。」

　　她走到我身邊，低伏著身體，為了看得更清楚，把擋住的枯黃草莖撥開。

　　那是一把用來撬東西、材質為八角形鋼條的鐵鍬，看起來是款全新的優質工具，上面塗著充滿光澤，像是船隻與汽車使用的黑色烤漆，形狀就像支中音薩克斯風。鐵鍬主體部分大概有三呎長，稍呈現S形，兩邊都是彎的，不過彎的幅度一大一小，較大那邊就像個J。兩邊的尖端都是平的，上面有爪子一樣的溝槽，功能是用來拔掉木頭上的釘子。它的設計給人一種流線感，很先進、簡單而且冷酷。

　　桑瑪說：「幾乎沒用過。」

　　我說：「應該說沒用過，總之它不是建築工地裡的東西。」我站起身，「我們不用採一紋，那傢伙用它時一定戴了手套。」

　　桑瑪起身站在我身邊，「也不用驗血型了，那一定是卡邦的血。」

　　我不發一語。

　　桑瑪說：「乾脆把它留在這裡好了。」

　　我說：「不可以，不能這樣。」

　　我傾身把右邊靴子的鞋帶解開拉出來，把鞋帶兩頭用平結綁起來，形成一個直徑十五吋的圓圈。我把它套在右手上，把鞋帶尾端從可以活動的繩結中拉出來，套在鐵鍬的尖端上，然後緊握拳把鐵鍬從草堆中小心拉起來。我手裡拉著釣有鐵鍬的鞋帶，彷彿是個垂釣的人，因為有魚上鉤而備感驕傲。

　　我說：「走吧。」

　　我一拐一拐走到前面駕駛座上，手裡的鐵鍬在半空中緩緩搖晃，靴子已經快掉了。我坐得離汽車的傳動系統很近，所以只能設法把鐵鍬靠在車地板上，勉強不讓它因為汽車震動而碰到我的腳。

　　桑瑪問我：「去哪？」

　　我說：「太平間。」

　　我希望那位病理醫師與助手出去吃早餐了，但他們還在。他們都在那間樓房裡工作，病理醫師在大廳與我們碰面。他手拿著一個檔案夾，正要去某處。他看看我們，然後看看吊在我鞋帶上晃蕩的那支「獎品」。在那瞬間他就知道那是什麼了，而且立刻想到這東西讓我們都陷入很尷尬的處境。

　　我說：「我們可以稍後再來，等你不在的時候。」

　　他說：「不用，去我辦公室吧。」

　　他走在我們前面，我看著他走路。他是個皮膚黝黑的矮子，腿很短、充滿活力，生性爭強好勝，年紀比我大一點。他似乎是個好人，而且我猜他也不笨。很少醫生的腦筋不好──因為他們在當上醫生前要學很多複雜的東西。我猜他也不是那種枉顧道德的人，根據我的經驗，也很少醫生是這種人，因為他們在心裡把自己當科學家，一般科學家對於事實與真相都抱持著信念，至少他們都保有天生的好奇心。不管是哪種狀況，對我都很有利，因為他的態度非常重要：他可以幫助我們，他也可以用一通電話就把我們賣掉。

　　他的辦公室非常簡單，正方形空間裡到處是軍方提供的灰色鐵桌與檔案櫃，裡面非常擁擠。牆上有許多裱框後掛起來的學位文憑與證照。有些書架裡擺滿書籍與手冊，但是沒有樣品罐──他沒有用福馬林把一些怪東西泡起來。感覺起來這像是軍法律師的辦公室，只不過牆上的證照是醫學院發的，不是法學院。

　　他在他的搖椅上坐下，把檔案夾擺在桌上。桑瑪把門關上，背靠著門站好。我站在辦公室中央的地板上，鐵鍬還在我手裡搖晃。我們都看著對成，都在等對方開口。

　　醫生開門見山地說：「卡邦死於訓練意外。」

　　我點點頭，非常直接地說：「的確。」

　　他說：「很高興我們有這點共識。」

　　但是我聽得出他的語氣裡夾帶著另一句話：誰相信這狗屁不通的說法。

　　我聽到桑瑪鬆了口氣，因為有人站在我們這邊，不過他不想蹚這渾水。我不能怪他只想當幕後幫手，因為他需要服役多年來折抵軍方幫他支付的醫學院學費，因此他很小心。我們必須尊重這位幫手的想法。

　　我說：「卡邦是跌倒撞破自己的頭，這純粹是意外的案子已經結案了，非常令人遺憾。」

　　「但是呢？」

　　我把鐵鍬稍微提高一點，「我想他的頭就是撞上這東西。」

　　「撞到三次？」

　　「也許他彈了起來，也許樹葉下有枯枝，讓地面變得有彈性，像彈簧床那樣。」

　　醫生點點頭說：「每年這時候的地面都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我說：「會害人喪命的情況。」我又把鐵鍬往下降，等他回答。

　　醫生問我：「你為什麼要把東西帶來？」

　　我說：「這案子有共有過失的問題，不管是誰把東西丟在那裡讓卡邦撞到，都應該受到譴責。」

　　那醫生又點頭說：「亂丟東西是重罪。」

　　我說：「在我們的陸軍裡是重罪。」

　　「你要我做什麼？」

　　我說：「沒什麼，我們只是想幫你忙。已經結案了，我們想你應該不希望那些用來比對傷口的石膏模型繼續占用你辦公室的空間，我們可以幫你把東西清掉。」

　　那位醫生又點了第三次頭，「你們可以幫我這個忙。省得我多跑一趟。」

　　他頓了很久一段時間，把面前所有檔案都清掉，打開一些抽屜，把乾淨的白紙擺在桌面，紙上放了六片顯微鏡載玻片。

　　他跟我說：「那東西看起來很重。」

　　我說：「嗯。」

　　「也許你該把它放下，肩膀才不會那麼痠。」

　　「這是醫療建議嗎？」

　　「你不希望韌帶受傷吧？」

　　「我該把它放在哪裡呢？」

　　「只要平坦的地方就可以。」

　　我趨前輕輕把鐵鍬擺在桌面的紙片與載玻片上，解下鞋帶，把結打開，蹲下後把鞋帶穿回去繫緊綁好。我抬頭時醫生剛好正在用載玻片擦拭鐵鍬尾端上的血漬與毛髮。

　　他說：「可惡，我真不小心，這載玻片都弄髒了。」

　　接下來，另外五片載玻片也都被他「不小心」弄髒了。

　　他說：「需要指紋嗎？」

　　我搖頭說：「我們猜拿鐵鍬的人有戴手套。」

　　「我們還是查一下好了，共同過失可是重罪。」

　　他又打開另一個抽屜，從一個盒子裡取出乳膠手套，啪一聲戴到手上，周遭空氣中揚起一點點滑石粉，接著他把鐵鍬拿起來，帶著它走出辦公室。

　　不到十分鐘後他就回來了，手上還是有手套。鐵鍬被洗乾淨了，黑漆閃閃發亮，看起來跟新的沒兩樣。

　　他說：「上面沒指紋。」

　　他把鐵鍬擺在椅子上，抽出一個檔案抽屜，拿出一個棕色厚紙盒白的石膏模型，兩個模型都有六吋長，模型反面都有手寫的墨水字：「卡邦」。一個是公模，用濕的石膏壓在傷口上做成的。另一個是母模，是把石膏壓在公模上做成的傷口，因此公模顯示出的是兇器本身的形狀。

　　醫生把公模擺在椅子上的鐵鍬旁，讓兩者位置平行。模型大約有六吋長，它除了是白色的以及在製作過程中出現一些小凹洞外，跟那支平滑的鐵鍬幾乎相同，大小完全吻合。是同款鋼條做成，厚度與輪廓都相同。

　　接著醫生把母模擺在桌上，它比公模稍大一點，表面也沒那麼滑順，因為它複製的是卡邦屍體上被打碎的後腦勺。醫生把鐵鍬拿起來，想像一下它怎樣造成傷口，慢慢放下去，一下，兩下，三下，分別代表卡邦腦袋上受到的三次重擊。他把鐵鍬擺在模型上，發現第三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傷口是吻合度最高的。那是石膏上一個四分之三吋深的傷口，與鐵鍬大小完全相符。

　　醫生說：「雖然我們都已經知道結果了，但我還是會核對一下血液跟毛髮。」

　　他把鐵鍬從模型中拿開，又試了一次，結果還是完全吻合，可以深深卡在模型裡。他把手掌張開，鐵鍬平擺在手上，像在測量它的重量。接著他握住比較不彎的那邊，像個打者在追打偏高快速球的樣子，把鐵鍬揮出。他又揮擊出去，這次更用力一點，又乾脆又猛烈的一擊。鐵鍬在他手裡顯得很大，而且很重，他有點拿不穩。

　　他說：「使用鐵鍬的是個壯漢，被他打到可不得了。他又高又壯，是個右撇子，孔武有力，但我想這基地裡很多人都符合這些特徵。」

　　我說：「哪有什麼壯漢？卡邦應該是跌倒後撞到頭死掉的。」

　　醫生的臉上露出短暫的微笑，接著他測量了鐵鍬的重量。「這東西設計得真漂亮，這樣講會很奇怪嗎？」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這款用鋼鐵做成的工具真棒，該有的功能全都有，沒有一個功能是使用者用不到的。它的設計可以媲美柯特警用手槍、藍波刀，或者蟑螂。

　　他把鐵鍬滑進一個鐵抽屜裡，兩種金屬發出摩擦聲，最後當他放手時，裡面傳來悶悶的碰撞聲。

　　他說：「如果你不反對，由我來保管，這樣比較安全。」

　　我說：「好。」

　　他把抽屜關上，「你是右撇子嗎？」

　　我說：「嗯，我是。」

　　他說：「威拉上校說是你幹的。我不相信他。」

　　「為什麼？」

　　「你得知死者身分時一臉訝異，我把他的臉擺回原位時，本能反應是不能騙人的，沒有人做得到。」

　　「你跟威拉說這些話了嗎？」

　　醫生點頭說：「他覺得這種說法對他很不利，但他不以為意。我確定他已輕想好一套可以反駁我的說詞。」

　　我說：「我會小心點。」

　　「有些特遣隊員也來找我，謠言開始流傳。我想光是小心點，對你來講恐怕不夠。」

　　我說：「嗯。」

　　醫生說：「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桑瑪跟我回到車上，她發動車打檔後把腳踏在煞車踏板上。

　　我說：「我們去找軍需官。」

　　她說：「那東西不是部隊配給的。」

　　我說：「那東西看起來很貴，像五角大廈那麼高貴的單位也許用得到。」

　　「如果是軍方的，會漆成綠色。」

　　我點頭說：「也許吧。但我們還是該查一查，早晚我們都得把一切線索釐清。」

　　她把腳從煞車踏板上挪開，車子朝補給站前進。她待在博德堡的時間比我長多了，而且她知道所有單位在哪裡。她在一棟跟一般倉庫沒什麼兩樣的大樓前把車停下。我知道裡面會有個長長的櫃檯，櫃檯後方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庫存物品。裡面會有一捆捆衣物、輪胎、毛毯、伙食器具、挖壕溝的器具，應有盡有。

　　我們進去後，發現櫃檯後站著一個小夥子。他是個充滿活力、吃玉米長大的鄉下男孩。看起來他好像把這裡當作老爸的五金行，他一輩子的志願也是做這種工作。他很熱心，我跟他說我們想看看建築用工具，他翻開一本有八本電話簿那麼厚的手冊，找到我們要看的那個類別。我要他幫我找有哪些鐵鍬，他用食指沾沾口水，翻了幾頁後找到兩個東西。一個是鍬桿：所有部隊都可使用，身長，一邊有拔釘爪。另一個是鐵鍬：所有部隊都可使用，身短，兩邊都有拔釘爪。我要他拿支鐵鍬出來給我們看。

　　他走開後在高大的貨架間消失，在等待時我們聞到軍需倉庫裡那種特有的陳年灰塵、新的橡膠與棉花織品的味道。五分鐘後，他終於帶著大兵使用的鐵鍬回來，擺在櫃檯上給我們看，鐵鍬發出沉重的撞擊聲。桑瑪說得沒錯：它的顏色是橄欖綠，款式也跟我們留在病理醫生辦公室裡那支完全不同。它用的鋼條型式不同，短了六吋，而且厚度與彎曲角度都比較少。這東西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也許它可以完美地展示出陸軍製作物品的方式。多年前可能有某人提出一項更新設備的製程，它可能是製程上的第九十九項產品。為了製作它，陸軍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小組成員都是些沒戰死的工兵隊老鳥。透過他們的專業意見，建立起這款工具在長度、重量與耐用度等方面的規格，也會調查有關金屬疲勞的問題，並考慮它可能在哪些領域中被使用，評估它在北歐的冰天雪地中是否會變脆而斷裂，在赤道的酷熱中變形的可能性也要考慮進去。接下來進入細部繪製階段，把諸多弱點排除掉。最後賓州與阿拉巴馬州各地工廠會提出估價單，製作出首批原型產品。它們會不斷地被測試，其中只有一家廠商的產品會勝出，接到訂單。接下來會由陸軍提供綠漆，厚度與產品的一致性會被仔細要求，嚴格監督。然後，這整件事會遭到遺忘，但是經歷幾個月才製作出的產品還是不斷量產，不管需不需要，一年總會做個幾千幾萬支。

　　我說：「謝了，大兵。」

　　那孩子問我：「你需要帶一支走嗎？」

　　我說：「看看就好。」

　　桑瑪問我：「你要撰寫事故報告了嗎？」

　　「給威拉的報告？還沒。」

　　「他希望你今天給他。」

　　我點頭說：「我知道。但我要他再跟我開口要。」

　　「為什麼？」

　　「我想這是滿有趣的經驗，就像看著蛆蟲在死掉的東西上鑽來鑽去一樣。」

　　「什麼東西死掉了？」

　　「我早上想要起床的理由死掉了。」

　　她說：「他只是顆老鼠屎而已，沒什麼太大意義。」

　　我說：「也許吧，如果只有他是這樣的話。」

　　她不發一語。

　　我說：「現在我們有兩個不相干的案子，但兇器都是鐵鍬。我不喜歡巧合，但我又找不出之間的關係，我實在連不起來。卡邦與克拉瑪夫人又八竿子打不著，他們可以說是活在兩個世界裡。」

　　她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瓦索與庫莫，有個他們想要的東西在克拉瑪夫人的房子裡，而他們在卡邦被殺的那晚來過博德堡。」

　　我點頭說：「這就是快把我搞瘋的地方，這個關係看似完美，但也可以說完全沒關係。他們只在華府接了一通電話，而且綠谷鎮距離他們也太遠了點，所以對克拉瑪夫人下手的不會是他們，他們也沒有從旅館打電話給任何人。接著他們在卡邦死掉那晚來到這裡，但是從頭到尾他們都在軍官俱樂部裡，跟十幾個證人一起吃飯。」

　　「第一次他們來的時候是司機開車，還記得馬歇爾少校嗎？但是第二次他們自己來，這讓我覺得有點鬼鬼祟祟的，彷彿是為了某個祕密目的而來。」

　　「在軍官俱樂部閒晃，然後在用餐室吃飯，這有什麼神祕的？他們整晚都沒離開別人的視線。」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用司機？為什麼自己開車？我猜馬歇爾跟他們一起去參加葬禮，但他們為何決定自己開三百哩路程？回程還要再開三百多哩路。」

　　我說：「也許馬歇爾沒空。」

　　她說：「他是他們最寵愛的手下，他們需要時他就得把時間空出來。」

　　「他們為什麼來這裡？如果只是吃一頓飯而已，這條路實在太遠了。」

　　「李奇，他們是為了手提箱而來的。諾頓一定是搞錯了，有人把手提箱交給他們，他們離開時帶走了。」

　　「我不覺得諾頓有錯，我相信她說的。」

　　「或者他們在停車場拿到手提箱，這樣諾頓就看不到了。我想她沒有走到寒冷的外面跟他們揮手道別。但我確定他們一定拿到了箱子，否則他們哪肯乖乖飛回德國？」

　　「也許他們只是放棄了。他們總得回德國去吧？他們不可能永遠待在這裡，他們得跟別人去搶克拉瑪遺留下來的指揮官空缺。」

　　桑瑪不發一語。

　　「不管怎樣，兩個案子之間就是連不起來。」

　　 「先辦卡邦的案子。」

　　「我們要回去找優格盒嗎？」

　　我搖頭說：「我想那傢伙把東西都丟在車裡或自己的垃圾桶裡了。」

　　「如果找得到，應該有用。」

　　「我們可以改從鐵鍬下手。它是全新的，也許就跟那盒優格一樣都是最近買的。」

　　「我們沒有查案資源。」

　　「綠谷鎮的克拉克警探會幫我們。可能他已經在找他該找的那把鐵鍬了。他會去盤問那些五金行，我們可以請他把查案地點與時間範圍都放大。」

　　「那他要做很多額外工作。」

　　我點頭說：「我們也要給他點什麼，這樣才可以把他跟我們兜在一起。我們可以說我們在追查一件也許對他有幫助的事。」

　　「像什麼？」

　　我微笑說：「我們可以騙他，把諾頓中校的名字給他，讓她知道我們是哪一種『家人』。」

　　我打電話給克拉克警探，但沒有把諾頓中校的名字給他，只是編了些說詞。我跟他說，我想起克拉瑪夫人後門的破損以及她頭上的傷口，應該都是鐵鍬造成的，還說這件案子發生時，東部沿岸的一些基地也都遭到入侵，犯案的人好像也是用鐵鍬。我說他為了追查綠谷鎮那個案件的兇器，應該已經有些進度，所以我們是否可以搭個便車，分享他的資訊。這時他頓了一下，在他沉默時我對他說，現在陸軍軍需部門並未提供所有部隊都可使用的鐵鍬，所以犯案的人應該是用民間工具。我對他胡謅，說我還有很多相關人員要盤查，不想把時間浪費在他已經做過的事情上面。他跟所有警察一樣，又頓了一會兒，希望我能拿東西出來跟他交換。於是我說，只要我們一查到線索，不管是名字、個人資料或描述，也會立刻傳真一份給他。本來他已經興趣缺缺，瞪著一堵磚牆，此刻眼睛頓時亮了起來。他問我到底要什麼，我問他是否可以把查問的範圍擴大到綠谷鎮方圓三百哩範圍內，查看各地五金行從除夕深夜一直到一月四日的銷售情形。

　　他問我：「還有哪些人員是你可能要盤查的？」

　　「克拉瑪夫人的案子可能跟她丈夫在軍中的身分有關，我們也許可以把那傢伙五花大綁，親自送到你手上。」

　　「那真是太棒了。」

　　我說：「沒有合作，這世界就不能運轉。」

　　他說：「的確如此。」

　　他的語氣聽來很高興。他答應了我的所有請求，承諾要擴大查問範圍，並把資料給我。我掛斷電話後，又立刻響起，拿起話筒後我聽到一個女性的聲音。她的口音聽起來是溫暖親切的南方腔調，說傑克森堡的憲兵執行官發了一○三三與一〇一六兩個訊息代碼給我，意思是：請稍候，南卡羅來納州那邊跟你職務相等的軍官會用一條安全線路撥電話給你。我把話筒放在耳邊等待，聽到對方傳來嘶嘶的電訊聲，不久後又傳來喀的一聲，南卡的憲兵執行官說他有必要知會我：布魯貝克上校，也就是博德堡的三角洲特遣隊指揮官那天清晨被人在南卡首府哥倫比亞市破舊街區的暗巷中發現，有人朝他的頭開了兩槍。他的陳屍地點與他們夫婦倆度假的北卡高爾夫球場飯店相距兩百哩，根據當地救護人員透露，他已經死了一、兩天了。

14

　　傑克森堡的憲兵執行官是個叫桑切斯的傢伙，我跟他很熟，而且很喜歡他的為人，既聰明又正直。我把電話用擴音器放出來讓桑瑪也能聽到，我們稍微聊了一下有關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但這話題我們不怎麼喜歡。司法管轄權總是有灰色地帶，而且我們知道軍方從一開始就處於劣勢。布魯貝克正在度假，他身穿便服，而且在都市的暗巷中被發現，所以哥倫比亞市警局宣稱這是他們的案子，我們沒有插手餘地。而且哥倫比亞市警局通知了聯邦調查局，因為布魯貝克最後現身的地方是北卡的高爾夫球場飯店，這可能是個跨州的案子，而跨州謀殺案正是聯邦調查局管轄的。而且，嚴格說來，陸軍軍官等同聯邦政府職員，如果謀殺的是聯邦政府職員，而且他們又奇蹟似的抓到兇手，就可以另外在他身上加條罪名。到底這案子是歸各州或者聯邦法院主管？不管是我或桑切斯或桑瑪，都不關心這個問題，但我們心知肚明的是，如果聯邦調查局插手，那我們就管不動這案子。我們都同意，到頭來我們最多只能看到一些相關文件，但都是對方出於客套而給的一般資訊。我把擴音器關掉，把話筒拿起來跟桑切斯單獨對話。

　　我問他：「你的直覺是什麼。」

　　桑切斯說：「他認識的人幹的，像布魯貝克這種特遣隊老鳥，要在暗巷裡偷襲他可沒那麼容易。」

　　「武器呢？」

　　「救護人員猜那傷口是九毫米手槍造成的，週六晚上在那個城區執行了很多急救任務。」

　　「他為什麼會去那裡？」

　　「沒概念，可能是跟他認識的人有約。」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

　　「屍體已經冰冷了，皮膚開始有點變綠，屍體也不再僵硬。他們說他已經死了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最保險的預估是在前天晚上半夜發生的，也許是凌晨三、四點左右。市政府的垃圾車在進行每週例行垃圾收集時發現他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你在哪裡？」

　　「韓國，你呢？」

　　「巴拿馬。」

　　「他們幹嘛調動我們？」

　　我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桑切斯說：「一定有人在搞鬼，我查過了，因為我很好奇，而且全世界有二十幾個像我們這樣的人被調動，調職令全是蓋伯簽署的。但我覺得那筆跡不是真的。」

　　我說：「我很確定那是偽造的，布魯貝克死前，你那裡還有出什麼狀況嗎？」

　　「一件事也沒有，有史以來最平靜的一週。」

　　掛掉電話後，我靜靜坐了一會兒，我估計南卡的哥倫比亞市大概距離博德堡兩百哩。從高速公路往西南邊走，跨越州界不久後，找到二十號州際公路往西再開一會兒就到了，這趟路大概是兩百哩。前天晚上我們發現了卡邦的屍體，我在凌晨兩點離開諾頓中校的辦公室，所以一直到那個時刻她都可以為我提供不在場證明。接著我為了驗屍，七點出現在太平間，病理醫師可以幫我作證。所以我有兩個時間並不相連的不在場證明，但在兩點到七點間還是可能有個空窗期，而布魯貝克的死亡時間就在這段時間裡。只有五小時的時間，我可以在兩地之間來回各開兩百哩路嗎？

　　桑瑪說：「怎麼啦？」

　　「特遣部隊那些傢伙已經把卡邦的死算在我頭上了，現在布魯貝克這筆帳會不會又怪我？五小時內要開四百哩路，妳覺得可能嗎？」

　　她說：「我也許做得到，但是沿路的平均時速要維持在八十哩。當然，這要看我開的是哪種車，還有路面是否平整，也取決於路況好不好以及有沒有警察等因素。不過這當然有可能。」

　　「太棒了。」

　　「但可能性不高。」

　　「最好是這樣。殺了布魯貝克，就好像殺了他們的天神。」

　　「你要去告訴他們這個消息嗎？」

　　我點頭說：「我想我得去，這是尊重的問題，不過妳去幫我通知基地指揮官好嗎？」

　　特遣隊那個人事參謀是個混球，但他畢竟是個人。當我把布魯貝克的死訊通知他時，他好像被定格了，接著臉色慘白，顯然不只覺得在行政上有所不便而已。據我所知，布魯貝克是個暴君般的傢伙，嚴肅而且與人疏遠，但他也是特遣隊的大家長，不只是每個隊員都視其如父，「布魯貝克」這四個字簡直是整個特遣隊的代名詞。國防部與國會向來把特種部隊──特別是三角洲特遣隊──視為麻煩。陸軍討厭改變，習慣新事物要花特別久的時間，尤其是要在陸軍裡面養些像流氓、獵人一樣的殺手，從一開始就是個困難重重的計畫，布魯貝克則是計畫的推動者之一，而且從沒放鬆過。他的死，在特種部隊的小圈圈裡，就等於總統去世的國殤。

　　人事參謀說：「卡邦的事已經夠糟了，這件事更是讓人難以置信。他們倆的死有關係嗎？」

　　我看著他，「為什麼會有關？卡邦的死是因為訓練出意外。」

　　他不發一語。

　　「布魯貝克去飯店做什麼？」

　　「因為他喜歡打高爾夫，很早以前他就在布瑞格堡基地附近有間房子，但他不喜歡那裡的高爾夫球場。」

　　「飯店在哪裡？」

　　「雷利市的郊區。」

　　「他常去那裡嗎？」

　　「有機會就去。」

　　「他老婆也打高爾夫嗎？」

　　人事參謀點頭說：「他們一起打。」接著他頓了一下，說：「應該說曾經一起打。」接著他不發一語，把頭轉開。

　　我心裡想像著布魯貝克的樣子，我跟他未曾謀面，但卻很了解他那種傢伙。前一天他們可能跟人大談要如何裝設闊刀式地雷，裡面的滾珠軸承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把敵人的脊椎炸斷，隔天他們卻可以穿著鱷魚牌淡色襯衫，跟妻子一起打高爾夫，而且當他們坐著小小的高爾夫球車馳騁在球道上時，說不定還手牽著手，面露微笑。我認識很多這種傢伙，我爸就是這種狠角色，不是說他有打高爾夫的習慣，他的興趣是賞鳥，世界各國的鳥他看過的可不少。

　　我站起來，說：「有需要的話，可以打電話給我。如果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人事參謀點點頭，「謝謝你親自來一趟，這樣比打電話好多了。」

　　我回到辦公室，桑瑪不在。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看她給我的人事資料，然後決定要省點事，於是把病理醫師劃掉，也把桑瑪劃掉，也把諾頓跟所有女人都劃掉──從驗屍結果顯示，從高度與力氣看來_，兇手都不像女人。我也把軍官俱樂部裡的服務人員都拿掉，因為負責的士官說他們都在工作，瓦索與庫莫兩位訪客讓他們忙進忙出的。我也把廚子跟酒吧的服務人員都劃掉，還有門口的憲兵衛兵。我還把目前住院而且不良於行的人劃掉，也把我自己劃掉，最後我把卡邦劃掉，因為他沒自殺。

　　接著我算了一下還留在名單上的人，在一張紙上寫下九百七十三這個數字，也就是嫌疑犯人數。在我發呆時，電話響了，我拿起話筒，發現又是桑切斯從傑克森堡打來的。

　　他說：「哥倫比亞市警局剛打電話給我，他們跟我分享資訊。」

　　「說了些什麼？」

　　「他們的驗屍官不同意我的判斷，死亡時間不是凌晨三、四點，而是前天晚上的凌晨一點二十三分。」

　　「這也太準確了吧？」

　　「子彈打中他的手錶。」

　　「憑一只破錶來判斷？不太可靠。」

　　「不，這根據非常有力。他們還做了些其他測驗，如果可以用腐屍上的蟲子來測試，也會有幫助，但這個季節沒什麼蟲子活動。但從胃部殘餘的食物看來，可以看出他晚上大吃一頓後，東西又在胃裡停留了五、六個小時。」

　　「他老婆的說法呢？」

　　「他那晚吃完大餐後，八點就不見了。他從餐桌離開後就再也沒回去。」

　　「那她沒有報警或做什麼事嗎？」

　　桑切斯說：「沒有，他待的是特種部隊，結婚那麼多年來，他總是突然消失，一點預警也沒有。有時是飯吃一半、有時是半夜，他有可能消失幾天或幾週，事後也沒辦法告知原因以及去了哪裡，她已經習以為常。」

　　「他有沒有接到電話或什麼的？」

　　「她以為他接到了電話，只是不知道是幾點。她不敢肯定，她在晚餐前去做了水療，當時他們才剛打完二十七洞。」

　　「你可以自己打電話給她嗎？她一定寧願跟你聊，而不是跟警察。」

　　「我想我可以試試。」

　　我說：「還有什麼事嗎？」

　　他說：「槍傷是九毫米手槍造成的。被開了兩槍，兩槍都穿過頭部，進入的傷口挺平整的，出口則慘不忍睹。」

　　我說：「用的是全金屬彈殼子彈。」

　　他說：「他被人用槍抵住頭部，因此有殘餘的火藥與煤灰。」

　　我頓了一會兒。我想像不出當時的情景。兩發子彈？被人用搶抵住頭部？所以其中有顆子彈穿進頭部之後，在裡面繞圈圈，然後再鑽出來往下擊中他的手錶？

　　「他的手正好擺在頭上嗎？」

　　「李奇，他是被人從後開槍的。從後腦勺打了兩槍，砰！砰！謝謝，晚安。第二槍一定打穿了他的頭，然後擊中手錶。因為彈道是往下的，所以開槍的人是個高個兒。」

　　我不發一語。

　　桑切斯說：「對了，這種事有可能發生在他身上嗎？你認識他嗎？」

　　我說：「未曾謀面。」

　　「他比一般特遣部隊成員厲害得多，是個真正的專家。而且他會冷靜思考，只要有機可乘，不管自己有任何優點或對方有任何弱點，只要他發現了，一定會善加利用。」

　　「但他為什麼被人在後面開槍？」

　　「_他一定認識那傢伙，沒有其他可能。否則在深夜的暗巷裡，他怎麼可能在別人面前轉身？」

　　「你在查傑克森堡的人嗎？」

　　「人數可不少。」

　　「那還用說。」

　　「他在博德堡有敵人嗎？」

　　我說：「據說沒有。他的敵人都是官位比他大的傢伙。」

　　「那些娘娘腔才不會在半夜的暗巷裡暗算別人。」

　　「哪裡的暗巷？」

　　「不在高級住宅區裡。」

　　「有人聽到些什麼嗎？」

　　桑切斯說：「沒有，哥倫比亞市警局都盤問過了，沒有結果。」

　　「那真奇怪。」

　　「都是些老百姓，能問出什麼？」

　　他陷入沉默。

　　我問他：「你跟威拉碰過面了嗎？」

　　「他正要來這裡，似乎是個愛管閒事的傢伙。」

　　「那是個怎樣的暗巷？」

　　「裡面到處都是流鶯與藥頭，城市旅遊手冊裡不會介紹的那種地方。」

　　我說：「威拉不喜歡醜聞，形象問題會讓他很緊張。」

　　「哥倫比亞市的形象？干他屁事？」

　　「是陸軍的形象。他不希望布魯貝克這種菁英部隊的上校跟流鶯、藥頭扯上關係。他覺得陸軍會因為蘇聯瓦解而導致人事地震，現在是大搞公共關係的時刻，他以為自己可以看見未來的願景。」

　　「我只知道這個案子的未來與我無關。難道他有什麼門路可以買通哥倫比亞市警局或聯邦調查局？如果沒有，他來也沒用。」

　　我說：「你只能做好心理準備，麻煩上門了。」

　　「難道我們未來幾年都會惡運連連嗎？」

　　「不會那麼久。」

　　「為什麼？」

　　我說：「我的直覺。」

　　「你要我在這裡幫你聯絡，還是要他們直接打電話給你？嚴格來講，布魯貝克的事應該歸你管。」

　　我說：「你聯絡就好了。我還有其他事要做。」

　　掛斷電話後，我又繼續看著桑瑪列出的清單。九百七十三人，其中有九百七十二個人是無辜的，一人有罪。是誰呢？

　　還不到一小時，桑瑪就回來了。進辦公室後她給了我一張紙，那是張卡邦上士在四個月前提交的武器申請書副本。他申請的是H＆K的P7手槍，也許是因為之前三角洲特遣隊配記發同一家公司的衝鋒槍讓他用得很順手，所以他希望自己能申請一把P7手槍來用。他還要求把槍膛改成可以使甩派拉貝倫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彈，並要了個十三發的彈匣，還有三個備用的。這是一份非常標準的武器申請書，要求也都很合理，我很確定申請應該是被核准了。因為這裡面沒有牽涉敏感的政治問題──H＆K是一家西德公司，而西德是北約會員國。同時也不會有相容性問題，因為派拉貝倫型的九毫米制式子彈是北約組織的制式子彈，美軍用的也不少，倉庫裡有一堆存貨。如果我們明天開始全面改用十三發彈匣，未來一百萬年也用不完。

　　我說：「那又怎樣？」，桑瑪說：「你看簽名的筆跡。」她從內側口袋裡拿出卡邦投訴我那份文件的影本，拿給我看。我在桌上把它攤開，放在那份武器申請書旁邊，比對筆跡。

　　兩份筆跡是一樣的。

　　我說：「我們不是鑑識筆跡的專家。」

　　「不是專家也看得出來，李奇。兩個簽名一樣，相信我。」

　　我點點頭。兩個簽名都是寫C ．卡邦，而且他簽的C這個字很特別，簽得很快，而且拉得很長很捲。此外，兩份文件中簽的小寫字母e也很有特色：他先畫出一個小圓圈，然後往頁面右邊拉出1個長長的尾巴，比名字本身更長、更有力。中間的a rb o n幾個字母簽得又快又流暢，幾乎一氣呵成。整體來講這個筆跡展示出大膽、驕傲、容易辨識以及自信等特質，無疑是從多年簽支票、酒吧帳單、租約以及汽車文件等東西練出來的。當然，任何筆跡都可以模仿，但我覺得這筆跡的模仿難度很高。如果說要在午夜到〇八四五這段時間內就完成這個偽造簽名，我會說是不可能的。我說：「嗯，真的是他投訴我。」

　　我把文件擺在桌上，桑瑪把它轉向自己，儘管之前已經看過很多次，她又從頭看了一遍。

　　她說：「真冷酷，就像背後插你一刀。」

　　我說：「真詭異，這是我的感覺。之前我跟這傢伙沒見過面，我很確定。而且他是個三角洲特遣隊員，不是和平主義者，為什麼我會惹到他？我又不是踹斷他的腿。」

　　「也許他覺得這是個人恩怨，那胖子是他的朋友。」

　　我搖頭說：「如果是這樣，我們打架時他會插手。」

　　「他當了十六年的兵，只投訴過這件事。」

　　「妳跟別人聊過了？」

　　「各單位的人。我在這裡打電話，那些人離這裡有遠有近。」

　　「妳很小心嗎？」

　　「非常小心，而且這麼多年來你只被投訴過這麼一次。」

　　「這妳也查過了？」

　　她點頭說：「從最早的紀錄開始查起。」

　　「妳想知道妳跟怎樣的一個人一起辦案嗎？」

　　「不，我只是想讓特遣隊那些傢伙知道你沒跟別人結怨，不管是跟別人或卡邦。」

　　「現在換妳要保護我？」

　　「總得有人做這件事。我去過他們那裡，他們快氣瘋了。」

　　我點點頭。是因為布魯貝克的事。

　　我說：「他們當然生氣。」我想像他們駐紮的那老舊牢房，一開始是設計用來關人，接著被用來擋住外人，現在卻像個壓力鍋一樣，把那群人聚在一起，凝聚力像鍋內的溫度一樣，愈來愈高。我不知道布魯貝克的辦公室在哪裡，但我想像著辦公室裡寂靜而空無一人的樣子。我想像著卡邦的寢室，空盪盪的被晾在那裡。

　　我說：「卡邦剛剛領到的P7手槍在哪裡？我在他的寢室裡沒看到。」

　　桑瑪說：「在他們的兵器室裡，擦得一乾二淨，也上了油，裝滿子彈。他們進出時都會檢查武器。他們的機棚裡有個地方，你真該去參觀一下，那就像聖誕老公公發武器的地方。裡面停滿了加裝特殊裝甲的悍馬車，還有卡車、炸藥、榴彈發射器、闊刀式地雷還有夜視鏡。有了那些武器，任何人都可以組支軍隊，去非洲當軍閥。」

　　我說：「那我真的要放一百二十個心了。」

　　她說：「我說錯話了。」

　　「他為什麼要投訴我？」

　　她說：「我不知道。」

　　我回想元旦那天在脫衣舞酒吧裡的卡邦。我走進去後看到我認為都是士官的四個人，其中三個被人群擠開，一個則被推向我這邊，所以他們的行進方向都是隨機的。我不知道他們之中誰會走向我，他們也不知道我會出現。我跟其中任何一人都沒見過面，那次與卡邦相遇可說是巧合中的巧合。我打的那一架根本不算什麼，他不知道看過幾千次了，搞不好自己也打過幾百次，可是卻因為那一架而舉發我。如果有哪個軍人說自己沒在酒吧跟老百姓打過架，那一定是鬼扯。

　　我問她：「妳是天主教徒嗎？」

　　桑瑪說：「不是。為什麼這樣問？」

　　「想知道妳懂不懂拉丁文。」

　　「不是只有天主教徒懂拉丁文。上學的人也懂。」

　　我說：「好，那我問妳，cui bono?」

　　「誰得到好處？什麼意思？因為投訴而得到好處嗎？」

　　我說：「這跟動機永遠是相關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這點來解釋，像是歷史、政治，什麼都可以。」

　　「舉個例子，像是追查錢的流向？」

　　我說：「大概是這樣，但我不認為這次跟錢有關，不過卡邦一定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好處，否則他為什麼要投訴我。」

　　「跟道德有關嗎？也許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投訴你。」

　　「問題是，這是他第一次投訴別人。他一定看過更惡劣的事，我只打斷別人的腳跟鼻梁，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桑瑪，我們身在陸軍，我想他不會覺得自己參加的是園藝俱樂部。」

　　她又說了一次：「我不知道。」

　　我把那張上面寫了九百七十三的紙推到她面前，說：「我們的嫌犯有這麼多人。」

　　她說：「他在酒吧裡一直待到八點，這點我也查過了。他自己離開的，沒有人看到他再回去。」

　　「有人提到他的心情怎麼樣嗎？」

　　「三角洲特遣隊員不會透露心情，如果跟一般人一樣，對他們來講就太危險了。」

　　「他有喝酒嗎？」

　　「一瓶啤酒。」

　　「所以他看完我跟人打架後在八點離開，一點也不焦躁或擔心？」

　　桑瑪不發一語。

　　我說：「妳不在時桑切斯又打電話過來。布魯貝克上校是被人朝後腦勺開槍擊斃，從後面抵住他的頭共開了兩槍。」

　　「所以他也認識跟他見面的那傢伙。」

　　我說：「很有可能。案發時間是凌晨一點二十三分。子彈擊中他的手錶，等於案發時間是在卡邦死後的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半小時之間。」

　　「那三角洲特遣隊那些傢伙就不能怪你了，一點二十三分的時候你在這裡。」

　　「是的，那時候我跟諾頓在一起。」

　　「我會把話放出去。」

　　「他們不會相信妳的。」

　　「你覺得卡邦與布魯貝克兩人的死有關嗎？」

　　「根據常識判斷，一定有關係，但是我還看不出來如何產生關聯，也看不出為何有關係。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三角洲特遣隊的人，但是卡邦死在這裡，布魯貝克在那裡喪命。而且布魯貝克是個動見觀瞻的大人物，卡邦卻是個行事低調的小角色。也許他覺得這樣才能掩飾自己的身分。」

　　「你覺得陸軍裡會有同性戀嗎？」

　　「我們早就有了，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同性戀從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盟軍有一千四百萬個軍人，用合理的比率來算，裡面至少有一百萬個同性戀。而且我還記得，歷史上記載著我們大獲全勝。」

　　她說：「允許同性戀從軍可是一大進步。」

　　「允許黑人從軍也是，還有女性。大家也都曾經對這種事嗤之以鼻、抱怨連天。說什麼會打擊士氣、破壞團結。那些過去的屁話到現在還是有人在講。對不對？可是妳不是還在這裡、工作也都沒問題嗎？」

　　「你是天主教徒嗎？」

　　我搖頭說：「拉丁文是我媽教的，她很關心我們的教育，教了我跟我哥喬伊很多事。」

　　「你該打電話給她。」

　　「為什麼？」

　　「問問她的腳好了沒。」

　　我說：「也許等我有空吧。」

　　我又繼續看著基地人員名單，桑瑪出去後又回來，回來時帶著一張美東地圖。她把它用膠帶黏在時鐘下方的牆壁上，然後用一根紅色圖釘插在我們的所在地博德堡上。接著她把南卡的哥倫比亞市，也就是布魯貝克被發現的地方也用圖釘插著。接著她把他跟老婆一起打高爾夫的地方，北卡的雷利市也標出來。我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把刻度很清楚的塑膠尺給她，她查看一下地圖的比例尺，然後開始計算時間與距離。

　　我說：「切記，不是每個人都跟妳一樣像是個賽車手。」

　　她說：「應該說每個人都不是。」

　　她量出地圖上的雷利市與哥倫比亞市之間的距離是四點五吋，但是她把距離當作五吋，因為美國一號州際公路的路徑就像蛇一樣蜿蜒，她拿著尺去比對圖例裡面的比例尺。

　　她說：「兩百哩路。所以如果布魯貝克在晚餐後離開雷利市，可能在午夜就到了哥倫比亞市，時間非常充裕，離他死前大概還有一小時左右的時間。」

　　接著她查看博德堡跟哥倫比亞市之間的距離，結果是一百五十哩路，比我原來猜想的還少。她說：「如果多給點時間，大概三小時車程也可以到了。」然後她看著我，「有可能是同一個傢伙。如果卡邦在九點或十點被殺，同一個傢伙可能在午夜或凌晨一點出現在哥倫比亞市，準備好殺布魯貝克。」她把小拇指擺在插著圖釘的博德堡上面，說：「卡邦。」然後她轉動手指，把食指擺在哥倫比亞市的圖針上面，「布魯貝克，順序一定是這樣的。」

　　我說：「但妳這也是猜測。」

　　她沒有回我話。

　　我說：「布魯貝克是開車南下雷利市的嗎？」

　　「我們可以假設是這樣。」

　　我說：「我們該跟桑切斯確認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在某處發現他的車，問他老婆看看他是不是本來就開車。」

　　她說：「嗯。」她走出去用外面中士桌上的電話跟桑切斯聯絡，我則繼續看那份名單。她在十分鐘後才回來。

　　她說：「他開自己的車。他老婆告訴桑切斯，他們在飯店有兩部車，兩人各一台。他們一直是這樣，因為他總是要趕往某處，她擔心自己沒車可以回家。」

　　我說：「哪一種車？」我想她應該會問。

　　「雪佛蘭羚羊SS型。」

　　「好車。」

　　「他在晚餐後離開，他老婆以為他開車回博德堡了，那沒什麼奇怪的。但那輛車到目前還沒在哪裡出現過，至少哥倫比亞市警局與聯邦調查局還沒發現它。」

　　我說：「嗯。」

　　「桑切斯覺得他們對他有所隱瞞，有些事他們知道，但我們不知道。」

　　「那也是正常的。」

　　「他試著要他們說出來，但很困難。」

　　「這種事哪有不困難的？」

　　她說：「只要他有消息，就會打電話給我們。」

　　三十分鐘後，我們接到電話。但不是桑切斯打來的，也不是跟布魯貝克或卡邦的事有關，而是維吉尼亞州綠谷鎮的克拉克警探來電，有關克拉瑪夫人案件的進展。

　　他說：「有消息了。」

　　他聽起來很得意，接著開始詳細說明自己做了哪些事，聽起來他用的方法既合理又聰明。他用地圖找出綠谷鎮周圍三百哩範圍內有哪些路可以通往鎮上，然後用電話簿列出這些路上有哪些五金行。他要求手下逐一打電話清查，從中心點開始往外著手。他發現鐵鍬的銷售量在冬天很少，主要的裝修工程都是從春天才開始，有誰想趁天冷時把廚房牆壁打個洞，讓冷風灌進來？三小時後他發現所有的店都沒有賣出鐵鍬，聖誕節後人們買的大多是電鑽與電動的螺絲起子。有些人則是為了幫爐子添柴火而買電鋸，對西部生活充滿幻想的人則是買斧頭。像鐵鍬這種單調乏味的東西是乏人問津的。

　　所以他直接跳過這個步驟，打開全國犯罪資料庫查詢。本來他想查詢有關門被破壞與鐵鍬的報案記錄，但他想自己可以設定一個區域，結果在那範圍內找不到任何紀錄。但是就在他的國家犯罪資訊中心的資料庫中，他查到維吉尼亞州史派瑞維爾地區一家小五金行發生了一起竊盜案。那家五金行是間位於死巷裡的偏僻店家，根據老闆的說法，店頭的窗戶在元旦凌晨被人踢破，因為是假日，收銀機裡面沒有留錢。就他所知，唯一遺失的東西是一把鐵鍬。

　　桑瑪走回牆上的那幅地圖前，在史派瑞維爾上面插了個圖釘。因為史派瑞維爾是個小地方，圖釘一插下去，地圖上那點就完全被塑膠的圖釘頭完全遮住了。然後她又插了根圖釘在綠谷鎮上，兩點之間大概相距四分之一吋，兩根圖釘幾乎碰在一起。兩點之間的距離代表了大約十哩路程。

　　桑瑪說：「看看這個。」

　　我起身趨前，看著地圖。史派瑞維爾位於一條蜿蜒道路的彎曲處，那條路往西南走會通往綠谷鎮，繼續走會通往他處。如果往另一個方向走，除了最後會通往華府之外，沿路沒有什麼地方。所以桑瑪也插了根圖釘在華府上面，然後把小指頭的指甲擺在圖釘上，食指則擺在綠谷鎮。

　　她說：「瓦索與庫莫，他們離開華府後，在史派瑞維爾偷了鐵鍬，然後闖入綠谷鎮克拉瑪夫人家中。」

　　我說：「也有可能不是他們。他們剛從機場出來，沒有車子，而且他們沒有打電話給別人，電話紀錄可是妳自己查的。」

　　她不發一語。

　　我說：「而且他們是癡肥的高級幕僚，就算要他們當賊，也不懂得怎麼偷五金行。」

　　她把手移開地圖，我走回辦公桌，又坐下來，把人員清單弄成整齊的一疊。

　　「我們必須專注在卡邦的案件上。」

　　「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新計畫，克拉克警探現在不會再找鐵鍬了，他要的那把已經被他找到了。」

　　我點頭說：「我們要回歸備受重視的傳統調查手法。」

　　「什麼手法？」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讀的是西點軍校，不是憲兵學校。」

　　我的電話又響了，又是我聽過那個溫暖的南方女人口音：傑克森堡發送了一〇三三與一〇一六兩個訊息代碼。我知道後打開擴音器，整個人靠在椅背上等著。整個房間裡響著嗡嗡嗡的電訊聲，然後又傳來一聲喀。

　　桑切斯說：「李奇？」

　　我說：「還有桑瑪中尉。我們在這邊聽著。」

　　「房裡還有其他人嗎？」

　　我說：「沒有。」

　　「門關著嗎？」

　　「嗯。怎麼回事？」

　　「哥倫比亞市警局又找上我，就這麼回事。他們一點一點把事情告訴我，而且他們好像在玩弄我似的，卯起來幸災樂禍。」

　　「為什麼？」

　　「因為布魯貝克的口袋裡有海洛因、三包少量白粉，還有一大袋現金。他們說那是樁毒品買賣，結果被黑吃黑。」

15

　　我出生在一九六〇年，所以「愛之夏」（指的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以舊金山為中心，往全美各大城市擴散的嬉皮文化與政治反抗運動。）那年我七歲，越南開始撤軍那一年我十三歲，我十五歲那年美軍完全撤走。這意味著我錯過了美軍受麻藥文化影響最深的時期，大家狂嗑「紫霧」（指的是印度大麻燃燒時產生的煙霧，也是一種做成紫色吸墨紙型式的迷幻藥LSD 代稱）的年代與我擦身而過。我趕上的是後期的穩定階段，跟其他一些大兵一樣，偶爾也會哈點大麻，但分量只夠我品嘗出自己偏好的品種與來源，就終身的服用量來說，在美軍裡絕對無法名列前茅，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我只買，不賣。

　　但身為憲兵，毒品交易我見多了，有些成功，有些則失敗。我熟知交易的門道，而且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是，如果發生黑吃黑的情況，有人陳屍交易現場，死者身上是不會有東西的。絕對不會有錢，也不會有毒品。為什麼會有？如果死的是買家，賣家會把他的錢一毛不剩地連同毒品帶走。如果死的是賣家，買家會把整批貨免費帶走，原來要買貨的錢當然也一點都沒花。不管是哪種情況，總是有人用兩顆子彈與花點工夫搜兩下就獲得龐大利益。

　　我說：「桑切斯，這根本是狗屁。這是栽贓。」

　　「當然，這我知道。」

　　「你有告訴對方嗎？」

　　「還需要我講嗎？他們只是老百姓，可不是白癡。」

　　「那他們在幸災樂禍什麼？」

　　「因為這件事變成他們的免死金牌，如果他們破不了案，他們愛怎麼寫都可以，反正丟臉的是布魯貝克，不是他們。」

　　「他們找到目擊者了嗎？」

　　「沒半個。」

　　我說：「一定有人聽見槍聲。」

　　「條子可不是這樣說的。」

　　我說：「威拉會瘋掉。」

　　「干我們屁事。」

　　「你有不在場證明嗎？」

　　「我？我需要嗎？」

　　「威拉會找出你的弱點，為了讓你聽話，他會用各種手段對付你。」

　　桑切斯沒有立刻回答。在他沉默的片刻，電話線路裡發出嘶嘶聲，接著他才開口。

　　他說：「我想我在這裡很安全。指控布魯貝克的是警方，不是我。」

　　我說：「總之小心就是了。」

　　他說：「那還用說。」

　　我掛斷電話，桑瑪正在思考，她的表情很嚴肅，下眼瞼活動著。

　　我說：「怎麼啦？．」

　　她說：「你很確定那是栽贓？」

　　我說：「一定是。」

　　她，說：「嗯。那就好。」她還是站在那幅地圖前面，把手擺回去，小指放在博德堡的那根圖釘上，食指放在哥倫比亞市上面，然後繼續說：「我們的共識是那是栽贓，這點是確定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模式，布魯貝克口袋裡的毒品跟錢就像卡邦屁股上插的樹枝與他背上的優格。一定是故意要誤導辦案方向，掩飾真正的動機。這已經不是猜測了，兩件案子是同一個人幹的，他在這裡殺了卡邦，然後跳上車到哥倫比亞市去殺了布魯貝克。這個順序很清楚，不管是時間、距離或兇手的思維，全都吻合。」

　　我看著她站在那裡，她那棕色的小手像海星一樣伸展開來，指甲上搽了光亮的指甲油，眼睛閃閃發亮。

　　我說：「他為什麼要把鐵鍬丟掉？為什麼殺卡邦是用鐵鍬，殺布魯貝克卻不用？」

　　她說：「因為他偏好手槍，跟任何正常人一樣。但他知道在這裡不能開槍，聲響太大了。距離基地主要營舍僅僅一哩，又是深夜，我們會派人到處追捕開槍的人。但如果是在大城市的高犯罪率地區，沒有人會注意，而且顯然結果也是如此。」

　　「他可以確定這點嗎？」

　　她說：「不，他也不完全確定。是他說要相約見面的，所以他知道要去的是怎樣的地方。但他不能準確掌握現場狀況，所以我猜他還有一把備用武器。但在那時候鐵鍬上到處都是卡邦的血跡與毛髮，他也因為太匆忙而沒時間清理，也沒有軟軟的草皮可以把血擦掉，所以他覺得不能把鐵鍬留在車裡，也許他擔心在南下的路上被交警攔下來，所以才把它丟掉。」

　　我點點頭。鐵鍬終究是可有可無，如果面對一個謹慎又強壯的對手，手槍這種武器還是比較可靠。特別是在城裡的窄巷中，跟他在黑暗中把卡邦幹掉的開放空間大不相同。我打個呵欠，把眼睛閉上，在黑暗中把卡邦幹掉的開放空間，然後我又睜開雙眼。

　　我重複她說的：「他在這裡殺了卡邦，然後跳上車到哥倫比亞市去殺了布魯貝克。」

　　桑瑪說：「沒錯。」

　　我說：「但是妳覺得他已經在車上了。」

　　她又說了一次：「沒錯，是這樣。」

　　「所以妳覺得他開車載著卡邦一起出去，布置了命案現場，然後開車回營區來。妳的推理很棒，而且我們發現鐵鍬的地方算是部分佐證。」

　　她說：「謝謝。」

　　「接著，我們猜他應該是把車停好，然後繼續做他的事。」

　　她說：「沒錯。」

　　「但他不可能只是把車停好，繼續做他的事，因為我們說他直接開車到南卡的哥倫比亞市跟布魯貝克見面。他必須開三小時的車，所以他很匆忙，根本沒時間浪費。」

　　她又說了一次：「沒錯。」

　　我說：「所以他沒有停車，他甚至連煞車都沒踩，而是把車直接開到大門口。只有這條路能夠開出基地。桑瑪，我們知道他在九點到十點間的某個時刻殺掉卡邦後，立刻直接開車從大門出去。」

　　她說：「查一下大門的進出紀錄，桌上有影本。」

　　我們一起查看了進出紀錄。因為巴拿馬的「正義之師」行動，國內所有基地全部都進入備戰狀態，因此所有封閉式基地都準備了裝訂成冊，在右上角事先印好頁碼的簿子，紀錄人員進出的狀識。一月四號當天的紀錄影印得很清楚，我很確定那紀錄沒被竄改，十分精確。憲兵出的紕漏是不少，但至少這種基本文書作業是不會搞混的。

　　桑瑪從我手上把那一頁拿過去，然後把它用膠帶黏在地圖旁邊。我們並肩站著看那張紀錄，裡面有六個欄位，分別記錄著日期、進入時間、出去時間、車牌號碼、乘客姓名以及進出理由。

　　桑瑪說：「進出車輛很少。」

　　我不發一語，我沒辦法知道有十九輛車進出是多是少，因為我對博德堡的了解還不夠深，而且我也很久沒有執行門禁業務了。但如果跟除夕夜的紀錄比較起來，一月四日的進出狀況的確比較單純。桑瑪說：「大部分人都是回營報到。」

　　我點點頭。有十四行紀錄只有填寫進入時間，但出去時間那欄是空著的，那意謂有十四個人進來後就沒出去了。他們都是放假後又回來基地工作的，但也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而離營。我也是其中之一：一四九〇，一一〇二，J ．李奇少校，RT B。意思就是：「一九九〇年，晚間十一點過兩分，李奇少校，返回基地。」我從巴黎回國後還先去了一趟蓋伯曾用過的岩溪鎮辦公室。我的紀錄裡有關車牌號碼那欄寫著「行人」兩字。我的中士也有一筆紀錄，她從基地外的住處過來值夜班，九點半抵達，開的交通工具掛的是北卡的車牌。

　　十四個人，進來就沒出去了。

　　只有五筆出去的紀錄。

　　其中三個是固定載送食物的車輛，開的可能是大卡車。每個陸軍基地都要進很多食材，因為飢腸轆轆等著吃飯的人實在太多。我覺得一天來個三輛卡車還算正常，每一部車進入的時間都是中午過後不久，也大概都是一個多小時後就出去。最後一輛出去的車子是在下午三點離開。

　　接下來有七個小時都沒有出去的車輛。

　　倒數第二筆出營的紀錄是瓦索與庫莫他們倆，他們當時結束在軍官俱樂部的餐會，準備要離開，出營時間是二二〇一。之前他們在一八四五的時候進來，他們借用的那輛國防部車輛的車牌號碼被登記了下來，也寫下了他們的姓名與官階，他們入營的理由則是寫「禮貌性拜訪」。

　　五筆離營的紀錄，已經看到四筆。

　　還剩一筆。

　　只剩一個在一月四日離營的人，他被登記的紀錄是：一四九〇．二二一一，S ．崔佛諾夫中士。相關欄位裡寫了一個北卡的車牌號碼，但是入營時間與理由都沒有紀錄。因此有個叫做崔佛諾夫的中士在基地裡待了一整天或一整週，然後在晚間十點十一分時離開。至於沒有記載理由，是因為衛兵沒有收到指令要盤問人員離營的理由。可能假設他只是出去喝一杯、吃頓飯或找其他樂子。會讓衛兵詢問理由的是那些要入營的人，而不是出營的人。

　　我們又查了一遍，只是為了要十分確定，結果還是一樣。除了瓦索將軍與庫莫上校自己開著水星尊爵出去，然後一位叫做崔佛諾夫的中士開另外一種車出去之外，一月四日那天沒有任何人以開車或步行的方式離開基地，唯一的例外是中午過沒多久後的那三輛食材貨車。

　　桑瑪說：「好了，崔佛諾夫中士，不管他是何方神聖，一定是他幹的。」

　　我說：「一定是。」

　　我打電話到大門，結果接電話的是之前我在調查瓦索與庫莫進出營區時間時跟我通過電話的那傢伙，我認得他的聲音。我要他從我們剛剛看的那頁紀錄的後一頁開始核對，看一個叫崔佛諾夫的中士何時返回基地。我告訴他有可能是一月五日凌晨四點半以後的任何時刻。他花了點時間查閱紀錄，我可以聽見他翻頁時碰觸紀錄簿的仿羊皮紙發出的聲音。他看得很慢、很仔細。

　　那傢伙說：「報告，在早上五點整，一月五日，崔佛諾夫中士在〇五〇〇返回基地。」我又聽到他往下一頁翻，然後繼續說：「他在前一晚2211離營。」

　　「他有什麼不尋常嗎？」

　　「你詢問過的那些裝甲部隊幕僚先離開，十分鐘後他也離開了。我記得他急急忙忙的，還沒等柵欄全部上升就把車開出去了。」

　　「他開哪種車？」

　　「一輛雪佛蘭柯維特跑車，車不是新的，但車況看來很好。」

　　「他回來時你還在值班嗎？」

　　「報告，是。」

　　「你記得當時有怎麼樣嗎？」

　　「沒什麼特別的。我記得有跟他說話，他操外國口音。」

　　「他穿什麼？」

　　「便服，我想應該是皮夾克，我以為他正在放假。」

　　「他在基地裡嗎？」

　　我又聽到他翻動紀錄簿。我想像著他用手指指著五號早上〇五〇〇以後的每一行紀錄，一路往下核對。

　　那傢伙說：「他沒有離營紀錄，所以他現在一定在基地裡的某處。」

　　我說：「謝了，大兵。」我把電話掛掉，桑瑪看著我，「他在〇五〇〇回營，就在布魯貝克的手錶停掉的三個半小時後。」

　　她說：「三個半小時的車程。」

　　「現在他在基地裡。」

　　「他是做什麼的？」

　　我打電話到基地總部，詢問後他們告知我答案。放下話筒後我直視著桑瑪。

　　我說：「他是三角洲特遣隊，是從保加利亞叛逃的，被吸收成為教官，因為他知道一些我們的人不知道的東西。」

　　我從桌邊起身，走到牆上的地圖前，把我自己的手指擺在圖釘上。博德堡上的是小姆指，哥倫比亞市是食指，我好像光是用觸覺來檢驗我們的判斷是對是錯。一百五十哩路，三個小時又十二分鐘抵達，三個小時又三十七分鐘回來。我在腦海裡盤算著，如果去程的平均時速是四十七英里，回程是四十一英里。一輛雪佛蘭柯維特跑車馳騁在深夜的無人公路上，就算手煞車拉上來，他也辦得到。

　　桑瑪說：「我們該去抓他嗎？」

　　我搖搖頭，「不用，我自己來就好，我過去找他。」

　　「這是明智之舉嗎？」

　　「也許不是。但我不希望那些傢伙覺得我被他們嚇到了。」

　　她頓了一會，說：「我跟你一起去。」

　　我說：「好。」

　　那時是下午五點，距離崔佛諾夫回到基地剛好三十六小時，天氣陰暗寒冷。我們帶著手槍、手銬與證物袋，先到汽車調度場去。我們看到裡面有輛悍馬車，車裡有焊在前座後方的隔欄，兩邊的後門都沒有開門的門把。開車的是桑瑪，她把車停在老監獄的大門，衛兵讓我們徒步進去。我們繞過主要建築的外面，找到他們的軍官俱樂部。我停下腳步後桑瑪也不再前進，站在我身邊。

　　她說：「你要進去嗎？」

　　「馬上就出來。」

　　「自己嗎？」

　　我點頭說：「然後我們去一趟他們的兵器室。」

　　她說：「你該放聰明點，讓我跟你進去。」

　　「為什麼？」

　　她猶豫一下，然後說：「我想我可以當個證人。」

　　「什麼的證人？」

　　「目睹你被人修理的證人。」

　　我臉上露出短暫的微笑，「太棒了。」

　　我推門走進去，裡面非常擁擠，燈光黯淡、煙霧彌漫，而且人聲嘈雜。大家看到我後突然陷入一陣沉默，我繼續往前走，每個人都站在原處，完全不打算移動。接著他們轉身面向我，我推擠著人群前進，每經過一個人就要把他擠開，沒有人讓路。他們都用左肩或右肩撞我，我也不發一語地撞回去。我身高六呎五吋，體重兩百三十磅，如果要比賽互相推擠，我應該會是冠軍。

　　經過大廳後我走進酒吧裡，裡面的情形還是一樣。人聲戛然而止，每個人都轉身瞪著我，我在酒吧裡與人推擠碰撞，往前移動，除了粗重的呼吸聲之外，整個酒吧裡只聽得到人們在地板上踩著小碎步以及肩膀相撞所發出的微微聲響。我的眼神只顧著看遠方的牆壁，那個留著落腮鬍而且皮膚黝黑的年輕士官站出來擋住我的去向。他的手裡拿著一杯啤酒，我還是持續前進，他往右方逼近，結果跟我撞得連手上的啤酒都灑出一半。

　　他說：「你害我的啤酒灑出來了。」

　　我停下來，低頭看地板，然後看著他的雙眼，「那你可以用舔的。」

　　我們面對面站了一會兒，我才繼續在下走。我的背後一陣發麻，我知道他瞪著我，但我絕對不會轉身──除非聽到身後傳來有人用桌子把酒瓶擊破的聲音。

　　但是沒人這樣做，我一直走到牆邊，像個游泳選手似的用手碰壁，轉身後又繼續往回走。回程還是一樣，整個酒吧靜悄悄，我稍微加快腳步，用較快的速度穿越人群，肩膀也更用力。因為我持續動著，所以在力量上較占上風，當我距離大廳十步之遙時，人們已經開始讓路了，身體稍微往後退。

　　我想我們已經充分傳達雙方的想法，所以當我回到大廳時，不再用一直線穿過人群，其他人也用敬意回報我。因此我像個很有禮貌的人走回入口，轉身慢慢搜尋人群裡的臉，我一邊看著一群一群人，心裡一邊數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然後我轉身背對他們，走到外面寒冷的新鮮空氣中。

　　桑瑪不在外面。

　　我四處找她，不久後看到她從一個十呎外的送貨入口走出來。她之前從那個入口進入酒吧，我猜她是為了保護我。

　　她看著我，說：「現在你知道了吧？」

　　「知道什麼？」

　　「知道第一個黑人大兵的感覺了吧，還有第一個女兵。」

　　她帶著我走向那座被他們充當兵器室的老舊機棚，我們走過二十呎被掃得很乾淨的水泥地，然後從側邊一個人員出入口進去。她之前說這裡的裝備可以用來武裝一個非洲軍閥的部隊，一點也不誇張。機棚的棚頂上有弧光燈高掛，散發光芒，光線投射在一小列各具特殊功能的車輛上，還有大量一堆堆可攜式武器。我猜布魯克在五角大廈裡扮演的角色非常稱職。

　　桑瑪說：「在這裡。」

　　她帶我走到一個用鐵絲圍成的欄棚，大概有十五呎見方。欄棚有三面牆，屋頂是用防風圍籬做成的，像個狗圈一樣。欄棚有一扇用鐵絲做成的門開著，門的掛鎖吊在欄棚的扣環上。門後有張站著使用的寫字桌，桌後有個穿著戰鬥裝的人。他沒向我們敬禮，也沒立正，但他也沒轉身離去，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我，但這已經是三角洲特遣隊最周到的禮節了。

　　他用店裡夥計的口氣問我，好像我是顧客似的：「有什麼可以效勞的？」他身後的架子上有各種他們常使用的槍枝，我看到五種不同的衝鋒槍，還有一些M16、Al、A2步槍，此外還有一些手槍，有些是全新的，有些則是老舊不堪。它們都被整齊地存放著，但沒有收藏品的感覺，因為它們都是這個行業的工具，沒有太多額外的涵義。

　　那傢伙前方桌上擺了一本武器使用情形的紀錄簿。

　　我問他：「你負責管理武器？」

　　那傢伙說：「就像代客泊車一樣，基地規定在寢室裡不能帶槍。」他看著桑瑪──我猜他跟桑瑪之間也有過同樣的對話，當時她在追查卡邦那把新槍的下落。

　　我問他：「崔佛諾夫中士用哪一種手槍？」

　　「崔佛諾夫？他最愛的是史戴爾GB型手槍。」

　　「我看一下。」

　　他轉身走到擺手槍的架子前，拿了一把黑色的史戴爾GB型手槍。他用手拿槍管的部分，它看起來已經上了槍油，保養得很好。我拿出一個證物袋等他，他直接把槍放進去。我把袋口封起來，透過塑膠袋看著那把槍。

　　桑瑪說：「九毫米。」

　　我點點頭。這是把好槍，只是運氣不夠好。當初史戴爾．戴姆勒．普赫公司製造這款武器時，本來以為奧地利陸軍的大批訂單已經唾手可得，沒想到一間叫葛拉克的公司半路殺出，搶走訂單。結果史戴爾GB型手槍就像個不受疼愛的灰姑娘。但是它也有很多優秀的特質：像是它可以填裝十八發子彈，數量可觀，而且空槍時重量不到二點五磅，真的很輕。花十二秒時間就可以完成分解與重組，的確非常快。最棒的是它有個智慧型瓦斯管理系統，所有自動武器都是靠瓦斯在槍膛裡爆炸來完成射擊程序，並把彈殼退出，把下一發子彈送進來。但實際上有許多子彈太老或力道不足或填充的火藥數量不對，它們在爆炸時的力量並不相同。某些槍枝如果放了一顆火藥太少的子彈，力道不足，就會卡彈。如果火藥太猛，反倒會把人的手炸掉。但是史戴爾GB型手槍的設計讓它可以排除困難。如果我是個特種部隊隊員，必須跟一些三流游擊隊員合作，使用他們給的來路不明的彈藥，我就會選擇這款手槍。不管我用的是哪一種子彈，我會希望每一發都可以順利發射出去。

　　隔著塑膠袋我壓住扳機後面的彈匣扣，然後搖動袋子，直到彈匣從槍把上掉下。這是個十八發子彈的彈匣，裡面有十六發子彈。我拉住槍栓，從槍膛裡退出一顆子彈。所以他離營時帶著十九發子彈，彈匣裡十八發，槍膛裡一發。但是回來時只剩十七發，彈匣裡十六發，槍膛裡一發。所以他擊發了兩顆子彈。

　　我說：「有電話嗎？」

　　那位「店員」對著機棚角落的一個電話亭點點頭，距離他的欄棚有二十呎。我走過去撥電話給我的值班士官，接電話的是那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夜班的那位女中士也許還在她的拖車上哄寶寶睡覺，然後沖澡準備上路來工作。

　　我說：「幫我接傑克森堡的桑切斯。」

　　我把話筒放在耳邊等待，過了一分鐘，然後兩分鐘。

　　桑切斯說：「怎樣？」

　　我說：「他們有找到彈殼嗎？」

　　他說：「沒有。那傢伙一定清理過現場。」

　　「可惜，不然就證據確鑿了。」

　　「你已經找到那傢伙了？」

　　「我正拿著他的史戴爾GB型手槍，子彈裝滿後發射過兩次。」

　　「是誰？」

　　「等等再告訴你，讓那些老百姓緊張一下。」

　　「我們的人嗎？」

　　「很可悲，不過是真的。」

　　桑切斯不發一語。

　　我說：「他們有找到彈頭嗎？」

　　他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那是個巷子，不是嗎？子彈會飛多遠？一定是穿進磚牆裡了。」

　　「有子彈對我們也沒好處。它們會損壞到認不出來。」

　　我說：「他們是全金屬彈殼子彈，不會壞的。至少我們可以秤重。」

　　「他們還沒找到。」

　　「還在找嗎？」

　　「我不知道。」

　　「他們找到目擊證人了嗎？」

　　「沒有。」

　　「找到布魯貝克的車了嗎？」

　　「沒有。」

　　「桑切斯，車一定在那裡。他開車南下，在午夜或凌晨一點抵達，那車子非常顯眼。他們沒在找嗎？」

　　「有些東西他們沒講，我感覺得到。」

　　「威拉到了嗎？」

　　「隨時會到。」

　　我說：「告訴他，布魯貝克的案子我們插不了手。還有告訴他，你聽說另一個案子不是訓練出意外，光這樣就夠他忙了。」

　　接著我掛斷電話，走向那個欄棚。桑瑪人在裡面，她跟那位「店員」肩並肩站在桌子後面。他們一起在翻閱那本紀錄簿。

　　她說：「看看這個。」

　　她用兩根食指指出兩個地方給我看。崔佛諾夫在一月四日晚上七點半簽名，把他的手槍領走，一月五日的凌晨五點十五分把手槍繳回。他簽的名字很大，而且看來很笨拙。他是個保加利亞人，我猜他在成長過程中慣用的書寫系統是斯拉夫文的西里爾字母，還不太會用羅馬字母。

　　我說：「他為什麼把槍領走？」

　　他說：「我們不問理由，我只負責文書作業。」

　　我們從機棚裡出來，往寢室移動。經過一片開放式停車場的尾端，裡面停了四、五十輛車。都是一般大兵開的車，沒有進口貨。裡面有些老舊的標準款轎車，但大多是載貨卡車或底特律車廠出品的雙門小車，有些用噴漆漆上火焰與條紋，有些則是加裝了往後翹的擾流板，或者使用鉻金屬鋼圈椅級名牌輪胎。裡面只有一輛柯維特跑車，它是紅色的，獨自一台遠遠停在一排停車位最後面，跟每輛車都距離三格之遙。

　　我們繞過去看車。

　　它的車齡大概十年，車內外看來都一塵不染。車子四處都被洗得乾乾淨淨，並且上了蠟，應該是這兩天的事情而已。輪弧看來閃閃發亮，輪胎也洗得黑亮。三十呎外的機棚牆上掛著捲好的水龍頭水管。我們彎腰從車窗看車內，內部看來已經用清潔劑清理擦拭過，而且用吸塵器吸乾淨了。車子雖然只有兩個座位，但有一個用隔板隔出的後車廂，空間小小的，如果要用來放件大衣與一支鐵鍬，已經綽綽有餘。桑瑪跪下來用手指去摸兩邊鋼樑的下側，結果手還是乾淨的。

　　她說：「沒有車道上的沙礫，座位上也沒有血漬。」

　　我說：「地板上也沒有優格的盒子。」

　　「案發後他自己清理過了。」

　　我們離開車子，從他們的大門走出來，把崔佛諾夫的槍鎖在悍馬車的前座。然後轉身又走回裡面。

　　我不想讓人事參謀插手這件事，我只想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崔佛諾夫帶走，所以我們從食堂廚房的門進去。我找到一個雜役，要他隨便編個藉口，把崔佛諾夫從廚房帶出來，然後我們又回到外面的寒冷空氣中等著。五分鐘後那位雜役自己出來，他說崔佛諾夫不在食堂裡。

　　所以我們前往被當作寢室的牢房，我們問了一個剛沖完澡的大兵，他告訴我們該去哪裡找崔佛諾夫。我們走過卡邦留下來的寢室，裡面非常安靜，沒有人動他的東西。往下再走三間，就是崔佛諾夫的寢室。到那裡後我們發現他的門是開著的，那傢伙坐在一道窄窄的吊床上看書。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就我所知，保加利亞沒有特種部隊，在簽署《華沙公約》的國家裡，並不常見特種部隊。捷克有個很棒的空降旅，波蘭有空降與兩棲部隊，蘇聯自己有些隸屬特勤隊（vysotniki ）的狠角色。除此之外，東歐地區的部隊都是「重量不重質」──只要投入戰場的人數夠多、時間夠久，而且你不在意有三分之二的人會被犧牲掉，那終將獲得勝利。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這傢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就北約組織的特種部隊而言，在選人與訓練的過程中，耐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有些傢伙可以扛著很重的東西奔跑五十哩路，叫他拿著廚房洗手槽他也照幹。他們可以在地勢險峻的地方連續行軍一個星期不用睡覺，因此北約組織各國的特種部隊通長是短小精幹的傢伙，身材像馬拉松選手。但這個保加利亞人非常魁梧，他的塊頭至少跟我一樣大，也許比我更壯。可能有六呎六吋高，兩百五十磅重。他是個光頭，方形臉孔看起來還挺帥的，但是只要投射在上面的光線不對，就會變得一臉兇狠。當時他寢室屋頂的日光燈沒幫他變帥，而是看來很累。他那既深邃又靠近的眼窩裡有雙目光銳利的眼睛。他的年紀比我長個幾歲，看來大概三十出頭。他有雙大手，身穿全新的戰鬥服，上面沒有任何名字、階級與部隊番號。

　　我說：「起立。」

　　他把書放下，小心地攤開向下，擺在身旁，好像不想浪費空間似的。

　　我們幫他上了手銬，毫不費力的就把他帶上悍馬車。他是個大塊頭，但是不發一語，好像很認命似的，像是很清楚基地門口與兵器室的紀錄簿遲早會把他做的事洩漏出來。

　　我們把他載回我辦公室，路上沒出任何紕漏。我們要他坐下，解開手銬，然後再把他的右手腕重新銬在椅腳上，接著再拿一副手銬把他的左手腕也銬在椅腳上。他的手腕很大，幾乎跟大部分男性的腳踝一樣粗。

　　桑瑪站在地圖旁，瞪著那些圖釘，那神情好像在引導他的目光去看那幅圖，然後告訴他說：我們知道了。

　　我坐在辦公桌前，說：「為了做筆錄，我還是得問一下你姓什麼。」

　　他說：「崔佛諾夫。」他的腔調很重，難以辨識，發的音全部留在喉嚨裡。

　　「名字呢？」

　　「斯拉比。」

　　我說：「斯拉比．崔佛諾夫，你的官階呢？」

　　「在祖國我是個上校，現在我是中士。」

　　「祖國的哪裡？」

　　「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市。」

　　「就一個上校而言，你的年紀算是很年輕。」

　　「我的工作表現很棒。」

　　「你做的是什麼工作？」

　　他沒有回話。

　　我說：「你的車很炫。」

　　他說：「謝謝稱讚，那種車一直是我的夢想。」

　　「一月四日晚上，你開車去了哪裡？」

　　他沒有回話。

　　我說：「保加利亞沒有特種部隊。」

　　他說：「是沒有。」

　　「那麼，你在那裡是做什麼的？」

　　「我在一般部隊服役。」

　　「職務內容是？」

　　「我是保加利亞陸軍、祕密警察以及蘇聯特勤隊的三方聯絡人。」

　　「你的專業呢？」

　　「我曾經在GRU接受五年訓練。」

　　「什麼GRU？」

　　他微笑對我說：「我想你知道。」

　　我點點頭。GRU是蘇聯軍情局，介於憲兵隊與三角洲特遣隊之間的一種單位。他們都是些狠角色，如果惹火了他們，他們絕不手下留情。

　　我問他：「你為什麼在這裡？」

　　他說：「來美國嗎？我在等待。」

　　「等什麼？」

　　「等待祖國的共產黨垮台。我想那天快來臨了，然後我會回國。我對祖國很自豪，那是個有很多好人的好國家，我是愛國主義者。」

　　「你在三角洲特遣隊教些什麼？」
　　「教一些已經過時的事，像是如何對抗那些跟我接受同樣訓練的人。但是我想這場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們贏了。」

　　「你必須告訴我們，你在一月四日晚上去了哪裡。」

　　他不發一語。

　　「你為什麼叛逃？」

　　他說：「因為我是愛國的異議分子。」

　　「最近才成為異議分子的嗎？」

　　「我一直都是，而且差點被抓到。」

　　「你怎麼逃出來的？」

　　「從土耳其。我逃到那裡的美軍基地。」

　　「告訴我一月四日晚上的事。」

　　他不說話。

　　我說：「我們扣留了你的槍。你之前曾經把槍領走，然後在晚間十點十一分離開基地，隔天凌晨五點回來。」

　　他不發一語。

　　「你開了兩槍？」

　　他不發一語。

　　「你為什麼要洗車？」

　　「因為那是很漂亮的車，我總是一週洗它兩次，那種車一直是我的夢想。」

　　「你去過堪薩斯州嗎？」

　　「沒有。」

　　「那是你即將要去的地方。你回不了索菲亞市了，你必須報李文沃斯市。」

　　「為什麼？」

　　我說：「你知道為什麼。」

　　崔佛諾夫沒有動，還是靜靜坐著。他把背往前弓，他被銬在椅腳上的手腕舉到與膝同高。我也靜靜坐著，不確定我該做什麼。我們的三角洲特遣隊員接受過反偵訊的訓練，這我是知道的。他們被訓練要怎樣對抗藥物、拷打以及感覺剝奪等刑罰，還有其他各種你可以想像得到的逼供手段。上頭甚至允許教官針對學員進行實際的實驗，所以我甚至想像不到崔佛諾夫在蘇聯軍情局期間曾經有過什麼遭遇。我想能夠用來逼問他的手段並不多，而且我最多能做的也只是把人毒打一頓。不過我猜這傢伙就算被人肢解，也逼問不出什麼。

　　所以我轉而採用傳統的偵訊手法：說謊，還有賄賂。

　　我說：「有些人說卡邦那傢伙讓陸軍丟臉。所以我們不一定會追根究底，如果你說實話，我們可以把你遣送到土耳其。你可以在那裡等到可以回家。」

　　他說：「殺卡邦的人是你，大家都這樣講。」

　　我說：「他們錯了。而且布魯貝克也不是我殺的，因為我不在場。」

　　他說：「我也沒殺人。」

　　他很鎮靜。接著他開始明白了一件事，他的眼睛開始左看右看，他抬頭看桑瑪的圖，看著那些圖釘，看看她、看看我。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我看見他對自己說「卡邦」，然後「布魯貝克」，他沒有出聲，但我看得懂他那生硬的發音方式。

　　他說：「等等。」

　　他說：「長官，不是我。」

　　我說：「你說說看，崔佛諾夫。」

　　「你以為是我把卡邦跟布魯貝克做掉的？」

　　「不是嗎？」

　　他又陷入沉默，低頭不語。

　　我說：「你說說看，崔佛諾夫。」

　　他抬起頭。

　　「不是我。」

　　我坐在那裡看著他的臉，過去六年來我調查過大大小小各種案件，在崔佛諾夫之前，在我面前看著我的雙眼對我說「不是我」的人至少已有一千人。問題在於，這一千人裡有部分說的是真話，而我開始思考，崔佛諾夫說的或許也是真的。這件事一定有哪裡不對勁，我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我說：「那你必須提出證明。」

　　「我沒辦法。」

　　「你一定要，否則你會被關起來。卡邦的死也許不需要有人負責，但布魯貝克的情況就不同了。」

　　他不發一語。

　　我說：「我們重新來過，一月四日晚上你在哪裡？」

　　他只是搖搖頭。

　　我說：「你一定在某處，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你不在基地裡，你帶著你的槍離開基地又回來。」

　　他不發一語，只是看著我。我也凝視著他，不說一句話。他現在的沉默，跟我之前常常見識的情形一樣，內心充滿絕望與衝突。他在椅子上移動，但是動作小到我們幾乎感覺不出來，但他的左右兩邊正在猛烈拉鋸著，一邊是想要把他的行蹤告訴我們，另一邊則覺得死也不能講。看到他的表現，等於是活生生地示範了「進退維谷」這四個字。

　　我說：「一月四日晚上，你有犯罪嗎？」

　　他的深邃雙眼抬頭看我，他的頭完全不動。

　　我說：「好吧。我換個方式說好了。你做的事，是比用槍打爆布魯貝克的頭更惡劣的嗎？」

　　他不發一語。

　　「你有到華府去，強暴總統的兩個十歲孫女嗎？」

　　他說：「沒有。」

　　我說：「我給你個提示好了。在美國，只有我剛剛說的那件事是比殺掉布魯貝克還嚴重的罪。如果你沒做那件事，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他不發一語。

　　「說吧。」

　　他說：「這是私事。」

　　「哪種私事？」

　　他沒有答話，桑瑪嘆了口氣，離開地圖邊。她也開始懷疑，不管崔佛諾夫去的是什麼地方，都有可能不是南卡的哥倫比亞市。她抬起眉頭，看著我。崔佛諾夫在椅子裡移動，手銬與椅腳的金屬發出鏗鏘聲。

　　「我會有什麼遭遇？」

　　我說：「那要看你做了什麼。」

　　他說：「我收到一封信。」

　　「收信不是一種罪。」

　　「那是一個朋友的朋友寄來的。」

　　「信的內容是什麼？」

　　「是索菲亞市的一個男人寫的。」

　　他坐著，背往前弓，手腕還銬在椅腳上，然後他把那封信的故事告訴我們。從他說話的語氣聽起來，他好像覺得這是只會發生在保加利亞人身上的事。但實際上不是的，這是一個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故事。

　　有個住在索菲亞的保加利亞男人，他的姊妹曾是個小牌體操選手，她在大學期間跟著體操隊一起到加拿大表演，結果乘機投奔自由，最後在美國定居。她嫁給一個美國人，歸化為美國公民。結果她丈夫是個壞蛋，她寫信給住在老家的兄弟，長長的信裡講的都是她不快樂的生活。她被毆打凌辱，丈夫對她很殘暴，甚至監禁她。她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共產黨的信件檢查人員沒有扣住這封信，因為任何讓美國難堪的事物，他們都可以接受。她的兄弟在索菲亞有個朋友熟知異議分子的圈子，他那位朋友有崔佛諾夫在北卡博德堡的地址。崔佛諾夫在逃往土耳其之前曾經與許多異議分子保持聯絡，所以那位兄弟的朋友幫他先把信寄給一個會到奧地利買機器零件的傢伙。那傢伙到奧地利之後幫他把信寄出，信才來到了博德堡。崔佛諾夫在二日一早部隊發信時收到信，信上用大大的西里爾字母寫著他的名字，上面貼了各國郵票，還蓋了許多「航空郵件」的章。

　　他自己在房裡讀那封信，他知道對方要他幫什麼忙。基於一股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操，時間與距離的差異，還有關係的遠近顯得沒那麼重要，所以他覺得好像是自己的姊妹被人欺負。那女人住在一個叫恐怖角的地方，他覺得那地名與她的處境實在太相稱了。他去了一趟連部，用地圖查出那地方在哪裡。

　　他最近一次放假時間在一月四日晚間，於是他計畫一下，想想看要說些什麼，他想勸對方不要再動那個保加利亞女人一根寒毛，因為她有個朋友住在開車就可以趕到的地方。

　　我問他：「信還在嗎？」

　　他點頭說：「但你又看不懂，他是用保加利亞文寫的。」

　　「你那晚穿什麼衣服？」

　　「便服。我不是白癡。」

　　「哪種便服？」

　　「皮夾克跟藍色牛仔褲，最美式的穿法。我只有這種便服。」

　　「你怎麼對付那傢伙？」

　　他搖搖頭，不回答。

　　我說：「好。那我們去一趟恐怖角。」

　　我們還是把崔佛諾夫銬在那輛悍馬車的後座，開車的是桑瑪。恐怖角位於美國東南沿海的大西洋海岸上，大概有一百哩路程，坐悍馬車去那裡是不太舒服。但如果坐的是柯維特跑車，情況就大不同，儘管我不記得自己坐過那種跑車，也不認識任何一個那款車的車主。

　　而且我也沒去過恐怖角。美國境內我還有許多地方沒去過，恐怖角是其中之一，不過我看過那部電影，我不記得在哪裡看的，可能是在酷熱的帳篷裡。那是一部由葛雷哥萊．畢克跟勞勃．米契演的黑白電影，兩人在戲裡有深仇大恨。我記得那是部娛樂性很高的片子，但是很多地方令人看了很生氣。播片的過程中訕笑聲不斷，勞勃．米契在第一捲片子時早就該死了。那些活老百姓在戲裡把氣氛搞得緊張兮兮，不就是為了延長故事，拍出一部九十分鐘長的片子？這種手法對我們這種大兵是沒有吸引力的。

　　快到目的地時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我們經過一個招牌，上面說我們已經靠近威明頓市外圍，招牌上宣稱它是個歷史悠久的港市，而且風景如畫。但崔佛諾夫從後座告訴我們，不要走威明頓市，要在這裡左轉，穿過一片沼地。我們在黑暗中經過一片沒有地名的地方，然後到了一個叫「南港」的小鎮再度左轉。

　　桑瑪說：「恐怖角在南港鎮的外海，它是個海島，有座橋可以連接。」

　　但我們根本還沒靠近海岸，甚至連南港鎮都還沒到，就又停了下來。崔佛諾夫又從後面為我們帶路，當時我們正經過右手邊一個由拖車構成的社區。那是個位於新生地的長方形平坦區域，看起來好像有人把沼地裡的泥土挖出，灌水變成湖泊，挖出的土則填成一片有兩、三個美式足球場大小的新生地。新生地四周都是排水用的溝渠，旁邊有電線杆提供電源，聚集在此的拖車大概有一百輛。透過車頭燈我們看到有些車的車身是一般車子的兩倍寬，還有許多附加配件，外面還有花園跟尖木樁圍籬。有些拖車很普通而且老舊，其中一部分跟其他拖車不在一起，它們被棄置一旁。我們距離海岸還有十哩遠，但隱約感受得到海上的暴風。

　　崔佛諾夫說：「在這裡右轉。」

　　拖車社區中間有條主要車道，車道上如果往右轉或左轉，就會轉進比較窄的小路。崔佛諾夫指示我們穿越迷宮般的小路，我們在一輛車身是萊姆綠的拖車外停車──車子雖然已經老舊，但看得出它往日的體面。車身塗裝嚴重剝落，屋頂的柏油也都翻了起來。車上裝了支煙囪，窗戶反射著電視畫面傳來的藍光。

　　崔佛諾夫說：「她叫艾蘭娜。」

　　我們把他留在車上。敲門後，來開門那個女人讓我們見識到什麼叫被痛揍過的女人──她的樣子看起來很糟糕，眼角到處都是已經變黃的瘀傷痕跡，她的鼻梁跟下顎應該都斷過，而且從她動作緩慢的模樣，可以看出她的陳年舊傷應該還很痛，也許肋骨才剛斷過。她穿著一件很薄的居家服，腳蹬男用鞋，但全身洗得乾乾淨淨，頭髮往後紮了起來。她的眼睛彷彿會說話，眼神中帶著自傲，或者因為存活下來而感到自滿。因為貧窮、家暴與身為外國人，這三個因素使她看到我們的時候有點緊張。

　　她說：「怎麼樣？有什麼事嗎？」她的腔調就跟崔佛諾夫一樣，但聲音比較高，聽起來很動人。

　　桑瑪輕聲對她說：「我們必須跟妳談談。」

　　「談什麼？」

　　我說：「談一談斯拉比．崔佛諾夫幫了妳什麼忙。」

　　她說：「他沒幫我什麼忙。」

　　「但妳知道這個名字？」

　　她頓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裡面會一團亂，也許到處是空啤酒罐、菸灰缸裝滿菸蒂，到處是塵土，亂七八糟。但拖車裡乾淨又整齊，一切井然有序。雖然冷，但還能忍受，而且裡面沒有其他人。

　　「他在哪？」

　　她沒有回答。

　　桑瑪說：「我猜他在醫院裡，對吧？」

　　艾蘭娜只是看著她。

　　我說：「崔佛諾夫先生幫了妳，現在該換妳幫他了。」

　　她不發一語。

　　「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他不是在這裡做好事，那他就是在別處做壞事。所以我必須知道他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她不發一語。

　　我說：「這非常非常重要。」

　　她問我：「如果兩件都是壞事呢？」

　　我說：「這兩件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相信我，天壤之別。所以妳要一五一十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我稍稍往拖車裡走，發現電視播放著公共電視的節目，音量很低，我可以聞到清潔劑的味道。既然她老公已經不在了，她要用拖把和提桶來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並且靠電視吸收新知。

　　她說：「整個過程我不是一清二楚。崔佛諾夫先生只是來把我丈夫帶走而已。」

　　「時間呢？」

　　我點點頭。應該是在午夜。他在十點十一分離開博德堡。一百哩路，如果他那輛柯維特跑車沿路始終維持五十哩時速，一小時四十九分後就會來到這裡。我看著桑瑪，她對我點點頭。很容易。

　　「他在這裡待多久？」

　　「只有幾分鐘，他還正式介紹自己，說明自己要做什麼，還有原因何在。」

　　「就這樣？」

　　「他穿什麼衣服？」

　　「皮夾克，還有牛仔褲。」

　　「他開哪種車？」

　　「我不知道那款車叫什麼，是一輛低底盤的紅色車子。是輛跑車，排氣管會發出噪音。」

　　我說：「好。」我對桑瑪點點頭，然後往門口方向移動。

　　艾蘭娜說：「我丈夫會回來嗎？」

　　我回想第一次見到崔佛諾夫的模樣：六呎六吋、體重兩百五十磅的大光頭。粗腕大手，銳利的目光，還有他在蘇聯軍情局的五年經歷。

　　我說：「我會說機率微乎其微。」

　　我們坐回悍馬車上，桑瑪發動引擎，我轉身透過鐵絲網隔板跟崔佛諾夫講話。

　　我問他：「你把那傢伙丟在哪裡？」

　　他說：「通往威明頓市一條路上。」

　　「時間呢？」

　　「凌晨三點。我停在一具公共電話旁，打電話報警。我沒有表明身分。」

　　「你花了三小時折磨他？」

　　他慢慢點頭說：「我想讓他完全了解我要傳達的訊息。」

　　桑瑪把車開出拖車社區，先轉向西邊，然後往北朝威明頓市開。我們經過市區外圍的那座宣傳招牌，然後開始找醫院。繼續往裡開四分之一哩後我們就看到了醫院。那家醫院的規模與功能都很符合實際需求，它大部分是兩層建築，有一道架有寬闊遮雨棚的救護車入口。桑瑪把車停在一個專用車位，從上面的名字看來我想那是位印度裔醫生。我把後門打開，讓崔佛諾夫出來，把手銬打開，放進我的口袋。

　　我問他：「那傢伙叫什麼？」

　　「皮寇斯。」

　　我們三個一起進去，我把我的特調組徽章拿給檢傷分類站後面的執勤人員看。事實上，那枚徽章在老百姓的世界裡並不代表任何權力或優勢，但那傢伙的反應就像它給了我無上的管轄權一樣，其實大部分老百姓的反應都是這樣。

　　我說：「一月五日凌晨，有人被送來這裡。」

　　那傢伙翻閱一疊放在他右邊架子上的鋁製寫字板，把其中兩個抽出來。

　　他說：「男性或女性？」

　　「男的。」

　　他把其中一個寫字板丟回架上，另一個全部抽出。

　　他說：「一位無名氏，急需醫療照顧的男性，沒有證件、沒有保險。他宣稱名叫皮寇斯，警察在路邊發現他。」

　　我說：「那就是我們的人。」

　　他說：「你們的人？」他看著我的制服。

　　我說：「我們也許可以幫他支付醫藥費。」

　　這點引起他的注意。他瞥著那堆寫字板，好像心裡想著：一個解決了，還有兩百人的帳單。他說：「他在手術恢復室。」然後指著電梯說：「二樓。」

　　他還是站在櫃檯後，我們三個一起搭電梯，出電梯後循著標誌走向手術恢復室。恢復室門外護理站一個護士把我們擋下，我給她看徽章。

　　我說：「要找皮寇斯。」

　　她指向走廊另一頭，一個關著門的單人房，說：「只能探視五分鐘，他的傷勢很重。」

　　 崔佛諾夫面露微笑，我們穿越走廊，打開那個病房房門。裡面的燈光黯淡，有個傢伙躺在床上睡覺。我看不出他的身材高矮胖瘦，因為大部分身體都打上了石膏，他的雙腿蜷縮著，因為雙膝都因槍傷而綁上繃帶。床的另一邊是個燈箱，上面夾著許多X光片。我打開燈看了一下片子，每張片子上面都有日期，而且片子邊緣用手潦草地寫著：「皮寇斯」。這些片子拍的是他的雙手、肋骨、胸部以及雙腿。人體有超過兩百一十根骨頭，皮寇斯的大部分骨頭似乎都斷了。這個醫院的放射科預算大概有一大部分都被他一個人花掉了。

　　我把燈關掉，用腳踢床兩下。那傢伙被吵醒了，黯淡的燈光照在他臉上，光是從他看到崔佛諾夫後露出的表情，就能算是不在場證明了。他看起來整個人僵住了，心頭像是浮現無限恐懼。我說：「你們兩個到外面等。」

　　桑瑪帶著崔佛諾夫到外面去，我走到床頭旁邊，說：「你還好嗎，混球？」

　　那個叫皮寇斯的傢伙臉色慘白，冒著冷汗，想必他石膏裡的手腳也在發抖。

　　他說：「就是他，那邊那傢伙幹的。」

　　「他做了什麼？」

　　「他開槍打我的腳。」

　　我點點頭，看看槍傷的包紮。他開了兩槍，射穿這傢伙的膝蓋，所以他的槍裡少了兩顆子彈。

　　我說：「從前面還是旁邊打？」

　　他說：「旁邊。」

　　我說：「如果從前面打，更糟。你很幸運，幸運的人通常是些混球。」

　　「我沒做壞事。」

　　「沒有嗎？我剛才跟你老婆見了一面。」

　　「那個外國賤貨。」

　　「別這樣講。」

　　「那是她自己的錯，她不聽話。《聖經》裡也說，女人就該聽話。」

　　「閉嘴。」

　　「你不幫我找他算帳嗎？」

　　我說：「幫。幫你在一邊看著。」

　　我揮手做了一個手勢，好像在幫他趕走被單上的蒼蠅，結果手背打在他的右膝側邊。他尖叫一聲，我離開床邊走出門，發現那位護士正看向我這邊。

　　我說：「他的傷勢真的很重。」

　　我們坐電梯下樓，為了避免與檢傷分類站那傢伙見面，我改走大門。我們不發一語地繞到悍馬車旁。我幫崔佛諾夫打開後門，但在他上車前把他擋下，我跟他握握手。

　　我說：「我向你道歉。」

　　他說：「這樣我還有事嗎？」

　　我說：「我不會找你麻煩，你跟我是同一類人，但你很幸運，你有可能打斷他的股動脈，把他殺掉。如果是這樣，情況就不同了。」

　　他的臉上露出淺淺的微笑，顯得很平靜。

　　他說：「蘇聯軍情局的五年不是白待的。我知道怎麼殺人，也知道怎麼避免把人弄死。」

16

　　我把崔佛諾夫的史戴爾手槍還給他，讓他在三角洲特遣隊的大門口下車。他可能會把槍還回去，然後走回房間，又開始從剛才看到的那一頁繼續往下看書。我們繼續往下開，把悍馬車還回汽車調度場，然後走回辦公室。桑瑪直接走到那一頁還貼在牆上地圖旁邊的大門進出紀錄。

　　她說：「瓦索與庫莫，那天只剩他們曾經離開基地。」

　　我說：「如果妳說是他們把手提箱丟出車外，前提是，他們的車必須是往北開。他們沒有朝南開往哥倫比亞。」

　　她說：「好。所以殺卡邦跟布魯貝克的不是同一人。他們之間沒有關聯，我們的時間都算浪費掉了。」

　　我說：「在真實世界裡，辦案就是這麼一回事。」

　　二十分鐘後我的電話響起，我發現真實世界更糟糕了：打電話的是我的中士，有個小男嬰那個，她要幫傑克森堡的桑切斯把電話接過來。

　　他說：「威拉來過又走了，不可思議的傢伙。」

　　「早跟你說過了。」

　　「他把能用的招式都用在我身上。」

　　「但你刀槍不入。」

　　「這要感謝上帝。」

　　我頓了一會兒才說：「你有提到我找到嫌犯了嗎？」

　　他也頓了一會兒才說：「你要我說的，難道我不該說嗎？」

　　「唉！那是條死胡同。一開始看起來很有可能是他，結果不是。」

　　「他正在去你那邊的路上，兩小時前就出發了。那他一定很失望。」

　　我說：「太棒了。」

　　桑瑪問我：「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我說：「威拉這傢伙基本上是個什麼貨色？」

　　她說：「是個見風轉舵的官僚。」

　　我說：「沒錯。」

　　嚴格來講，陸軍有二十六個官階。菜鳥一進來掛的階級是E1級大兵，一年後如果他沒做任何傻事，會自然被晉升到E2級，再一年後則升為E3初級。如果表現再好一點，可能會升得更快。這條升級之路可以一路延續到五星上將的官階──不過就我所知，好像只有喬治．華盛頓與杜懷特．大衛．艾森豪兩人升到最高一級。拿我當例子，如果我們把E9這個等級分為最小的士官長，還有它上面兩級的一等士官長與特等士官長，然後再把准尉的四個級數都算進來，等於要升十八級才能做到少校，未來我還有七個階級可以讓我繼續往上爬。所以像我這種少校，可以說是夾在中間，常要想辦法對抗上面的命令，但也常遇到下面的人抗命。所以說，在這分為二十六個階級的百萬大軍中，抗命可說是一門繪畫藝術，一個上級與部屬私下會面的場合，可說是一塊表現抗命藝術的畫布。

　　所以我要桑瑪離開，自己等著威拉。她跟我爭，但最後也同意我們倆總得有個人不被人盯著，這案子才能繼續辦下去。所以她去吃晚餐，我的中士去幫我買個用烤牛肉、瑞士起司與一點美乃滋、芥末做的白麵包三明治。牛肉半熟，三明治很好吃。然後她也幫我倒了咖啡，第二杯喝到一半，威拉就來了。

　　他直接開門進來，也沒關門。我沒起身，也沒敬禮，甚至連咖啡杯都沒放下。他不敢對我發作，這點我也料到了。因為他知道我有個嫌犯，可以把布魯貝克這案子從哥倫比亞市警方手上拿回來，還可以避免一個菁英部隊的上校跟暗巷裡的藥頭扯上關係，所以他不得不讓我三分。所以他準備好發動客氣與友善的攻勢，也可能是他正想辦法跟下屬建立交情。他坐下後又開始扯褲管，臉上擺出一副「這是男人間的對話」的表情，好像我們剛才一起幹了什麼大事。

　　他說：「從傑克森堡到這裡一路都很順，路況不錯。」

　　我不發一語。

　　他說：「我剛買了一輛很炫的龐帝克GTO跑車，我在引擎上加裝了又粗又亮的引擎喉管，跑得有夠快。」

　　我不發一語。

　　「你喜歡肌肉車嗎？」

　　我說：「不，我喜歡搭公車。」

　　「真無趣。」

　　「好，那我換個方式說吧，我不像某人對自己那話兒的尺寸不滿意，非得從別的地方得到滿足。」

　　他的臉色變白，然後脹紅，那顏色就像崔佛諾夫的柯維特跑車。他怒視著我，好像他真的是個狠角色似的。

　　他說：「向我報告布魯貝克一案的進度。」

　　「布魯貝克的案子不是我辦的。」

　　「桑切斯說你發現了嫌犯。」

　　我說：「那是假警報。」

　　「你確定嗎？」

　　「千真萬確。」

　　「誰是嫌犯？」

　　「你前妻。」

　　「啊？」

　　「有人說全陸軍一半的上校都跟她有一腿，她總是這樣，好像是她的嗜好。所以我猜應該包括布魯貝克。我想機率應該是一半一半。」

　　他瞪著我。

　　我說：「開個玩笑。他只是個無名小卒，這條路是死胡同。」

　　他氣壞了，把頭轉開，我起身把辦公室門關起來。走回桌子後我又坐下，與他面對面。

　　他說：「你的臭屁真是讓人難以置信」

　　「那你投訴我啊，威拉。可以跟你的長官說我傷了你的感情。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人相信你。他們會覺得你連這種小事都搞不定，你的紀錄裡也會留下這一筆。一旦被貼上這標籤，你甭想當上一星少將了。」

　　他在椅子上又開始像蟲一樣蠕動，身體朝兩邊動來動去，看著四周。最後他把目光擺在桑瑪的地圖上。

　　他說：「那是什麼？」

　　我說：「地圖。」

　　「什麼地圖？」

　　「美東地區的地圖。」

　　「圖釘代表什麼意義？」

　　我沒有回話。他起身後走到牆邊，用指甲去碰觸圖釘，依序查看了華府、史派瑞維爾、綠谷鎮、雷利市、博德堡、恐怖角以及哥倫比亞市等地方。

　　他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說：「只是些圖釘而已。」

　　他把綠谷鎮的圖釘拔掉，「我叫你不要管克拉瑪夫人的案子。」

　　他繼續把其他圖釘都拔掉，全部丟在地板上。然後他看到進出大門的紀錄，一 路往下瀏覽，直到他看到瓦索與與庫莫的名字。

　　他說：「我也叫你別去惹他們。」

　　他把那張清單從牆上撕下，牆上一部分的漆也跟著膠帶一起剝離，然後他把地圖也撕下來，掉了更多的漆。牆上留下了圖釘插過的一個一個洞，這些洞看起來就像一幅地圖，或者星座圖。

　　他說：「牆上被你釘出一個一個洞，我不容許有人破壞陸軍財產，這真是太不專業了。來你這房間的訪客會怎麼想？」

　　我說：「他們會覺得這面牆上本來有張地圖。是你把它撕下，搞得亂七八糟的。」

　　他把那團縐紙丟在地板上，說：「你要我去三角洲特遣隊一趟嗎？」

　　「你要我扭斷你的脖子嗎？」

　　他陷入沉默，過了一會才說：「你該考慮一下想不想繼續升遷。如果我還在，你覺得自己可以當上中校嗎？」

　　我說：「我真的不想升中校。不過，我想你也不會在這裡待太久。」

　　「你好好想想吧。這是個肥缺，而且陸軍永遠需要憲兵。」

　　「但不見得需要你這種蠢蛋一樣的混球。」

　　「我是你的長官。」

　　我看看四周，對他說：「我說了什麼嗎？你沒有證人。」

　　他不發一語。

　　我說：「你管不動部下，看你試著解決這個問題，實在很有趣。也許我們可以到體育館用男子漢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想試試看嗎？」

　　他說：「你怎麼會有安全的電話傳真線路？」

　　我說：「當然。在外面辦公室，你出去時就會經過。你怎麼啦？又蠢又瞎嗎？」

　　「明天洞勾洞洞準時在傳真機旁等著，我會用白紙黑字對你下令。」

　　他又怒視我最後一次，接著走到外面後把門用力甩上，連牆壁也被他撼動，地上的地圖與名單被推進來的氣流吹動，往上飄了一吋。

　　我坐在桌邊，撥電話到華府找我哥，但他沒接電話。我想打電話給媽，但我怕自己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不管我跟她聊些什麼，她也知道我打電話過去其實是想問：妳還活著嗎？她清楚得很。

　　所以我離開椅子，把地圖撿起來後又攤開，黏回牆上。我把七個圖釘都撿起，插回原位，然後把名單貼在地圖旁。但我又把名單拿了下來──它根本沒用。於是我把它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只留下地圖。我的中士又拿咖啡進來給我，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她小孩的父親是誰？他也會家暴嗎？如果是這樣，他大概已經被埋在某個沼地裡了，或者被分屍然後埋在幾個不同的沼地裡。我的電話在此刻響起，她幫我接了，然後把話筒拿給我。

　　她說：「維吉尼亞州的克拉克警探。」

　　我拉著話筒的電話線沿著桌子走，然後又坐下。

　　他說：「有進展了，史派瑞維爾那支鐵鍬一定是兇器。我們從那家五金行拿了一支樣本來測試，結果法醫說結果是相符的。」

　　我說：「幹得好。」

　　「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你，我不能繼續查下去了，既然已經找到我們要的東西，就不能繼續幫你了。我沒辦法申報加班費。」

　　我說：「當然，這我們早就知道了。」

　　「所以你們現在得靠自己了。我很抱歉。」

　　我不發一語。

　　「你那邊有進展嗎？查出誰的名字了嗎？」

　　我露出微笑，心想：兄弟，你就忘了什麼名字吧。你拿什麼跟我交換呢？就算我有名字也不會給你。

　　我說：「有消息我會告訴你。」

　　又過三十分鐘後，桑瑪回來了，我叫她接下來整夜都好好休息，明早在軍官俱樂部會合。我跟她約九點整，就是威拉的命令傳進來的同一時刻。我猜我們可以慢慢享受一頓很悠閒的早餐，吃很多蛋跟培根，到十點十五分再慢慢散步回去。

　　她說：「你動過地圖。」

　　「被威拉撕下來，我又把它貼好。」

　　「他是個危險人物。」

　　我說：「也許是，也許不是。過一陣子就知道了。」

　　我們各自回到寢室，我的寢室位於單身軍官專用營舍，它很像汽車旅館。有條街是用某個得過榮譽勳章的傢伙命名的，從那條街上分岔的一個人行道往下走，就可以到我房間。每走二十碼就有一盞街燈，燈下有個衛兵。最靠近我房門的那具燈是熄滅的，因為有人用石頭把它砸爛了，人行道上還有玻璃渣。有三個人站在黑影裡，我經過第一個人：那是留落腮鬍那位皮膚黝黑的三角洲特遣隊士官，他對著我用食指尖敲敲錶面，提醒我時限快到了。第二個傢伙也做了同樣的動作，第三個傢伙只對我微笑。我走進室內把門關上，沒聽到他們走開。這一夜我失眠了。

　　到了早上他們已經不見了，我順利抵達軍官俱樂部。用餐室在九點鐘可說幾乎是空的，這點是好處。但缺點是剩下的食物都已經在自助餐櫃檯上加熱了一陣子，但整體而言我還是挺喜歡在人少時吃飯，因為我不是饕客。我跟桑瑪挑中用餐室正中央的一張小桌，一人坐一邊，我們差不多把所有剩下的東西都弄上桌。桑瑪吃了大概一磅的玉米粥還有兩磅小麵包，她的身材雖嬌小，食量卻很可觀。我們慢慢喝咖啡，到了十點二十分才回我的辦公室。裡面正忙成一團，每支電話都在響，那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看起來慌慌張張。

　　他說：「別接你的電話，是威拉上校打的，他要立刻確認你接到了命令，他氣瘋了。」

　　「他下了什麼命令？」

　　他走回桌邊，打算拿張傳真給我看，電話還是不停響著。但我沒把傳真拿過來，只從下士身後看著那張傳真，上面有兩段文字，段落的距離很近。威拉要我去檢查軍需官接受進貨時所做的庫存紀錄以及出貨時的紀錄，根據這兩項資料，我必須打份報告給他，向他說明這個基地的倉庫裡應該有哪些軍需存貨，然後我要用實際的清查來證實自己所做的估計無誤。如果有短少，我必須列出一張清單，並說明我打算怎麼追回那些東西。我必須立即且準時完成這項任務，當我收到命令時，要馬上向他確認。

　　這種用來整人的命令非常經典，它會讓人有做不完的事。過去在部隊的整人把戲包括叫人把煤炭漆成白的，或者用湯匙把沙袋裝滿，還有用牙刷刷地板。威拉的這種命令可說比較現代化一點，像這種不用腦袋的工作，可能要花兩週時間才做得完。我露出微笑。

　　電話還在響。
　　我說：「你沒看見我，所以也沒有把命令交到我手上喔 」

　　「那你在哪裡？」

　　「跟他說有人在基地指揮官的辦公室外丟了張口香糖包裝紙，跟他說我不許有人這樣毀損陸軍財產。跟他說我整晚都在追查這件事。」

　　我帶著桑瑪走出門，回到人行道上，我們已聽不見電話鈴響。

　　我說：「混球。」

　　她說：「你該低調點，他會打電話到處找你。」

　　我站著不動，看看四周，發現那天天氣很冷，天空和營區樓房一樣都是灰色的。

　　我說：「我們休息一天吧，找個地方走走。」

　　「我們還有事要做。」

　　我點點頭。卡邦、克拉瑪、布魯貝克。

　　「我們不能待在這裡，所以不能辦卡邦的案子。」

　　「要去哥倫比亞市一趟嗎？」

　　我說：「那不是我們的案子。連桑切斯都不能介入，我們就更別說了。」

　　桑瑪說：「海灘也太冷了。」

　　我又點點頭。突然間我倒希望天氣不要那麼冷──我很樂意看看桑瑪在海灘上穿比基尼泳衣的模樣，我喜歡布料比較少的。

　　「我們還有事要做。」

　　我往基地外的西南邊看，看到遙遠的地平線上有枯樹冷冷地矗立著。再近一點，一棵高高的松樹正在冬眠，毫無生氣可言。我想它就長在我們發現卡邦的地點附近。

　　卡邦。

　　我說：「我們去綠谷鎮找克拉克警探吧。我們可以看看他手上有關鐵鍬的資料。他為我們起了頭，也許我們可以自己結束。反正案情沒有進展，開個四小時車搞不好可以弄到一些資料。」

　　「還有四小時回程。」

　　「我們可以在外面吃中飯，也許還有晚飯。我們可以來個不假離營。」

　　「會有人發現的。」

　　我搖頭說：「沒有人會發現我們，永遠不會。」

　　我留在人行道上，五分鐘後她開了之前我們用過的那輛綠色雪佛蘭回來。她停車時把輪胎緊靠著人行道的街邊石，我還沒移動她就把車窗搖下。

　　她說：「這樣好嗎？」

　　我說：「我們只有這件事可做了。」

　　「我的意思是，門口的紀錄裡會寫著你在十點半離營，威拉一定會查的。」

　　我不發一語，她則面帶微笑。

　　她說：「你可以藏在後車廂裡，出了基地大門再出來。」

　　我搖頭說：「我不打算為了威拉那種混球躲起來。如果他追問我，我會說我需要跨州追查那個亂丟口香糖包裝紙的傢伙。或者跨國，我們可以去一趟大溪地。」

　　我上車坐在她身邊，把座椅拉到最後面，又開始幻想她穿比基尼的畫面。她把腳從煞車踏板上移開，加速開往大門。一個憲兵拿出一塊寫字板，他把我們的車牌記下，我們向他出示證件，讓他把名字寫下。他望向車內，看看後座是空的，然後對著站在大門崗哨的夥伴點點頭，柵欄在我們面前緩緩升起。所謂的「柵攔」其實是根夾雜著紅白條紋的桿子，一端裝有平衡錘，桑瑪等到桿子整個升起，與地面垂直，她才讓車子全力衝刺，這輛由公家供應燃料的雪佛蘭從車尾排出藍色煙霧。

　　當我們往北開時，天氣愈來愈好，我們從一個被低矮烏雲籠罩的區域穿出，開進暖暖冬陽中。因為這是部軍車，所以車內未裝收音機，民間車輛本來裝有調頻、調幅收音機與卡式錄音機的面板部位，在這輛車裡卻是空盪一片。所以我們偶爾會聊聊，其他時候在沉默中前進。自由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我這輩子每天的每一個時刻不管去哪裡，都聽命於陸軍。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逃學的人，外面的世界跟軍中大不相同，它雜亂無章，沒有紀律可言，可是此刻我卻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在座椅上躺下，看著這世界的混亂影像在我身邊不斷後退，看來好像投射在流動河面上的陽光，明亮而閃爍。

　　我問她：「妳穿比基尼還是一件式泳裝？」

　　「怎麼這樣問？」

　　我說：「隨便問問，我心裡一直想著海灘。」

　　「太冷了。」

　　「八月就不冷了。」

　　「覺得到八月你還在這裡嗎？」

　　我說：「不會。」

　　她說：「那太可惜了，這樣你就不知道我穿什麼了。」

　　「妳可以寄照片給我。」

　　「寄到哪？」

　　我說：「可能是李文沃斯堡吧，最高戒護的牢房。」

　　「說真的，你會去哪裡？」

　　我說：「沒概念，距離八月還有八個月。」

　　「你當過兵的地方裡，哪裡最棒？」

　　我微笑了一下。不管誰問這問題，我的答案都一樣。我也這樣跟她說。

　　我說：「這裡，現在。」

　　「可是威拉不是盯著你嗎？」

　　「威拉是個屁，我還沒離開他就先走人了。」

　　「他為什麼會來當憲兵的頭？」

　　我在椅子上動了一下，對她說：「我哥的猜測是，上面在模仿民間企業的做法。他們覺得搞不清楚狀況反而是好的，因為跟現狀沒有牽扯。」

　　「所以一個只會計算燃料消耗量的傢伙，在上任第一週就可以吃掉兩個軍人死掉的案子？而且他壓根不想調查。」

　　「他如果調查，就變成老掉牙的思維方式了。陸軍需要改變，我們要看的是遠景。」

　　她面帶微笑繼續開車，從通往綠谷鎮的交流道下去，那速度已經超過速限太多了。

　　綠谷鎮警局在小鎮北邊，那棟樓房的規模比我想像中要大，主要是因為綠谷鎮也比我想像中大。它包括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那個美輪美奐的市中心，繼續往北延伸，還有個主要由商店集散區與民生工業區構成的郊區，整個小鎮的範圍幾乎一路延伸到史派瑞維爾。綠谷鎮警局看來可以容納得下二、三十個警員，它的建造方式跟大部分地價便宜的地方一樣，建築物又長又低，涵蓋區域很大，中間的主建築只有一層樓，側邊還有附屬的兩棟建築。側邊樓房與主建築呈直角，所以整個警局是U字型。警局是正面水泥牆面，刻意蓋得像石牆，警局前面有片已經枯黃的草坪，兩邊都有停車場。草坪正中央立了根旗杆，因為沒風，那面經過日曬雨淋而老舊的國旗只是懶洋洋地掛在旗杆上。整個地方看起來有點華麗，也因為陽光而顯得有點慘白。

　　我們把車停在右邊停車場，兩輛白色巡邏警車中間，我們走到外面的明亮陽光中，到了前門後指著左邊要我們前往側邊的建築。我們經過一片凌亂的走廊，最後到了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房間，那裡可說就是克拉克警探的地盤。一排四張訪客椅被一道木造圍欄圍住，大門旁邊還有個接待櫃檯，走過大門後，遠遠的一個角落有間副隊長辦公室，除此之外基本上只擺了六張兩兩相對的辦公桌，桌上只有電話與紙張。牆邊擺了幾個檔案櫃，髒髒的窗前大部分都有歪斜的百葉窗，很多都已破損。

　　接待櫃檯後沒有接待人員，房裡有兩個警探，他們都穿著花呢紋輕便外套，兩人都坐著背對我們，其中一個是克拉克。他正在講電話，我搖動門閂，兩人都轉身。克拉克頓了一會兒，看起來有點訝異，然後對我們揮揮手。我們各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的桌邊兩側，他還是繼續打電話，讓我們等他。我用這時間看看房間四周。副隊長辦公室的牆壁從腰部以上都是玻璃，裡面有張大辦公桌，沒有人坐。桌上我可以看到兩個石膏模型，就跟我們的病理醫師做的一樣，我沒有起身過去看，因為這似乎不太禮貌。

　　克拉克講完電話後，掛上話筒，在一本黃色便條紙上做了筆記。接著呼了口氣，把椅子往後推，這樣才能同時看到我們倆。他沒說什麼，他知道我們不是來做禮貌性拜訪，但同時也不想直接開口問我們有沒有名字可以告訴他。因為如果我們沒辦法告訴他名字，不就顯得他很蠢嗎？

　　我說：「只是路過而已。」

　　他說：「嗯。」

　　我說：「想找人幫個忙。」

　　「什麼忙？」

　　「我們想也許你可以把鐵鍬的資料給我們，既然你已經找到你要的東西，也許不需要了。」

　　「資料？」

　　「你把各種五金行都列了出來，我想我們如果從你沒完成的部分繼續往下調查，應該可以省點時間。」

　　他說：「你們可以要我傳真過去就好。」

　　「資料可能很多，我們不想給你帶來麻煩。」

　　「我有可能不在。」

　　「總之我們只是路過而已。」

　　他又說了一次：「嗯，鐵鍬的資料。」他把椅子轉過去，起身後走向一個檔案櫃，回來後拿了一個大約半吋厚的綠色檔案夾。他把檔案丟在桌上，發出不小的聲響。

　　他說：「祝你們好運。」

　　他又坐下，我對桑瑪點點頭，她把東西拿起來打開。裡面夾滿紙張，她一頁頁翻閱，做了個表情，然後拿給我。那是一份很長很長的清單，裡面包括了從紐澤西到北卡各州的店名，還有地址與電話。前面九十筆資料都打上記號，還有大概四百筆沒做上記號。

　　克拉克說： 「你們得小心點。有些地方稱那種工具為鐵鍬，有些地方叫起釘器。你必須確認他講的是什麼。」

　　「有大小的差異嗎？」

　　「差異很大，我們要找的是大支的。」

　　「我可以看一下嗎？還是放在你們的證物室裡？」

　　克拉克說：「那不是證物。它不是真正的兇器，只是從史派瑞維爾那家五金行借來的同款鐵鍬，不能帶上法庭的。」

　　「但它跟你們做的石膏模型相符。」

　　他說：「就像手套一樣跟手吻合。」他又起身走進副隊長辦公室，拿起桌上的模型，一手一個走回自己的辦公桌，把東西擺桌上。那兩個模型跟我們的很像，也是公模、母模各一個。不過克拉瑪夫人的頭部體積比卡邦小很多，因此鐵鍬打在上面留下的傷痕也比較小，長度感覺起來稍短一 點。但鐵鍬一打下去，兩人傷得一樣嚴重，傷口也一樣深。克拉克拿起模型，用指尖滑過上面代表傷口的溝槽。

　　他說：「非常猛烈的一擊。你們要找的人是個右撇子，非常強壯的高個兒。你們在找這樣的人嗎？」

　　我說：「我自己就是這種人。」

　　代表武器形狀的公模做得也比我們那個小，除此之外，兩者看來很像。也同樣是塊石膏，上面布滿小洞，但表面基本上是平滑的，而且看得出這兇器很驚人。

　　我說：「我可以看看那把鐵鍬嗎？」

　　克拉克說：「當然。」他往前靠，打開一個抽屜，打開後讓它像展示櫃似的開著，然後移動自己的椅子，以免擋到我。我身子前傾往下看，結果那把彎彎黑黑的東西跟我昨天早上看到的一模一樣。形狀、輪廓、顏色、大小、上面的拔釘爪都一樣，材質也都是八角形的鋼鐵。還有色澤，全都非常準確，它跟我之前留在博德堡太平間那把是完全相同的款式。

　　我們開了十哩車程到史派瑞維爾去。我從克拉克的資料裡找到那家五金行的地址，它就列在第五行，因為跟綠谷鎮很接近。但它的電話號碼旁並沒有做記號，而是用鉛筆註記：沒人接電話。我猜五金行老闆正忙著找人來裝玻璃，還有聯絡保險公司理賠。我想克拉克的手下本來想最後再打一次電話，但還來不及打電話，就已經用國家犯罪資訊中心的資料庫確認了。

　　史派瑞維爾不大，所以找地址時我們只稍微繞了一下。我們在一個狹長的區域找到幾家店，繞了三次後就在一個綠色招牌上找到要去的街道。它帶我們走向一條基本上是死胡同的狹窄巷道，經過那巷道時發現兩邊都是護牆板，接著巷道開始變寬，出現一塊小空地，五金行就在遠方與我們面對面。它像個只有一層的小穀倉，為了讓它看起來較具都市風味，在粉刷上特別下了點工夫。它是個百分之百的家庭式商店，老舊的招牌上漆了老闆的姓氏，完全看不出它是大公司的經銷商。它只是家美式的小公司，位置偏僻，在有時繁榮有時蕭條的景氣中，代代相傳地經營下去。

　　但這家店卻是深夜裡小偷下手的完美地點。它又安靜又偏僻，大街上的行人都看不到它，二樓也沒人住。五金行的正面是展示櫥窗與入口，分別位於左右，兩者之間只隔了一個門框。窗戶的玻璃上有個月亮形的破洞，暫時用一塊夾板擋住，夾板被切割成跟破洞大小相當。我猜那塊破洞是被一只鞋砸破的，位置靠近門邊，我猜一個高個兒可以把左臂穿進洞裡，輕易用手把門閂打開。但是他必須先把整隻手伸進去，慢慢地、刻意地彎曲手肘，才不會把衣服割破。我想像著他的臉頰要貼在冰冷的玻璃上，他必須在黑暗中氣喘吁吁，慢慢摸索。

　　我們把車停在五金行正前方，下車後花了一分鐘看窗戶。裡面有很多展示商品──不過這裡的擺設可不像紐約第五大道薩克斯百貨公司的聖誕節櫥窗，因為這裡的擺設跟藝術毫無關係，不用設計也不必用來刺激消費，只需要把商品整齊擺在手工釘的架子上，每件都標上價錢。那面窗戶只是用來向客戶傳達一個訊息：我們有這些貨，如果你想買，就進來帶一件回家吧。但是這些東西的品質看來都很棒，有些東西我不知道它們是做什麼用的，因為我對工具不太了解，而且除了刀子之外，我不算真的用過什麼工具。但我很清楚的是，這家店挑選進貨時很嚴格。

　　在我們進門同時，門上有個機械鈴同時響了起來，窗戶裡那種整齊又有組織的風格也延續到店裡。裡面的展示架、壁架與箱子都擺得整整齊齊，地板上鋪的是寬厚的木板，店裡隱隱散發著機油味。店裡沒半個顧客，非常安靜，櫃檯後面站著一個可能有六、七十歲的傢伙，因為門鈴響了，他正看著我們。他的身高只算中等，身材瘦削，有點駝背。他戴著圓框眼鏡，身穿灰色羊毛衫。這樣的外表讓他看起來很聰明，但同時也顯得他的本事只能賣出螺絲起子那樣的小東西。他的外表告訴我，賣東西不是他的第一專長，他應該去大學裡開設有關工具的課程，講授它們的設計、歷史與發展。他問我：「要找什麼嗎？」

　　我說：「我要找一款被偷的起釘器，或者說鐵鍬，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稱呼那種東西。」

　　他點點頭說：「鐵鍬，我覺得起釘器這個名稱叫起來比較不順口。」

　　我說：「好。那我們是來找那款被偷的鐵鍬。」

　　他的臉上露出片刻微笑，說：「你們是陸軍的。政府頒布了戒嚴令嗎？」

　　桑瑪說：「是軍中的案子。」

　　「你們是憲兵囉？」

　　桑瑪說：「是。」她把我們的名字與官階告訴他，他也告訴我們他的姓名，從他的姓氏出現在外面招牌上這點看來，他應該是老闆。

　　我說：「我們需要一些背景知識才能了解鐵鍬的市場。」

　　他做了個表情，好像覺得很有趣，但沒到興奮的程度。那感覺就像我碰到一個鑑識專家，但我問的卻是關於指紋的問題，而不是DNA。從這點看來，鐵鍬是一種在很久以前就不再繼續發展的工具。

　　他說：「我該從哪裡開始？」

　　「有多少不同款式？」

　　他說：「好幾十種。有六家製造商是我會考慮跟他們做生意的，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家。」

　　我看看周遭後跟他說：「因為你要確保商品的品質。」

　　他說：「完全正確。在價格方面我沒辦法跟大型連鎖店競爭，所以我必須提供最棒的商品與服務。」

　　我說：「你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

　　他又點點頭，「品質不好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用生鐵、熟鐵大量製造，或者用熔鐵爐鍛造出來的鋼。那些我都沒興趣。」

　　「那你賣的是什麼貨？」

　　他說：「我會從歐洲進口一點鈦金屬做的鐵鍬，很貴，但很堅固。更重要的是，很輕，是專門為警方與消防隊設計的。或是可以拿來進行最怕東西腐蝕的水底工作，任何人如果需要小巧、耐用以及容易攜帶的工具也很適合。」

　　「但被偷的不是那款鐵鍬。」

　　老人搖搖頭說：「不是。鈦金屬鐵鍬是有專門用途的，我供的其他貨物才是市場的主流。」

　　「其他有哪些呢？」

　　他說：「這是一個小店，我要小心挑選進貨。這個因素就某些方面來講是負擔，但也同時讓我很愉快，因為我的選擇很自由。定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做，所以在鐵鍬材質方面我顯然應該挑選高碳鉻鋼鐵。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鋼鐵應該是經過兩次鍛造還是一次鍛造呢？因為我做生意很老實，所以偏好比較堅固的二次鍛造鋼鐵。而且為了實用，爪子的部分要做薄一點，而且為了安全起見，表面必須做硬化處理。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東西可以用來救命。想像一下，在屋頂高樑上工作的人如果遇到爪子斷掉，他有可能會跌下來。」

　　我說：「我想也是這樣。所以你的條件是：正確的鋼材、經過兩次鍛造、爪子部分要堅硬。你挑的是哪幾款？」

　　「嗯，事實上我必須有所妥協才做了最後決定。我比較喜歡的那家廠商做的產品至少要十八吋長，但我要的東西只需要十二吋。」

　　我的表情看起來一定是一片茫然。

　　那位老人說：「那是為了壁骨與托樑設計的。如果用得到鐵鍬的那個地方只有十六吋長，十八吋的鐵鍬就派不上用場了吧？」

　　我說：「我想是這樣。」

　　「所以我從一個貨源拿了一款十二吋長，半吋粗的鐵鍬，儘管這個款式只經過一次鍛造。但就堅硬度而言，這種款式已經讓我很滿意。因為這道槓桿只有十二吋長，一般人的力氣沒辦法把它弄斷。」

　　我說：「嗯。」

　　「除了剛剛說的這款跟鈦金屬材質的鐵鍬，我只跟一個叫做佛提斯的匹茲堡老牌子進貨。他們幫我開了兩款模具，一款十八吋長，一款三呎長，兩款都是四分之三吋粗。而且都是高碳鉻做的二次鍛造鋼鐵，爪子部分做了表面強化處理，烤漆的品質也很高。」

　　我說：「而且，被偷的是三呎長那款。」

　　他看我的神情好像以為我是個千里眼。

　　我說：「克拉克警探把你借給他的樣品給我們看了。」

　　他說：「我懂了。」

　　「所以說，佛提斯牌出品、長三十六吋、四分之三吋粗的鐵鍬，市面上很罕見囉？」

　　他做了個表情，好像有點失望。「那種東西，我一年賣一支，如果運氣好，可以賣個兩支。因為這東西很貴，而且很遺憾的，大家對東西的鑑賞力已大不如前，識貨的人少之又少。」

　　「其他店裡也有這種情形嗎？」

　　他重複一次我的問題：「其他店裡？」

　　「我是說在這地區，跟你賣同款佛提斯牌鐵鍬的店。」

　　他說：「抱歉，或許是我自己沒說清楚，這款鐵鍬是他們為我特製的，設計人是我，規格也是我自己訂的，那是訂製的款式。」

　　我瞪著他說：「只有你這家店裡有？」

　　他點點頭：「這種獨自經營的小店才有的特權。」

　　「真是這樣？」

　　他又點點頭說：「世界上獨一無二。」

　　「你上次賣出去是什麼時候？」

　　「大約九個月前。」

　　「會掉漆嗎？」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要找支全新的，就只有除夕夜被偷的那支。」

　　為了進行比較，我們跟克拉克警探一樣跟他借了支樣品。鐵鍬上面沾有機油，握把中間纏著衛生紙。我們把它當獎品一樣擺在雪佛蘭的後座，然後在五金行以北一百碼，一家提供免下車服務的餐廳買了漢堡，在車上用餐。

　　我說：「說說看我們查出哪三個新的事實。」

　　「第一點，克拉瑪夫人與卡邦是被同一把兇器殺害。第二點，如果我們要查出兩個案子間的關聯，一定會忙瘋。」

　　「第三點呢？」

　　「我不知道。」

　　「第三點，兇手對於史派瑞維爾非常了解。在一個不熟識的城鎮裡，如果匆匆忙忙的，你有辦法在黑暗中找到那家五金行嗎？」

　　我們透過擋風玻璃往前看，巷口很勉強才有視線可言，但接下來我們看到了它，要走出巷子要有足夠的光線。

　　桑瑪把眼睛閉上。

　　她說：「我們把焦點擺在兇器上，其他都先忘掉。想像一下，特製的鐵鍬，全世界獨一無二，它被帶出那條巷子，然後在元旦凌晨兩點又出現在綠谷鎮。然後它在四號那天晚上九點出現在博德堡。這是它的行進路徑，我們知道這條路的起點與終點，儘管我們不確定它在中途去了哪些地方，但它肯定要先經過一個地方，也就是博德堡的基地大門。我們不知道時間，但的確有過那麼一回事。」

　　她睜開眼睛，「我們必須回去，再看看出入大門的紀錄，它最快會經過大門的時間是元旦的凌晨六點，因為博德堡距離綠谷鎮有四小時車程。他最晚必須在一月四日晚上八點經過大門，如此一來，這中間就有八十六小時的空窗期。我們必須查一查誰在這時段裡進入大門，因為我們知道鐵鍬在這時段裡進了大門，而我們知道鐵鍬是不會自己走路的。」

　　我不發一語。

　　她說：「沒辦法，一定會查出一堆名字。」

　　逃學的那種感覺完全不見了。我們往東踏上回程，開始找九十五號州際公路。找到後我們往南朝博德堡行進，回去一定又要面對威拉的電話，面對想把我幹掉的三角洲特遣隊員。就在要穿越北卡的州界前，我們又進入烏雲密布的地區，天色變暗後桑瑪把車頭燈打開。我們經過在另一邊路肩上的州警局，經過克拉瑪的手提箱被發現的地方，一哩後又經過休息區，接著與東西向高速公路支線交會，開下克拉瑪去過的汽車旅館旁的交流道。下交流道又過了三十哩後，我們才抵達博德堡的大門。崗哨的憲兵記下我們是在一九三〇回到基地，我要他們給我一份大門進出紀錄的影本，時段是從元旦當天六點，一直到一月四日的晚上八點為止。我要他們立刻把這八十六小時內的紀錄影本拿到辦公室給我。

　　我的辦公室很安靜，完全不像早上那樣混亂。有個小男嬰的那位中士又回來值晚班了。她看起來很累，我知道她睡很少，因為整晚工作後還要整天陪小孩玩，這樣的生活真苦。她在煮咖啡，我猜她跟我一樣喜歡咖啡，也許她比我更需要它。

　　她說：「三角洲那些傢伙騷動不安，他們知道你逮捕了那個保加利亞人。」

　　「我沒有逮捕他，只是問了他一些問題。」

　　「他們似乎不能接受這種說法，很多人來找過你。」

　　「有帶武器嗎？」

　　「這些傢伙不需要帶武器。你該把他們關在營區裡，你可以做到這點，因為你是代理憲兵指揮官。」

　　我搖頭說：「還有別的事嗎？」

　　「你必須在午夜前打電話給威拉上校，否則他要呈報你不假離營。他說他說到做到。」

　　我點點頭。我就知道這是他的下一步──對我提出「不假離營」的指控不會影響他身為總指揮官的評價，不會讓他看起來好像沒辦法搞定我。對於一個擅自外出的人進行「不假離營」的指控，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我又說一次：「還有別的事嗎？」

　　她說：「傑克森堡的桑切斯留了個一〇一三的訊息代碼給你，還有你哥又打電話來了。」

　　我說：「有留話嗎？」

　　「沒有。」

　　我說：「好。」

　　我走到裡面的辦公桌，拿起電話，桑瑪則是走到地圖邊，依序用她的手指碰觸華府與史派瑞維爾，然後是史派瑞維爾與綠谷鎮，綠谷鎮與博德堡。我則是打電話給喬伊，電話才響第二聲他就接了起來。

　　他說：「我打了電話給媽，她還在強撐著。」

　　「喬伊，她是說自己不久人世，但我們沒必要每天幫她祈禱。」

　　「應該會比我們想像得快，這是我們不希望發生的事。」

　　「她過得怎樣？」

　　「聽起來很虛弱。」

　　「你還好嗎？」

　　他說：「還好，你呢？」

　　「到目前為止，只能說流年不利。」

　　他說：「該你打給她了。」

　　我說：「我會打，過幾天就打。」

　　他說：「明天就打吧。」

　　他掛斷電話後我坐了一分鐘，然後把話筒托架動一動，把線路整理一下，然後要我的中士幫我打電話給桑切斯。我把話筒夾在耳朵與肩膀間，等待著，桑瑪直視著我。

　　她說：「每天幫她祈禱？」

　　「她在等著可以把石膏拿下來，她很不習慣。」

　　她又看了我一下，然後轉身面對地圖。我用擴音器把電話的聲音放出來，把話筒擺在桌上，線上傳來喀的一聲，接著就聽到桑切斯的聲音出現。

　　他說：「我一直纏著哥倫比亞市警局，要他們把布魯貝克的車找到。」

　　我說：「還沒找到嗎？」

　　他說：「沒有。而且他們也沒派人手去找，真是不可思議。所以我還是纏著他們。」

　　「然後呢？」

　　「他們終於招了。 」

　　「召認什麼？」

17

　　桑切斯說哥倫比亞市的法醫在布魯貝克身體上發現雜亂的鉛色屍斑，他們認為這意味著他在被丟到巷子裡的三小時前就已經死亡了。人死後會因為血液而出現鉛色屍斑，心跳停止後，血壓急速往下掉，從心臟排出的血液會因為地心引力而往身體下半部流動。血液持續停留一段時間後，皮膚就會浮現顏色像肝臟的紫斑。三到六小時後，這種斑紋會永遠留在上面，就像照片的顯影效果一樣。如果死者是往後跌倒死亡，胸膛會呈現慘白的顏色，背部出現紫斑。如果死後是往前跌倒，就跟前述的情形相反。但布魯貝克全身都有屍斑，哥倫比亞市的法醫猜測，他在被殺害後，以背部朝下的姿勢維持了三小時，然後到了巷子裡，被人棄屍時，則是胸部往前趴著。他們對於三小時的猜測非常有自信，因為三小時是屍斑開始固定下來的時間點。他們說他一開始的屍斑在背上出現，最後大規模的斑點則是在前面出現。他們還說他的背部中間有條很寬的帶狀區域，這區域裡的肉有一部分已經熟了。

　　我說：「他被丟在後車廂裡。」

　　桑切斯說：「就在排氣管上方，加上三小時車程，裡面非常熱。」

　　我說：「這樣一來，情勢完全不同了。」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哥倫比亞市找不到他的雪佛蘭。」

　　我說：「而且也沒有證人。也找不到彈殼或彈頭。」

　　「所以我們該從哪裡查起？」

　　我說：「夜間無人的路上，三小時車程？最遠應該要查到方圓兩百哩範圍。」

　　桑切斯說：「這範圍挺大的。」

　　我說：「兀乘以這個半徑距離，大概是十二萬五千平方哩。哥倫比亞市警局有採取什麼行動嗎？」

　　「他們把這案子當作燙手山芋丟掉，現在辦案的換聯邦調查局了。」

　　「調查局對於棄屍這件事有何看法？」

　　「他們有點懷疑。他們覺得軍人沒有吸食海洛因的習慣，如果真有這回事，應該也是大麻或安非他命。」

　　我說：「現在我也可以來一點，兩樣我都要。」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們也知道這些三角洲特遣隊的傢伙到處都去，包括巴基斯坦與南美等海洛因產地。所以他們會把這點暫時擱置，如果他們查不出個所以然，還是會跟哥倫比亞市警方一 樣，把這點當作辦案方向。」

　　「他們是在浪費時間。海洛因？如果真有吸食的習慣，像布魯貝克這種人早就死了。」

　　「他們覺得他可能有吸食的習慣。」

　　電話另一頭傳來掛上話筒的聲音，我把擴音器關掉，把話筒放回去。

　　桑瑪說：「案發地點可能在北邊，布魯貝克是從雷利市出發，所以我們應該在那一帶找他的車。」

　　我說：「那不是我們的案子。」

　　「好，調查局應該在那一帶找他的車。」

　　「我很確定他們已經開始找了。」

　　一個憲兵下士敲門進來，他的手臂下夾了一疊紙，他很俐落地對我敬禮後，趨前把那疊紙放在桌上，然後又退一步，再敬一次禮。

　　他說：「大門的出入紀錄。按照長官要求的時間，裡面包括本月一日到四日的資料。」

　　他轉身後走出去，把門帶上。我看看那疊紙，大概有七張。不多嘛。

　　我說：「我們來幹活吧。」

　　「正義之師行動」又幫了我們一次大忙。因為備戰狀態升級，所以很多休假都被取消。不是說真有必要，巴拿馬的行動沒什麼大不了，只是這就是陸軍的風格。如果備戰狀態要分級，就一定要升高之後再降下，這樣才有意義，既然要升等或降等，那戰備的內容就一定要有所差別才有意義。如果要在國外上演一齣小小的軍事鬧劇，那就一定要讓整個在幾千哩外的百萬大軍也感受到當地的震撼，這樣才有意義。

　　既然要取消休假，那就要讓大家都有事可做，這樣才有意義。所以上頭早就準備好額外的訓練計畫以及每天的戰備練習，大部分活動難度都很高，而且從一早就開始，因此所幸大部分出去慶祝除夕的人都回來了，而且跟往年比較，算是比較早就寢。他們一定都在三點、四點或五點時三三兩兩回營，因為六點後就很少有人進出基地了。

　　元旦那天，在我們必須進行調查的十八個小時裡，進入基地的人員很少，總共只有十九人，桑瑪跟我也在裡面。當時我們剛去綠谷鎮拜訪遺孀，又去了一趟華府的瓦特．瑞德醫院才返回基地，我們先把自己劃掉。

　　元月二日進入基地的人員，除了我們之外，一共有十六個。一月三日，十二個。一月四日兩點前，十七個。在這八十六小時裡，總共有六十二個人進入基地，其中九人是民間的送貨司機，他們也先被劃掉了。其中有十一人是進進出出，進來後又出去，出去後又會進來，就像通勤一樣。其中一個是我那位值夜班的女中士，我們也把她劃掉，因為她是女性，而且身材矮小。其餘跟她一樣進進出出的人也依序被我們劃掉。

　　最後一共有四十二人，我們把他們的姓氏、官階和姓名縮寫列出來，沒辦法分出他們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哪些是高大強壯的右撇子男性。

　　桑瑪說：「我來查他們分別是男是女，我這邊還留著那份人員清冊。裡面有所有人的全名。」

　　我點點頭，把這件事交給她。接著拿起電話打給那位病理醫師，要求立刻與他在太平間見面。

　　因為我不想在路上讓人看到我手裡拿著一支鐵鍬，所以從辦公室開著雪佛蘭去找病理醫師。我在太平間入口外把車停下，等不到五分鐘他就出現了。他從軍官俱樂部那個方向步行過來，我可能打斷了他享用點心的時間，搞不好他連主菜都還沒吃就過來了。我下車跟他碰面，然後又彎腰進車裡把後座的鐵鍬拿出來。他看了一下，帶著我一起走進太平間，似乎了解我想做什麼。他打開辦公室大門，開燈後打開鎖起來的抽屜，把殺了卡邦那把鐵鍬拿出來放在桌上。我把樣品放在它旁邊，拿開包在上面的面紙，把兩把鐵鍬用平行角度排好。兩把是一模一樣的鐵鍬。

　　那位病理醫師說：「鐵鍬有很多款式嗎？」

　　我說：「多到你無法想像。我剛上過一堂鐵鍬課。」

　　「這兩支看起來一樣。」

　　「它們根本就是同一款，來自同一家公司。相信我，因為這種鐵鍬是訂製的，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買得到。」

　　「你跟卡邦見過面嗎？」

　　「他的身形如何？」

　　「哪方面？」

　　「他有駝背嗎？」

　　我回想脫衣舞酒吧裡昏暗的室內，還有停車場裡的強光，然後搖搖頭。

　　我說：「他沒有高到會駝背的地步。他是個精幹結實的傢伙，站得很挺，有點踮腳尖走路的感覺，身材看起來像運動員。」

　　「嗯。」

　　「為什麼這樣問？」

　　「所以他的傷口是往下重擊造成的，不是往下劈擊，但兇手是用水平角度進行揮擊，擊中後留下很深的傷口。也許應該比水平角度低一點，因為卡邦的身高有七十吋，傷口離地面六十五吋高，前提是他沒駝背。但這一擊是從上面揮過來的，所以攻擊他的人是個高個兒。」

　　我說：「這你已經說過了。」

　　他說：「不，我的意思是真的很高。我用畫圖的方式把他的身高算出來，那傢伙一定有六呎四吋或五吋。」

　　我說：「跟我一樣。」

　　「而且體重也跟你一樣。要讓頭顱受傷到那種程度，不是簡單的事。」

　　我回想命案現場。那裡到處都有一堆堆枯黃草堆，手腕般粗的樹枝散落一地，但基本上地面是平坦的。不可能有人站在比另一個人高的地方，所以高度的差異應該是身高造成的，不是地面。我說：「六呎四吋或五吋，你可以為這種說法背書嗎？」

　　「在法庭上？」

　　我說：「這是個訓練意外，我們不用上法庭，這件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如果我去追查身高在六呎四吋以下的人，是不是浪費時間？」

　　醫生吸了口氣，又把它吐出來，說：「保守點的說法，應該是六呎三吋。為了保留一點實驗錯誤的空間，我可以跟你打賭，應該是六呎三吋。」

　　我說：「好。」

　　他催我離開，關燈後又把門鎖上。

　　回辦公室後我發現桑瑪坐在我的辦公桌後，她沒花多久時間就已經把那四十一人的性別都查出來了。因為跟大多數陸軍文件一樣，那份基地的全部人員清單非常完整而精確，而且人員是照姓氏字首字母排序的。

　　她說：「一共有三十三人，其中有十個軍官，二十三個士官跟大兵。」

　　「有哪些人？」

　　「每個軍種都有一些。三角洲特遣隊與突擊兵的休假全都被取消了，但他們在夜間還是有人出去，當然包括卡邦，他在元旦那天也有進出基地。」

　　「可以把他劃掉。」

　　她說：「嗯，那就剩三十二人。病理醫師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也可以把他劃掉。」

　　他說：「那剩下三十一人。瓦索與庫莫也在裡面，他們在元旦進出基地，四日晚間七點又進來。」

　　「把他們劃掉。當時他們在吃晚餐，一個吃魚，一個吃牛排。」

　　她說：「那就剩二十九個，二十二個士官與大兵，七個軍官。」

　　我說：「好。我們現在去基地總部查他們的醫療紀錄。」

　　「為什麼？」

　　「查一下他們的身高。」

　　「有一個人查不出來，就是瓦索與庫莫的司機，馬歇爾少校。他是訪客，這裡沒有他的紀錄。」

　　我說：「卡邦死的那晚他不在這裡，所以妳也可以把他劃掉。」

　　她說：「剩二十八個。」

　　我說：「那我們就把這二十八份醫療紀錄抽出來看吧。」

　　她把一張白紙推到我面前，我拿起來看，發現是我之前在上面寫了九七三的那張紙：我們原有的嫌犯人數。

　　她說：「這是一大進展。」

　　我點點頭。她微笑後站起來，走出門，換我坐回桌子後的位置。椅子上保留了她的體溫，我好好回味了一下，直到那溫熱的感覺不見。然後我打電話給我的中士，要她幫我接基地的軍需官，她花了好幾分鐘時間才找到他，我想她必須把他從食堂中拖出來。我想繼那位病理醫師之後，我又毀了另一個人的晚餐。但轉念一想，我自己還沒吃東西呢。

　　那傢伙說：「報告。」聽起來有點不爽。

　　我說：「隊長，我要問你一個只有你能回答的問題。」

　　「什麼問題？」

　　「美國陸軍部隊中男性的平均身高與體重是多少？」

　　那傢伙不發一語，但我感覺到他已沒有剛才那麼不爽。美軍軍需部隊每年要購入數以百萬計的制服，靴子數量也是一樣，而且全部都要編列預算。所以我們大可放心，說到尺寸與重量，這些軍需部隊的傢伙連半吋與半盎司的差別都一清二楚。而且事實上他們也一定得知道，每個軍需官都喜歡炫耀自己的專業知識。

　　那傢伙說：「沒問題。全美國二十到五十歲的男性人口，平均身高是五呎九吋半，平均體重是一百七十八磅。因為部隊裡拉丁裔男性很多，所以平均身高降為五呎八吋半，而且因為我們受到嚴格訓練，平均體重也升高三磅，變成一百八十一磅，因為一般來講，肌肉比脂肪要重。」

　　「這是今年的數據嗎？」

　　他說：「去年的，今年才開始沒幾天而已。」

　　「身高的分布呢？」

　　「你想知道什麼？」

　　「身高在六呎三吋以上的人有多少？」

　　他說：「大概十分之一，如果就整個陸軍來講，人數可能有九萬人，大概就跟一個美式足球場的人一樣多。在這種人數的基地裡，也許有一百二十人，差不多等於半台飛機的人。」

　　我說：「好。謝了，隊長。」

　　我把電話掛斷。十分之一。桑瑪等一下會帶二十八份醫療紀錄回來，裡面每十個人裡就有九個人的身高太矮而不會是兇手。所以，二十八個人裡，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只有兩個人會是我們要找的，如果我們運氣不好，就會有三個。九百七十三人裡的兩個或三個──這已經是一大進步了，我看看時鐘，現在是八點半，我對
　　自己微笑，心想：威拉，人生總有倒楣事。

　　人生總有倒楣事，的確如此，卻降臨在我們身上。所謂的平均值好像僅供參考似的，桑瑪拿回來的二十八筆紀錄裡面，每個人都是矮個子。其中最高的一個只勉強達到六呎一吋，而且他是個一百六十磅的瘦竹竿，還是個軍隊牧師。

　　小時候我曾在某處基地外的一間平房住了一個月，裡面沒有餐桌，我媽打電話叫人送餐桌過來，桌子送來時包裝在扁平的厚紙板盒裡，我試著幫她把桌子裝起來。所有零件都在，桌面是層壓板做的，有四根鉻金屬椅腳，還有四根鋼鐵材質的大螺栓。但我們就是沒辦法把桌子組起來，我們完全無法理解它的設計，沒有東西拼得起來。我們一起跪著嘗試，兩人都盤著腿，面對面坐在地板上，地上到處都是灰塵與蟑螂。我摸著滑順冰冷的鉻金屬，桌面邊緣很粗糙，因為它是用一層層薄板壓成的。我們辦不到，喬伊也來了，他試了但也組不起來。我們在廚房裡吃飯吃了一個月，直到搬走前還在嘗試著把它組裝好。現在我感覺自己好像又陷入一樣的難題，表面上看來有很多線索，可是卻都拼不起來，案情停滯，陷入一條條死巷中。

　　桑瑪說：「那支鐵鍬不是自己走進來的，一定是這二十八個人裡的某一個帶進來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可能。」

　　我沒說話。

　　她說：「想吃晚餐嗎？」

　　我說：「我肚子餓的時候比較能思考。」

　　「我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思考了。」

　　我點點頭，然後把二十八份醫療紀錄拿起來，整齊地疊在一起，然後把桑瑪一開始列的那份三十三人名單放在最上面。三十三個，但必須扣掉卡邦，因為那鐵鍬不是他自己帶進來、用來自殺的。那位病理醫師也要扣掉，他不太可能是嫌犯，因為他很矮，而且他模擬揮擊鐵鍬的力道很弱。瓦索與庫莫，還有他們的司機馬歇爾都得扣掉，因為他們的不在場證明無懈可擊。他們倆在吃大餐，而馬歇爾甚至連來都沒來。我說：「馬歇爾為什麼沒來？」

　　桑瑪點頭：「我一直想不通這點。好像瓦索跟庫莫有事瞞他。」

　　「可是他們只來吃晚餐而已。」

　　「但是馬歇爾之前一定跟他們參加了克拉瑪的葬禮，所以他們一定特別交代他不要載他們來這裡。好像對他下了一道明確的命令，然後要他下車回去。」

　　我點點頭，想像著：灰濛濛的一月天空下，阿靈頓國家公墓那一列列的黑色公務車，想像著本來鋪在棺材上的國旗在下葬前被摺起來，還有鳴槍敬禮的儀式，一群群往車子移動的人潮，大家都沒戴帽子，在寒風中每個人都縮著下巴，把臉藏在衣領中。我想像著馬歇爾先幫瓦索開後座車門，然後再幫庫莫開。他一定是幫他們把車開回五角大廈，下車後看著庫莫坐上駕駛座。

　　我說：「我們該跟他談一談。要查出他們到底對他說了些什麼，給了他什麼理由。那應該是個尷尬的時刻，像他那種受寵的傢伙一定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

　　我拿起電話，要我的中士查出馬歇爾少校的電話，對她說他是個十二軍團的幕僚，目前派駐在國防部。她說她等一下告訴我，桑瑪和我靜靜等著，我凝視著牆上的地圖：我想我們可以把插在哥倫比亞市那支圖釘拿掉了。那支圖釘把整個查案方向混淆了。布魯貝克不是在那裡被殺的，他在別處被殺的，有可能是在東西南北任何一個方向。

　　桑瑪問我：「你要打電話給威拉嗎？」

　　我說：「也許明天吧。」

　　「你不在午夜前打給他？」

　　「我不想順他的意。」

　　「這樣很危險。」

　　我說：「他動不了我的。」

　　「總不會一直這樣。」

　　「沒差。反正三角洲特遣隊很快就要來追殺我了，相較之下，其他想對付我的人都變成小兒科了。」

　　她說：「我建議你今晚就打。」

　　我看著她。

　　她說：「我以朋友的立場建議你，因為不假離營是會鬧大的。沒必要把情況弄得更糟。」

　　我說：「好。」

　　她說：「現在就打，為什麼不打？」

　　我又說了一次：「好。」我伸手去拿話筒，但在拿到之前我的中士就從門外探頭進來，她說馬歇爾少校又被派到國外去了，他原來的暫時任務被提前終止，人已回到德國。他在一月五日早上接近中午時，從安德魯空軍基地搭機回去的。

　　我問她：「誰下的令？」

　　她說：「瓦索將軍。」

　　我說：「好。」

　　她把門關上。

　　桑瑪說：「一月五日。」

　　我說：「卡邦跟布魯貝克被殺那天的隔天早上。」
　　「他一定知道內情。」

　　「可是他根本不在這裡。」

　　「這是個巧合。」

　　「可是妳不喜歡巧合。」 我點點頭，說：「好，我們去一趟德國吧。」

18

　　威拉絕對不可能核准我出國，所以我去了一趟憲兵指揮官的辦公室，從辦事員書桌上拿了一疊旅行優惠憑證，把它們帶回我的辦公室，然後在指揮官簽名處簽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後用很像蓋伯上校的筆跡在授權者的簽名處簽上里昂．蓋伯。

　　桑瑪說：「我們在犯法。」

　　我說：「這就像庫斯克的坦克大戰，我們不能回頭了。」

　　她猶豫不決。

　　我說：「選擇在妳，不管妳加入或退出，我都不逼妳。」

　　她不發一語。

　　我說：「這些旅行優惠憑證要到一、兩個月後才會被發現有問題，到時候不是威拉已經走人，就是我們捲舖蓋，我們有什麼損失呢？」

　　我說：「去打包行李，準備三天份的東西。」

　　她離開後我打電話問我的中士，誰是這基地憲兵裡的第三號人物，我走後應該頂替我代理指揮官職缺的。稍後她跟我講了一個我認識的名字，是之前我在軍官俱樂部看過，那位手臂受傷的女上尉。我寫了張字條，向她解釋我必須離開三天，這段時間由她頂替我，然後拿起電話，打給喬伊。我說：「我要去德國一趟。」

　　 他說：「好，一路順風。」

　　「既然我要去德國，回程時當然要去巴黎一趟。你也知道，情況使然。」

　　他頓了一下，說：「是這樣沒錯。」

　　我說：「如果不去一趟，是不對的。但我不應該讓她覺得我比你關心她，那也不對。所以你也該去一趟。」

　　「什麼時候？」

　　「你在兩天後搭乘夜間班機。我會跟你在戴高樂國際機場會合，我們一起去看她。」

　　桑瑪跟我在我住處外的人行道上會合，我們把行李拿到雪佛蘭車上，我們都穿著戰鬥裝，因為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搭乘夜間運輸機。要搭夜間的民航機，時間已經來不及了，而且我們不想再等一夜，搭乘隔天最早的班機。我們上車後在門口簽名，離開基地，開車的當然還是桑瑪。她用力加速，然後車速稍減，一路用很平順的節奏開車，時速只比一般車輛多十哩。

　　我安坐在椅子裡，看著路面路肩，還有沿路的商場集散地以及車流，我們往北開三十哩，經過克拉瑪投宿的那家汽車旅館，然後上了交流道，朝東開往九十五號公路，往北走後我們經過休息，一哩後經過克拉瑪的手提箱被棄置的地方。接著我闔上雙眼。

　　到安德魯空軍基地的路上我都在睡，抵達時午夜已經過很久了。我們把車停在專用停車場，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兩個運輸大隊C130運輸機上的位置，凌晨三點要飛往法蘭克福。我們在一個有日光燈的大廳等飛機，裡面有塑膠椅墊長凳，還有滿滿的候機旅客。軍隊調動是最常見的事，所以不管白天或晚上，任何時刻都有人要趕往某處。這種候機大廳從來不是交談的地方，那天也不例外，我們只是渾身僵硬地坐在那裡，又累又不舒服。

　　距起飛三十分鐘前運輸官來幫我們帶路，我們從飛機跑道上走向飛機，登上機腹。中段機艙有很多貨物，我們坐在旁邊裝有網子的摺椅上，背靠著機身內壁──整體而言，我還是比較喜歡法航的頭等艙，因為運輸隊沒有空姐，也不給免費咖啡。

　　稍後飛機就往西迎風起飛了，接著我們用一百八十哩的慢速在華府上空飛著，然後加速往東飛行，我可以感覺到速度的變化。機上沒有窗戶，但我知道我們在城市上空，喬伊就在我下方某處沉睡著。

　　飛到高空時機身內壁變得很冷，所以我們都把手肘撐在膝上向前靠著。飛機裡吵到令人無法交談，我瞪著裝載在機上的坦克彈藥，直到視線開始模糊，我又睡著了。這種睡姿並不舒服，但身為陸軍的一員，必須學會在任何地方睡覺。我醒來大概十次，一路上大多睡睡醒醒，因為飛機引擎與螺旋槳氣流實在太吵。不過相對來講這趟旅程還算安穩，總算還能保有床上睡眠的六成效果。

　　我們在高空飛了將近八小時才開始逐漸下降，因為沒有對講機，不像民航機上機長會對旅吝發布即時訊息讓人安心。你只能從引擎聲的改變與機身往下傾斜來判斷，而且耳中會出現一種尖銳的感覺。我身邊到處有人站起來伸懶腰，桑瑪直挺挺地把背靠在一個裝彈藥的木板條箱上，像隻貓一樣摩擦著背部。她的狀況看起來很好──因為她的頭髮短到不會變亂，而且她有明亮的雙眼，充滿決心，好像她知道這趙旅程不是航向毀滅，就是光榮之旅。她決定服從我，不去想會是哪一種結果。

　　我們全都再度坐下，降落前緊抓椅子旁的網子，輪子落地後，輪胎發出摩擦巨響，煞車_把機身拉住，上面放著貨物的托盤往前滑動，但是被帶子固定住，引擎關掉後飛機又滑動了好一陣子才停下來。機尾的活動舷梯放下後我們從後面看到薄暮的昏暗天色。當時是德國的下午五點，比美東時間早六小時，比世界標準時間（Zulu time ）還要早一小時。我很餓，因為從前一天在史派瑞維爾吃了那個漢堡後就沒進食了。桑瑪和我站起身拿了行李就開始排隊下機，跟其他人一起從舷梯下去，到了飛機跑道上，發現天氣很冷，跟北卡差不多。

　　我們在法蘭克福機場裡位處偏僻的軍事禁區，大家搭著地勤人員的接駁巴士到民用航空站，接下來就各自到不同單位報到。有些人已經有專車在等著接他們，但我們沒有，我們跟一群老百姓一樣等著搭計程車。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給司機一張旅行優惠憑證，要他載我們到東邊的十二軍團基地。他非常高興能有這筆交易：他可以拿著憑證到任何美軍基地換錢，而且回程時他一定可以在十二軍團基地載到幾個想去城裡待一晚的美軍。絕對不會拿不到錢，也不用空車開回法蘭克福。他跟過去四十五年來的許多德國人一樣，都是靠美軍為生。他的計程車是輛賓士。

　　這是趟橫越郊區的半小時路程，這裡的郊區有西德常見的景象，到處都是一大片遠在五〇年代就蓋好的淡蜂蜜色建築物，新社區蜿蜒聚集著，形成一道東西向的不規則曲線，這些區域都是把轟炸的殘骸剷平後重蓋的。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跟德國一樣在一場戰役中輸得那麼慘，我跟很多人一樣都看過那些一九四五年拍的照片：「慘敗」還不足以形容當時的情景，「世界末日」應該比較接近一點。全國各地變成廢墟一片，從建築物上到處都可看到證據──就連建築物下方也是。每次電話公司裝設線路時，總會挖出頭顱、骨骸、茶杯、彈殼以及生鏽的反坦克飛彈。每次建築物的地基在用汽鏟機開挖前，總有個教士在旁邊為亡靈祈福。我出生在柏林，跟一群美國人一起生活，居住地方圓數哩內都是毀滅後又重建的。我們以往總是說：是他們先惹我們的。

　　郊區街道又整齊又乾淨，樸素的商店上方都是些公寓，櫥窗裡陳列了許多閃閃發亮的商品。路標都是白底黑字，用的是種古老字體，很難看懂。路上到處都有較小的美軍基地路標，沒隔多久就會看到一個，我們沿著十二軍團的路標往前進，距它愈來愈近。我們離開建築物群聚的地區，穿越兩、三公里的農田，感覺起來就像壕溝，或者一塊隔離的區域。我們眼前東邊的天空已經暗了下來。

　　第十二軍團的基地原本是納粹時代最典型的軍事設施。某位納粹的工業鉅子在原野裡蓋了個上千畝的工廠，那已經是一九三〇年代的舊事了。它的特色是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辦公大樓，後方有一排排的鐵皮屋，綿延數百公尺。這些鐵皮屋曾因轟炸而數度化為碎片，又被重建，而辦公大樓則只有部分受損。一九四五年，有些疲憊不堪的美國裝甲部隊在此駐紮，為了賺取食物，法蘭克福許多戴著頭巾、身穿褪色洋裝的瘦弱婦女來到這裡，用鏟子與小推車把碎石弄成一堆一堆。接下來美軍工兵部隊把辦公大樓修好，派推土機把碎石清掉，然後五角大廈不斷撒鈔票重建這地方。到了一九五三年，這裡已經是個模範基地了，到處矗立著磚造建築，刷上閃亮的白漆，基地周圍還有堅固的圍籬。到處都是旗杆、崗哨與警衛室，還有許多食堂，以及診所和福利社各一。基地裡遍布營舍、工作站與倉庫。最重要的是，這一千畝的平地上，到了一九五三年時已經停滿了美軍坦克。它們排得井然有序，全都朝東停放，隨時可以呼嘯而出，在東西德邊界的「富達平原」 （the Fulda Gap ）上與敵人決戰。

　　我們抵達法蘭克福時，已是三十七年後的事了，當時天色暗到根本看不到什麼，但我知道基本上沒什麼是會改變的──唯一不同的是坦克的機種。幫我們贏得二次世界大戰的M4雪曼坦克車早就被換掉了，只在大門擺了兩部保養得非常好的樣本，肩並肩停在一起，像是精神象徵。兩輛坦克都一樣，一半已經登上一個經過造景設計的水泥斜坡，高舉炮管，尾部向下，就像它們還在奔馳一般，正在向上挺進。旁邊打的燈光頗具戲劇效果，車身的綠漆光澤亮麗，兩邊都有閃亮的白色星星，比原來的模樣更好看。他們後面有條長長的車道，兩邊的街邊石漆成白色，還有用泛光燈照射的辦公大樓，現在是基地總部。總部後面是坦克的車庫，裝甲師的主力MlA1艾伯朗姆斯坦克肩並肩停在一起，這些數以百計的坦克，光是一輛的造價就要四百萬美金。

　　我們從計程車下車，越過人行道，走向大門警衛室。我出示特調組的徽章後，他們就放行了。這枚徽章可以讓我們通過任何美軍設下的檢查站，唯一的例外是五角大廈內部的警衛室。我們拿著行李，沿著車道走下去。

　　桑瑪問我：「來過嗎？」

　　我邊搖頭邊走路，「我待過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待了很多次。」

　　「在附近嗎？」

　　我說：「不遠。」

　　門前有寬闊的石板台階，這棟大樓看來就像美國某個小州的議會大樓，保持得乾乾淨淨。我們踏上台階進門，一進門就有個坐在桌前的士兵。他不是憲兵，只是個辦行政的十二軍團小兵，我們把識別證給他看。

　　我問他：「你們的來訪軍官寢室還有空房嗎？」

　　他說：「報告，還有。」

　　我說：「給我們兩間房間，過一夜。」

　　他說：「我會先打電話過去，只要照著指標往前走就好。」

　　他指著走廊後面，那邊還有幾扇門可以走進這棟大樓。我看看手錶：剛好中午，不過手錶上顯示的還是美東時間。現在西德已是傍晚六點，天色已經變暗。我說：「我必須跟你們的憲兵執行官見面，他還在嗎？」

　　那傢伙打了通電話，確認後指著一道寬闊的樓梯，上二樓就可以找到他了。

　　他說：「上去右轉。」

　　我們上樓後右轉走進一道長廊，兩邊都有辦公室，辦公室的門都是硬木門板，上面裝有條紋窗戶。我們找到要去的那間，進去後發現外面的辦公室有位士官，這辦公室跟我在博德堡的那間沒什麼兩樣：壁漆、地板、家具、溫度與氣味都一樣。連咖啡機也是陸軍配發的，裡面的咖啡也相同。這位士官跟我以前共事過的許多士官一樣溫和、有效率而且冷靜，看起來他隨時都準備好可以自己搞定這辦公室裡的大小事，而且搞不好已經有過這種經驗。他坐在桌子後面，當我們進門時抬頭看我們，花了點時間了解我們的身分與來意。

　　他說：「我想你是來找少校的。」 我點點頭，他拿起話筒，打電話到裡面那間辦公室。

　　他說：「直接進去吧。」

　　進去後我發現桌子後面坐著一個叫史溫的傢伙。我跟他挺熟的，上次我們見面是三個月前在菲律賓，當時他剛調到那裡，本來要派駐一年。

　　我說：「難道你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這裡的？」

　　他說：「我連屁股都快凍僵了，我只帶了太平洋區的制服跟裝備，三天後十二軍團才幫我找到一件冬天的制服。」

　　我一點也不意外。史溫又矮又壯，他的身材幾乎就像個立方體。在軍需官的登記冊裡，也許只有他自己一人有這種尺寸。

　　我說：「你的憲兵指揮官在嗎？」

　　他搖頭說：「暫時被派到別處去了。」

　　「你的派令也是蓋伯簽發的嗎？」

　　「據說是。」

　　「確認了嗎？」

　　「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我說：「我跟你一樣。」

　　他聳聳肩，那姿勢就像是說：嘿，這就是陸軍。你想怎樣呢？

　　我說：「這是桑瑪中尉。」

　　史溫說：「特調組的嗎？」

　　桑瑪搖搖頭。

　　我說：「但是她很厲害。」

　　史溫從桌子另一邊伸出手來跟桑瑪握手。

　　我說：「我必須跟一個叫馬歇爾的傢伙見面。他是十二軍團的少校參謀。」

　　「有問題嗎？」

　　「有問題的是別人，我需要馬歇爾幫我查出一件案子是誰幹的。你認識他嗎？」

　　史溫說：「沒聽過，我才來沒多久。」

　　我說：「我知道，十二月二十九日。」

　　他對我微笑，又聳聳肩，好像又跟我說了一次「你想怎樣呢？」然後他拿起話筒，我聽見他要他的中士找到馬歇爾，告訴他，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跟他見面。我們等待回電時，我四處看看，發現史溫的辦公室看起來也是暫借的，跟我在北卡那間一樣。兩間辦公室裡掛著同款電子鐘，沒有秒針，也不會發出滴答聲，已經六點十分了。

　　「這裡有事嗎？」

　　史溫說：「沒什麼動靜。有個直升機部隊的傢伙去海德堡逛街，結果被撞死了。當然，還有克拉瑪的事，那倒是件大事。」

　　「誰會接掌他的指揮權？」

　　「我猜是瓦索吧。」

　　我說：「我見過他了，不是什麼好東西。」

　　「勝利背後隱藏的是苦果，一切都將改變，你該聽聽這些傢伙的論調。他們很悲觀。」

　　我說：「現狀無法持續下去了，有人這樣跟我講。」

　　他的電話響起，他聽了一分鐘後把話筒放下。

　　他說：「馬歇爾不在基地裡，他到鄉下進行夜間演練了，明天回來。」

　　桑瑪瞥了我一眼，我聳聳肩。

　　史溫說：「跟我一起吃晚餐。我不習慣跟這些裝甲兵一起，剛好沒伴。一小時後在軍官俱樂部見面？」

　　我們帶著行李去來訪軍官寢室，找到我們的房間。我的房間踉克拉瑪那間汽車旅館房間看來差不多，不過比較乾淨。裡面的格局跟一般美國汽車旅館一樣，當時可能是由某間連鎖旅館標下這個政府合約，然後他們把所有設備跟家具都空運過來，從洗手槽到毛巾架、馬桶等等都是。

　　我刮了鬍子後又沖澡，穿上乾淨的戰鬥裝，距離跟史溫見面還有五分鐘時去敲桑瑪的房門。打開門後發現她看來也是乾淨又清爽，從外面看進去，發現她的房間跟我的也一樣，不過裡面聞起來已經有女性的氣味，空氣裡彌漫著某種淡香水的味道。

　　我們很容易就找到了軍官俱樂部，這棟建築一樓有兩個側廳，它在其中一個裡面，占整個側廳的一半。裡面空間很大，天花板很高，灰泥牆面上還有裝飾雕紋。裡面有個大廳，有酒吧、還有用餐室，史溫在酒吧裡。他跟一個穿著軍禮服的中校在一起，軍禮服外套上有戰鬥步兵的徽章。在一個裝甲兵的基地裡能看到這種人是挺奇怪的。他的名牌上寫著：賽門。他自我介紹，我覺得他會跟我們一起吃晚餐。他說他是這裡的步兵聯絡人，裝甲兵也派了個人到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去，做跟他一樣的事。

　　我問他：「來很久了嗎？」

　　他說：「兩年了。」聽到他的回答真讓我高興。因為我需要一些背景，而就像我不了解博德堡，史溫也不了解這裡。接著我才了解，賽門並不是恰巧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餐，一定是史溫想到我的需要，於是我還沒開口他就幫我做了這個安排。史溫就是這種人。

　　我說：「幸會。」接著我跟史溫點點頭，好像在跟他道謝。我們用結霜的大杯子飲用冰冷的美國啤酒，喝完才去用餐室。史溫先訂了位，服務人員帶我們在角落一張桌子坐下。我坐在一個讓我可以立刻看到整個房間的座位，我沒看到任何認識的人，瓦索與庫莫都不在。

　　菜單一點也不特別，裡面的菜色是世上任何一個軍官俱樂部都看得到的。軍官俱樂部不是為了向你介紹當地菜餚而存在的，它是為了讓你有家鄉的感覺，所以裡面的一切都代表陸軍對於美國文化的詮釋。我們可以選擇魚或牛排，魚可能來自歐洲，但牛排一定是從大西洋對岸空運過來的。一定是家鄉有牧場的政客向國防部施壓，完成了這筆令人滿意的交易。

　　有一陣子我們只聊一般性話題。我們拿薪水與津貼的事發發牢騷，也聊我們都認識的人，還有巴拿馬的「正義之師」行動。賽門中校說他前兩天去了一趟柏林，帶了一小塊柏林圍牆的水泥碎片回來。他說打算把東西保存在一根塑膠管裡面，像傳家之寶一樣代代相傳。

　　我問他：「你認識馬歇爾少校嗎？」

　　他說：「很熟。」

　　我問他：「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這會列入紀錄嗎？」

　　我說：「閒聊而已。」

　　「基本上，他是個有計畫有策略的人。他會做長期盤算，克拉瑪將軍似乎很喜歡他，總是把他帶在身邊，任命他成為自己的情報官。」

　　「他有情報背景嗎？」

　　「沒有正式訓練，但他應該曾經輪調去做類似的工作。」

　　「所以他也是圈內人？我聽說克拉瑪、瓦索與庫莫被大家稱為鐵三角，但沒提到馬歇爾。」

　　賽門說：「他是他們那個小團體的一分子，這是確定的。但你也知道那些將官是怎樣的角色，就算他們需要別人幫忙也不會承認。所以他們不重用他，他只是幫忙跑腿開車，但是當問題來時，他們會徵詢他的意見。」

　　「現在克拉瑪死了，他是不是會跟著一起往上爬？或許他可以接庫莫的遺缺？」

　　賽門做了個表情，然後說：「應該會。他跟他們一樣，都是熱愛裝甲部隊的狂熱分子。但是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克拉瑪死的時機對他們來講真是不利。」

　　我說：「世界正在改變。」

　　賽門說：「什麼世界？基本上這是克拉瑪的世界，從各方面來講都是。他是西點軍校五十二年班的，而且很多基地像這裡一樣，都是五十三年班的人在當家作主。過去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他們可以說是世界的中心。這地方做了多少軍事建設？多到你難以想像。你知道誰在這個國家付出最多嗎？」

　　「誰？」

　　「不是裝甲兵，也不是步兵。這個戰場是陸軍工兵部隊建造出來的。以前的雪曼坦克車有三十八噸重、九呎寬。現在我們已經升級到M1A1艾伯朗姆斯坦克，重量七十噸、十一呎寬。這四十年來，陸軍走過的每個地方，工兵部隊都曾留下痕跡，他們在西德境內鋪路造橋，拓寬的路數以百哩。我的天，路跟橋都是他們建的。如果你想讓一輛輛七十噸坦克車馳騁前往東邊的戰場，你最好確定那些路跟橋都撐得住。」

　　我說：「嗯。」

　　賽門說：「這些都要花掉數以十億計的經費。當然，他們知道哪些路跟橋是重要的。他們知道部隊要從哪裡開拔，要前往哪裡。他們跟戰爭領袖談過了，他們看過地圖後就開始用水泥與鋼筋幹活。只要我們有需要，他們會幫忙建造中繼站，還有堅固的燃料站、臨時彈藥庫、維修站，在部隊經過的預定路線上，會有數以百計的設施。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已經根深蒂固，簡直可以說挖個洞住在這裡。李奇，這整個國家就等於是冷戰的戰場。」

　　「有人會說，因為我們花了大筆經費才贏了這場戰爭。」 賽門點頭說：「說得沒錯。但接下來會怎樣？」

　　我說：「要花更多錢。」

　　他說：「完全正確。就像海軍一樣。當那些大型戰艦被航空母艦取代時，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及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艾伯朗姆坦克就等於大型戰艦，它們曾經舉足輕重，但已經過時了。它們能夠走的路，只有那些我們為坦克量身訂做的道路，方向也都是早就決定好的。」

　　桑瑪說：「它們是機動的，所有坦克都一樣。」

　　賽門說：「不夠機動。下一場戰爭會在哪裡發生？」

　　我聳聳肩。我希望喬伊在這裡，這種跟地緣政治學有關的問題他最在行。

　　我說：「中東？也許是伊朗或伊拉克。兩伊戰爭結束了，他們總得再找事做。」

　　史溫說：「或者巴爾幹半島。等到蘇聯真正垮台，那地方是個已經煮了四十五年的壓力鍋，鍋蓋一掀開馬上出事。」

　　賽門說：「好。我們就當是巴爾幹半島好了，假設在南斯拉夫，那裡一定是第一個開戰的地方，現在他們只是在等誰先開槍。我們該怎麼辦？」

　　史溫說：「派空降部隊過去。」

　　賽門又說一次：「好。假設我們先派八十二和一〇一空降師的人過去好了。一星期內我們就可以調三個輕武裝的營過去。但過去後呢？我們只能抵擋一陣而已，還是要等重裝部隊過去，這就是第一個問題。一輛艾伯朗姆斯坦克七十噸重，不能用空運的，一定要先用火車載，再用船運。而且最棒的是，你不能只是把坦克帶過去，坦克每多一噸，就要多載四噸燃料，還有其他裝備。這些吃油的怪獸每跑半哩，就要吃掉一加侖的油。而且還需要替換用的引擎，彈藥，還有大量維修人員。坦克部隊所需要的補給隊伍，可能長達一哩，所以移動坦克就像移動一座鐵山一樣。如果你希望坦克部隊可以多到扭轉戰局，最少需要六個月的準備工作，而且必須日以繼夜地工作。」

　　「空降部隊根本撐不了六個月。」

　　賽門說：「那還用說。而且他們都是我的人，我很擔心。輕武裝空降部隊如果遇到外國的裝甲兵，有可能不被屠殺嗎？這六個月會讓我非常非常焦慮。這還不是最糟的。等到重裝部隊終於抵達，下船後卻只跑了兩條街就被困住了。因為路不夠寬，橋不夠堅固，他們根本出不了港區。他們會被困在泥濘中，遠遠看著步兵被人宰殺。」

　　大家都不發一語。

　　賽門說：「或者我們可以拿中東當例子。我們都知道伊拉克想奪回科威特，假如他們真的發動攻擊呢？長期來講，我們容易贏，因為大沙漠對坦克來講差不多等於歐洲的大草原，差別只在那裡的溫度較熱、風沙較大。我們的戰爭計畫應該會奏效，但我們的坦克真的能夠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嗎？我們只能讓步兵在那裡撐六個月，等坦克過來，但是誰說伊拉克人不會在兩星期內就用坦克輾斃他們？」

　　桑瑪說：「動用空中武力，派攻擊直升機過去。」

　　賽門說：「希望如此。飛機跟直升機是很炫，但它們沒辦法自己打贏戰爭。歷史上沒這回事，以後也不會有。只有步兵能克敵制勝。」

　　我露出微笑。說這種話跟他自己是個步兵有關，這是面子問題。但其中也有幾分屬實。

　　我問他：「所以未來會怎樣？」

　　賽門說：「就跟一九四一年的海軍一樣。一夜之間，戰艦變成歷史，航空母鑑成為新寵。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整合，我們必須了解陸軍的輕武器部隊太脆弱，重武器部隊卻又太緩慢。所以應該要摒棄輕兵種與重兵種之間的差別，我們必須組成有裝甲交通工具的快速反應部隊，但是交通工具必須在二十噸以下，而且要小到可以裝進C130運輸機的機腹裡。我們必須更快抵達戰場，用更聰明的方式作戰，不要再妄想跟敵人進行坦克大決戰。」接著換他露出微笑，「基本上我們該讓步兵當家做主。」

　　「你跟馬歇爾那種人講過這番話嗎？」

　　「他們的參謀？絕不可能。」

　　「他們對未來有何想法？」

　　「我沒概念。而且我也不在乎，未來是步兵的天下。」

　　甜點是蘋果派，接下來我們喝了咖啡，咖啡挺好喝的。我們從未來又跳回現實，開始聊些不關痛癢的話題。服務人員在我們身邊不發一語地走來走去──軍官俱樂部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這個跟我前些晚上去的相隔四千哩遠。

　　史溫告訴我：「馬歇爾黎明時會回來，他在進基地的第一列縱隊裡，應該坐在後面的偵查車裡。」

　　我點點頭。我想一月期間，法蘭克福應該是在七點破曉，所以我提醒自己，應該要在六點起床。

　　賽門中校與我們說晚安後慢慢走開，桑瑪把椅子往後推，我看見身材嬌小的她在椅子裡動來動去。史溫往前坐，把手肘擺在桌上。

　　我問他：「這基地裡毒品很多嗎？」

　　他說：「你想來點嗎？」

　　我說：「我在找海洛因，不過不是我要的。」

　　史溫點頭說：「這裡的人說德國有些土耳其外勞可以幫人弄一點，我確定有個賣安非他命的傢伙也兼賣海洛因。」

　　我問他：「你遇過一個叫威拉的傢伙嗎？」

　　他說：「我們的新老闆嗎？我收到備忘錄了，沒見過面。但這裡有些傢伙認識他。他本來是搞軍事情報的，業務跟裝甲兵有關。」

　　我說：「他是計算油耗量的。」

　　「為什麼？」

　　「我想是蘇聯T80坦克的油耗量，藉此算出他們的訓練模式。」

　　「那現在由他指揮一一〇特調組？」

　　我點點頭，「我知道。很怪吧？」

　　「他怎麼辦到的？」

　　「顯然有人幫他撐腰。」

　　「我們該找出是誰幫他撐腰，開始發送黑函。」

　　我又點點頭。每年要花幾千億養的百萬大軍，要找出誰幫誰撐腰，嘿，這就是陸軍，你能怎樣呢？

　　我說：「我要去睡了。」

　　因為我住的來訪軍官寢室格局實在太常見，關上門後不到一分鐘，我就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我把制服掛在衣櫃裡，洗澡後鑽進被窩。那被單的洗潔精味道一聞就知道是各地陸軍統一使用的。我想到在巴黎的我媽和在華府的喬伊。媽大概已經睡了，而不管喬伊的工作是什麼，應該還在工作。

　　我對自己說早上六點，然後閉上雙眼。

　　破曉之際，我已經跟桑瑪一起站在十二軍團基地的東路大門，當時是早上六點五十，手裡各拿著一杯咖啡。地上已經結凍了，四處一片霧濛濛的。當時天色灰暗，景色一片粉綠。這裡的地勢很低，最多只有波浪似的起伏，跟很多歐洲地區都一樣，完全沒有讓人驚歎的感覺。到處都是整齊的矮樹叢，冬天時整個大地都在休眠，寒冷的空氣中散發出一種植物的味道，四下一片寂靜。

　　那條路穿越門口，轉向後往東延伸，接著偏北進入一片霧中，朝著蘇俄方向繼續下去。這是條又寬又直的大路，路面由強化水泥鋪成，因為坦克履帶的摩擦，所以街邊石上面到處是刻痕，常有楔形水泥石塊從上面掉下，因為坦克是非常難駕馭的。

　　我們繼續等待，還是一片寧靜。

　　接著我們聽到部隊回來的聲音。

　　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什麼？這問題的答案可能見仁見智。有人說是飛機引擎緩慢的嗡鳴聲──想像一下一九四〇年代一架戰鬥機在蔚藍天空中爬升發出的聲音。或者是一架噴射機從頭上低空快速呼嘯掠過，撼動地面。也可能是直升機發出唔噗、唔噗、唔噗的聲響。其他還有滿載的七四七班機從地面轟隆轟隆起飛，以及炸彈落在城市裡的猛烈轟炸聲。這些聲音都有資格成為二十世紀特有的噪音，是先前歷史上「前所未聽」的。有些狂熱的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說是披頭四的歌聲，──在台下聽眾的尖叫聲中，四個人耶、耶、耶的合唱聲漸漸漸消逝。我自己會投這種聲音一 票，但實際上歌聲與尖叫聲卻不是二十世紀特有的，因為自從有人類以來，音樂與慾望也伴隨著出現，它們不是一年後才有的。

　　上面講的都不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坦克進入柏油路時履帶發出的尖銳聲響以及嘩啦噹吠的巨響。這種聲音在在華沙、鹿特丹、史達林洛勒以及柏林都出現過，然後出現在布達佩斯，布拉格、漢城與西貢等地。這是種很殘暴的聲音，讓人害怕，而且它代表壓倒性的武力優勢，具有一種孤傲、不人性而冷漠的特質。坦克用這種聲音告訴世人：它是無人能擋的，所有人在它面前都顯得脆弱無力。接下來坦克一邊的履帶停止，另一邊繼續轉動，此刻它轉而向你推進，一邊咆哮尖叫。這是二十世紀真正的聲音。

　　在還沒看見十二軍團的艾伯朗姆斯坦克隊伍之前，遠遠就聽到它們的聲音了，那聲響穿越迷霧，直撲我們而來。我們聽見履帶轉動的聲音，以及渦輪機嘎嘎作響。每當齒輪帶動履帶上的金屬片，砰然一聲往前轉動時，我們都聽見吱嘎換檔的聲音，隱約從腳底感覺到震動。我們還聽到在坦克的重壓下，沙礫與石頭都被絞碎了。

　　接著它們出現了，最前面一輛坦克從迷霧中穿出，很快向我們馳騁而來，有點顫抖，但大致還算平穩，引擎發出轟隆聲響，後面接著一台又一台坦克。它們排成一排縱隊，氣勢像來自地獄的「無敵艦隊」一樣驚人又壯觀。艾伯朗姆斯坦克就像鯊魚一樣，經過不斷演化，臻至完美。沒人會懷疑它具有「叢林之王」的地位，這地球上還沒有其他任何坦克可以損壞它，因為包覆著它的裝甲是由兩片軋鋼構成，中間的材質是貧鈾製成，裝甲密實，無法穿透。戰場上的子彈、火箭或者移動的裝置，只要撞上它都會彈回來，但它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可以在非常遠的地方停住不動，看著敵人的子彈或飛彈因為推進力耗盡而在它面前掉下。接著它把炮管轉向，一秒鐘內就可以對攻擊它的敵人還以顏色，炮彈飛到一哩半以外。這是種無人能敵的優勢。

　　最前頭那輛坦克從我們眼前通過，它長二十六呎、寬十一呎、重七十噸。它的引擎聲像打雷一樣，重量撼動地面，履帶在地面滑動時會發出吱嘎聲響，嘩啦噹啷。接著是第二輛、第三輛、第四輛、第五輛。噪音震耳欲聾，坦克的炮管時而上下跳動，時而左右搖動，空氣中彌漫著坦克排放的廢氣。

　　縱隊裡一共有二十輛坦克，他們開進大門後，噪音與震動在我們身後消失，不久後，一輛偵查車從迷霧中穿出，開向我們──那是一輛執行「打帶跑」戰術的悍馬車，車上的配備是TOW2反坦克導彈發射器。裡面有兩個傢伙，我檔在它的路上，舉手把它擋下。我不認識馬歇爾，而且也只看過他一次，當時他開著那輛停在博德堡總部大樓外的水星尊爵，我看到他坐在昏暗的車內。儘管如此，我還是很確定這兩個傢伙都不是馬歇爾，因為我記得他很高大，而且皮膚黝黑，這兩個傢伙都很矮小，可說是較典型的裝甲兵，因為艾伯朗姆斯坦克裡面最欠缺的東西之一就是空間。

　　悍馬車就在我面前停下，我繞到駕駛座窗邊，桑瑪則是輕鬆地站在乘客座窗邊。駕駛把他的窗戶搖下，瞪著我。

　　我說：「我要找馬歇爾少校。」

　　駕駛是個上尉，坐在他身邊的也是個上尉。他們都穿著防火坦克裝，頭戴全罩式保暖帽以及有內建式對講機的鋼盔。那位乘客袖子的口袋上插滿了筆，兩邊大腿上都綁著寫字板，裡面都是打分數的紀錄。

　　那位駕駛說：「馬歇爾不在這裡。」

　　「那他在哪裡？」

　　「你是誰？」

　　我說：「你自己可以看。」我穿著昨晚換上的戰鬥裝，衣領上有橡樹葉，衣服上印有「李奇」這個名字。

　　那傢伙說：「什麼單位的？」

　　「說出來會嚇死你。」

　　他說：「馬歇爾去加州了，去爾汶堡出緊急任務。」

　　「什麼時候？」

　　「我不確定。」

　　「大概的時間就好。」

　　「昨晚吧。」

　　「範圍太大。」

　　「我真的不確定。」

　　「爾汶堡有什麼緊急任務？」

　　「這我也不確定。」

　　我點點頭，往後退開。

　　我說：「走吧。」

　　他們的悍馬車從我跟桑瑪之間開走後，我們倆又在路中間站在一起。空氣裡彌漫著柴油與渦輪機廢氣的味道。履帶通過後，水泥地面出現一道道新的刮痕。

　　桑瑪說：「這趟白來了。」

　　我說：「也許不是。關鍵在馬歇爾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如果是在史溫打電話以後，那一定有鬼。」

　　為了搞清楚馬歇爾到底在什麼時間離開十二軍團，我們在三個辦公室間走來走去，最後來到瓦索將軍位於二樓的辦公室，他自己不在，跟我們講話的是個上尉，他似乎是個文書連隊的連長。他說：「馬歇爾少校在兩三洞洞搭乘民航機，從法蘭克福飛往杜勒斯機場。七小時後再從華盛頓機場飛到洛杉磯國際機場，旅行憑證是我簽發的。」

　　「什麼時候？」

　　「他離開的時候。」

　　「那是幾點？」

　　「他在班機起飛前三小時就從這裡離開了。」

　　「晚上八點嗎？」

　　那位上尉點頭說：「八點整。」

　　「有人說他本來要參加夜間訓練。」

　　「本來要參加，但計畫改了。」

　　「為什麼？」

　　「我不確定。」

　　不管我問十二軍團的人什麼問題，他們似乎總給我千篇一律的答案：「我不確定。」

　　我說：「爾汶堡出了什麼狀況？」

　　「我不確定。」

　　我露出淺淺的微笑，然後對他說：「馬歇爾什麼時候接到命令？」

　　「七點鐘。」

　　「書面的嗎？」

　　「口頭的。」

　　「誰下的令？」

　　「瓦索將軍。」

　　「瓦索將軍也副署了他的旅行憑證嗎？」

　　上尉點點頭，「是，他也簽了名。」

　　我說：「我必須跟他談談。」

　　「他去倫敦了。」

　　我說：「倫敦？」

　　「因為英國國防部臨時通知他要開會。」

　　「他什麼時候離開的？」

　　「跟馬歇爾少校一起去機場的。」

　　「庫莫上校呢？」

　　那傢伙說：「柏林，他想弄些柏林圍牆的紀念品。」

　　我說：「難道他是跟瓦索、馬歇爾一起去機場的？」

　　上尉說：「沒有，他坐火車去的。」

　　我說：「太棒了。」

　　桑瑪跟我去軍官俱樂部吃早餐，坐的還是昨晚那張角落的桌子。我們靠牆並肩坐在一起，兩人都可以看到整個用餐室。

　　我說：「史溫的辦公室在六點十分打電話詢問馬歇爾在哪裡，五十分鐘後他就接獲來自爾汶堡的命令，又過一小時他就離開基地。」

　　桑瑪說：「還有瓦索就去了倫敦，庫莫則是匆匆搭上去柏林的火車。」

　　我說：「夜班火車。如果只是去玩，誰會搭夜班火車？」

　　她說：「每個人都有事想隱瞞。」

　　「除了我跟我的猴子。」

　　「啊？」

　　我說：「這是披頭四的歌，他們的歌聲是二十世紀的聲音。」

　　她看著我，說：「他們在隱瞞些什麼？」

　　「妳來告訴我。」

　　她把手放在桌上，手心向下，吸了口氣。「其中一部分被我看出來了。」

　　「我也是。」

　　她說：「那份議程跟昨天賽門中校講的事情，可說是一體兩面。賽門妄想步兵能變得更重要，裝甲部隊的優勢受挫，我想克拉瑪對這些也都一清二楚。二星中將可不是白混的，所以本來元旦要在爾汶堡召開的那場會議，就是要想出反制對策。我認為他們想反抗，他們不想放棄既得利益。」

　　我說：「他們必須放棄的還真多。」

　　她說：「真的是這樣，他必須像以前的戰艦艦長一樣為自己打算。」

　　「議程的內容呢？」

　　「顯然是有攻有守。他們必須抨擊把部隊整合起來的構想，嘲笑輕型裝甲車，吹噓自己的專業有多了不起。」

　　我說：「我同意，但這樣是不夠的。國防部馬上就會不斷收到這種狗屁文件，堆起來有一個人高，裡面有贊成的意見、有反對的意見，還有什麼如果啦、但是啦、然而啦，大家看了都無聊死了。但在那份議程裡面有個截然不同的東西，這讓他們拚了老命也要把議程拿回來。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說：「我也是。」

　　桑瑪說：「還有，他們昨晚為什麼要逃？他們一定早就把克拉瑪那份議程，還有所有影本都毀掉了。他們可以睜眼說瞎話，先把你騙過去，甚至可以給你一份假的議程，直接告訴你這就是議程，你自己看看。」

　　我說：「他們殺了克拉瑪夫人，所以要逃。」

　　她點頭說：「我還是覺得瓦索與庫莫殺了她。克拉瑪一死，發球權就交到他們手上，他知道自己有責任出面把所有會洩密的文件處理掉，所以克拉瑪夫人是間接受害者。」

　　我說：「我覺得很有道理。不過，他們兩人看起來都不像特別高大或強壯。」

　　「他們倆都比克拉瑪夫人要高要壯。而且你可以想像，在逼不得已的狀況下，他們激動之餘會做出什麼，所以鑑識結果會有點不準確。而且我們也不知道綠谷鎮的辦案人員到底有多厲害。他們可能派個家庭醫師來當驗屍官，這種人真的懂嗎？」

　　我說：「也許吧。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可能。妳可以算算從華府開車到那裡的時間，還要花十分鐘找到偷鐵鍬的那家五金行，他們只剩十分鐘可以決定。而且他們沒有車，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他們可能直接從飯店大廳搭計程車或租台禮車，而且我們絕對追查不到，因為除夕夜是整年生意最忙碌的一天。」

　　我說：「但因為是長途車程，要花很多錢，司機也會因此記住。」

　　她說：「除夕夜華府的計程車與禮車在三個州之間穿梭來回，大家去的地點五花八門，所以是有可能的。」

　　我說：「我覺得不是這樣。沒有人坐計程車去五金行偷東西，還入侵別人的房子。」

　　「司機不會看到的。瓦索或庫莫其中之一或者他們倆可以走進那條巷子裡，五分鐘後把鐵鍬藏在大衣下走出來。去克拉瑪夫人她家也一樣，可以叫計程車在路上等他們，司機根本沒看到他們做了什麼。」

　　「這太冒險了。華府的計程車司機可能跟大家一樣都會看報，而且因為塞車時間多，看的報紙可能更多。如果司機看到綠谷鎮兇案的報導，他會想起那兩個乘客。」

　　「他們本來覺得沒有風險，因為他們不想殺人，而且他們以為克拉瑪夫人不在家，而是在醫院。而且他們覺得史派瑞維爾與綠谷鎮的小竊案是不會上華府報紙版面的。」

　　我點點頭。回想克拉克警探在幾天前說的：我派手下沿街訪查，但沒有任何發現。當天有些車子進進出出。

　　我說：「有可能。也許我們該查查計程車。」

　　桑瑪說：「整年裡面就這天最難確定不在場證明。」

　　我說：「真大膽，不是嗎？居然坐計程車去做這種事。」

　　「心臟太強了。」

　　「如果他們的心臟真的那麼強，昨晚怎麼逃了？」

　　她有一陣子沒開口。

　　她說：「這真是沒道理，因為他們總不能逃一輩子，而且他們也知道遲早他們必須扭轉情勢，反咬我們一口。」

　　「我同意，而且他們應該就在此地此刻反咬我們，這裡是他們的地盤。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們的反撲力量會很強大，因為他們的事業成敗就在此一擊。你要小心點。」

　　我說：「妳也是，不只是我。」

　　「攻擊是最佳的防守。」

　　我說：「我同意。」

　　「那我們要追他們嗎？」

　　「為什麼不？」

　　「先追哪一個？」

　　「馬歇爾，我想先抓他。」

　　「為什麼？」

　　「根據經驗法則。要追就要追那個被他們支開的，因為他們覺得他最容易出錯。」

　　她說：「現在呢？」

　　我搖搖頭，說：「現在我們要去巴黎，我必須見我媽一面。」

19

　　我們把行李打包好，離開來訪軍官房舍，臨行前再去跟史溫打個招呼。他放了個消息給我。他說：「我應該逮捕你們兩個。」

　　我說：「為什麼？」

　　「你們不假離營，威拉要追捕你們。」

　　「啊？他跟全世界的基地發布通緝嗎？」

　　史溫搖頭說：「只有這個基地，他們在安德魯空軍基地發現你的車，威拉問了運輸大隊的人，所以知道你來這裡。」

　　「你什麼時候接到電傳的？」

　　「一小時前。」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的？」

　　「兩小時前。」

　　 「我們要去哪裡？」

　　「不知道，因為你沒說，我以為你們要回基地。」

　　我說：「謝了。」

　　「最好不要跟我說你真的要去哪裡。」

　　我說：「巴黎，去辦私事。」

　　「怎麼啦？」

　　「我也不太確定。」

　　「要我幫你叫計程車嗎？」

　　「太棒了。」

　　十分鐘後我們坐上另一輛賓士計程車，循原路回機場。

　　如果要從法蘭克福飛到巴黎，我們可以選擇漢莎航空或者法航的飛機。結果我選了法航，因為他們的咖啡應該比較好喝，而且我想如果威拉要查民航機，應該會從漢莎航空查起，因為他是這種不懂變通的笨蛋。

　　我們用兩張偽造的旅行憑證換了十點班機的兩個經濟艙座位，在候機室等待，雖然我們身上穿著戰鬥裝，但並不顯眼，因為機場裡到處是穿著制服的美軍。我看到好幾個兩兩一組的十二軍團憲兵，但不需要擔心，因為他們只是跟警察在做例行查緝行動。他們不是來抓我們的，我覺得威拉的那張電傳會在史溫的桌上再擺個一、兩個小時。

　　我們準時登機，把袋子擺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櫃裡，扣上安全帶後坐好。飛機上還有十幾個美軍，因為巴黎一直是駐德美軍最喜歡的度假天堂。霧還是很多，但不會糟到耽誤班機。我們準時起飛，機身飛越一片灰濛濛的城市上空，朝西南方前進。飛機正下方是一片片粉色田野還有森林，接著我們攀升到雲層上面，看到了太陽，就再也看不到地面了。

　　這是一趟很短的航程，我才喝到第二杯咖啡，飛機就開始往下降了。桑瑪喝的是果汁，她看起來有點緊張、有點興奮，也有點擔心。我猜她沒去過巴黎，同時也沒有「不假離營」的經驗。我看得出這件事對她有所影響。「不假離營」是個很複雜的因素，我大可不要這樣做的，但威拉追捕我也不讓我感到意外，因為這顯然是他一定會採取的下一個步驟。現在我猜我們已經上了全世界美軍的「追緝」名單裡了，也就是說我們正遭受「全面通緝」。

　　早上十一點半我們在戴高樂國際機場降落，從空橋離開飛機。機場裡人山人海，計程車排班處一團混亂，跟我上次與喬伊一起來的時候一樣，所以我們放棄搭計程車，走到接駁巴士站，排隊後上了小巴士，裡面塞滿了人，非常不舒服。但是巴黎比法蘭克福溫暖，和煦的太陽高掛空中，我知道我們可以看到風光明媚的巴黎。

　　我說：「來過嗎？」

　　桑瑪說：「沒有。」

　　我說：「前面二十公里沒看頭。真正好看的要等到我們上了環快。」

　　「什麼？」

　　「環狀高速公路，就是我們說的環城公路，好看的東西從進入環快後才有。」

　　「你媽住在巴黎？」

　　我點頭說：「住在城裡最棒的一條路上，那是使館區，在艾菲爾鐵塔附近。」

　　「我們要直接過去嗎？」

　　我說：「明天再去，今天純粹當個旅客就好。」

　　「為什麼？」

　　「我要等我哥來巴黎，我不能自己去，我們倆要一起出現。」

　　她不發一語，只是望著我。巴士發動後開離街邊石旁，沿路她都看著窗外。我可以從她反射在窗上的臉龐看出她同意我說的，到了「環快」後景色比較美。

　　我們在劇院廣場下車，站在人行道上，讓其餘旅客從我們身邊擠過。我想我們第一件該做的事，應該是找間旅館，把行李安頓好。

　　我們從和平街往南走，經過凡登廣場，到了杜樂麗花園。接著我們右轉，直接走到香榭麗舍大道。在和煦的冬陽下，一個懶洋洋的日子裡，如果想找個地方跟美女一起閒晃，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適合？可能有，但當時我想不出來。我們左轉走進馬波夫街，到了與喬治五世大道交會處，對面就是喬治五世飯店。

　　「這裡可以嗎？」

　　桑瑪說：「他們會讓我們投宿嗎？」

　　「進去才知道。」

　　我們走到對街，一個戴著大禮帽的傢伙幫我們開門，接待櫃檯的女孩在翻領上別了幾支小國旗，分別代表她會說的各國語言。我說法文讓她很高興，所以當我用兩張旅行憑證要跟她換兩個房間時，她二話不說，馬上把鑰匙給我們，好像我是用信用卡或金條付帳似的。喬治五世飯店，一定是這種地方：沒什麼事情他們沒見識過，就算有，他們也不願承認。

　　那女孩給我們的房間都是朝南，而且都可以看到一部分艾菲爾鐵塔。其中一個房間的裝潢是淡藍色系，裡面除了有個休憩區，還有個超大浴室。另一個房間要從走道往下再走三個房間，裡面的裝潢是深黃色系，房外的茱麗葉式陽台上裝著鐵欄杆。

　　我說：「給妳挑。」

　　她說：「我要有陽台那間。」

　　我們把行李安頓好，洗完澡，十五分鐘後在大廳碰面。我打算吃午餐，但桑瑪有別的構想。

　　她說：「我想買衣服，旅客不會穿戰鬥裝。」

　　我說：「我穿。」

　　她說：「所以你要突破一下，好好享受。我們該去哪裡買？」

　　我聳聳肩。巴黎這地方每走二十碼就會經過至少三家服裝店，但不管你是買一件衣服還是褲子，每件都會花掉你一個月的薪水。

　　我說：「我們可以試試邦瑪榭（BonMarchd）。」

　　「什麼？」

　　我說：「一家百貨公司，法文的意思就是他們賣便宜貨。」

　　「百貨公司說自己很便宜？」

　　我說：「我最喜歡這種地方。」

　　「還有其他選擇嗎？」

　　我說：「撒瑪麗丹百貨公司（Samaritaine ）。在塞納河邊，靠近新橋，樓頂有個觀景露台。」

　　「我們去那裡吧。」

　　我們沿著塞納河走了很久才到，一路走到西堤島頂端，花了我們一小時，因為我們不斷停下來看東西。我們經過羅浮宮，也好好欣賞了河堤邊用綠色攤架做生意的小攤子。

　　桑瑪說：「什麼是Pont Neuf?」

　　我說：「新橋。」

　　她看著前方那座橋古老的石造結構。

　　我說：「這是巴黎最老的一座橋。」

　　「那為什麼要叫它新橋？」

　　「因為它也曾經是座新的橋。」

　　我們走進溫暖的百貨公司。它跟其他百貨公司沒兩樣，化妝品也在一樓，空氣裡彌漫著香味。桑瑪走在前面，我們先到二樓女裝部，我坐在一張很舒服的椅子上，讓她四處看看。她去了半個多小時，回來時身上穿著一套全新的衣服。她穿著黑鞋、黑色直統長裙、一件灰白相間的布萊頓毛衣以及一件灰色羊毛夾克，還戴著一頂畫家常戴的貝雷帽。她身上的行頭像是花了她一百萬，原來穿的戰鬥裝與靴子都在她手上印有「撒瑪麗丹」字樣的袋子裡。

　　她說：「該你了。」她帶我到男裝部。唯 一件褲管內側接縫處有九十五公分的褲子，是件仿美國樣式的藍色阿爾及利亞製牛仔褲，所以我買衣服時只能配合它。我買了件淡藍色運動衫，還有一件黑色棉質飛行夾克，穿的還是陸軍靴子，因為用它搭配牛仔褲不算太差，跟夾克則是很配。

　　桑瑪說：「買頂貝雷帽。」所以我就買了──那是一頂有皮革帽簷的黑色貝雷帽，因為美元匯率很高，所以買起來很划算。我把迷彩裝也放進袋子裡，還在鏡子前照了一下，把帽子調到一個很瀟灑的角度才離開。

　　桑瑪不發一語。

　　我說：「吃午餐去。」

　　我們到九樓的咖啡餐廳去吃飯。坐在露台上太冷，但我們坐在窗邊，景致也跟露台上一樣棒。往東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往南最遠可以看到蒙帕納斯塔。在太陽的照射下，巴黎這個城市真的棒極了。

　　桑瑪說：「威拉怎麼找到我們的車？而且，美國這麼大，他居然知道要去哪裡找。」

　　我說：「他根本沒有找，是有人告訴他的。」

　　「誰？」

　　我說：「瓦索或庫莫。在十二軍團基地時，史溫的士官在電話上提到我的名字。所以當他們把馬歇爾弄出來的時候，也打電話到岩溪鎮給威拉，跟他說我跑來德國騷擾他們。他們責罵他為什麼准許我出國，並且叫他把我召回。」

　　「他們不能干涉特調組調查員的行動。」

　　「因為威拉，他們沒什麼不可以。我剛剛想通了，他們就是老朋友。史溫等於已經說了出來了，只是我沒馬上想通。威拉以前在軍情局的時候就跟裝甲兵建立了關係。為了得到蘇聯坦克的那些狗屁資料，這些年來他都跟誰打交道？就是裝甲部隊，這就是關聯，也就是為什麼他這麼在意克拉瑪的事。他不是擔心整個陸軍會出糗，他只是擔心裝甲部隊出糗而已。」

　　「因為他是他們的人。」

　　「沒錯，這也是為什麼昨晚瓦索與庫莫會逃掉。其實他們不是要逃，只是幫威拉爭取時間與機會，讓他來對付我們。」

　　「威拉知道旅行憑證不是他簽的。」

　　我點頭說：「那當然。」

　　「所以這下我們糟了，我們不假離營，而且偽造簽名。」

　　 「沒事的。」

　　「怎麼講？」

　　「等我們把案子辦完就沒事了。」

　　「你覺得我們可以破案？」

　　我沒回答。

　　晚餐後我們越過塞納河，繞遠路回飯店。穿著便衣，手拿撒瑪麗丹的袋子，我們看來就像遊客，只差沒有手拿相機。我們在聖日爾曼大道上瀏覽商店櫥窗，欣賞盧森堡花園。我們還看到了傷兵醫院與巴黎軍事學院，然後我們往北走到波斯給街上，此刻距離我媽的公寓後面已經只有五十碼距離，這點我沒告訴桑瑪，如果她知道，一定會勸我去一趟。我們又跨越塞納河，這次是從阿爾瑪橋，接著我們在紐約街上的小餐館喝咖啡，然後漫步越過小山丘回飯店。

　　桑瑪說：「睡個午覺，然後吃晚餐。」

　　很高興能小睡一下，因為我很累。躺在那裝潢成淡藍色系的房間裡，沒幾分鐘我就睡著了。

　　兩小時後，桑瑪用內線電話把我叫醒，她想知道我對餐廳熟不熟。巴黎到處都是餐廳，但我的穿著活像個白癡，口袋裡又只有三十塊，所以我挑了維賀內街上一個我知道的餐廳。我知道我可以穿著牛仔褲跟運動衫去那裡而不遭人白眼，也不必花大錢，而且用走的就到，可以省下計程車錢。

　　我們在大廳見面，桑瑪的狀況看來還是很好。不管是下午或傍晚，她身上的裙子跟夾克都很適合，但她沒戴貝雷帽，我還是戴著。我們跨越山丘，朝香榭麗舍大道前進，走到一半時，桑瑪做了件怪事，她主動牽我的手。當時天色已經變暗，我們身邊都是散步的情侶，我猜她覺得這樣很自然，我也覺得很自在。一分鐘後我才發現她牽了我的手，或者說，一分鐘後我才發現不對勁，她也一樣。最後她變得很不安，抬頭看我後又把手放開。

　　她說：「抱歉。」

　　我說：「別這樣說。感覺很好。」

　　她說：「我剛剛沒想這麼多。」

　　我們繼續往下走，轉進維賀內街，找到那家餐廳。因為是一月，當時才剛剛傍晚，老闆很快就幫我找到一張桌子。桌子在角落，上面有花跟點燃的蠟燭。一邊考慮要吃什麼時，我們要了水，還點了一壺紅酒。

　　桑瑪說：「你就像住在這裡一樣。」

　　我說：「沒那種感覺，我在哪裡都沒有家的感覺。」

　　「你的法文講得很好。」

　　「我的英文也講得很好，但並不意味著我覺得北卡是我的家。」

　　「但總有你偏好的地方。」

　　我點頭說：「這裡還不錯。」

　　「想過未來嗎？」

　　「妳的口氣聽起來很像我哥，他要我做規劃。」

　　「一切都將改變。」

　　我說：「有部隊，就需要憲兵。」

　　「不假離營的憲兵嗎？」

　　我說：「我們只需要破案就好，不管是克拉瑪夫人、卡邦或者布魯貝克，只要破一個就好。我們有三次機會。」

　　她不發一語。

　　我說：「放心。這四十八小時內我們把一切拋開，好好享受。擔心也解決不了問題。不要浪費這趟巴黎之旅。」

　　她點點頭，我看著她的臉，看著她試著忘記這一切。燭光中她的眼睛就像會說話似的，她的眼睛告訴我，她眼前有一堆麻煩，但她暫時把那些事拋諸腦後，讓自己的心靜下來。

　　我說：「喝酒，好好享受。」

　　我的手擺在桌上，她伸手捏捏我的手，舉起酒杯。

　　她說：「北卡就在那裡，不會跑掉的。」

　　我們從菜單中價格固定的部分各點了三道菜，吃了三小時。為了避開工作上的話題，反而只講私事。她問我的家庭狀況，我跟她說了點喬伊的事，我媽的部分則是幾句話帶過。她也跟我聊她的家人與兄弟姊妹，而且她的堂親與表親實在多到我記不住。大多數時候我只是看著她映照著燭光的臉，她那烏木般黝黑的膚色混著一種古銅色調，眼睛則是炭黑色，下顎像瓷器一樣細緻。一個這麼嬌小又溫柔的人，怎麼會來當兵？但接下來我想起，她有一項連我也沒有的專長：她是個狙擊手。她說：「我會跟你媽碰面嗎？」

　　我說：「如果妳想看她，是可以。但她病得很重。」

　　「不只摔斷腳？」

　　我說：「她有癌症。」

　　「情況很糟嗎？」

　　「末期了。」

　　桑瑪點頭說：「我猜應該是這樣，上次你來這裡又回去後，心情就一直不好。」

　　「是嗎？」

　　「一定會對你有影響的。」

　　換我點頭說：「影響程度超過我的預期。」

　　「你喜歡她嗎？」

　　「我很喜歡她。但妳也知道，沒有人能長生不老，照理講，這種事不該讓人意外。」

　　「也許我該避開，我跟你們去也許不恰當。應該只有你跟喬伊去就好了。」

　　「她喜歡認識朋友。」

　　「也許她會覺得不太好。」

　　「再看看吧，也許她想出門吃午餐。」

　　「她的樣子看起來怎樣？」

　　我說：「糟透了。」

　　「那她應該不想跟不認識的人見面。」

　　我們靜靜坐了一陣子，服務生把帳單拿來。我們點點身上的現金，各付各的，還給了不少小費。回飯店的路上我們一直牽著手，這樣似乎很自然──我們兩個都是身邊有一堆麻煩的人，有些麻煩是一起面對，有些則是自己的。戴著大禮帽那傢伙又幫我們開門，跟我們ponne nuit ，就是法文的晚安。上了電梯後我們站在一起，但沒有並肩，當我們出電梯時桑瑪必須往左走，我是往右走。這是個尷尬時刻，我們不發一語，我可以看出她想跟我過來，我也很清楚自己有多想跟她一起過去，腦海裡已經浮現她房裡的景象：黃色的牆壁，還有香水味。我想像在床上幫她脫掉新毛衣，拉下她新裙子的拉鍊，聽見它掉在地板上的聲音，我還猜那件裙子會有絲質襯裡，所以會發出沙沙沙的聲音。

　　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但我們都已經不假離營了，還有什麼更糟的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不知道這麼做好不好，但至少能讓我們覺得比較舒服安心。

　　她說：「明早約幾點？」

　　我說：「我得早一點，六點就要到機場了。」

　　「我陪你去。」

　　「謝了。」

　　她說：「我喜歡陪你。」

　　她說：「那我們四點就得起床。」

　　我說：「嗯，大概四點。」

　　我們還是站著不動。

　　她說：「那就晚安囉。」

　　我說：「好好睡一覺。」

　　我往右轉，沒有回頭看，我聽見她開門，我先關門後她才把門關上。

　　十一點了。我上床但睡不著，只是躺在那裡看了一小時天花板。城市的燈光透過窗戶射進來，那黃色的燈光看起來霧霧冷冷的。我可以看見艾菲爾鐵塔的閃光燈閃爍著，斷斷續續發出金色光芒，節奏不快不慢。隨著燈光閃爍，灰泥天花板上的雕紋時隱時現。遠處的街道上我聽見煞車聲、小狗叫聲、樓下寂寥的腳步聲，以及遠處的喇叭聲。接下來整個城市陷入一片寂靜，沉默大舉來襲，但我卻覺得好像有無數警笛在我身邊逼近呼嘯著。我抬起手腕看錶，已是午夜了，我把手又放在床上，突然間心頭被一陣寂寞占據，害我幾乎喘不過氣。

　　我打開燈，滾到床頭電話邊，看著數字鍵下方有個說明牌寫著：如果要撥內線電話，請按3再加上房間號碼。我照做之後，她在第一聲就把電話接起來。

　　我說：「睡了嗎？」

　　她說：「沒有。」

　　「要我陪妳嗎？」

　　她說：「嗯。」

　　我穿上牛仔褲與運動衫，赤腳從走廊走過去敲門，她從門後伸手出來把我拉進去。她身上的衣裙都還在，把我按在門上用力吻我，我則是吻她吻得更激烈。門在我們身後往後甩關好，我聽見油壓閉門裝置發出嘶嘶聲，門閂喀嗒一聲關上。我們往床邊前進。

　　她穿著深紅色內衣，大概是絲或緞子做的，身上跟房裡到處是香水味。她長得嬌小又細緻，但是動作又快又強烈。她的房裡一樣有城裡的燈光從窗戶射進來，現在我感覺到燈光是溫暖的，給了我能量。艾菲爾鐵塔的燈光一樣投射在她的天花板上，我們倆的節奏跟燈光閃爍的節奏一樣，不快不慢，無法停息。事後我們像兩把湯匙一樣躺平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力氣放盡，氣喘吁吁，靠在一起但一語不發，好像兩人都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睡了一小時，醒來時還是維持睡前的姿勢，我強烈感覺到自己有得有失，但那感覺一時間連自己也說不清楚。桑瑪還在睡，她縮在我的懷裡，聞起來很香很溫暖，讓人感覺她全身柔軟溫和，卻又很堅強。她的頭靠在我的左臂上，我的右臂摟著她的腰。我握著她那半開半闔的手。

　　我轉頭看著天花板上時隱時現的雕紋，聽見大約一哩外，就在凱旋門另一側隱約傳來摩托車的噪音，還有遠方的狗吠聲。除此之外，城裡一片寂靜，兩百萬人都在沉睡。喬伊還在飛機上，可能在接近冰島上空的大圈航線上。我沒辦法想像我媽現在怎樣，於是閉上雙眼，試著再睡一下。

　　我在四點自動醒來，像是有鬧鐘似的。桑瑪還在睡，我把被她壓住的手臂稍微轉一下，抽出來，走下床後踮著腳走到洗手間。我把褲子穿上，套上運動衫，把桑瑪吻醒。

　　我說：「中尉，該起床幹活了。」

　　她把手臂高高舉起伸直，把背弓起來，棉被滑到她的腰際。

　　她說：「早安。」

　　她說：「我愛巴黎，我在這裡玩得很開心。」

　　「我也是。」

　　我說：「半小時後大廳見。」

　　我回自己房間，打電話叫人送咖啡過來。咖啡還沒送到我就已經刮完鬍子，沖完了澡。我在門口接托盤時身上只圍了條浴巾，然後我穿上乾淨的戰鬥服，喝第一杯咖啡後看看錶。巴黎時間早上四點二十，等於美東時間晚上十點二十，上班時間已經過了很久，而美國西岸則是晚間七點二十，對一個常加班的傢伙來講應該還算挺早，可能還坐在辦公桌前。我看了一下電話上的指示牌，撥9之後打外線，然後按下我唯一會永遠記住的電話號碼：維吉尼亞州岩溪鎮一一〇特調組的總機號碼。才響一聲就有總機人員接電話。

　　我說：「我是李奇。我需要爾汶堡憲兵執行官的電話。」

　　「報告，威拉上校命令你必須立刻回來。」

　　「我會盡快回去，但現在我就需要那個電話號碼。」

　　「報告，您現在在哪裡？」

　　我說：「在澳洲雪梨的一家妓院，給我電話號碼。」

　　他把電話號碼給我，我自己重複一次後又按9，撥打那個號碼，結果法蘭茲的士官在第二聲就接了起來。

　　我說：「我要找法蘭茲。」

　　接著話筒傳來喀嗒一聲，接著完全沒有聲音傳來，我等了好久才等到法蘭茲。

　　我說：「我需要你幫個忙。」

　　「什麼忙？」

　　「有個十二軍團的傢伙叫馬歇爾的在你那邊，你認識嗎？」

　　「不認識。」

　　「我需要你把他一直留在那裡，等我親自過去。這非常重要。」

　　「如果要把人留住，唯一的方式就是逮捕他們。」

　　「跟他說我從柏林打電話過去你那邊，只要他覺得我還在德國，他就會繼續待在加州。」

　　「為什麼？」

　　「因為有人命令他要待在那裡。」

　　「他認識你嗎？」

　　「他知道我這個人，但我們不認識對方。」

　　「那我就尷尬了。難道我可以直接跟他說，嘿，有個你不認識的傢伙叫李奇，他叫我告訴你，說他被困在柏林。」

　　我說：「那就小心點。告訴他我要你幫我問他個問題，因為我沒辦法親自過去。」

　　「什麼問題？」

　　「問他克拉瑪出殯那天的事，他去了阿靈頓嗎？那天葬禮結束後他做了什麼事？他為什麼不用載他的兩個上司去北卡？他們有向他解釋為何要自己開車嗎？」

　　「這是四個問題。」

　　「我不管你問什麼，只要讓他覺得你是替我發問，因為我不會去加州。」

　　「我怎麼回你電話？」

　　我看看話機，然後把喬治五世飯店的電話號碼給他。

　　他說：「你在法國，不是德國。」

　　我說：「不要讓馬歇爾知道，我等一下會回飯店。」

　　「你什麼時候來加州？」

　　「我希望在四十八小時內到。」

　　他說：「好，還有其他事嗎？」

　　我說：「有。打電話到博德堡，叫我的中士幫我查一下瓦索將軍與庫莫上校的背景。特別是我想知道他們倆是不是其中有一人與維吉尼亞州一個叫做史派瑞維爾的小地方有關係。可能是在那裡出生、長大，或者在那裡有親戚，或者有任何關聯，因此可能熟知那裡賣各種東西的地方。要她一直到我跟她聯絡前都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問了這件事。」

　　他又說一次：「好。就這樣嗎？」

　　我說：「還有。叫她打電話給綠谷鎮的克拉克警探，他之前曾派人去街上問除夕夜的事，要他把詢問結果傳真過去。這樣講她就知道了。」

　　法蘭茲說：「真高興她聽得懂。」

　　他頓了一下，把這件事也寫下來。

　　他說：「就這樣嗎？」

　　我說：「暫時就這樣。」

　　我把電話掛斷，到樓下大廳，桑瑪已經在那裡等五分鐘了。她的速度比我快，不過話說回來，她不必刮鬍子，也不必打電話或喝咖啡。她跟我一樣又穿上戰鬥裝，我不知道她自己怎麼把靴子弄乾淨的，或者是她找人幫忙清理靴子，她腳上的靴子亮晶晶的。

　　我沒錢可以搭計程車去機場，所以我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回劇院廣場搭巴士。車上的人沒有之前那麼擠，但搭巴士還是一樣不舒服。沉睡中的城市在我們眼前匆匆閃過，接著巴士開上「環快」，然後慢慢穿越一片陰鬱的郊區。

　　我們剛好在六點前抵達戴高樂國際機場。機場裡人山人海，我想是因為時差的關係，隨時都有人會飛來巴黎，而且早上六點的機場可能比下午還要繁忙。到處都是人，有人搭上汽車與巴士，有人則在下車，從美國東岸飛過來或正打算飛回去的旅客們拿著行李，掙扎地走著。看起來好像整個世界都在動。

　　透過顯示班機時刻的螢幕，我得知喬伊的班機已經著陸，於是繞到海關外的入境大門前，在一 大群準備接人的群眾裡找到位置站好。我猜喬伊會是頭幾個出來的旅客之一，因為他會快步走出飛機，而且他不用提領行李，不會耽誤時間。

　　我看到前一班飛機幾個脫隊的旅客正走出來，他們大多是因為有小孩而被耽誤的家庭，或是必須等待大型行李的人。人群裡有些人轉頭看他們，直到發現不是自己要接的人後又把頭別開。我花了點時間看著大家做這動作──這是個很有趣的肢體運動。從姿勢的些微改變就可以看出人們感興趣或者不感興趣，還有歡迎或失望。身體半邊往內轉，然後又轉開朝向別地方。有時候甚至身體連轉都沒轉，只是把身體的重量改放在另一隻腳，然後又放回原來的腳上。

　　上一班飛機拖到最後才出來的人跟喬伊那班飛機先出來的人混在一起。有些出差的人快步移動著，他們吃力地拿著手提箱與行李推車。還有穿著高跟鞋、戴著墨鏡的年輕女子，身上都是名牌服飾。是模特兒嗎？還是女演員？應召女郎？還有美、法兩國的政府官員，從他們的外表就看得出來──一臉聰明的樣子，看起來很嚴肅，大多戴著眼鏡，但是他們的西裝、鞋子、外套都不是最貴的。可能是低階外交官，因為飛機是從華府過來的。

　　喬伊大概是第十二個出來的人。他身上那件大衣我之前看過，但西裝與領帶都跟之前不一樣。他看起來很帥，走得很快，拿著一個黑色皮革製簡易行李袋。他比其他人都要高一個頭，走出門後他停下腳步，在人群裡尋找我的臉。

　　桑瑪說：「他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我說：「不過我人比較好。」

　　他立刻就看到我了，因為我也比其他任何人都高一個頭。我指著一個沒那麼多人移動的地方，他從人群中穿出，往那裡移動。我們繞過去找他。

　　他說：「桑瑪中尉，幸會。」

　　我沒看到他看著桑瑪的夾克上寫著「美國陸軍 / 桑瑪」的名牌，也沒看到他去瞄她衣領上代表官階的那兩條槓。一定是我們之前聊過後，他就把她的名字與官階記下了。

　　我問他：「你還好嗎？」

　　他說：「很累。」

　　「想吃早餐嗎？」

　　「到城裡吃吧。」

　　等著坐計程車的人潮排了一哩長，我們只好放棄，還是去搭接駁車。輪到我們上車時，前一班已經滿了，所以十分鐘後我們是下一班車頭幾個上車的。等車時喬伊問桑瑪覺得這趟巴黎之旅如何，她把我們做了哪些事一 一跟他分享，唯一省略的是我們午夜之後的韻事。我站在街邊石上，背對著車道，往東看著航廈屋頂上的天空，已是破曉時刻了，另一個晴天即將來臨。那天是一月十日，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後天氣最好的一天。

　　上巴士後我們挑了三個行李架對面的位置，桑瑪坐在中間，喬伊坐她前面，我坐她後面。位置又小又不舒服，是堅硬的塑膠材質，雙腿沒有伸展的空間。喬伊的膝蓋硬塞在兩個椅子中間，他的頭隨著巴士的前進一起左右搖晃。我沒盡到「迎賓」的責任，因為在他經歷了大西洋上空的航程後，我還讓他坐巴士，我有點內疚。但我跟他一樣身材高大，坐在巴士上一樣不舒服，我也睡得不多，最重要的是身上沒錢。但我猜他寧願趕快進城，而不願在計程車招呼站等上一小時。

　　上了「環快」，豪斯曼男爵的城市風光盡收眼底後，他的精神變得比較好。太陽已經出來很久，整個城市閃耀著蜂蜜色的金黃光芒，四處的咖啡館開始忙了起來，到處都是手裡拿著法國麵包與報紙的人，大家都踏著整齊的步伐。根據法律規定，巴黎人一週只能工作三十五小時，所以剩下的一百三十三小時都被他們拿來享樂閒晃，這種生活方式光用看的就很過癮。

　　我們在熟悉的劇院廣場下車，往南朝我們前一週才走過的那條路前進，從協和橋跨過塞納河後，我們在奧賽碼頭往西走，然後往南走進哈普街。我們走到大學街上可以看到艾菲爾鐵塔時，桑瑪停了下來。

　　她說：「我去看巴黎鐵塔，你們倆去探望媽媽吧。」

　　喬伊看著我，像是問我：她知道了嗎？我點點頭像是對他說：她知道。

　　他說：「謝了，中尉。我們去看看她怎麼了，如果她肯，也許妳可以來跟我們共進午餐。」

　　她說：「打電話到飯店給我。」

　　我說：「妳知道怎麼走？」

　　她轉身指向大學街北邊說：「跨過那座橋後越過小丘，就在左邊。一直走就是了。」

　　 我露出微笑。她的方向感真好。喬伊看起來有點困惑，他看了她指的方向，知道那裡有什麼。

　　我說：「不行嗎？」

　　「陸軍幫你出錢？」

　　我說：「多少吧。」

　　「真爽。」

　　桑瑪踮起腳跟親我的臉頰，然後跟喬伊握手。我們站在那裡讓微弱的陽光灑在肩頭，看著她朝鐵塔底部走去，已經有一小群旅客跟她朝同一方向走過去，販賣紀念品的人也開始把貨品擺出來。我們站在遠方看著他們，看著桑瑪愈走愈遠，身影也愈來愈小。

　　喬伊說：「她很棒，哪裡認識的？」

　　「博德堡。」

　　「你查出為什麼會被調去那裡了嗎？」

　　「有點頭緒了。」

　　「希望如此，你已經去那裡兩週了。」

　　「記得威拉那傢伙嗎？我曾經問過你的。他跟裝甲兵打過交道，對不對？」

　　喬伊點頭說：「我很確定他都直接向他們報告。他的東西是他們的情報來源。」

　　「你記得是什麼人嗎？」

　　「裝甲兵的人嗎？沒有，我從來沒注意過威拉，因為他的東西不是最主要的業務，只是細枝末節。」

　　「聽過一個叫馬歇爾的傢伙嗎？」

　　 喬伊說：「不記得了。」

　　我沒說話。喬伊轉身沿著大學街往南看，拉拉衣領，把大衣包得更緊，抬頭面對太陽。

　　他說：「走吧。」

　　「你最後一次打電話給她是什麼時候？」

　　「前天，本來該輪你打的。」

　　我們動身後沿著街道並肩往下走，把腳步調整到跟身邊的人一樣輕鬆。

　　我說：「想先吃早餐嗎？我不想吵醒她。」

　　「護士會幫我們開門。」

　　我們經過郵局，有輛車的車身一半開上了人行道，看來好像出了車禍。車子的一邊擋泥板已經撞壞，輪胎爆掉一個，我們為了繞過它而走到馬路上，然後看到四十碼外有輛黑色車子跟另一輛併排停在路上。

　　我們瞪著那輛車。

　　喬伊說：「Un corbillard．」

　　靈車。

　　我們瞪著它，試著判斷它停在哪棟樓房外，試著估算距離，但因為它就在正前方，實在很難看得出來。我抬頭看著一整排樓房屋頂，先看到一面一八九〇年代風格的石灰岩牆面，是棟七層樓房。緊鄰在旁的是我媽那棟較為簡樸的六層樓房，然後我把目光垂直往下移動到街上，結果看到那輛靈車──它就停在我媽的樓房前面。

　　我們拔腿奔跑。

　　有個戴黑色絲帽的人站在人行道上，我媽那棟樓的臨街大門開著，我們瞥了那男人一眼，然後走進天井，門房站在她的房間走廊上。她手裡拿著手帕，眼眶含淚，沒注意到我們。我們搭電梯到五樓，氣人的是這電梯實在很慢。

　　我媽的房門開著。我們可以看到三個穿黑衣的人在裡面，我們進去後他們退開，不發一語，那位大眼女孩從廚房出來，她的臉色慘白，看到我們時停下腳步。喬伊說：「怎麼了？」

　　她沒有回答。

　　我說：「什麼時候？」

　　她說：「昨晚。她走得很安詳。」

　　那幾個穿大衣的人猜出我們的身分，慢慢退到走廊上。他們很安靜，完全沒出聲，喬伊腳步不穩地走向沙發坐下，我站在原地，動也不動地站在屋子中間。

　　我又說了一次：「什麼時候？」

　　那女孩說：「午夜，她在睡夢中。」

　　我閉上眼睛，一分鐘後又打開，她站著不動，看著我。

　　我說：「妳跟她在一起嗎？」

　　她點點頭，「我一直陪在她身邊。」

　　「有醫生在場嗎？」

　　「她叫醫生離開。」

　　「怎麼了？」

　　「她說她好多了，十一點就上床睡覺，睡了一小時後就這樣停止呼吸。」

　　我抬頭看天花板說：「她很痛苦嗎？」

　　「最後才不痛的。」

　　「但她說她好多了。」

　　「大概是迴光返照，我以前也看過。」

　　我看看她，然後把頭別開。

　　那女孩說：「你們想看看她嗎？」

　　我說：「喬伊。」他搖搖頭，還是坐在沙發上。我朝著臥室走去，床邊擺了個有絲絨墊子的高架，上面有一具白絲鑲邊棺材，裡面還是空的。媽媽的屍身還在床上，她身邊的床單整理過了，她的頭下墊著不是很高的枕頭，雙手擺在棉被外，交叉放在胸口。她的雙眼已經闔起，我幾乎認不出她。桑瑪問過我：看到死屍你會難過嗎？

　　那時候我說：不會。

　　為什麼不會？

　　我不知道。

　　我沒看過父親的屍體，他死時我不在他身邊。他是因為心臟出問題死的，榮民醫院已經盡力救治他，但也可以說一開始他就難逃一死。我在葬禮當天飛回來，當夜就走了。

　　我心想：葬禮。

　　喬伊會處理。

　　我在媽媽床邊待了整整五分鐘，眼睛睜得大大的，但沒有流淚。然後我轉身走回客廳，剛剛那些人又回來─他們是croque─morts，意思是「抬棺的人」。有個老人跟喬伊一起坐在沙發上，他的坐姿很僵硬，身邊有兩根走路用的枴杖。他有一頭稀疏的灰髮，身穿深黑色西裝，釦眼上別著一條小綬帶。那條綬帶，有可能是枚「英勇十字勳章」或是「抗戰勳章」，他那瘦骨嶙峋的膝上平擺著一個小硬紙盒，盒子用一條已經褪色的繩子綁著。

　　喬伊說：「這位是拉摩尼耶先生，爸媽的朋友。」

　　那位老人抓起枴杖，掙扎著起身要跟我握手，但我揮手要他坐下，我自己靠過去。他可能有七十五或八十歲，是個乾瘦的老人，但就一個法國人來講，算是相當高的。

　　他說：「你是她嘴裡說的那個李奇。」

　　我點點頭，說：「就是我。我不記得看過你。」

　　 「我們沒見過面，但我跟你媽是老朋友了。」

　　「謝謝你來這一趟。」

　　他說：「我也謝謝你趕過來。」

　　我心想：真感動。

　　我說：「盒子裡裝著什麼？」

　　那位老人說：「她不想放在家裡的東西，但我覺得那東西在她死後應該讓她的兒子知道。」

　　他像是把那個盒子當成聖物，交給我後如釋重負。我把東西拿過來，用手臂夾著，感覺起來不輕也不重。我猜裡面有本書，或是老舊的皮革封面日記本，還有其他東西。

　　我說：「喬伊，我們去吃早餐吧。」

　　我們漫無目的地快速走著，轉進聖多明尼克街後在要接上博覽會街時經過兩間咖啡館。我們迎著陽光跨越波斯給街，然後隨意轉進尚．尼古街。喬伊在一家菸草店停下來買菸，如果我有那個心情，我一定會露出微笑──這條街的街名是根據那個發現尼古丁的傢伙命名的。

　　我們在人行道上一起抽菸，然後進入看到的第一家咖啡館。走也走夠了，該是說說話的時候了。喬伊說：「你不該等我的，你可以見她最後一面。」

　　我說：「昨天午夜，我感應到有事發生。」

　　「你本來可以跟她在一起的。」

　　「說什麼都太晚了。」

　　「我不會在意。」

　　「但她會在意。」

　　「一週前我們就該留下來。」

　　「喬伊，她不希望我們留下來，那不是她的計畫。她是重隱私的人，她雖然是我們的媽，但她也是跟我們一樣的個體。」

　　他不發一語。服務生把咖啡端上來，又給了一小籃可頌。他似乎感受到我們的情緒，所以慢慢把東西放下就退開了。

　　我說：「你能安排葬禮嗎？」

　　他點頭說：「我會安排在四天後，你能留下嗎？」

　　我說：「不行，但我會再回來。」

　　他說：「好，我會待一個星期左右，還得把她的遺囑找出來。我們可能得把她的房子賣掉，還是你想留下？」

　　我搖頭說：「我不想，你呢？」

　　「我想我不可能住在這裡。」

　　我說：「如果我自己去，那是不對的。」

　　喬伊不發一語。

　　「上次我們很開心，那就是她想要的，那就是她為什麼做那些安排，為什麼說要去波麗朵餐廳。她根本就沒吃東西。」

　　他只是聳聳肩，我們沉默地喝著咖啡，我試著吃個可頌，味道過得去，但我沒胃口。於是又把它放回籃裡。

　　喬伊說：「生命真是奇怪的一回事，一個人在世上六十年，擁有各種各樣的經歷、知識與感覺，然後離開人世，好像一切都是一場空。」

　　「我們會記得她。」

　　「不，我們只記得她的一部分，她跟我們分享的那一部分，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的只有她自己知道。因此，就現在來說，我們不知道的部分是不存在的。」

　　我們又各抽了一根菸，靜靜坐著，然後慢慢並肩走回去，心裡有點平靜，有點無力。

　　回到媽媽的住處後，棺材已經裝上靈車。棺材在電梯裡一定被擺成直立的，門房在人行道上，跟那位別著綬帶的老人站在一起。他用拐杖撐著，護士也在，自己在一旁站著。抬靈柩的那些人緊握著手，把手放在胸前，頭看地上。

　　護士說：「他們要把她帶到depot mortuaire去。」

　　葬儀社。

　　喬伊說：「嗯。」

　　我沒留下。我和護士與門房道別，和那位老人握手，然後我對喬伊點點頭，頭也不回地沿著街道往北走。我從阿爾瑪橋越過塞納河，從喬治五世大道走回飯店，搭電梯回房後我發現老人給我們的紙盒還在我手上。我隨手把它擺在床上，站著不動，完全不確定接下來自己要做什麼。

　　二十分鐘後電話鈴聲響起，我還是站在那裡。是法蘭茲從爾汶堡打來的，一開始他講了名字兩次，我才想起他是誰。

　　他說：「我跟馬歇爾講過話了。」

　　「誰？」

　　「十二軍團那傢伙。」

　　我不發一語。

　　「你還好吧？」

　　我說：「抱歉，我沒事。你跟馬歇爾談過了。」

　　「克拉瑪的葬禮，他也在場。他開車帶瓦索與庫莫過去，然後又回去。他宣稱當天其他時間他沒跟他們在一起，因為整個下午他都必須在國防部參加重要會議。」

　　「但是呢？」

　　「我不相信他，他是個跑腿的。不管有沒有會議，如果瓦索與庫莫要他開車，他就得開車。」

　　「然後呢？」

　　「然後我怕被你修理，所以我又幫你查了。」

　　「查出來的結果呢？」

　　「他一定是在廁所裡跟自己開會，因為沒人看到他。」

　　「那他在做什麼？」

　　「不知道，但他一定在做某件事，因為他回答我的語氣實在太輕鬆。我的意思是，誰記得六天前開過什麼會？可是這傢伙卻直接說出自己在開會。」

　　「你說我在德國？」

　　「他似乎已經知道了。」

　　「你跟他說我還待在那裡？」

　　「他似乎覺得你一定不會立刻去加州。」

　　我說：「這些傢伙都是威拉的老朋友。他對他們承諾，他說會讓我沒辦法去煩他們。他把一一〇特調組當作裝甲部隊的下屬單位。」

　　「因為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查了一下瓦索與庫莫的背景。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兩個曾經跟史派瑞維爾有何瓜葛。」

　　我沉默片刻，然後說：「他們都結婚了？」

　　法蘭茲：「結婚。嗯，他們都娶妻生子了。但都是當地女孩，沒有姻親在史派瑞維爾。」

　　我說：「好。」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加州。」

　　放下電話後我從走廊走到桑瑪的房間，敲門後等著。她來開門，她剛剛觀光回來。

　　我說：「她昨晚去世了。」

　　桑瑪說：「我知道了，你哥剛從她的公寓打電話給我，他要我確認你沒事。」

　　我說：「我還好。」

　　「我很遺憾。」

　　我聳聳肩說：「照理講，這種事不應該讓人意外。」

　　「什麼時候？」

　　「昨天午夜，她就這樣走了。」

　　「我很難過。你昨天該去看她的，不該跟我在一起。我們不該去買那些蠢衣服。」

　　「我上星期看過她了，而且大家都很開心，上星期可以說是完美的最後相聚。」

　　「如果是我，我會爭取任何能多陪她的時間。」

　　我說：「這種事可以說都是機緣，如果我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可是她卻在傍晚去世，我會希望自己一直待到傍晚。如果我昨天傍晚去了一趟，現在我還不是會後悔自己沒一直待到午夜？」

　　「你昨天午夜跟我在一起，這點也讓我很難過。」

　　我說：「別這樣講。我媽也不會覺得這有什麼，畢竟她是個法國人。如果她知道那件事是我的選擇，她也會支持我。」

　　「你只是不想讓我難過。」

　　「好吧。那我可以這樣講，我想她不是那麼開放的人，但不管什麼事，只要能讓我們快樂，她都會支持。」

　　「她是因為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才走的嗎？」

　　我搖頭說：「她希望我們不要在她身邊，這樣她才可以放心地走。」

　　桑瑪沒有說話。

　　我說：「該走了，我們搭晚班飛機回去。」

　　「去加州？」

　　我說：「先回東岸，有些事我要查一下。」

　　她說：「什麼事？」

　　我沒告訴她。她一定會笑出來的，但當時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跟她一起笑。

　　桑瑪打包了行李，到我房間來找我。我坐在床上，用手撥弄著拉摩尼耶先生給我的那個紙盒上的繩子。

　　她說：「那是什麼？」

　　「有個老人帶過來的，他說這東西應該被當成我媽的遺物。」

　　「裡面裝了什麼？」

　　「我不知道。」

　　「那就打開看看。」

　　我把東西從床單上推過去，跟她說：「妳幫我開。」

　　盒上那個繩結已經歷史悠久，打得很緊，我看著她用小巧整齊的手試著把它打開，她那些乾淨的指甲在光線中反射著光芒。她把繩子拿下後打開蓋子──這個紙盒很淺，它那又厚又硬的材質是現在已經看不到的。裡面有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個更小的盒子，像珠寶盒一樣。那是個紙盒，紙盒表面貼了一層有浮水印的深藍色紙張。此外還有一本書跟一把起司切割器。那切割器很簡單，只是一條鐵線，兩端都有把手，把手是老舊的深色木頭。在法國，你可以在任何雜貨店裡看到類似的東西，不過這個切割器的鐵線被換過了，用來切起司可能太粗了點，那條鐵線像是鋼琴的琴弦。鐵線已經捲曲腐蝕，好像已經被保存了很久。

　　桑瑪說：「這是什麼？」

　　我說：「像是用來執行絞刑的繩子。」

　　她說：「是法文書，我看不懂。」

　　她把書遞給我。那是本印刷的書，書封用很薄的防塵紙套包著。它不是小說，內頁角落因為年久而變髒變色，整本書聞起來有股霉味，書名跟鐵路有關。我打開看看，發現在書名頁之後有一張法國一九三〇年代的鐵路系統圖。第一章講的是北部的鐵路路線全部匯集在巴黎，然後又往南散布，可以說是「條條鐵路通巴黎」。這對我來講相當合理，如果跟它的超大首都相較，法國本身的面積相對來說顯得不大。大部分國家都會做這種安排，把首都當成蜘蛛網中心。

　　我翻閱整本書到最後，防塵封套後折口上有作者的照片──照片中人是年輕了四十歲的拉摩尼耶，我一眼就看得出來。照片下方的介紹表示他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戰役中失去了雙腿，我想起他在我媽家裡沙發上的僵硬坐姿，還有他的枴杖。他一定是裝了木製義肢，本來我以為他有一對瘦骨嶙峋的膝蓋，應該也是複雜的機械裝置。介紹中繼續提到他創立了Le Chemin de Fer Humain ，也就是「人力鐵路」。他還接受戴高樂總統頒發「抗戰勳章」，接受英國頒發「喬治十字勳章」以及接受美國頒發「特殊貢獻勳章」。

　　桑瑪說：「裡面寫了些什麼？」

　　我說：「我好像剛剛認識了一個抗戰英雄。」

　　「這跟你媽有關係嗎？」

　　「也許她跟這位拉摩尼耶是老情人。」

　　「結果他想對你跟喬伊講這件事？吹噓自己有多厲害？這時候還做這種事，是不是有點太自大了？」

　　我又多讀了點。跟大多數法文書一樣，這本書也是用一種叫「過去簡單式」的奇怪時態寫成的，這種時態只有書寫時候會用到，不是以法語為母語的人很難讀懂。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不是很吸引人，它的篇幅全被用來說明從北邊南下巴黎的旅客必須在「北站」下車，如果想繼續南下，他們必須徒步或坐車，或搭乘地鐵、巴士等交通工具，越過巴黎市區到奧斯特列茲車站或里昂車站等其他車站搭火車南下。

　　我說：「這本書的主題是所謂的人力鐵路，不過我看到現在，覺得它跟人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我把書交給桑瑪，讓她繼續翻閱。

　　她翻到第一張空白頁給我看，上面用藍墨水整齊地寫著一行已經褪色的字：送給畢翠斯，皮耶敬上。

　　桑瑪問我：「你媽就是畢翠斯嗎？」

　　我說：「不是，她的名字叫約瑟芬，結婚前是約瑟芬．穆提耶，結婚後改為約瑟芬．李奇。」

　　她把書還給我，說：「我想我看過人力鐵路的事跡，跟二次大戰有關。人力鐵路是用來解救那些在比利時與荷蘭上空跳傘逃生的轟炸機機員。當地的抗戰組織營救他們，利用祕密網絡把他們安全護送到西班牙邊界。然後他們可以回家繼續參戰，這件事的重要性在於那些受過訓練的機員是珍貴的人力資源，而且也讓人們免了戰俘營的牢獄之災。」

　　我說：「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聯盟國政府要頒發勳章給他。」

　　我把書擺床上，想起要打包的事。我想我會把百貨公司買的牛仔褲、運動衫與夾克都丟掉，因為我不需要也不想穿它們。然後我又看到那本書，書裡有幾頁邊緣跟其餘內頁不一樣，我打開後發現裡面有些用半色調攝影術拍出來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在攝影棚裡擺姿勢拍出的照片，複製成一頁六張的半身照片。其他則是祕密行動照片。照片裡有些聯軍飛行員待在用蠟燭照明的地下石窖裡，有些則是鄉間小路上一小群行蹤鬼祟的人身穿借來的農夫衣服，有些則是庇里牛斯山嚮導走在白雪皚皚的高地上。其中有張行動的照片是兩個男人中間夾著一個年輕女孩。那個女孩是個剛剛度過童年的少女，笑臉盈盈地拉著兩個人的手，帶他們沿著城裡的街道往下走，那城市我幾乎可以確定是巴黎。照片下方的說明寫著：執行任務中的畢翠斯。畢翠斯看起來只有十三歲左右。

　　我非常確定畢翠斯就是我媽。

　　我翻回那幾頁半身照中找到她，那大概是在學校拍的，裡面的她大概是十六歲，照片說明寫著：一九四七年的畢翠斯。我來回翻閱裡面的文字，試著把拉摩尼耶要敘述的東西拼湊起來。

　　「人力鐵路」的運作有兩個最大的技術問題：如何找到落難的飛行員並不是其中之一。天氣不好的夜裡他們在比、荷兩國空中被擊落，每天都有好幾十人「掉下來」。如果是被抗戰組織搶先救走，他們還有逃命的機會，如果落入納粹部隊手裡，一定跑不掉。如果運氣好，抗戰組織的動作比德國人快，他們會躲起來，身上的制服被換成其他服飾，還幫他們弄到假證件與車票，有個「送貨員」會護送他們坐火車到巴黎，然後踏上返家的旅程。

　　也許如此。

　　第一個技術問題是踏上旅程後，在車上就可能被盤查。這些飛行員都是吃玉米長大的美國鄉下金髮男孩，或者來自蘇格蘭的紅髮男孩，無論如何看來就是不像皮膚黝黑而削瘦的戰時法國人，看來實在太顯眼。而且他們不會說法文，必須幫他們編些藉口，像是叫他們裝睡、裝病，或者裝聾作啞。

　　第二個技術問題是如何穿越巴黎市區。巴黎到處是德國人和他們設下的檢查站，迷路的外國人在城裡因為行動笨拙，一眼就會被人認出。而且城裡完全沒有私家車，計程車也很少，因為沒有汽油可用。如果一群男人走在一起，立刻就會引人注意。所以必須有女人來擔任「送貨員」角色。而且拉摩尼耶想出最完美的「送貨員」人選，就是他認識的一個小女孩。她會跟飛行員在北站會合，帶著他們穿越街道抵達里昂車站。面帶微笑的她會邊走邊跳，握著他們的手，就像是跟哥哥或來訪的叔伯舅舅在一起。她總是有突如其來的舉動，令人卸下心防，在她的護送下，每個人都可以輕鬆通過檢查站，如入無人之地。當時她只有十三歲。

　　組織裡的每個人都有假名。她叫做畢翠斯，拉摩尼耶叫做皮耶。

　　我拿出盒子裡那個藍色珠寶盒，裡面擺了一枚勳章：是「抗戰勳章」。那枚勳章有漂亮的紅白藍三色綬帶，勳章本身是金色的，翻過來看到上面刻著我媽的名字：約瑟芬．穆提耶。

　　桑瑪說：「她完全沒跟你們提過？」

　　我搖頭說：「一個字都沒有，從來沒講過。」

　　接著我又回頭看盒子：那個像絞刑刑具的，是什麼鬼東西？

　　我說：「幫我打給喬伊，跟他說我們要回去，叫他把拉摩尼耶找回去。」

　　十五分鐘後，我們回到公寓，拉摩尼耶已經在那裡了。也許他一直沒走。我把盒子給喬伊，要他看看。他進入狀況的速度比我快，因為他先看了那枚勳章，上面的名字等於是個線索。他翻閱了那本書，當他認出那張作者的照片就是拉摩尼耶時，他抬頭看了拉摩尼耶一下，然後開始看內文，看看照片後又看著我。

　　他說：「她從沒跟你提過這些？」

　　「沒有，你呢？」

　　他說：「她也沒跟我說。」

　　我看著拉摩尼耶說：「那個像刑具的東西是什麼？」 他不發一語。

　　我說：「告訴我們。」

　　他說：「她的身分曝光了，學校裡一個跟她同年的男孩發現的，他是法奸的小孩，他用他要做的事來取笑折磨她。」

　　「一開始他沒做什麼，你媽覺得非常不安。接下來他說，如果你媽能用身體交換，他可以繼續當作沒這回事。你媽當然拒絕了，他說他要去告密，所以她假裝配合，跟他約一天深夜在傷兵橋下見面。她必須從家裡偷偷溜出來，一開始她把媽媽的起司切割器偷出來，用爸爸的鋼琴琴弦把鐵線換掉。是中音C下面那條G弦，我想多年後那條弦還是一直沒裝回去。她跟那男孩見了面，然後勒死他。」

　　喬伊說：「她什麼？」

　　「她勒死他。」

　　「她才十三歲──」

　　拉摩尼耶說：「在那個年紀，男孩與女孩間的體能差距是很小的。」

　　「她只有十三歲，但她殺了一個男的？」

　　「當時是非常時期。」

　　我說：「詳細經過如何？」

　　「她用了那個絞刑具，她是有預謀的，那件工具也不難使用，她只需要勇氣與決心。然後她用原來那條鐵線在他的皮帶上綁了個重物，把他推進塞納河裡，他就此失蹤，換取了她的安全，也確保人力鐵路的存在。」

　　喬伊瞪著他說：「你讓她下手殺人？」

　　拉摩尼耶聳聳肩，那種動作是法國人特有的表達方式，跟我媽的動作一樣。

　　他說：「我不知道這件事，她直到事後才告訴我，我想如果我事先知道，一定會憑直覺禁止她做這件事。但我沒辦法自己下手，因為我沒有腳，我沒辦法下橋，要打鬥也站不穩。我聘了個人，有時他會幫我執行暗殺任務，但當時他在比利時忙別的事。我不能冒險等他回來。所以經過衡量後我覺得我會讓她放手去做，因為那是非常時期，我們的工作很重要。」

　　喬伊說：「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拉摩尼耶說：「我知道真的有這回事，那男孩的肚子被魚吃掉，幾天後在下游不遠處浮起來。我們緊張了一整週，但最後安然度過。」

　　我問他：「她幫你工作了多久？」

　　他說：「一九四三年一整年，她的表現很棒，但她的臉被人認了出來。一開始她那張年輕天真的臉是最好的掩護，誰會懷疑？但德國佬認出了她。更何況，一個女孩能有幾個哥哥和叔伯舅舅？所以我必須讓她退出。」

　　「是你招募她的嗎？」

　　「她自願的，她一直纏到我讓她加入。」

　　「她救了多少人？」

　　拉摩尼耶說：「八十人，她是我在巴黎的最佳送貨員，可說是個奇才。被人發現的後果當然不堪設想，可是她頂著恐懼撐過一整年，沒有一次讓我失望。」

　　我們都坐著沒說話。

　　我問他：「你怎麼開始做這件事的？」

　　他說：「我在戰爭中變成殘廢，有很多人跟我一樣。因為我們需要太多醫療照顧，所以德軍不想拿我們這些戰俘當人質，也沒辦法做粗活，所以我們被留在巴黎。但是我想有所貢獻，卻又無法作戰，所以就進行不需要體力的組織工作。我知道那些飛行員的命像金子一樣值錢，所以我決定幫他們回家。」

　　「我媽怎麼會一輩子都閉口不提？」

　　拉摩尼耶又聳聳肩，看來很困擾，充滿疑惑，這麼多年後還是壓根不懂這件事。

　　他說：「我想有很多理由，一九四五年的法國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有許多人抗戰，有許多人當了法奸，有些人兩件事都做了。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清清白白，而她對於殺了那個男孩感到羞恥。那件事讓她良心不安，我說她沒有選擇餘地，她是不由自主的。而且那件事絕對沒有錯，但她還是寧願把自己的貢獻完全忘掉。我必須求她，她才接受那枚勳章。」

　　喬伊、我和桑瑪都坐著不說話。

　　拉摩尼耶說：「我希望她的兒子能知道這件事。」

　　桑瑪和我步行回飯店，一路上保持沉默。我覺得自己好像是被人領養的。我對自己說：你不是自己以為的那個人。這輩子我都覺得是爸爸在海軍陸戰隊的工作塑造了我。知道這件事後，我發現自己身上其實隱藏著不同的基因──我爸可沒在十三歲就殺掉敵人，做這件事的是我媽。她度過了歷史的非常時期，她挺身而出做了件必須做的事。在那一刻，我開始發現我比想像中更想念她，而且會永遠懷念她。我感到一片茫然，有件東西在我不知道自己擁有前就永遠失去了。

　　我們把行李拿到大廳，在櫃檯辦理退房，我們把鑰匙退回，那位會說好幾國語言的女孩準備了一份長長的支出明細表，我必須簽名副署。一看我就知道自己惹上了超級大麻煩，因為房錢實在貴得離譜。我本來以為破案之後，在旅遊憑證上偽造簽名的事陸軍會睜隻眼閉隻眼。但那一刻我變得沒有把握，喬治五世飯店的費用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且現在好像雪上加霜。我們只待了一晚，但因為太晚退房而被收了兩晚的錢，我叫咖啡的錢可以在小餐館吃一頓飯；我打電話到岩溪鎮的收費更是可以用來在城裡最棒的餐廳吃一頓有三道主菜的晚餐；打去加州找法蘭茲那通則等於五道菜。至於桑瑪幫我打電話到我媽的公寓給喬伊，要他把拉摩尼耶找來的那通電話，可以讓我在飯店裡多喝一次咖啡。而且從外面打進來的電話也被飯店收費：一通是法蘭茲打給我的，另一通則是喬伊打給桑瑪，要她看看我有沒有事。就因為這點手足之情，美國政府要多付五美元。這份帳單對我來講簡直像噩夢一樣。

　　那位會說多國語言的女孩印了兩份明細表，我幫她簽署其中一份，另一份被她放進一個有「喬治五世飯店」字樣浮水印的信封，然後給了我。她說，那份是給我留存的。我心想，留存成為軍事法庭的呈堂證供。我把明細表放進夾克內側口袋，六小時後又拿出來，那時我已經知道兇手是誰、動機為何，還有行兇方式了。

20

　　我們循著熟識的路走回劇院廣場，搭上機場巴士。那星期我已經搭了六趟那種巴士，每次都一樣不舒服，不舒服的坐讓我開始思考。

　　我們在飛往他國的離境大廳下車，找到法航報到櫃檯，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兩張十一點飛往杜勒斯機場的晚班飛機票。因為要等很久，我們拿著行李穿越機場大廳，朝酒吧前進。桑瑪的話不多，我想大概是因為她想不出要說些什麼來安慰我。但實際上那時候我沒事，因為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早晚爸媽都會離我們而去，無可避免。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沒什麼好難過的。

　　喝了啤酒後我們找地方吃飯。早晚兩餐我都沒吃，我想桑瑪也是。我們走過那些規模不大的免稅精品店，找到一個裝潢成路邊小餐館的地方，我們把剩下的美金湊一湊，發現剛好足夠吃兩套餐點，她可以喝果汁，我可以喝咖啡，還可以付小費。我們點了「牛排薯條」，送來的是塊挺不錯的肉排，還有薯條與美乃滋醬。法國到處都有好吃的食物，就算機場也不例外。

　　一小時後我們往登機門前進，時間還早，候機室裡還沒什麼人，只有幾個已經買完東西，或是跟我們一樣身無分文的過境旅客。我們坐得離他們很遠，眼睛茫然地看著前方。

　　桑瑪說：「要回去了，我的心情也跟著變差。不管有多少麻煩，如果人走得遠遠的，總是可以忘掉。」

　　我說：「只要破案就好。」

　　「我們連一個案子都破不了，已經十天了，還是一點頭緒都沒有。」

　　我點點頭。距離克拉瑪死掉已經十天了，距離卡邦被殺六天，距離三角洲特遣隊給我一週時間自清已經五天。

　　桑瑪說：「我們什麼都沒查出來，連最簡單的東西也是。我們甚至沒找到跟克拉瑪去開房間的那個女的。照理講應該不難的。」

　　我又點點頭。她說得對，應該不難的。

　　候機室裡已經到處都是乘客，我們在起飛前四十分鐘登機。桑瑪和我坐在一對老夫妻後面，他們倆的旁邊就是出口。但願我可以跟他們換位置，如果能有伸腿的空間那就太好了。飛機準時起飛，第一個小時我覺得位置愈來愈擠，我愈來愈不舒服。即使我想吃飯也沒辦法，因為手肘沒有足夠空間可以移動，所以無法使用餐具。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

　　我想到昨夜喬伊也是搭乘飛機，顯然他也是搭乘經濟艙。一個為了私人行程而搭乘飛機的公務員，坐的一定是經濟艙座位，他也跟我一樣要忍受整夜的擁擠與不舒服，而且因為他比我高一吋，情況可能稍稍嚴重一點。所以，讓他搭巴士進城那件事又讓我難過起來，我想起座位上堅硬的塑膠墊，還有他被擠到連頭都得跟著車子移動而一起擺動。我應該從城裡叫輛計程車到機場，要司機等我們。我應該湊得出錢。

　　我又想到另一件事。

　　我想像克拉瑪、瓦索與庫莫在除夕夜當天從法蘭克福搭乘美國航空的波音噴射機，位置不會比其他噴射機大。他們早早從十二軍團基地出發，坐很久的飛機才到杜勒斯機場。我想像他們從空橋走出，全身僵硬，缺氧又脫水，到處都不舒服。

　　我還想到其他事。

　　我從口袋拿出喬治五世飯店的信封，拿出帳單明細看一遍，又看一遍，每一行與每個項目都仔細看。

　　旅館帳單、飛機、進城巴士。

　　進城巴士、飛機、旅館帳單。

　　我閉上眼。

　　我想一想所有人跟我說的──桑切斯、特遣隊的人事參謀、克拉克警探、諾頓中校，還有桑瑪。我回想我們在戴高樂機場入境大廳看到的那些接機人潮。我想到維吉尼亞州的史派瑞維爾，還有克拉瑪夫人在綠谷鎮的房子。

　　最後就像骨牌被推倒似的，我把所有環節都想通了，每個人都有錯──連我也不例外，因為我實在犯了太多錯，包括其中一個錯誤大到會害我立刻嘗到苦果。

　　我不斷忙著思考之前犯的那些錯，導致我又犯下另一個錯。我光是花時間回想過去，卻沒時間顧及未來，所以沒有思考反制之道，也沒想到杜勒斯機場正有人等著我們。飛機在凌晨兩點著陸，通關後就一腳踩進威拉所設的圈套。

　　六天前那三個來自憲兵總指揮官辦公室的准尉又站在同一個地方等我，我看見那兩個W3級准尉與那個W4級准尉，他們也看見我。有片刻時間，我想著威拉到底是怎麼辦到的，難道他不分晝夜派人在各地國際機場看守嗎？難道他翻遍整個歐洲，查詢我們使用旅行憑證的紀錄嗎？他自己能辦到嗎？還是他找了聯邦調查局來幫忙？還是陸軍總部？國務院？國際警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我不知道。我還很荒謬地提醒自己，有天一定要把這件事搞清楚。

　　接著我又花了點時間來決定要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現在我不能再耽誤了，我不能落入威拉的手上，至少在未來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裡，我需要移動與行動的自由。然後我才會帶著快樂的心情去見威拉，因為在那時我已經準備好痛扁他一頓，然後逮捕他。

　　那位W4級准尉帶著身後那兩位W3級准尉向我們走來。

　　 「我奉命要幫你們倆都戴上手銬。」

　　我說：「別管什麼命令了。」

　　他說：「辦不到。」

　　「你試試看。」

　　他又說了一次：「辦不到。」

　　我點點頭，說：「好，那我們交換一下。你如果敢拿出手銬，我就打斷你的手。如果你們帶我們走到車上，我們會乖乖跟你們走。」

　　他想了一下。他和手下都有武器，我們沒有，但這裡是機場，沒人會想在這裡開槍。更何況對方是手無寸鐵的同僚，心裡會不好受，而且還要寫報告。同時他也不想動手跟我們打架：因為是三對二，我長得太高大，桑瑪卻長得太嬌小，不管怎麼盤算都不公平。

　　他說：「成交嗎？」

　　我對他說謊：「成交。」

　　「那我們走吧。」

　　上次他走在我前面，他那兩個臭屁的W3級准尉在我後面戒護。我多希望他還是用這種隊形。我猜那兩個W3級准尉一定覺得自己很行．但我覺得他們其實沒那麼厲害。我比較擔心的是那個W 4級准尉，他看起來像是有那麼兩下子，但畢竟他後腦勺並沒有長眼睛，所以我希望他走在前面。

　　他的確走在前面，桑瑪和我並肩走著，手裡拿著行李，那兩個W3級准尉走在我們後面，兩人相隔很遠，我們五個人形成一個箭形隊伍。在W4級准尉的帶路下，我們出門走進寒冷的室外，跟上次一樣朝公務車停車場前進。當時是凌晨兩點，機場的引道完全沒有車流，只有幾根杆子上的裝置發出一道道黃光。之前才下過雨，地上是濕的。

　　我們穿越接機車道還有上面設有巴士站的中央安全島，我們繼續往黑暗前進。靠近左邊的地方我可以看見一個室內停車場，那輛雪佛蘭停在遠遠的右邊。我們右轉走向它，走在大部分白天時間都車水馬龍，但當時一片寂靜的路上。

　　我把行李放下，用雙手把桑瑪推開。完全停下腳步後，我用右手肘用力往右邊那位W3級准尉臉上招呼，我把重心擺在下盤，站穩後好像在做體操一樣，用上半身的扭動把手肘往左帶，痛擊左手邊那個W3級准尉。那位W4級准尉聽到聲音，他向後朝我衝來，我用左手直拳攻擊他，因為兩人都在移動，對撞後產生的攻擊力道可真的不能小覷。我緊接著用右勾拳攻擊他的下巴，一拳把他打翻在地。然後我立刻轉身去看看那兩個W3級准尉，發現他們都躺在地上，鼻梁斷裂，牙齒也掉了，滿臉是血還有震驚與意外的表情。出其不意的攻擊讓我獲得滿意的成果，他們是挺厲害，但我更快、更狠。我看一下那個W4級准尉，他沒辦法活動，然後我蹲下把那兩個W 3級准尉的貝瑞塔手槍從槍套裡取出，然後一轉身也把W4級准尉的同款槍拿走。把三把槍都勾在我的食指上，然後用右手去找車鑰匙，它就在右手邊那位W3級准尉的口袋裡。我把鑰匙拿出來後丟給已經站起來，有點驚魂未定的桑瑪。

　　我把三把槍都交給她，然後我拉著那位W4級准尉的衣領，把他拖到最近的巴士站，然後又回去一趟，一手拖著一個W3級准尉。我讓他們全都趴在地上排成一列，他們雖然還醒著，但渾身無力。頭部受到重擊的後果在現實生活中比在電影中嚴重多了，我自己也是呼吸困難，幾乎已經氣喘吁吁，因為遲來的腎上腺素還在作用。不管打贏打輸，打架的人總會受到影響。

　　我蹲伏在那位W4級准尉身旁。

　　我說：「我向你道歉，小隊長。沒辦法，你擋住我的路了。」

　　他不發一語，只是抬頭瞪著我，眼神裡充滿憤怒、震驚、困惑，看得出自尊嚴重受損。

　　「現在你聽好了，你們從來沒看到我們，我們沒在這裡出現過，你們等了幾小時等不到人，出來後發現車子被小偷偷走。這就是事情經過，懂了嗎？」

　　他想說些什麼，但那句話沒辦法立刻脫口而出。

　　我說：「我知道，這種說法很丟臉，而且別人會覺得你是個蠢蛋。但如果是你讓我們脫逃，結果會比較好嗎？而且你沒按照命令幫我們上手銬。」

　　他沒說話。_我說：「我剛剛講的就是你的說詞，我們沒出現，你的車被偷了。口風緊一點，不然我會說是那個中尉把你們撂倒的，她是個只有九十磅的女孩，大家會非常喜歡知道她打敗你們三個的故事，而且你也知道這種謠言會一輩子跟著你。」

　　他一語不發。

　　我說：「你自己選吧。」

　　他聳聳肩，沒說話。

　　我說：「我真的很抱歉。」

　　我讓他們繼續待在那裡，拿了行李後跑到他們的車旁，桑瑪開鎖後我鑽進車裡，她把車子發動，打檔後把車開離街邊石旁。

　　我說：「開慢點。」

　　我等到車子開到巴士站旁才搖下車窗，把貝瑞塔手槍丟到人行道，──如果手槍連車子一起丟了，他們的說詞就不會有人相信。三把槍掉在靠近他們身邊，三個人掙扎著起來，開始往手槍的方向爬過去。

　　我說：「走吧。」

　　桑瑪加足馬力，輪胎發出摩擦聲，一秒後我們就遠遠離開了手槍射程外。她的腳始終踩著油門，我們用九十哩時速離開機場。

　　我說：「妳還好嗎？」

　　她說：「到目前為止還可以。」

　　「抱歉，剛剛推了妳一把。」

　　她說：「我們應該逃跑就好，我們可以在航廈裡甩掉他們。」

　　我說：「我們需要一輛車，我不想再搭巴士了。」

　　「但是我們現在玩火玩過頭了。」

　　我說：「那是當然。」

　　我看看手錶，接近凌晨三點。我們從杜勒斯機場往南在黑暗中疾駛，沒有特定目的地。我們必須決定要先去哪裡。

　　我說：「妳知道我在博德堡的電話號碼嗎？」

　　桑瑪說：「當然。」

　　「好，開到有電話的地方就停車。」

　　五哩後，她停在一個二十四小時營業、燈火通明的加油站。我們靠邊後進去查看一下，發現加油區後面有個小型雜貨舖已經關門。夜間加油必須要從一個防彈窗口付錢，外面的打氣幫浦旁邊牆上有個鋁箱，裡面裝著付費電話，那箱子被做成像箱子的形狀，兩邊被固定在牆上。桑瑪幫我撥了博德堡辦公室電話，然後把話筒遞給我。響了一聲後我的夜班女中士把電話接起。

　　我說：「我是李奇。」

　　她說：「你要倒大楣了。」

　　我說：「好消息。」

　　「那壞消息是什麼？」

　　「壞消息是，妳要跟我一起做壞事，妳找得到保母嗎？」

　　「我隔壁那輛拖車的女孩會幫我照顧小孩。」

　　「她可以多待一小時嗎？」

　　「為什麼？」

　　「我要妳來找我，拿東西給我。」

　　「你要付出代價。」

　　「什麼代價？」

　　「一小時兩塊錢。保母的薪水」

　　「我身上連兩塊錢都沒有，我就是要妳幫我帶錢過來。」

　　「你要我給你錢？」

　　我說：「跟妳借的，幾天就好。」

　　「多少錢？」

　　「妳有多少就借我多少。」

　　「什麼時候給你？拿到哪裡？」

　　「等妳六點下班，到脫衣酒吧附近那個小吃店。」

　　「你要我帶什麼給你？」

　　我說：「電話紀錄，從除夕夜那天午夜開始，一直到一月三日。所有從博德堡打出的電話。我還需要一本陸軍電話簿，因為我要跟桑切斯、法蘭茲，還有一堆人通電話。我還需要十二軍團馬歇爾少校的履歷，不管妳從哪裡調，總之叫人傳真一份給妳。」

　　「還有嗎？」

　　「我要知道瓦索與庫莫在一月四日來博德堡吃晚餐時，把車停在哪裡。妳幫我查查看，說不定有人注意到了。」

　　她說：「好。就這樣嗎？」

　　我說：「還有，我想知道馬歇爾少校在二日與三日的行蹤。找個負責出差事宜的辦事員問問，看有沒有人核發旅行憑證給他，還有我要華府傑佛遜飯店的電話號碼。」

　　「三小時內要幫你做那麼多事？」

　　「所以我找妳，而不是找日班那傢伙，妳比他能幹。」

　　她說：「算了吧！拍馬屁對我沒用。」

　　我說：「總得試試。」

　　我們回到車上，繼續上路，往東朝著九十五號公路前進。我要桑瑪開慢點，如果她用平常速度在夜間無人的路上疾馳，我們會比我的中士還早到那小吃店。我不希望這樣──她會在六點半抵達，我希望比她晚到，大概六點四十。我想查看她是否遵守上頭的指示，帶人埋伏抓我。這種事的機率不高，但還是有可能。我想要開車經過她，查看現場，我不希望在店裡喝咖啡，但等到的人卻是威拉。

　　桑瑪問我：「你要那些東西幹嘛？」

　　我說：「我知道克拉瑪夫人是怎麼死的了。」

　　「怎麼知道的？」

　　「我想出來的，一開始我就該想到的，但我根本沒去想，沒有發揮我的想像力。」

　　「光靠想像是不夠的。」

　　「夠了，有時光靠想像就夠了，有時一個調查員也只要靠想像就能搞定一切。妳必須想像有什麼事一定是某人幹的，還有他一定是怎麼想的。妳必須設身處地，把自己當成他。」

　　「當成誰？」

　　「我們就拿瓦索跟庫莫當例子好了，我們知道他們的身分，他們大概是怎樣的人，所以我們可以猜測他們的行為。」

　　「他們做了什麼？」

　　「除夕夜那天他們起個一大早，從法蘭克福搭一整天飛機，身穿軍禮服，試著讓自己的座位升等。也許他們搭的是美聯班機，所以他們辦到了，但也可能沒辦到。不管怎樣，他們絕不會認為一定能辦到，所以已經準備好在經濟艙的座位上待八個小時了。」

　　「那又怎樣？」

　　「像瓦索和庫莫那種傢伙會喜歡在杜勒斯機場裡排隊等計程車嗎？他們會喜歡搭又擠又不舒服的接駁車進城？」

　　桑瑪說：「不會，兩件事他們都是不幹的。」

　　我說：「一點也沒錯，他們覺得自己是大人物，絕對不會幹那種事。他們那種人會要求司機來接他們。」

　　「誰是司機？」

　　我說：「馬歇爾。他是他們寵愛的跑腿小弟，他一定在那邊等著伺候他們了。一定是他去機場接機，也許包括克拉瑪。克拉瑪有搭乘赫茲租車公司的巴士去取車處嗎？我想也不是。我認為是馬歇爾載他過去的，然後他再帶瓦索與庫莫去傑佛遜飯店。」

　　「然後呢？」

　　「然後他跟他們待在那裡，桑瑪。我想他也住進飯店，也許他們希望他留在那裡，隔天一早載他們去華盛頓機場。他一定是跟他們一起的，也許他也要去爾汶堡，或者他們有急事要跟他講，就瓦索、庫莫與馬歇爾三人在場，克拉瑪不在場反而比較容易講話。而且馬歇爾一定有很多可講的，妳自己說他從十一月起暫時被調到國防部，十一月是柏林圍牆即將崩垮的時間點，他們在那時就看出了危機的端倪，所以他們派他去國防部就近打聽消息，這是我的猜測，但不管怎樣，當晚馬歇爾一定跟瓦索與庫莫一樣，都在傑佛遜飯店投宿。我很確定。」

　　「嗯，然後呢？」

　　「馬歇爾在飯店裡，車也停在那裡。而且妳知道嗎？我查一下我們在巴黎過夜的飯店帳單，什麼東西他們都要收一大筆錢，特別是電話費。但不是每一通電話都要收錢，我們打的內線電話沒有出現在帳單上，妳在六點打電話問我去哪裡吃晚餐，然後我在午夜因為感到一陣寂寞而打給妳，我在帳單上到處都找不到這兩通電話。按下3然後撥其他房間的號碼，那是不用錢的，按下9就會啟動電腦。瓦索與庫莫的帳單上面沒有電話費支出，我們就以為他們沒撥電話，但是他們的確撥了電話，他們撥的顯然是內線電話。瓦索接到十二軍團跟他報告克拉瑪的死訊後，他打電話給庫莫討論要如何善後，然後他們其中之一打給馬歇爾，他們吩咐跑腿小弟下樓驅車離去。」

　　「馬歇爾幹的？」

　　我點頭說：「他們在夜裡派他出去善後。」

　　「能證明嗎？」

　　我說：「我們可以起個頭，跟妳打賭三件事，我們如果打電話去傑佛遜飯店，會查到在除夕夜有個叫做馬歇爾的投宿。第二件事是，馬歇爾的履歷裡會記載著，他曾住過史派瑞維爾。第三，他是個高大強壯的右撇子。」

　　她陷入沉默，眼瞼開始動來動去。「這樣就夠了嗎？查出殺死克拉瑪夫人的兇手，我們就沒事了嗎？」

　　我說：「精采的還在後頭。」

　　看著桑瑪開車開那麼慢，我感覺自己來到了宇宙裡跟地球平行的另一個世界，我們沿著公路往下開，外面的世界好像以一半的速度往後倒退。那輛雪佛蘭大車的速度好像只比怠速快一點點而已，輪胎完全沒有出聲。我們經過一些熟悉的地標，像是州警局的樓房、克拉瑪的手提箱被發現的地方、休息區，還有那條通往小型高速公路的支線。我們從交流道下去，我瞥見加油站和那家油膩膩的小餐館、停車場還有那間汽車旅館，整個地方都籠罩在紅燈、霧氣與黑影裡面，不過視線算是夠清楚了。我看不出有人要暗算我們的跡象，桑瑪開進停車場，慢慢繞了一大圈，有三輛十八輪大卡車像條擱淺鯨魚似的停著，幾輛好像已經被遺棄的老轎車──它們看起來就像被丟在那裡，烤漆已經失去光澤、輪胎沒氣，避震彈簧也都鬆了。有輛老舊的福特載貨卡車，座位上綁了個嬰兒座椅，我猜那輛車是我的中士開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東西，當時是早上六點四十分，世界還是一片黑暗寂寥。

　　我們把車停在酒吧後隱密處，從停車場走到小餐館，它的窗戶因為烹煮食物發出的熱氣而滿是霧氣，裡面有熾熱的白色燈光。那景色像畫家艾德華．哈波的一幅畫。我的中士一個人坐在餐廳後面，我們走進去後跟她坐在一起。她從地板上拿起一個雜貨店的袋子，裡面裝滿了東西。

　　她說：「先說一件最重要的事。」

　　她把手伸進袋子，拿出一顆子彈，把它立在桌面上。那是一顆派拉貝倫型九毫米制式子彈，北約組織部隊的標準配備，整顆子彈都包在金屬外殼裡，手槍跟衝鋒槍都適用。我把它拿起來看，上面刻了兩個潦草而不平整的字，應該是用手快速刻出來的：李奇。

　　我說：「刻著我的名字的子彈。」

　　我的中士說：「昨天三角洲特遣隊的人親自送來的。」

　　「誰？」

　　「留落腮鬍那個年輕人。」

　　我說：「太可愛了，提醒我要好好修理他。」

　　「別開玩笑了，整個特遣隊都在摩拳擦掌。」

　　「他們找錯對象了。」

　　「你能證明嗎？」

　　我頓了一下，「想通」跟「證明」是兩回事。我把子彈丟進口袋，把手擺在桌上。

　　我說：「也許可以。」

　　桑瑪說：「你也知道卡邦是誰殺的？」

　　我說：「一個一個慢慢來。」

　　我的中士說：「你要的錢，我只有這些了。」

　　她又把手伸進袋子裡，拿出四十七塊錢放在桌上。

　　我說：「謝了，就當我欠妳五十塊，三塊是利息。」

　　她說：「五十二塊，別忘了還有保母的錢。」

　　「妳還要給我什麼？」

　　她拿了一疊上面有條條淡藍色的線，旁邊有固定孔的印表紙給我。上面有一行一行的號碼。她說：「通聯紀錄。」她給了我一張陸軍便條紙，上面抄了一個區域碼是二〇二的電話號碼給我，說：「傑佛遜飯店的電話號碼。」然後她給了我幾張捲捲的傳真紙，「馬歇爾少校的履歷。」接下來是一本厚厚的綠皮陸軍電話簿，裡面有全世界美軍基地與機構的電話號碼。然後還有另外幾張捲捲的傳真紙──是綠谷鎮克拉克警探派人到街上去查問除夕夜情形的結果。

　　她說：「加州的法蘭茲說你需要這個。」

　　我說：「太棒了！謝謝妳所做的一切。」

　　她點頭說：「記住，是你自己說我比白天那傢伙厲害的，在軍方要裁人的時候不要突然忘記這件事。」

　　我說：「我會跟上頭說的。」

　　她說：「算了吧！從你嘴裡講出來一點幫助也沒有，到時候你可能已經掛了，或在監獄裡蹲著。」

　　我說：「妳幫我帶這些東西過來，表示妳對我還有信心。」

　　她沒有接話。

　　我問她：「瓦索與庫莫把車停在哪裡？」

　　她說：「一月四日當天？沒人可以確定。第一班巡邏人員看到有輛幕僚用轎車遠遠獨自停在停車場遠處，但是不能確定，因為他不記得車牌號碼。第二班巡邏的人根本不記得，所以兩人的說法不相符。」

　　「第一班那傢伙到底看到了什麼？」

　　「他說是一輛幕僚用轎車。」

　　「是黑色的水星尊爵嗎？」

　　她說：「是輛黑頭車，但是哪輛幕僚用轎車不是黑色或綠色的？黑色車沒什麼特別的。」

　　「但那輛車停得遠遠的。」

　　她點頭說：「只有那麼一台，遠遠停在停車場另一頭。但是第二個巡邏的傢伙不確定。」

　　「馬歇爾少校在二日與三日的行蹤呢？」

　　她說：「這件事就比較簡單了。他用了兩張旅行憑證，二日去了法蘭克福，三日回來。」

　　「在德國待了一夜？」

　　她點頭說：「去德國後又回來。」

　　我們靜靜坐著，櫃檯服務員拿了一本便條紙和鉛筆過來，我看著菜單和桌上的四十七塊，點了不到兩塊錢的咖啡和蛋，桑瑪知道我怕花太多錢，也只點了果汁與餅乾。如果要讓自己不至於餓到倒下，這大概是最便宜的點餐方式。

　　我的中士問我：「我可以走了嗎？」

　　我點頭說：「真的謝了。」

　　桑瑪先從座位上出來，讓她出去。

　　我說：「幫我親一下妳兒子。」

　　我那瘦削但堅強的中士站在那裡，直視著我。

　　我說：「我媽剛死了，有天妳兒子會想起今天妳親他的事。」

　　她點點頭，走到門邊。一分鐘後我們看到她上了她的載貨卡車，嬌小的身軀坐在大大的車裡。她把車開進黎明的迷霧裡，車尾排出一陣黑煙，稍後消失無蹤。

　　我把所有紙張用合乎邏輯的方式排好，從馬歇爾的檔案開始看起。傳真的品質不好，但還辨識得出上面有什麼。裡面都是一般性資料，在第一頁我發現馬歇爾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生的，因此當時是三十一歲，他尚未娶妻生子，我猜他是以陸軍為家的人。上面紀錄著他身高六呎四吋，體重兩百二十磅。陸軍需要類似的資料，軍需官的辦事效率才會比較高。資料上寫著他是個右撇子，陸軍必須知道這點，因為狙擊手的手動式來福槍都是為右撇子設計的，左撇子軍人通常不會被訓練為狙擊手，這種把人員進行分類的事情從入營第一天就開始了。

　　我翻到第二頁。

　　馬歇爾是土生土長的史派瑞維爾人，從幼稚園、小學、國中到高中，都讀那裡的學校。

　　我露出微笑，桑瑪帶著疑惑的眼神看著我。我把幾頁傳真紙分開來，推到她面前給她看，趨前用手指指出相關的那幾行，然後把那張寫著傑佛遜飯店電話號碼的便條紙推給她。

　　我說：「打通電話。」

　　從外面的門走進來，靠近收銀機的牆上就有具電話。我看到她放了兩個二十五分錢硬幣進去，撥號後講了幾句話就開始等，然後說出自己的名字、軍階與部隊番號。我看到她聽對方講話，然後又講了幾句，又放了幾枚硬幣進去。這通電話講了很久，我猜電話一定被飯店人員轉來轉去，然後我看到她說聲謝謝，掛斷電話，回來找我時一臉的篤定與滿意。

　　她說：「他也住進去了。事實上，房間是前一天他親自訂的。他幫自己和瓦索與庫莫訂了三個房間，飯店還另外收了停車費。」

　　「妳有跟停車場管理員通電話嗎？」

　　她點頭說：「他在午餐時間結束不久去停了一輛黑色水星尊爵，凌晨十二點四十再度出去，三點二十又回來，最後離開是元旦當天早餐時間以後。」

　　我翻閱那一疊紙，找到克拉克警探從綠谷鎮傳來，挨家挨戶的查案資料。裡面列了相當多的汽車進出紀錄。因為是除夕夜，許多人為了派對到處趕來趕去。快到凌晨兩點時，有人以為克拉瑪夫人她家前面的路上來了輛計程車。

　　我說：「幕僚用轎車可能被誤認為計程車。一輛全黑的轎車，車身很乾淨，但有點舊，開了很多的里程數，車型跟福特皇冠維多利亞很接近。」

　　桑瑪說：「有道理。」

　　我說：「很有可能。」

　　付了帳單後我們在桌上留下小費，算算我們還剩多少錢，最後決定吃東西還是要省一點，因為加油也要錢。此外還有電話費跟其他開銷。

　　桑瑪問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說：「到對街的汽車旅館。我們今天要待在那裡，做點事，然後睡覺。」

　　我們讓雪佛蘭繼續停在酒吧後面，徒步跨越街道，叫醒旅館辦公室裡那個削瘦的小夥子，跟他要了個房間。

　　他說：「一個房間？」

　　我點頭，桑瑪沒有拒絕。她知道我們付不出兩個房間的錢，而且同房而睡也不是第一次──從巴黎的經驗看來，晚上要怎麼睡不會是問題。

　　那傢伙說：「十五元。」

　　我把錢給他，他面露微笑，把克拉瑪死在裡面的那個房間的鑰匙給了我。我感覺他想展現幽默感，我沒多說什麼，也不介意，我想有人在裡面死過的房間比按小時計費的房間要好一點。

　　我們一起沿著走廊往下走，開鎖後進門。那房間看起來還是非常潮濕，一片泛黃，而且很粗劣。它的樣子跟我上次看的沒兩樣，差別只在屍體被移走了。

　　桑瑪說：「這不是喬治五世飯店。」

　　我說：「那還用說。」

　　我們把行李擺在地板上，把我的中士給我的那些文件放在床上。床單感覺有點潮濕，我把窗下的暖氣打開，開始感覺有點溫暖。

　　桑瑪說：「先做什麼？」

　　我說：「先查通聯紀錄，我要找出一通撥了區域號碼九一九的電話。」

　　「那是當地號碼，博德堡的區域碼也是九一九。」

　　我說：「那太棒了，通聯紀錄裡至少會有成千上萬筆。」

　　我把那些印表紙攤開擺在床上，開始查閱。打當地電話的紀錄不到成千上萬筆，但我確定有幾百筆。我從除夕夜午夜開始看，然後繼續往下，並且略掉那些由好幾個號碼撥打好幾次的電話。我猜那應該會是計程車公司、酒吧或夜總會的電話號碼。跟博德堡有一樣交換碼的電話號碼，我也把它們跳過─因為那主要是基地外面的住家，執勤的士兵在午夜過後打電話回家，跟自己的配偶與小孩說聲新年快樂。我把注意力擺在那些比較特別的號碼，打到北卡其他城市的號碼，特別要找的是大概在午夜過後三、四十分鐘，打到北卡另一個城市，而且只打一次的號碼。我耐心地從印表紙裡耐心尋找目標，一行一行、一頁一頁，我有一整天時間，所以我不急。

　　我在第三頁就找到了。時間是在十二點三十二分，一九八九年結束後，一九九〇年開始的第三十二分鐘，跟我預期的差不多。那是通持續了十五分鐘的電話，跟我的預期也差不多，看來我的方向是對的。我繼續往下看後面二、三十分鐘的紀錄，條件沒有那麼相符的，所以我往後看，把手指擺在我鎖定的那個號碼下面。它可說是可能性最大的一通電話，也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說：「有筆嗎？」

　　桑瑪從口袋裡掏筆給我。

　　我說：「有二十五分錢銅板嗎？」

　　她給了我兩枚。我把那個號碼寫在陸軍便條紙上，傑佛遜飯店電話號碼的下方，然後拿給她。

　　我說：「打這個電話，看一下是誰接的。妳得走回對街餐館去打，汽車旅館的電話被砸爛了。」

　　打電話花了她八分鐘時間，我用這時間來刷牙。我的理論是：如果你沒時間睡覺，至少要沖澡。如果你沒時間沖澡，至少要刷牙。

　　我把牙刷擺在浴室的一個玻璃杯裡，桑瑪進門後把冷冷霧霧的空氣也帶了進來。

　　她說：「那是雷利市郊區一家高爾夫球飯店的電話。」

　　我說：「太好了。」

　　她說：「那是布魯貝克去度假的地方。」

　　我說：「妳覺得呢？他有可能在跳舞，除夕夜午夜過了半小時後，櫃檯的辦事員可能要把他從舞廳拖出來接電話。所以電話持續了十五分鐘，大部分時間都在等他接電話。」

　　「誰打給他？」

　　印表紙上有代表發話地點的代碼，但那代碼對我來講毫無意義，那些只是號碼與字母而已。但我的中士給了我一個對照表，在最後一頁印表紙的後面，緊接著有一張表格，裡面列出所有代碼以及它們代表的地點。她說得沒錯，她比白天班那傢伙還棒。但話說回來，她是個中士，官階代號E5，他則是個下士，官階代碼是E4。中士以上的士官可說是美軍部隊裡最有價值的人力。

　　我看了一下對照表，說：「三角洲特遣隊有個傢伙在營區用付費電話撥打的。」

　　桑瑪說：「特遣隊的傢伙打電話給他的指揮官，這對我們有幫助嗎？」

　　我說：「這時間點可以說明些什麼吧？一定是有急事。」

　　「誰打的？」

　　我說：「我們一步一步來。」

　　「你想自己攬下所有責任嗎？」

　　「我沒有。」

　　「你有，有些事你不想讓我知道。」

　　我沒說話。

　　「你媽死了，你心裡難過，所以你想自己攬下這件事。但你不該這樣，你不能靠自己，李奇。你不能一輩子自己生活。」

　　我搖搖頭，「沒那回事。因為我只是在猜測，我一直都是屏息以待，解決一道一道謎題。我不想在妳面前栽跟頭，這樣妳就不會再尊敬我了。」

　　她不發一語。

　　我說：「我知道，妳看過光溜溜的我，沒辦法再尊敬我了。」

　　她愣了一下，然後面露微笑。

　　我說：「但妳必須習慣光溜溜的我，因為現在妳又可以看到了，而且我們有一整天可以休息。」

　　房裡的床很爛，床墊中間往下陷，床單感覺起來也濕濕的，就像沾了水一樣濕。這房間如果從克拉瑪死後就沒人待過，我可以確定沒人會來換床單。克拉瑪還有用過這張床，但他卻死在上面，誰知道他在上面留了他的哪些體液。桑瑪似乎不在意──話說回來，她沒看過克拉瑪全身灰白，趴在那裡不動的樣子。

　　但接著我想，這房間只花我十五塊，還能要求什麼呢？而且桑瑪讓我不再繼續想那些床單，我無法分心去想她以外的一切，我們很累，但並未筋疲力竭，這麼棒的事當然不能只來一次。根據我的經驗，第二次通常是最棒的，因為我還很期待，又不會太累太煩。

　　事後我們像嬰兒一樣睡著，暖氣終於把房裡的溫度提升了一些，床單開始暖了起來。高速公路上的車流聲響讓人很好睡，就像電視雜訊的噪音。我們很安全，沒有人會想到我們躲在這裡。克拉瑪挑的地點真好，這是個非常好的藏身之地。我們在床墊上翻滾擁抱，最後我居然覺得這是我睡過最好的一張床。

　　稍後我們醒來，飢腸轆轆。當時已過了晚上六點，窗外一片漆黑。一月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沒想那麼多，沖澡著裝後到街上吃東西。我把陸軍電話簿也帶著。

　　我們用最少的錢吸取最多的卡路里，但兩人還是吃了八塊錢。我用咖啡來補償沒填飽的肚子。咖啡可以續杯，所以我毫不客氣豪飲著，然後跑到收銀機旁，靠著櫃檯用牆上電話。我用電話簿查出傑克森堡的電話，打給桑切斯。

　　他說：「聽說你要倒大楣了。」

　　我說：「這是暫時的，布魯貝克的事還有進展嗎？」

　　「什麼進展？」

　　「車子找到沒？」

　　「嗯，離哥倫比亞市有一大段路。」

　　我說：「我猜猜看，大概在博德堡北邊一個多小時車程的地方，或者是雷利市東邊，稍稍偏南。是不是史密斯菲爾鎮？」

　　「見鬼了，你怎麼知道？」

　　我說：「憑我的感覺。一定是靠近九十五號公路與八十號美國公路交會處，就在一條主要分支道路上。他們覺得他是在那裡被殺的嗎？」

　　「毫無疑問，他就是在那裡被殺的。有人從後座槍殺了他，駕駛前方的擋風玻璃破了個洞，還沾了一堆血漬與腦漿。有些殘渣留在方向盤上，但沒被抹髒，顯示他死後沒有人開過車，而且他就是在那裡被殺的。在北卡州史密斯菲爾鎮的車上。」

　　「有找到彈殼嗎？」

　　「沒有彈殼。除了他們知道一定會發現的那些東西外，沒留下什麼重要的痕跡與證物。」

　　「他們有試著模擬案發經過嗎？」

　　「那是個工業區裡的大停車場，那大型工業區是當地地標，白天人很多，晚上就像個廢墟一樣沒人。他們覺得是兩人都開車，約好見面，布魯貝克先到，第二部車靠邊停好。至少有兩個人下車，他們上了布魯貝克的車，一人坐前面，一人後面，也許聊了一陣子。接著後面那傢伙掏槍出來幹掉他，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的手錶會被打到。他們猜他的左手腕就擺在方向盤上緣，大家開車時都是這樣擺著的。但不管怎樣，他被做掉，把他拖出來後丟進另一輛車的後車廂，載到哥倫比亞市棄屍後離開。」

　　「沒動他身上的毒品跟錢。」

　　「他們還不知道那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兇手為什麼不把他的車開走？大老遠把屍體載到南卡，車子留在原地，這樣不是有點蠢嗎？」

　　「沒人知道，也許是因為車上到處是血，擋風玻璃破了個洞，開這種車太過顯眼。也許是因為兇手有時候就是那麼笨。」

　　「有關布魯貝克接的那通電話，你還留著布魯貝克夫人怎樣描述當時情況的那份紀錄嗎？」

　　「元月四日晚餐以後那通電話嗎？」

　　我說：「不是，早一點那通。除夕夜的午夜過了半小時後，他們牽手高唱〈往日時光〉的時候，他接到的那通電話。」

　　「也許有。我做了很多紀錄，可以去看一下。」

　　我說：「快。我這是付費電話。」

　　我聽到他把話筒擱在桌面上的聲音，聽到他辦公室裡遠處傳來窸窸窣窣、找東西的聲音。我等待著，把另外兩枚硬幣投進去，我們已經花了兩塊打電話，還有十二元吃東西、十五元付房錢，總計剩下十八塊錢。接下來我相信，很快又要花十元。真希望陸軍沒有採購像Caprice這種八汽缸引擎的大車，如果是克拉瑪租的那輛四汽缸小車，八塊的油錢可以把我們帶到更遠的地方。

　　我聽到桑切斯又把話筒拿起來。

　　他說：「嗯，她告訴我，除夕夜他們本來在一場晚宴舞會裡，但他在凌晨十二點三十左右被拖出來，她自己覺得有點委屈。」

　　「他有提及這通電話的內容嗎？」

　　「沒有，但她說他接完電話後，跳舞跳得更好了，好像心情好得不得了，抓到什麼獵物似的，顯得非常興奮。」

　　「她可以從他的舞姿察覺異處？」

　　「李奇，他們是老夫老妻了，有什麼事瞞得過對方？」

　　我說：「好，謝了，桑切斯，我得走了。」

　　「小心點。」

　　「沒一天不小心的。」

　　我掛斷電話，走回我們那一桌。

　　桑瑪說：「現在去哪裡？」

　　我說：「去看脫衣舞。」

　　從小餐館走到酒吧，距離很短。酒吧前有幾輛車，但是不多。時間還早，距離人群匯集還有兩、三個小時，當地人都還在家裡吃晚餐，看著運動新聞。博德堡的軍人則還在食堂用餐、沖澡、換裝，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開始找鑰匙，決定誰不能喝酒，當指定駕駛。但我還是很小心，因為我不想碰到一群三角洲特遣隊的傢伙。不希望在這黑暗的室外與他們見面，這珍貴的時間可不能浪費。

　　我們推門走進去，收銀機後站著的是個新臉孔。也許是那胖子的親友，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而且我們穿著戰鬥裝，沒有單位番號，也看不出我們是憲兵。所以那個新臉孔很歡迎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幫他在開始營業時帶來一點點收入。我們快速通過他。

　　整個地方還不到十分之一滿，那氣氛很不一樣。覺得又冷又大又空曠，像個工廠似的。沒有穿梭來去的人群，音樂聽起來更大聲更尖銳，空著的區域實在太多，像有幾畝地似的，有幾百張沒人坐的椅子。只有一個女孩在主要舞台上表演，紅色溫暖的燈光打在她身上，但她看來很冷，無精打采。我看到桑瑪看著她，身上打了個冷顫。之前我跟她說：妳該怎麼辦呢？把自己餓死嗎？跟馨恩一起在脫衣舞酒吧裡工作嗎？當她親眼目睹後，發現這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她問我：「為什麼來這裡？」

　　我說：「要找出可以解答每個疑問的一個關鍵，也是我犯的最大錯誤。」

　　「那是什麼？」

　　我說：「妳看就知道了。」

　　我繞到更衣室門前，敲兩下門，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孩來開門。她只把頭伸出來，我沒看見她的身體。也許她沒穿衣服。

　　我說：「我得跟馨恩見面。」

　　「她不在這兒。」

　　我說：「她在，難道她不用賺錢過年嗎？」

　　「她在忙。」

　　我說：「我給十塊，十塊錢跟她講話就好，我不碰她。」

　　那個女孩把門關上，我站到旁邊，讓馨恩出來時先看到桑瑪。我們等待著，門又打開，出來的是馨恩。她穿著一套會發亮的粉紅色緊身衣，腳蹬透明高跟鞋，看來很高。我走到她後面，擋在她跟更衣室的門中間，她轉身看到我。我把她困住了。

　　我說：「問妳兩、三個問題就好。」

　　她的樣子看起來比上次好多了──因為已經過了十天，她臉上的瘀傷多少已開始退去。也許她的妝比以前濃，但這是她臉上唯一的問題。她的眼神空洞，我猜她剛剛在腳趾頭間打了一針。不管她打的是什麼，都是用來幫她度過今晚的。

　　她說：「十塊錢。」

　　我說：「我們先坐下。」

　　我們找到一個離喇叭很遠的座位，一個還算安靜的角落。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十元鈔票，握在手裡沒放開。

　　我說：「記得我嗎？」

　　她點點頭。

　　我說：「記得那一晚嗎？」

　　她又點點頭。

　　「好，我要問的是，打妳的是誰？」

　　她說：「那個大兵，稍早你剛跟他講完話那個。」

21

　　我緊緊握著十元紙鈔，慢慢聽她娓娓道出當晚經過。她說她從我大腿上爬下來後，四處幫我找其他女孩問問題，幾乎跟每個人都交頭接耳講過話了，但是大家都不清楚，不管是親身經歷或者聽來的，大家都沒有相關資訊。沒聽到謠言說有個同行在汽車旅館裡遇到麻煩。她又回到幫單一顧客做表演的房間裡去查問，也沒聽到什麼，在更衣室裡則是沒看到人。因為生意很好，大家不是上台表演，就是到對街去開房間了。她知道自己該繼續問下去，但沒有耳語傳出。她很確定，如果真有這麼一回事，一定會有風聲。所以她想放棄，然後把我打發掉。接著跟我講過話那個大兵走進更衣室──就是卡邦，她描述得非常精確。跟大多數妓女一樣，她學會了記住人臉的本事，因為再度找上門的客人比較喜歡自己的臉被人記住，他們會覺得自己很特別，小費也給得比較痛快。她說卡邦警告她，叫她不要跟任何憲兵講任何事，她特別模仿他十天前講話的口氣，特別強調：任何憲兵，任何事。接著為了確保她把自己的話聽進去，他給了她兩巴掌──正手、反手，又快又狠。她被嚇呆了，根本看不清楚自己怎麼被打的，她似乎印象深刻，就像常常被打似的，還可以算得出他那兩巴掌在自己挨過的打裡面排行第幾名。看著她，我覺得挨打是她的家常便飯。

　　我說：「告訴我，打妳的是那個大兵，不是妳老闆。」

　　她看著我的眼神好像我瘋了似的。

　　她說：「老闆從來不打我們，我們是他的搖錢樹。」

　　我把十塊錢給她，離開那張安靜的桌子。

　　桑瑪說：「這件事有何意義？」

　　我說：「每一件事都跟它有關。」

　　「你怎麼知道的？」

　　我聳聳肩。我們回到汽車旅館把東西摺好，打包行李，準備好踏上最後一次查案之旅。

　　我說：「我本來想錯了，我想我應該是在巴黎開始想通的。當時我們在機場的人群裡等喬伊，大家都看著走出來的人，心裡有一半準備好要接人，另一半則準備讓迎面而來的人擦身而過，取決於他們看到的是誰。在酒吧那晚也是這樣。我走進去後，因為我是個大個兒，所以大家都看到我。他們一開始覺得好奇，但是沒人認識我，也沒人喜歡我的職業，所以他們都轉過身去，不願意跟我講話。這種細微的反應，要從肢體語言裡面看出來。卡邦例外，只有他願意理我，走向我。我以為他只是剛好走到我身邊，結果不是。我以為是我挑中他，結果是他挑中我。」

　　「一定是剛好，他根本不認識你。」

　　「他不認識我，但他一眼就看出憲兵的徽章。他在陸軍待了十六年，他一清二楚。」

　　「那他為什麼走向你？」

　　「這就好像臨時改變心意，他的腳步猶豫不決。他本來要走掉的，然後改變心意又走回來。他希望我走向他。」

　　「為什麼？」

　　「因為他想知道我為何出現。」

　　「你跟他說了嗎？」

　　我點頭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確跟他說了。我不是直接回答他，只是要他把話傳下去，要大家別擔心，所以我說這件事跟任何人都無關，只是要找一個在對街丟掉的東西，也許被妓女拿走了。他是個很聰明的傢伙，心很細，他像釣魚一樣把我釣起來，獲得自己想要的資訊。」

　　「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曾跟威拉講過，為了讓某件事像石沉大海一樣而做了另一件事。卡邦希望我查案子就像石沉大海一樣沒有結果，那是他的目標，所以聰明的他腦筋動得很快。特遣隊裡沒有傻子，這點我可以確定。他走進更衣室去打那女孩，以免她洩漏了什麼。然後他走出來，讓我以為是老闆幹的。他甚至沒有開口騙我，只是讓我這麼以為，我像個發條玩具一樣，只能走他指定的方向。結果出了更衣室，我一巴掌打在那老闆的耳朵上，還在停車場打了一架。卡邦站在那邊看這場他預料中的好戲，然後去投訴我。所以這場戲等於是他自導自演，他把兩個會出問題的洞都補了起來。那女孩被封口，我則是因為軍紀問題而沒辦法繼續辦案。他是個聰明的傢伙。桑瑪，真希望我以前就認識他。」

　　「他為什麼希望你不要繼續查案？他的動機是什麼？」

　　「他不希望我發現手提箱被誰拿走。」

　　「為什麼？」

　　我坐在床上。

　　「為什麼我們一直沒找到跟克拉瑪見面的女人？」

　　「我不知道。」

　　我說：「因為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女人，和克拉瑪見面的是卡邦。」

　　她瞪著我。

　　我說：「克拉瑪也是同性戀，他正在和卡邦做那件事。」

　　我說：「卡邦立刻把那個手提箱拿出房間，因為他們的關係是見不得人的。就像我們之前想到那個從來不存在的女人一樣，他也會擔心裡面有牽連到他的資料。或者，克拉瑪一直在吹噓爾汶堡的會議，大談裝甲部隊要怎樣力挽狂瀾。所以也許卡邦很好奇，甚至很關切。他當步兵已經十六年了，而且那種能加入特遣隊的傢伙，對部隊的忠誠度極高，甚至他愛部隊更勝於愛克拉瑪。」

　　桑瑪說：「我不相信。」

　　我說：「妳應該相信。這說得通，諾頓中校已經透露出一點端倪。我想她知道克拉瑪是個同性戀，我不確定她是清楚認定還是懷疑而已。我們指控她就是那個女人，但她一點也不惱怒，記得嗎？她反而覺得很好笑或迷惑。她是個性心理學家，所以跟克拉瑪見面後就像職業病似的感受到他是個同性戀，或者說他欠缺異性戀具有的特質。所以我們以為跟克拉瑪上床的是她，她壓根兒想都沒想過，所以她不生氣，因為他們倆是不會有火花的。而且我們知道克拉瑪的婚姻只是個空殼，他們沒小孩，他已經五年沒住家裡，克拉克警探也納悶這種人為什麼不離婚。他還問我，就算離婚也不會妨礙將軍的前途吧？我說不會。但如果將軍是個同性戀，那就大有關係了，他可以不用考慮前途的問題。所以他必須保住這樁婚姻。就像演戲給陸軍看一樣 ，卡邦在皮夾裡擺女友的照片也是這麼回事。」

　　「我們沒有證據。」

　　「但我們已經很接近了。卡邦的皮夾裡除了女友的照片外，還有保險套。我可以跟妳打包票，他的保險套跟克拉瑪身上那個是一樣的。而且我可以保證，如果我們檢視過去的任務命令，就可以找出他們倆在何時何地見面。就像我們之前就想過的，可能是聯合作戰演習。再加上他們的人事參謀告訴我，卡邦負責管理他們的交通工具。所以整個機棚裡的車他隨時都可以開走，所以除夕夜當天他一定是自己一個開車出去的。」

　　「他也跟克拉瑪夫人一樣，是因為手提箱而被殺嗎？」

　　我搖頭說：「他們兩個都不只是因為手提箱而被殺。」

　　她看著我。

　　我說：「這部分等一下，我們慢慢來。」

　　「但是手提箱在他手上，你說他拿著東西逃走了。」

　　我點頭說：「而且他一回到博德堡就打開來翻，發現了議程。讀過後他發現某件事，於是立刻打電話給指揮官。」

　　「是他打給布魯貝克？那他怎麼說呢？總不能直接說，嘿，我剛跟一個將軍上過床，猜猜看我發現什麼？」

　　「他可以說是在別地方發現的，也可以是人行道上。但事實上我覺得布魯貝克可能一直都清楚卡邦與克拉瑪的關係。三角洲特遣隊是個大家庭，而且布魯貝克是那種什麼都管的指揮官。他可能知道，而且也許他想利用這個情況獲取情報。這都是些競爭心很強的傢伙，桑切斯說只要有機可乘，布魯貝克會善加利用自己的任何優點或對方的任何弱點，所以布魯貝克可以忍受卡邦的存在，條件是他必須用枕邊閒談得到的情報來交換。」

　　「真糟糕。」

　　我點頭說：「就跟妓女一樣。我可以跟妳說，這件事結束後，沒有人是贏家，每個人都有問題。」

　　「除了我們之外，但前提是我們必須破案。」

　　「妳會沒事，但我會有事。」

　　「為什麼？」

　　「等著瞧吧。」

　　我們把行李拿回還藏在酒吧後的雪佛蘭車上，擺在後車廂裡。停車場上的車子開始多了起來，夜晚的氣氛被炒熱了。我看看手錶，幾乎已經是美東時間八點了，西岸時間則是快五點。我站著不動，要下個決定：如果我們稍微喘口氣，那就死定了。

　　我說：「我要再打兩通電話。」

　　我拿著陸軍電話簿，又走回那間小餐館。我翻遍每個口袋找零錢，找出一小堆，桑碼給了我二十五分與五分的硬幣各一個，還跟櫃檯服務員把一分的硬幣換成面額較大的。我投入硬幣，打到爾汶堡給法蘭茲，下午五點剛好是他值班時間的中間點。

　　我問他：「我可以進你們基地的大門嗎？」

　　「為什麼不可以？」

　　「威拉要抓我，他有可能知會了所有我可能會出現的地方。」

　　「我這裡還沒消息。」

　　「也許這兩天你可以把電傳機關掉。」

　　「你大約何時抵達？」

　　「明天，幾點我還不確定。」

　　「你的老朋友剛剛來了。」

　　「我沒有老朋友。」

　　「瓦索與庫莫，他們剛從歐洲飛回來。」

　　「為什麼？」

　　「軍事演習。」

　　「馬歇爾還在嗎？」

　　「當然，他開車去洛杉磯國際機場接他們。他們全都一起回來，就像個快樂的大家庭一樣。」

　　我說：「我需要你幫兩個忙。明天派人來洛杉磯國際機場接我，明天早上第一班從華府飛過去的班機。」

　　「還有呢？」

　　「我需要你派人找出瓦索與庫莫在這裡用的幕僚用車，是一輛黑色水星尊爵，除夕夜由馬歇爾少校簽名開出去的。那輛車現在或者停在國防部停車場裡，或者是停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我需要鑑識人員仔細採集車上相關物證。而且動作要快。」

　　「鑑識人員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所有在車上的東西。」

　　法蘭茲說：「好。」 我說：「明天見。」

　　掛斷電話後我從F字首的爾汶堡（Fort Irwin）一路翻到P字首的五角大廈（Pentagon ），指頭按在頁面上，一路往下滑到C字首的分類項目，查到陸軍參謀長辦公室（Chief of Staff's Office）這一項，然後把電話簿擺著不動。

　　我說：「瓦索與庫莫在爾汶堡。」

　　桑瑪說：「為什麼？」

　　我說：「躲在那裡，他們以為我們還在歐洲。他們知道威拉正盯著機場，沒想到居然到爾汶堡去坐以待斃。」

　　桑瑪說：「要抓他們嗎？他們顯然不知道克拉瑪夫人的事，你說出來的時候他們還很震驚。就是那天晚上在你辦公室裡，不是嗎？所以我想他們下令去偷東西，沒想到有人會無辜受害。」

　　我點點頭。她是對的，那天晚上在我辦公室裡他們感到很意外。庫莫臉色慘白，還問我：是竊盜案嗎？這是基於良心不安與罪惡感，直接脫口而出的問題。那意味著馬歇爾在當時還沒告訴他們，這個壞消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凌晨三點二十分回到華府的飯店，只跟他們說手提箱沒找到，但沒提到自己還做了什麼事。本來事發後瓦索與庫莫一定還被蒙在鼓裡，那晚到我辦公室後就立刻把整件事兜起來了。他們回去的路上一定很有趣，兩個人一定互相指責。

　　桑瑪說：「是馬歇爾自己幹的，他一時失手。」

　　我說：「嚴格來講這是共謀犯罪，法律上他們倆也有責任。」

　　「很難起訴他們。」

　　「那是軍法局的問題。」

　　「證據不足，很難證明。」

　　「他們還犯了其他案子。相信我，他們絕對不會擔心克拉瑪夫人被殺害這件事。」

　　我又丟進更多硬幣，撥了五角大廈權力核心，也就是陸軍參謀長辦公室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位女性──典型華府人士的聲音，音調不高不低，優雅又有教養，幾乎沒有地方腔調。我猜她是位加班的資深行政人員，年紀大約五十歲，一頭金髮已經開始變灰，臉上打了粉底。

　　我對她說：「請把我說的寫下。我是個憲兵少校，叫做李奇。我最近從巴拿馬被調到北卡的博德堡。我在今晚午夜會待在五角大廈最內層的警衛室，妳向參謀長報告，由他決定要不要見我。」我頓了一下。

　　那位女士說：「就這樣？」

　　我說：「嗯。」說完我就掛斷電話，把剩下的十五個一分錢硬幣掏出來，放回口袋裡，闔上電話簿，把它夾在手臂下。

　　我說：「走吧。」我們開車經過加油站，花了八塊錢加油，然後往北開。

　　桑瑪說：「妳向參謀長報告，由他決定要不要見我？這是什麼鬼話？」

　　我們開上九十五號公路，距離華府還有三小時車程，因為是桑瑪開車，也許兩個半小時就夠了。天色已是一片漆黑，路上到處是車，假日的宿醉早就消退，整個世界都回到工作崗位。

　　我說：「有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正在進行中，否則卡邦怎麼敢打斷布魯貝克的舞會？如果不是驚人的大事，有什麼不能等的？所以這一定是件有大人物參與的大事，否則誰有辦法在同一天調動全世界各基地的二十個憲兵特調組軍官？」

　　她說：「你是個少校，桑切斯跟法蘭茲還有其他人也都是，任何一個上校都可以動你們。」

　　「但是所有憲兵指揮官也都被調動了，有人希望他們不要擋著，讓我們有調動的空間，而且大多數憲兵指揮官自己就是上校了。」

　　「好，任何一個准將都可以調動你們。」

　　「而且連偽造的簽名都派上用場？」

　　「誰都可以偽造簽名。」

　　「但在事後逃過刑責？不是，幹這整件事的人，是個知道自己會沒事的傢伙，誰都動不了的傢伙。」

　　「陸軍參謀長？」

　　我搖頭說：「不，我想應該是副參謀長。現任的副參謀長是步兵出身。而且我們可以假設他是個很聰明的人，能爬上那種位置的人，不可能是白癡。我想他看到一切跡象，柏林圍牆坍塌，他想到很多東西也即將隨之瓦解，一切既有的秩序將不復存在。」

　　「然後呢？」

　　「然後他開始想到裝甲部隊會有動作，而且是大動作。就像我們之前講的，這些傢伙即將失去一切，我想副參謀長預見了麻煩，所以他主導了這次大風吹，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上，讓我們在事情開始前就阻止這些事發生。而且我覺得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裝甲部隊的確看到危機出現，他們計畫放手一搏，不希望出現經過整合的新單位，而且還要被步兵的人牽著鼻子走。他們希望一切照舊，所以我想爾汶堡的會議就是關於他們的大動作。他們要做壞事，所以擔心議程外洩。」

　　「但是改變終究會降臨，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說：「沒有人會接受這事實，過去不會，未來也一樣。妳可以去華盛頓海軍造船廠一趟，保證妳可以找到成千上萬份五十年前的報告，它們被存放得好好的，裡面的論調千篇一律都是頌揚舊式戰艦如何不可被取代，航空母艦又是怎樣的無用廢物。幾百個海軍上將都曾將畢生心血化為文字，對天發誓只有他們的方式才是可取的。」

　　桑瑪不發一語。

　　我微笑說：「翻閱陸軍的歷史紀錄，我們可能會發現克拉瑪的祖父大聲疾呼，坦克不能取代馬匹。」

　　「他們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我聳聳肩說：「我們沒看過議程，但可以好好猜一下。顯然他們想讓所有對手都丟臉，他們會把扯爛污的技術發揮到極致，而且想必會跟軍火商勾結在一起。如果他們可以找到製造工廠背書，說輕裝甲一定會有安全疑慮，等於是幫他們一個大忙。他們可以訴諸輿論，告訴人們，說他們的子弟將會坐著像鐵皮一樣的輕裝甲交通工具上戰場，那種裝甲連玩具槍都射得穿。他們還可以恐嚇國會，告訴議員們，如果要把C130運輸機改造成可以運送輕裝甲，國家要耗費數以千億計的預算。」

　　「這些都只是一般的誣衊而已。」

　　「所以也許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因為克拉瑪心臟病發，目前一切都停擺了。」

　　「你覺得他們會捲土重來？」

　　「如果是妳，不會嗎？妳都已經要失去一切了。」

　　她把一隻手從方向盤上拿開，擺在膝蓋上，稍微轉向，看著我，眼瞼又開始活動。

　　她說：「所以你為什麼要跟參謀長見面？如果你是對的，站在你這邊的應該是副參謀長。他把你調來這裡，是他在保護你。」

　　我說：「就像下西洋棋一樣。這是場好人與壞人之間的角力戰，好人把我調來這裡，壞人把蓋伯調走。把他調走的難度較高，所以壞人的官階比好人高。只有一個人的官階比副參謀長高，那就是參謀長。這兩個位置總是由兩個不同兵科的人輪流坐，我們知道副參謀長是步兵，所以參謀長就是裝甲兵，因此他也參與了這件事。」

　　「參謀長是壞人？」

　　我點點頭。

　　「那你為什麼要求跟他見面？」

　　我說：「桑瑪，因為我們是陸軍的一分子。我們應該迎戰的對象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我們愈接近華府，話也愈來愈少。我知道自己的優勢與弱點，因為我夠年輕、夠大膽，也夠愚蠢，所以我才能覺得沒人比我厲害。但是要挑戰參謀長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就好像挑戰超人一樣，沒有比他更厲害的傢伙了。在我服役期間曾出現過三位參謀長，三個人我都不認識，而且就我記憶所及，連他們的面我都沒見過。我也沒看過副參謀長或陸軍部次長，或是任何其他類似的達官貴人。他們彷彿是另一個物種，身上某些特質使他們與眾不同。

　　但他們一開始也是小兵，理論我也可以成為他們那種人，因為我跟他們一樣都是西點軍校畢業生。但過去幾十年來西點軍校變得好像只是一所比較好的工程學院，如果要成為幕僚，還要繼續到更好的學校去深造，像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或者普林斯頓，或者是到海外，像英國的牛津或劍橋等學校。必須要拿到牛津的羅德獎學金，或者是拿到經濟學、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的碩、博士學位。或者是必須成為「白宮青年團」的一員。這就是我職業生涯的分水嶺──西點軍校畢業後，端視著鏡子裡的我，看到的是一個K人高手，而不是K書高手。其他人對我也有一樣的看法。就像我說的，把人員進行分類的事情從入營第一天就開始，所以我跟其他人也就分道揚鑣，他們進入國防部或白宮的權力核心，而我去的卻是漢城與馬尼拉等地的陋街暗巷。如果他們來到我的地盤，一個個都會趴在地上。我到他們的地盤後會怎樣，待會兒就知道。

　　我說：「我要自己去。」 桑瑪說：「你不可以。」

　　我說：「我得自己去，不管妳怎麼想，妳可以說這是朋友的忠告，也可以說是上級的命令。總之妳一定要待在車裡，如果有必要我會把妳銬在方向盤上。」

　　「這案子是我們一起辦的。」

　　「但我們可以聰明點。這不是跟諾頓中校見面，非常危險。我們沒必要把兩個人都賠進去。」

　　「如果你是我，你會留在車上嗎？」

　　「我會躲在車底下。」

　　她不發一語，只是開著車，速度跟以往一樣快。我們開進了環狀高速公路，用順時針的方向經過一條四分之一圓的長路，驅車前往維吉尼亞州阿靈頓郡。

　　五角大廈的警戒程度比平常高一點，也許有人擔心諾瑞嘉的餘黨會展開兩千哩遠的長途跋涉，然後滲透進入國防部。但是我們很容易就進入了停車場，裡面幾乎沒有車輛，桑瑪用慢速繞了一個很遠的圈，最後在大門口附近停下。她熄掉引擎，拉起手煞車的動作稍稍比平常用力，我猜她是在跟我賭氣。我看看手錶，還有五分鐘就到午夜了。

　　我說：「我們還要吵嗎？」

　　她聳聳肩，「祝你好運，給他點顏色瞧瞧。」

　　我走進外面的冷空氣中，關上車門後站了一會兒。夜色中的五角大廈矗立在我眼前，有人說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辦公大樓，當時我真的相信這句話。我開始從一道長長的斜坡走到大門，進去後是個有警衛的大廳，就像籃球場一樣大。我用特調組的徽章就被放行了，然後我走向這棟大樓的核心，看見構成這棟五角形大樓的五道走廊，這些走廊被稱為「環廊」。每一道「環廊」都有獨立的安檢站，我的徽章讓我有資格進入B環、C環與D環，但我可能要下輩子才有資格進入E環。我在最後一個安檢站停下，對警衛點點頭，他也用點頭回應我。有人站在外面等待對他來講已經司空見慣。

　　我靠在平滑的水泥牆上，讓人感覺冷冷滑滑的。大樓裡很靜，我只聽得到水管裡水的流動聲，一點點的暖氣機送氣聲，還有警衛規律的呼吸聲。地板上鋪的是亮晶晶的塑膠地磚，地上反射著天花板的模糊日光燈管影像，影像一路延續到遠處。

　　我等待著，一邊靠著警衛室裡的時鐘，午夜已經過去五分鐘了，然後過了十分鐘。我一直等待著，但我開始猜想對方是不是根本不理會我的挑戰。他們都是些政客，也許他們玩遊戲的方式比我想像中聰明，也許他們的託詞更多，心思更細，也更有耐心。也許是我自己太不自量力了。

　　或者接我電話那位女士直接把留言丟進垃圾桶。

　　我還是等待著。

　　午夜過了十五分鐘後，我聽見遠處傳來鞋跟踩在塑膠地磚上的聲音。他穿的應該是正式鞋款，斷斷續續的節奏聽起來有些急促，乂有些輕鬆，像是個忙碌而又不慌張的男人。我看不到他，但那鞋跟的聲音從一個角落向我逼近，那聲音就像一道警訊，讓他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可以「人未到，聲先行」。

　　我聽著聲音，盯著他即將出現的那個角落，一個日光燈管直接照射在地板上，形成倒影的角落。聲音不斷傳出，然後一個男人從角落走出，日光燈的光芒灑在他身上。他直接走向我，腳跟的節奏未曾中斷，不疾不徐，儘管他很忙，卻一點也不慌張。靠過來的是陸軍參謀長，身穿正式晚宴軍裝，那件藍色短外套的下襬長度只到腰際，藍色長褲旁邊縫了兩道金色條紋。他戴著領結，身上別著釦飾與袖釦，袖子上與肩頭到處都是花結與金色辮飾。他身上到處都是金色佩章、徽章、飾帶以及縮小版的獎章。他留著一頭白髮，身高大概五呎九吋，體重一百八十磅，標準的現代陸軍身材。

　　我在他距離我十呎時就立正敬禮，這是純粹的反射動作，就像天主教徒見到教宗也會行禮一樣。他沒有回禮，只是看著我，也許根據禮儀規定，身穿晚宴軍裝時是不能敬禮的。又或者是在五角大廈裡，不戴軍帽時本來就不用敬禮，又或者他只是傲慢無禮。

　　他伸出手來跟我握手。

　　他說：「抱歉，我遲到了，謝謝你等我。我在白宮，陪著一些外國朋友參加國宴。」

　　我跟他握手。

　　他說：「我們到我辦公室談。」

　　他帶著我通過E環的安檢站，我們左轉進了走廊，走了一小段路。接著我們進了一間辦公室，我看到接電話的那位女士，她的外表跟我猜的差不多，但她實際上的聲音聽起來比電話裡好聽。她說：「少校，要咖啡嗎？」

　　她有一壺剛煮好的咖啡，我猜她在十一點五十三分把開關打開，所以在午夜時可以準時煮好──我猜參謀長辦公室就是這樣的地方。她用小碟子遞了一杯裝在透明骨瓷杯的咖啡給我，我唯恐那杯子會像蛋殼一樣破掉。她穿著便服，但因為是深色的，感覺起來比制服還要正式。

　　參謀長說：「往這邊走。」

　　他帶我走進他個人的辦公室，我的咖啡杯發出嘎嘎聲響。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辦公室很簡單，跟大樓裡其他地方相同，都是粉刷過的水泥牆，辦公用的鐵桌跟我在博德堡病理醫生辦公室裡看到的沒兩樣。

　　他說：「坐。如果你不介意，我們的速度可以快一點，時間不早了。」

　　我一語不發，他看著我。

　　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完全了解。」

　　他頓了一下，接下來試著緩和氣氛。

　　他說：「諾瑞嘉的左右手都還在逃，把你調走，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我說：「那地方有三萬平方哩大，藏身之處太多了。」

　　「全都抓得到嗎？」

　　我說：「沒問題，他們一定會被出賣。」

　　「你相信人性本惡。」

　　我說：「我只是比較務實一點。」

　　「少校，你有什麼要跟我說的？」

　　我啜飲一口咖啡，燈光黯淡，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置身於全世界最安全的一棟大樓裡，在這夤夜之中與全國權力最大的軍人面對面坐在一起。而且我即將對他提出嚴厲指控，只有一個人知道我在這裡，而她搞不好已經被人丟進牢房裡了。

　　我說：「兩週前我還在巴拿馬，然後我被人刻意調了出來。」

　　「為什麼你這樣覺得？」

　　我深深吸口氣，然後說：「我想副參謀長怕出事，所以他刻意把某些人調到特定的基地裡。」

　　「出什麼事？」

　　「怕你在裝甲部隊的那些老朋友們搞鬼。」

　　他頓了好一會兒，才問我：「這種擔憂是務實的想法嗎？」

　　我點頭說：「元旦那天，本來要在爾汶堡召開一個會議。我相信那議程非常具爭議性，可能是違法的，甚至涉及叛亂。」

　　參謀長一語不發。

　　我說：「後來他們沒有得逞，因為克拉瑪將軍死了。但他的死可能造成一些漏洞，所以你親自介入，把蓋伯上校從一一〇特調組調走，換了個無能的傢伙來接替他。」

　　「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你要的是讓這案子的調查無疾而終，一切就是那麼自然。」

　　他又坐了一會兒，完全不動，最後露出微笑。

　　他說：「很棒的分析。蘇聯的瓦解即將在美軍內部造成很大的壓力。這些壓力最後會造成內部的各種傾軋與陰謀。有人會預期這種狀況的發生，於是事先進行反制，趁還沒有真的出事就出手阻止。如你所說，因為內部的張力而產生動作與反制動作。」

　　我沒有接話。

　　他說：「就像下西洋棋一樣。副參嘴長一有動作，我就出手反制，這是不可避免的結論。我想是這樣，因為你找的是兩位最高階的軍官，其中一個官階比另一個高。」

　　我直視著他，說：「我錯了嗎？」

　　他說：「只有兩個地方。改變即將來臨，這點顯然你是對的。連中情局都沒預料到蘇聯會這麼快垮台，所以我們只有不到一年時間可以思考。但是，相信我，我們真的從頭到尾都想過一次了，現在我們處於一個前所未見的處境裡。多年來我們就像個受訓要奪取世界拳王頭銜的拳擊手，有天早上起床後發現我們的假想敵死掉了。這是種令人困惑的感覺，但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他傾身打開抽屜摸索一陣，拿出一個很大的活頁檔案夾。檔案夾至少有三吋厚，啪一聲被他丟在桌面上。檔案夾是綠色的，上面印了黑字，他把檔案夾倒過來讓我看：轉型。

　　他說：「你的第一個錯誤是，目光太淺。你必須把自己當作我們，從上面看全局。必須改變的不只是裝甲部隊，大家都得改變。顯然我們必須發展出高機動力的整合性部隊，但這種部隊絕對不只是步兵的加強版而已。新的部隊必須以全新概念為根據，是前所未見的，也許攻擊直升機也會被納進來，然後把指揮權交給在空中的傢伙。也許我們會進入電子戰的階段，然後把指揮權給會用電腦的傢伙。」

　　我保持沉默。

　　他手裡拿著那個檔案，手心朝下，對我說：「我的意思是，在這轉變過程中，沒有人會不受傷害。沒錯，裝甲兵過去引以為傲的專業無疑會受到傷害。但是步兵、炮兵、運輸兵以及後勤，每個兵科受到的傷害程度也都一樣，甚至更勝於裝甲兵。可能連憲兵都會改變。少校，一切都會改變，美軍的未來將會有全新面貌。」

　　我繼續沉默。

　　他說：「你必須了解，這不是裝甲兵與步兵之間的對決，這種說法太過簡化了。事實上，這是每一個兵科與其餘所有兵科的對決，而且最後恐怕沒有真正的贏家，同樣也不會有輸家。你可以選擇這麼想，畢竟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他把手移開檔案夾。

　　我說：「我的第二個錯誤呢？」

　　他說：「把你調離巴拿馬的，是我，不是副參謀長。他完全不知情。我親自挑選了二十個人，把你們擺在我覺得需要你們的地方。我把你們擺在世界各地，是因為我只有一半機會預測哪裡會先出事。是輕型部隊還是重型部隊？我不可能先猜到。一旦部隊的指揮官開始思考，他們會發現自己將失去一切。例如，我把你送去博德堡，是因為我有點擔心布魯貝克，他是那種先發制人的傢伙。」

　　我說：「但先出錯的是裝甲部隊。」

　　他點點頭，「的確，我剛剛已經說過，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而且我有點失望，因為他們是我的人，但我不會護短。這盤棋我必須繼續下，我把他們丟在那裡。很高興的是，我該怎麼下棋，就怎麼下棋。」

　　「那你為什麼要動蓋伯？」

　　「不是我。」

　　「那是誰？」

　　「誰的官階比我大？」

　　我說：「沒人比你大。」

　　他說：「但願如此。」

　　我沒說話。

　　他說：「一把M16步槍要花多少錢？」

　　我說：「我不知道。我猜應該不貴吧。」

　　他說：「大概四百塊就可以買到一把。一輛MlA1艾伯朗姆斯坦克造價多少？」

　　「大約四百萬。」

　　他說：「所以你想想看那些軍火大廠，他們會站在哪一邊？是輕型部隊，還是重型部隊？」

　　我沒有回答。我想他只是要引導我去思考。

　　他又問我一次：「誰的官階比我大？」

　　我說：「國防部長。」

　　他點頭說：「一個骯髒的小人，政客。政黨收取政治獻金，而軍火商跟任何人一樣都看得到未來。」

　　我一語不發。

　　參謀長說：「還有很多事需要你去思考。」他把那份檔案擺回抽屜裡，拿出一個較薄的檔案，上面寫著：氬氣行動。

　　他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氬嗎？」

　　我說：「是滅火器裡面用的一種惰性氣體，它們會在火上方形成一個氣層，阻止火的蔓延。」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選這個名稱，氬氣行動指的是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把你們調離當時職務的計畫。」

　　「你為什麼用蓋伯的簽名？」

　　「就像你之前講另一件事時所說的，我希望這一切看來自然而然。參謀長親自簽署憲兵的調動令，會引起一堆人注意。每個人會裝出表現良好的一面，或者打草驚蛇，本來想鬧事的人就躲起來了。你們的工作也會更難做，無法達成我的目標。」

　　「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當然是想預防出事。那是第一優先目標。但是少校，我也很好奇，我想看看誰會先鬧事。」

　　他把檔案交給我，說：「你是個特調組調查員，依法一一〇特調組有無上權力。不管在哪裡，你都可以逮捕任何軍人，如果你決定逮捕我的話，在這裡就可以下手。所以你看看氬氣行動的檔案。我想你會發現我是清白的，如果你同意，你就可以到別處繼續辦案了。」

　　他從桌子後面起身，我們再度握手。然後他走出房間，留下我獨自一人在半夜置身這五角大廈的權力核心裡。

　　三十分鐘後我回到車上跟桑瑪會合。為了省油，她把引擎關掉，車裡很冷。

　　她說：「怎樣？」

　　我說：「大錯特錯。角力的兩方不是正副參謀長，而是參謀長跟國防部長。」

　　「你確定？」

　　我點頭說：「我看過檔案，裡面有九個月前到現在的備忘錄與命令。紙質、字體、用的筆都不一樣，那些東西不可能在四小時內偽造出來。這計畫是由參謀長起頭與執行的，他一直是清白的。」

　　「他怎麼看這件事？」

　　我說：「從各方面來講，他的看法都是對的，但我覺得他應該不想幫我。」

　　「幫什麼？」

　　「幫我從現狀中解套。」

　　「什麼現狀？」

　　「妳可以拭目以待。」

　　她看著我，「現在要去哪裡？」

　　我說：「加州。」

22

　　我們到華盛頓機場時，車子的汽油幾乎耗盡。我們把車擺在長期停車場，因為沒有接駁車，我們走了大約一哩路回到航廈。那是個無人的深夜，我們特別把一個辦事員從後面辦公室拖出來，我把最後兩張旅行憑證交給他，他幫我們訂了晨間第一班飛往洛杉磯國際機場的班機。我們要等很久才能上飛機。

　　桑瑪說：「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我說：「逮捕三個人。瓦索、庫莫與馬歇爾。」

　　「罪名呢？」

　　我說：「連續殺人。受害者是克拉瑪夫人、卡邦與布魯貝克。」

　　她瞪著我說：「你能證明嗎？」

　　我搖頭說：「我知道案發經過，行兇時間、方式、地點與動機都知道。但我卻沒辦法證明任何一件事，所以要靠他們的自白。」

　　「他們不會招的。」

　　我說：「我也遇過這種狀況，有辦法讓他們招的。」

　　她的態度開始退卻。

　　我說：「桑瑪，我們是陸軍。難道妳以為這是刺繡俱樂部嗎？」

　　「那你把卡邦與布魯貝克的事說給我聽。」

　　我說：「我餓了，先吃東西。」

　　桑瑪說：「我們沒錢。」

　　我們真可以算絕處逢生──也許在飛機上有得吃。我們拿著行李走到一扇二十呎寬窗戶旁的候機座椅，窗外只看得到一片漆黑。那些座位是有塑膠墊的長凳，為了不讓人在上面睡覺，每兩呎就設有把手。

　　她說：「現在就說吧。」

　　「這件事還是很離譜，我要說的每件事都是。」

　　「能有多離譜？」

　　「好，我們從克拉瑪夫人開始。馬歇爾為何去綠谷鎮？」

　　「因為那顯然是該去嘗試的第一個地方。」

　　「事實並非如此，那裡幾乎是最不可能的地方。克拉瑪過去五年幾乎沒在那裡生活，他的幕僚一定知道，因為他們常跟他一起出差。然而他們還是很快就決定東西在那裡了，為什麼？」

　　「因為克拉瑪跟他們說，他要回去那裡？」

　　我說：「沒錯。他騙他們，說他跟老婆在一起，藉此掩飾他跟卡邦在一起的事實。但他為什麼有必要告訴他們呢？」

　　「我不知道。」

　　「因為在面對某人的時候，他一定要給個說法。」

　　「哪一種人？」

　　「假設有個跟情婦在一起的富豪。如果他有一晚不能跟她在一起，就一定要給她一個說法。如果他告訴她，說他必須在老婆那邊待一晚，純粹為了露個臉，她就不能多說什麼。也許她不喜歡，但也要忍下來，因為這種事的確偶爾會發生。婚外情就是這樣。」

　　「克拉瑪沒有情婦，他是個同性戀。」

　　「他跟馬歇爾在一起。」

　　她說：「拜託，不可能。」

　　我點頭說：「克拉瑪是個劈腿的傢伙，馬歇爾是他主要的情侶，他們倆有固定關係。馬歇爾不是情報官，但克拉瑪還是任命他，為的就是想把他帶在身邊，他們是一對。但克拉瑪這傢伙用情不專，他在某處認識了卡邦，然後開始偶爾跟他約會。所以除夕夜那天他告訴馬歇爾，說他要跟老婆見面，馬歇爾信以為真，他就像富豪的情婦一樣。這就是為什麼馬歇爾要去綠谷鎮，他心裡料定克拉瑪一定是去了那裡，他以為他是世上唯一能確定這件事的人，於是他對瓦索與庫莫說出克拉瑪的行蹤，但是克拉瑪騙他。就像一般情侶一樣，有時也會騙對方。」

　　桑瑪沉默了很久，她瞪著外面的夜空。

　　她說：「這件事有何影響？」

　　我說：「我覺得有些微的影響，我想克拉瑪夫人有跟馬歇爾講到話，她一定是在德國基地時就認識他了，也可能知道他跟她丈夫之間的關係。也許她還知道劈腿的事，可能她很生氣，還拿這件事來奚落馬歇爾。也許馬歇爾在盛怒之下，痛下毒手。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他沒有馬上告訴瓦索與庫莫，因為她不只是因竊盜案而無辜受害，也是因為激烈爭論。所以我說，克拉瑪夫人不只是因為手提箱而被殺，我想也是因為她奚落了一個醋勁大發而且情緒失控的傢伙。」

　　「這都是你猜的。」

　　「克拉瑪夫人死了，這可不是我猜的。」

　　「其他部分都是。」

　　「馬歇爾三十一歲了，從未結婚。」

　　「那又怎樣？」

　　我說：「我知道，這點是不能證明什麼，現階段要證明什麼的確很難。」

　　桑瑪沉默了一會兒：「接下來呢？」

　　「接下來瓦索、庫莫與馬歇爾開始到處尋找手提箱。相對於我們，他們的優勢在於他們知道該找的是個男人，不是女人。馬歇爾在二日飛回德國，翻遍克拉瑪的辦公室跟寢室。他找到有關卡邦的東西，也許是一本日記、一封信、一張照片，也可能是電話簿裡的一個名字或號碼。他在三日飛回來，他們計畫好後打電話給卡邦，威脅他，安排好隔夜跟他交換東西，用信件、照片或其他東西跟他交換手提箱。卡邦接受了這筆交易，而且他很樂意，因為他不想曝光，反正他已經把議程透露給布魯貝克了。他沒有損失，只有好處。也許他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而且不止一次，因為這可憐的傢伙在陸軍裡待了十六年。但這次他沒有成功，因為在交易時，他被馬歇爾幹掉了。」

　　「馬歇爾？他連人都不在場。」

　　我說：「他在，這是妳想出來的。當時我們離開基地，正要去問克拉克警探有關鐵鍬的事，妳已經跟我說了。記得嗎？當時威拉打電話追蹤我，妳建議我一件事。」

　　「什麼事？」

　　「妳建議我躲在後車廂裡，出門時就不會留下紀錄。桑瑪，馬歇爾就是這樣。開車的是庫莫，瓦索坐在乘客座上，而馬歇爾在後車廂。他們就是這樣通過大門的，然後他們把車遠遠停在軍官俱樂部另一邊。車尾朝後停，因為庫莫在下車前先把後車廂的開關按下。馬歇爾把後車廂車蓋拉下來，但他們還是需要掩護。所以瓦索與庫莫進去軍官俱樂部，開始編造鐵證般的不在場證明。同時馬歇爾在車裡等了幾乎兩小時，一直拉著後車蓋，直到四下無人他才出來把車開走。所以第一班巡邏的人記得看到車子，但第二班的人卻不記得，因為車子本來在那裡，後來被開走了。所以馬歇爾去某個指定的地點接卡邦，他們一起開車到樹林裡。卡邦拿著手提箱，馬歇爾打開後車廂，給了他一個信封或什麼的，他轉身到月光下查看。因為這是他們說好的交易，即使像卡邦這種那麼小心的特遣隊員也會這麼做，因為這跟他的飯碗有關。站在他後面的馬歇爾拿出鐵鍬來打他，不只是因為手提箱。反正他都已經拿到手提箱了，這筆交易是成功的，卡邦在事後也不能說什麼。馬歇爾會攻擊他，部分原因是因為生他的氣，嫉妒他跟克拉瑪在一起，所以殺了他。他拿回信封，拿走手提箱，把東西都丟進後車廂。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都知道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然後他來的時候早就準備好那些誤導辦案方向的道具。他開車回營區，在路上把鐵鍬丟掉。他把車停在原來的車位，回到後車廂裡。瓦索與庫莫從軍官俱樂部出來後，就把車開走了。」

　　「然後呢？」

　　「然後他們一直開車，又急躁又興奮，但當時他們已經知道克拉瑪夫人被馬歇爾殺掉了，所以他們也很緊張、很擔心。他們不知道馬歇爾身上有沒有血跡斑斑，所以不能隨便找個地方讓他出來。第一個安全的地方是往北開一小時的休息區，他們再度把車停在偏僻的地方，讓馬歇爾出來。馬歇爾把手提箱給他們，他們繼續往下開，花了一點時間把手提箱徹底找過一遍後，才把它丟出窗外。」

　　她說：「這些都是推論。」

　　「妳有辦法用其他方式解釋所有的事嗎？」

　　她想了一下，搖搖頭，「那布魯貝克又是怎麼一回事？」

　　天花板上的擴音器傳來聲音，宣布我們的班機已經可以登機，我們拿起行李，慢慢走進排隊的人群裡。外面天色還是一片漆黑，我算一算乘客人數，希望班機沒有滿座，所以會有些多餘的早餐，我餓得很。但看來狀況不妙，班機很滿，我猜對於住在華府的人，洛杉磯的天氣使它成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隨便也可以找個理由去那裡開會。

　　桑瑪又說了一次：「那布魯貝克又是怎麼回事？」

　　我們沿著走道慢慢往下前進，找到我們的位子，一個是靠窗的座位，另一個位於中間，走道上已經坐著一位老修女。我希望她有重聽的毛病，才不會聽到我們的話。她移動身軀，讓我們進去，我要桑瑪坐她旁邊，我坐窗邊。我扣上安全帶，沉默了一會兒，看看窗外的機場景致。泛光燈下一群人正在忙碌著，然後機身脫離登機門，開始滑行。跑道上沒有其他班機要起飛，不用排隊，所以我們兩分鐘內就飛了起來。

　　我說：「布魯貝克的部分我不確定。他跟這些案子有何關係？是他們打電話給他，還是他打給他們？除夕的午夜過了三十分鐘後，他就知道那份議程的內容了。像他那種先發制人的傢伙，或許他會先出手施壓。也有可能是瓦索與庫莫設想到最糟糕的狀況，他們認為像卡邦這種資深軍官，一定會先打電話給指揮官。所以我不確定誰先打給誰，也有可能他們互相聯絡、互相威脅，或許瓦索與庫莫提出雙方的合作方案，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很有可能嗎？」

　　我說：「誰知道？未來會創造出奇怪的整合部隊，布魯貝克一定大受歡迎，因為他打的戰役本來就很奇怪。所以也許瓦索與庫莫謊稱要跟他結盟。無論如何，她們在四日深夜約好要見面，那一定是個布魯貝克知道的地點，他曾開車經過很多次，介於他打球的地方與博德堡之間。而且他一定覺得很安全，所以才會讓馬歇爾坐在他後面。」

　　「你怎麼知道坐在他後面的是馬歇爾？」

　　我說：「這是禮儀問題。他是個上校，如果要跟一位將軍和另一個上校講話，他會把瓦索安排在前座，庫莫坐在右後方，講話時轉身就可以看到他們倆。馬歇爾不是他在意的人，所以也可以不用看到他。他只是個少校，誰需要他？」

　　「他們是預謀殺人，或者是意外？」

　　「一定是預謀，他們已經計畫好了，他們開到遠遠的地方棄屍，馬歇爾在德國過夜時準備了海洛因跟裝滿子彈的槍。所以我們畢竟猜到兇手是同一人，只是搞錯對象。兇手殺了卡邦後直接坐車出了基地大門，然後又馬不停蹄地去殺了布魯貝克。」

　　桑瑪說：「他們用兩個東西來誤導方向，一個是海洛因，另一個是把他開到南邊棄屍，不是北邊。」

　　我說：「他們可說是生手。哥倫比亞市的法醫一定會立刻查出屍斑以及排氣管在他身上造成的灼傷。他們很笨，但是運氣超好，因為法醫沒有立刻告知我們這件事。而且他們把布魯貝克的車丟在北邊，真是白癡。」

　　「他們一定又累又緊張，壓力又大，畢竟開車開了那麼久。他們從阿靈頓公墓下來，後來又要把車開到史密斯菲爾丟掉，然後再去哥倫比亞市棄屍，最後直接北上杜勒斯機場。十八小時無法停歇的路程，這也難怪他們會犯錯。但如果你沒有跟威拉的命令唱反調，他們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我點點頭，一語不發。

　　桑瑪說：「這案子的根據很薄弱，根本可以說很難成立。這些證據連間接證據都談不上，根本只是臆測之詞。」

　　「那當然。所以我們需要他們的自白。」

　　「你要錄口供之前就得想清楚，因為根據實在太薄弱，被關的可能是你。你會因為騷擾的罪名被起訴。」

　　我聽到耳邊傳來了動靜，有位空姐推著早餐出來了。她拿了一份給那位修女，桑瑪跟我各一份。早餐少得可憐：只有冷的果汁、熱火腿跟起司三明治，如此而已。我想等一下還會有咖啡，希望如此。三十秒內所有的東西都被我掃進肚子裡，桑瑪只比我慢一點點，但是那位修女根本沒碰餐盤。東西一直擺在她面前，我用手臂推一推桑瑪。

　　我說：「問她要不要吃。」

　　她說：「不要。」

　　我說：「修女不就是要拯救世人嗎？」

　　她又說了一次：「不要。」

　　「好啦。」

　　她嘆了一口氣，對我說：「好，等等。」

　　但是她搞砸了──她等了太久，修女打開包裝，開始用餐。

　　我說：「可惡。」

　　桑瑪說：「抱歉。」

　　我看著她：「妳剛剛說什麼？」

　　「我說，抱歉。」

　　「不，在這之前。妳說的上一件事。」

　　「我說，不要。」

　　我搖頭說：「不是，在早餐來之前。」

　　「我說這是個根據很薄弱的案子。」

　　「在這句話之前。」

　　我看到她好像在腦袋裡把講過的話倒帶似的，然後說：「我說，但如果你沒有跟威拉的命令唱反調，他們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我點點頭，花一分鐘想這件事，然後閉上眼睛。

　　到了洛杉磯我才把眼睛睜開。飛機著陸後，輪胎觸地的巨響與摩擦聲把我吵醒。接下來飛機的反推力被啟動，又發出巨響，我在座位上往前滑動，直到被安全帶拉住。外面射進清晨的曙光，這裡黎明的天色似乎都是一片棕褐色。機長告訴我們加州現在是七點。過去兩天以來我們一直都搭乘飛機往西飛行，平均下來，本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可是因為時差，我們的一天卻要二十八小時才過得完。我睡了一下，不覺得累，但還是很餓。

　　我們慢慢走下飛機，走到提領行李的地方，司機都是在那裡接人的。我四處看看，發現法蘭茲沒有派人過來，而是親自跑了一趟。看到他讓我很高興，感覺起來他會好好幫助我們。

　　他說：「有消息要告訴你。」

　　我把他介紹給桑瑪。他們握手後他拿起她的行李，我想部分原因在於他這個人很客氣，但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比較快坐上他的悍馬車。他把車停在紅線區，但警察站得遠遠的，通常他們對黑綠相間的迷彩悍馬車都會有這種反應。我們上車時我讓桑瑪坐在前面，這是個貼心的舉動，同時也因為我想在後座把身體伸展開來。飛機的座位實在太窄了。

　　法蘭茲說：「他們找到那輛水星尊爵了。」

　　他用力踩下柴油渦輪引擎，把車開離街邊石。爾汶堡就在巴斯托市北邊三十幾哩外的地方，因為要穿越晨間的車流，他載我們過去可能要花一小時的時間。我看到桑瑪看著法蘭茲開車的樣子，從眼中可看出她正在評估他的技術，如果換她來開，大概只要三十五分鐘就到了。

　　法蘭茲說：「他們在五號就把車丟在那裡了。」

　　我說：「就是馬歇爾回德國述職之前。」

　　法蘭茲朝著方向盤點點頭，他說：「大門的進出紀錄是這樣顯示的。他則是搭運輸機回德國。為了加快鑑識速度，我們的人把車拖給聯邦調查局，還特別透過關係找人幫忙。調查局一開始不願意，後來進行了一整晚，興沖沖的要趕快完成工作。因為似乎跟他們的一個案子有關。」

　　我說：「布魯貝克的案子。」

　　他點頭說：「後車廂的墊子上有布魯貝克的血跡跟腦漿。有人用紙巾擦過了，但是沒處理乾淨。」

　　我說：「還有呢？」

　　「很多東西。有另外一個人的血，不過數量很少，本來應該在某人的夾克袖子或刀刃上，是經過摩擦後留下的。」

　　我說：「那是卡邦的血。馬歇爾殺了他之後躲在後車廂裡。刀子找到了嗎？」

　　法蘭茲說：「沒有，不過後車廂裡到處是馬歇爾的指紋。」

　　我說：「那是一定的。他在裡面待了好幾個小時。」

　　法蘭茲說：「墊子下有塊兵籍號碼牌，好像是鍊子斷了，其中一塊掉了下來。」

　　我說：「卡邦的？」

　　「還會有誰的？」

　　我說：「兇手真是外行。還有呢？」

　　「大部分都是一般證物。那輛車很髒亂，有很多頭髮與纖維，還有速食的包裝、汽水罐，類似的東西。」

　　「還有優格的盒子？」

　　法蘭茲說：「一個，在後車廂裡。」

　　「草莓或藍莓口味？」

　　「草莓，盒子上用來撕開封膜的凸出部分有馬歇爾的指紋，似乎他還吃了甜點。」

　　我說：「他有開，但沒吃。」

　　法蘭茲說：「裡面還有個空信封，寄到駐紮在德國的十二軍團，收件人是克拉瑪將軍。蓋了一年前郵戳的航空郵件，沒有寄件人的地址。像是那種專門用來寄照片的信封，但裡面空無一物。」

　　我不發一語，他從後照鏡看著我。

　　他說：「這些算是好消息嗎？」

　　我微笑說：「我們本來都是用猜的，有了這些，也只算是些旁證。」

　　他說：「那就已經是人類跨出的一大步了。」

　　接著我收起笑臉，把臉別開。我想到在這一九九〇年的一月初，世界各地不斷有人丟了性命，卡邦、布魯貝克、克拉瑪夫人，當然還包括李奇夫人。

　　最後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爾汶堡，我總算見識到洛杉磯的高速公路有多塞。這個基地跟一般基地沒什麼兩樣，它是座忙碌而龐大的基地，坐落於莫哈維沙漠中。有一個以上的裝甲部隊會輪流駐紮在這裡，而且每當有其他部隊要來基地進行對抗演習時，這些部隊就要扮演地主隊的角色。每年春季，基地在訓練時的氣氛就是不一樣：因為天氣好，在陽光裡每個人樂於把昂貴的大型機器當作大型玩具來操練。

　　法蘭茲問我：「馬上要辦正事嗎？」

　　「你有派人盯他們嗎？」

　　他點頭說：「暗中盯著。」

　　「那我們先去吃早餐吧。」

　　對於在飛機上只吃到半飽的人而言，美國的陸軍軍官俱樂部可以說是繼續用餐的好地方。這裡的自助餐檯好像有一哩長，菜單跟德國一樣，但是橘子汁與水果拼盤看起來比較道地，因為這裡是加州。我吃下可以餵飽一個步兵連的東西，桑瑪吃得比我更多，法蘭茲已經吃過了。我喝咖啡喝到肚子撐，然後雙手往前一推，把椅子推開桌邊，深深吸了口氣。

　　我說：「好，幹活去。」

　　我們回到法蘭茲的辦公室，他打電話給手下，他們說馬歇爾已經到靶場去了，但是瓦索與庫莫則是端坐在來訪軍官寢室營舍的康樂室裡面。法蘭茲開他的悍馬車載我們過去，下車後我們站在人行道上。那天陽光普照，溫暖的空氣中布滿灰塵。我可以聞到沙漠裡那些小型多刺植物的味道，彷彿也可以看到它們一點一滴地成長著。

　　爾汶堡與十二軍基地的來訪軍官寢室就像是出自同一汽車旅館承包商的手筆，他們在一片沙地上蓋了一排排一模一樣的房舍，室內的一角是大家共用的設備，例如視聽室、桌球桌與交誼廳等等。法蘭茲帶我們從一道門走進去，然後就退到旁邊去。我們看到瓦索與庫莫正面對面坐在兩張皮革安樂椅上。當時我才想到我只跟他們見過一次面，就是他們來我博德堡辦公室裡找我那一次。儘管我最近花了那麼多心思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的時間相形之下真是不成比例。

　　他們都穿著那種改良過後，上面有人們所謂「巧克力條紋」的沙漠迷彩裝，兩件都是全新的。他們倆不管是穿沙漠迷彩裝或者叢林迷彩裝，就是沒有軍人該有的模樣，活像兩個扶輪社社員。瓦索的特徵還是禿頭，庫莫也還戴著眼鏡。

　　他們倆抬頭看我。

　　我吸了口氣。

　　他們是長官。

　　我有可能犯下騷擾他的罪。

　　被關的可能是你。

　　我說：「瓦索將軍、庫莫上校，你們倆因為違反《軍法統一法典》而被逮捕了，罪名是與其他人共謀殺人。」

　　我屏住呼吸。

　　但是他們倆都沒反應，兩人都不發一語，一副完全放棄的樣子。他們看起來很合作，好像知道這案子終於結束，不可避免的事正在發生。他們就像從一開始就預知這個時刻一定會來臨。我吐了口氣。人們對於壞消息的反應通常有許多不同階段：難過、悲傷、否定。但是這兩個傢伙顯然已經跳過這些階段，直接跳到最後一種反應：也就是，硬著頭皮，準備接受一切。

　　我示意桑瑪完成其餘逮捕程序，因為根據《軍法統一法典》，必須跟他們聲明非常多事項，有許多建議與警告必須告知。桑瑪講得比我流利多了，聲音清晰，姿態專業，瓦索與庫莫兩人都沒反應，既不出言咆哮，也沒有託詞，也沒大發雷霆，以示清白。他們只是聽到一個問題就點一次頭，最後還沒被叫起立就自己站了起來。

　　桑瑪問我：「要上手銬？」

　　我點點頭。

　　我說：「一定要，帶著他們一路走到拘禁室，不要坐車。讓大家看著，他們是陸軍的恥辱。」

　　我向一個裝甲兵打聽了方向，開著法蘭茲的悍馬車去逮捕馬歇爾。他目前的任務是偵查，目前位置在一個廢棄炮靶附近的小屋裡。根據描述，那個炮靶是一輛廢棄不用的謝里丹坦克，車身應該已經嚴重破損。那一間小屋的狀況則比較好，就在那輛老舊坦克的附近。他叫我循著蓋好的車道往下開，才能避開尚未爆炸的炮彈以及沙漠裡的烏龜。如果我輾過炮彈，會被炸死。如果我輾過烏龜，會被內政部罵死。

　　我獨自離開主要營舍，當時剛好是早上九點半。我不想等桑瑪，瓦索與庫莫兩人的逮捕程序就夠她忙的了。我感覺我們好像走到了一趟旅程的盡頭，我只想趕快把這件事了結。我借了把手槍，但這決定還是不夠周密。

23

　　爾汶堡之所以會蓋在莫哈維沙漠中，主要是它很像中東地區廣袤無垠的沙漠，而且如果略去氣溫與沙土不論的話，它的地勢就跟東歐的大草原一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在我已經看不見基地的主要營舍很久之後，大概才只走了預定路程的十分之一而已。我身邊是一片空盪盪的平地，悍馬車在裡面就像一根針一樣渺小。當時是一月份，所以看不見熱光，但溫度還是很高。關於悍馬車裡「空調」的使用方式，我們有一種非正式的說法叫做二四〇。於是我把兩扇窗戶打開，用四十哩的時速行駛，感到一陣陣微風吹來。因為悍馬車的車身很大，所以時速四十哩就會感覺很快，但是在荒漠裡面，卻覺得好像完全沒有移動。

　　一小時後我還是維持四十哩車速，小屋還是沒有蹤影，不過靶場還有很大一部分沒走完。無庸置疑的，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用地之一。也許蘇聯有地方比我們更大，但我會感到很驚訝。也許威拉可以把答案告訴我。我面帶微笑，繼續開車，越過一道山脊後發現下面有片平原，前方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點，可能就是那間小屋。西邊五哩外有片揚起的沙塵，可能有坦克車正在移動。

　　我沿著道路繼續開，時速還是四十，車子經過之處也揚起一片沙塵。吹進車窗裡的空氣是熱的，那片平原也許有三哩寬，隨著我愈來愈近，地平線上的那一點變成微粒，而且愈來愈大。一哩後我可以看到前方兩個物體的形狀：那輛廢棄坦克在左邊，那個用來偵查的小屋在右邊。再過一哩後，物體變成三個，中間多了一輛馬歇爾的悍馬車。他把車停在小屋西邊，車子被籠罩在晨間的小屋陰影裡。那輛悍馬車跟我在德國十二軍團基地看到的那一輛一樣，上面也加裝了用來執行「打帶跑」戰術的反坦克導彈發射器。那間簡單的方形小屋是用煤渣磚蓋成的，牆上開了幾個大洞充當窗戶，但是沒裝上玻璃。那是一輛老舊的M551型的輕型鋁裝甲坦克，一開始的設計就是把它當成偵查車。它的體重只有艾伯朗姆斯坦克的四分之一，而且它就是賽門中校那種人心目中會在未來扮演重要角色的那種坦克。它曾經跟美軍的空降部隊一起經歷過許多戰役，性能還不錯，但是這輛看起來差不多已經快解體了。為了讓它看來比較像蘇聯前一代的坦克，還特地在坦克上面加裝一層夾板做成的護板。既然這款坦克尚未除役，當然沒必要訓練我們自己的人攻擊它。

　　我一直沿著車道開，直到距離小屋三十碼外才在它南邊停下。我打開車門，走進熾熱的車外。我猜外面溫度只有攝氏二十度左右，但是去過北卡、法蘭克福與巴黎等地方後，這裡給我的感覺就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熱。

　　我看到馬歇爾從牆上一個洞裡看著我。

　　我只跟他見過一面，而且不曾面對面看過他。當時是元旦，他在博德堡總部大樓外面，人坐在那輛水星尊爵的車裡，因為車窗上貼著綠色隔熱紙，裡面顯得非常暗。當時我估計他是個皮膚黝黑的大個子，這點從他的檔案資料獲得了確認。他現在看起來還是一樣：高大、魁梧、肌膚是橄欖色，一頭濃密的黑髮剪得很短。他穿著沙漠迷彩裝，弓著身體從牆上洞口看我。

　　我站在我的悍馬車旁邊，他不發一語地看著我。

　　我大聲叫他：「馬歇爾！」

　　他沒有回應。

　　「你自己在裡面？」

　　還是沒回話。

　　我叫得更大聲了：「我是憲兵，所有人員立刻從屋裡出來。」

　　沒有人回應我，也沒人出來，我還是可以從洞口看到馬歇爾，他也看得到我。我猜他只有一個人，如果有人跟他在一起，那個人會走出來，沒有理由怕我。

　　我又大聲叫他：「馬歇爾！」

　　他離開了我的視線，往後退進一片漆黑的屋內。我把借來的那把槍從口袋拿出來：那是一把新領來的貝瑞塔M9型手槍。我的腦海裡傳來一句訓練時該謹記的座右銘：絕對不要相信一把你沒親自試射過的武器。所以我把一發子彈推進槍膛裡，那聲音在一片寂靜的沙漠裡傳了開來。我看到西邊的塵土飛揚，那一陣塵土可能愈變愈大，因為它離我愈來愈近了。我把貝瑞塔手槍的保險栓調整到「可發射」的狀態。

　　我又叫他：「馬歇爾！」

　　他沒有回應，但是我聽到隱隱傳來一陣又低又短促的無線電通話雜訊。小屋屋頂沒有天線，所以他一定是帶著一具野戰無線電對講機。

　　我對自己說：「馬歇爾，你要呼叫誰？裝甲部隊嗎？」

　　接著我心裡想：裝甲部隊。一支裝甲兵團。我轉身看著西邊的塵土，突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我孤身一人跟一個可以被證明有罪的兇手在這片荒漠裡，他在一間小屋裡，我在室外。我的搭檔是個九十磅的女人，現在人在五十哩外。他的好兄弟卻在前方可見的地平線上，開著七十噸重的坦克。

　　我迅速離開車道，試著走到小屋東邊。我又看到了馬歇爾，他移動到另一個小洞後面，眼神從屋裡投射到我身上。

　　我大叫：「少校，從屋裡出來！」

　　沉默了好一陣子後，他也對我大叫。

　　「辦不到。」

　　我又對他大叫：「少校，出來！你知道我為何而來。」他又退回陰暗的室內。我繼續大叫：「你的行為是拒捕！」

　　他沒有回話，一點聲音都沒有。我繼續繞著小屋活動，走到北邊。北邊的牆面上沒有洞，只有一扇關著的鐵門。我想門上應該沒鎖，因為裡面沒有東西可以偷。我可以走過去把它打開。他有武器嗎？我猜，按照標準程序他是不會拿武器的。因為他是個偵查員，哪會遇到什麼敵人。但我覺得像馬歇爾那麼聰明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是有備而來。

　　鐵門外有一片地面因為是用來停車的，所以被鋪平成一條路。在建築術語裡面這種叫做「隨心所欲的小徑」。沒有一輛坦克往北邊朝我的方向開來，他們大多往西或往東走，一邊會有早上的陰影，一邊會有下午的陰影。所以我一直站在空地上，跟鐵門保持十碼距離。接下來我就一直站著不動：這是個好據點，它面對著小屋，我寧願站在那裡也不想直接衝進去，被人殺個措手不及。我可以在那裡等一整天，絕對沒問題。當時是一月，中午的太陽不會傷害我，我可以等到馬歇爾投降，或者餓死。可以確定的是，我最近吃的東西一定比他多。而且如果他決定跑出來開槍，我可以先射他，這一點也沒問題。

　　唯一的問題在於煤渣磚牆上的那些洞，它們看來跟一般的窗戶一樣大小，足以讓一個人爬過去，即使像馬歇爾一樣身材高大的人也不例外。他可以從西邊牆面爬出來，跑過去開他的悍馬車，或者從南邊牆面爬出來，開我的。軍車沒有鑰匙，而是在車上有很大的紅色啟動鈕，所以在緊急的狀況中，可以衝進車裡，立刻走人。而且我無法同時顧及兩個牆面。如果我要掩護自己，就不可能做到這點。

　　但是我需要掩護嗎？

　　他有武器嗎？

　　我想到可以確認這點的方法。

　　絕對不要相信一把你沒親自試射過的武器。

　　我瞄準鐵門中間，扣下扳機，子彈射了出去。槍口發出火花，砰一聲把子彈推出去，鏗鏘一聲巨響後，子彈在十碼外的鐵門上留下一個小坑洞。

　　我等到回音消退。

　　我又叫他：「馬歇爾！你這是拒捕，所以我要靠過來，我要朝著窗孔開槍了。或許你會被擊中而死，子彈反彈也會打傷你。如果你不希望這樣，只要舉手走出來就好。」

　　我又聽見小屋裡傳來短促的無線電雜訊。

　　我蹲低身體，迅速往西邊移動。如果他有槍，他就會開槍打我，但是不會打中。不管什麼時候，如果要我挑跟誰對決，我一定會挑一個乖乖坐辦公室擬定戰略計畫的傢伙。但話說回來，看他幹掉卡邦與布魯貝克的表現，卻又不像一個廢物。所以我把移動範圍加大，讓我有機會躲在他的車或者那輛謝里丹坦克後面。

　　走到一半我又停下來開槍。在這種狀況之下，誰管什麼承諾呢？但我往高處瞄，打算往窗框的內側射擊，如此一來子彈要先往天花板或牆壁飛，彈射後才會打中他，大部分的力道都已經被抵銷掉，他的傷也不會很重。派拉貝倫子彈的威力是很強大，但畢竟它不會變魔術。

　　我躲到他那輛悍馬車的車蓋後面，把槍擺在溫熱的車身上。迷彩烤漆的表面凹凸不平，我覺得好像有沙粒混在裡面。我現在站的角度有點往下傾斜，於是我必須往上瞄才能打中小屋。我又開了一槍，打中上方窗框的內側。

　　我對他大叫：「馬歇爾！如果你想自殺，我可以幫你忙！」

　　他還是沒有回應。我已經開了三槍，還剩十二發子彈。他如果夠聰明，會躺在地板上，任我怎樣射擊也不動。所有子彈的彈道都在他上方通過，因為我的位置在他的下方，也因為那些窗框。我可以試著往天花板和遠處的牆面開槍，但這不是在打撞球，沒辦法計算彈射角度。彈著點不可預測，也不可靠。

　　我看到窗邊有動靜。

　　他有武器。

　　他不是拿手槍，我看到一根大口徑的黑色霰彈槍槍管伸出來對著我，槍管就跟雨水管一樣粗。我猜那是一把綺色佳MAG10：一把好槍，我想如果你要的是把霰彈槍，它可以說是極品。而且因為它對鋼板較薄的車子具有破壞力，所以它的綽號叫做「擋路煞」。我往後退，用悍馬車的車頭擋住自己，儘可能把身體藏起來。

　　接著我又聽見屋內傳來無線電的聲音。那是一通很短的通訊，我只能隱約聽見，但是因為雜訊太大聲，我聽不清楚任何一個字，但是從節奏與抑揚頓挫聽起來，應該是類似「再說一次？」之類的問題。如果下令不夠清楚，就會聽見對方問這種問題。

　　我又聽到同樣的通訊內容：「再說一次？」然後是馬歇爾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也許是說「確認。」

　　他在跟誰講話，而他又下了什麼命令？

　　我大聲叫：「放棄吧，馬歇爾！你還想惹多少麻煩？」

　　人質談判專家稱這種問題為「壓力問題」，問這種問題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種負面的心理影響，但是在法律上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他開槍打死我，他得在李文沃斯堡被關四百年。如果他不開槍，也得關個三百年。實際上並沒有差別，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不會理我。

　　他真的不理我，他的神智很正常，所以他不理我，而是用綺色佳霰彈槍還擊，如果是我，我也會這麼做。

　　理論上我就是在等待這個時刻。使用長槍很費事，所以在他可以再度開槍之前，就是我攻擊的最佳時機。我應該立刻從掩護我的車子後面衝出來，瞄準後給他致命的一擊。所以在十號霰彈槍子彈的壓制之下，我的動作慢了半秒。我沒有被擊中，密集的霰彈往下噴出，把悍馬車的車胎打爆，我感覺到車子的一角往下陷了十吋，到處都是煙霧以及塵土。半秒後我發現槍管已經不見，我又往窗框的上方發射，因為我希望流彈能垂直往下飛，貫穿他的腦袋。

　　我沒有打中，換他對我大叫。

　　他說：「我在裝子彈。」

　　我頓了一下。也許他沒有，因為MAG10霰彈槍有三發子彈，但他只開了一槍。可能他在等我離開掩護，然後調整位置，興奮地露出微笑，把我轟掉。我沒有多餘的彈藥可以用，用掉四發後還剩十一發。

　　我又聽到了無線電的短促雜訊：了解，通話完畢。這句話說得又快又隨興，就像鋼琴的顫音。

　　馬歇爾又開槍了。我看到黑色槍管在窗邊移動，另一次爆炸聲後悍馬車的後面那一個角落也往下陷十吋。我趴在地上，斜視著車子，心想：他要把車胎都打掉。悍馬車的設計是，就算爆胎，車子還是能動。但是如果根本沒有輪胎，就走不動了。十號霰彈槍不只會把輪胎打爆，而是把整圈輪胎掀掉。它會把輪胎從鋼圈上扯下來，二十呎的範圍內到處都是輪胎皮屑。

　　他要把自己的悍馬車毀掉，然後搶走我的。

　　我起身跪著，然後蹲伏在車子引擎蓋的後面。這個時候其實我比之前還要安全──這輛大車整個往車的右邊傾斜，這個角度的車身不僅可以掩護我整個人，連一大片沙漠地面也被擋住。我緊靠著前擋泥板，用重達六百磅的引擎來擋住霰彈槍。我聞得到柴油味，因為一條油管被打裂了，燃料迅速漏出來。現在好了，不只輪胎被掀掉，連油箱也空了。而且我不可能脫下襯衫用它沾上燃料，點火後丟進小屋內，因為我沒火柴。而且柴油不像汽油一樣可燃，它只是一種滑滑的液體，必須先經過蒸發，加壓到一定程度後才會爆炸。這就是為什麼悍馬車被設計時就是用柴油引擎：因為安全考量。

　　馬歇爾大叫：「現在，我要裝子彈了。」

　　我等著。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不在乎，我不想催他。我想到一個好主意：我沿著悍馬車歪斜的一邊匍匐前進，停在後保險桿旁。我透過它往南看著我自己的悍馬車，往北我可以看到小屋。我的車跟小屋之間有二十五碼的距離，就像一塊三不管地帶。馬歇爾必須跨越這塊空地的二十五碼距離才能拿到我的車，但也把自己送進我的火網內。他有可能往後跑，邊跑邊開槍。但他的武器就算裝滿也只有三發，如果要這樣跑，他只能每八碼開一槍。如果他一開始就卯起來亂射，剩下的路程就完全沒有掩護。不管是哪種方式，我可以確定他都討不了便宜。因為我有十一發派拉貝倫子彈和一把精確的手槍，開槍時我可以把手腕擺在鋼製的保險桿上。

　　我露出微笑。

　　我等待著。

　　接下來，謝里丹坦克在我眼前四分五裂。

　　我聽到空中嗡嗡嗡飛來一顆像福斯汽車一樣大的炮彈，轉身時剛好看到那輛老舊坦克被炸成碎塊，好像被火車撞過似的。它往上彈了一呎高，然後車身上圍的夾板整個碎裂爆開，炮塔整個脫離後在空中慢慢翻轉，然後轟隆一聲掉在距離我十呎的沙地上。

　　炮彈沒有爆炸。我看著那塊開放的空間，馬歇爾還在小屋裡。接著我感覺到頭上被陰影籠罩，一顆炮彈又用慢動作飛過來，就像長程火炮給人的那種錯覺一樣。它以一個完美的弧度飛越我，又過了五十碼後掉落在沙漠地面上。它揚起一大片沙塵，最後自己陷進沙地裡。

　　還是沒有爆炸。

　　他們在對我發射練習彈。

　　我隱約聽見遠遠傳來渦輪引擎嘰哩嘎啦的聲音，扣鍊齒輪、中間齒輪與履帶滾輪等轉動時的金屬摩擦聲。坦克朝我開過來時，引擎傳來低沉的呼嘯聲。接著是炮管隱約傳來轟隆一聲，沉默一陣後空中傳來嗡嗡聲響，然後謝里丹坦克3T被擊中，車身再度解體破碎。練習彈的大小與體重就跟實彈一樣，推進火藥也是填滿，只有彈頭部分沒有裝進炸藥，打出來純粹只是鐵塊而已。效果其實就像手槍子彈一樣，只不過它長一呎多、寬五吋。

　　馬歇爾把他們的練習目標換掉了。

　　無線電通話的內容就是在講這件事。馬歇爾命令他們停止在西邊五哩外的活動，朝著他前進，然後朝著他自己的位置開炮。他們不敢相信，還說「再說一次？」「再說一次？」馬歇爾回覆他們：「確認。」

　　為了掩護自己的逃亡，他把訓練的靶換掉。

　　他們有幾輛坦克？我有多久時間？如果他們在這區域裡部署了二十輛坦克，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擊中一個人形目標，這顯然是幾分鐘內就會發生的事。從平均律來計算就知道了。如果被一顆五吋寬長一呎多的子彈打到，一點也不好玩，就算是擦傷，我也會死得很難看。我用來當掩護的悍馬車如果被五十磅的鐵塊擊中，它會裂開變成一片片跟藍波刀刀刃一樣大小、一樣銳利的鐵片。不需要炸藥，光是炮彈的動能就可以辦到，就好像一顆手榴彈在我身邊爆炸一樣。

　　我聽見北邊與西邊斷斷續續傳來轟隆、轟隆，又低又沉悶的聲響。兩根炮管密集發射，它們的距離愈來愈近。空中傳來咻咻聲，其中一顆炮彈飛得較遠，另一顆的彈道較平坦，擊中了謝里丹坦克的側邊，射穿它的鋁製外殼又從另一邊穿出，就好像點三八子彈射穿汽水罐一樣。如果賽門中校在場，我想他對未來的規劃可能要重新盤算了。

　　坦克斷斷續續射出一發發的炮彈，沒有爆炸，但是一陣陣慘烈而粗暴的金屬噪音可能更糟。空中不斷出現咻咻咻的聲響，而當炮彈的動能耗盡，掉在地上時發出了砰砰砰的重擊聲。金屬與金屬之間的低沉碰撞聲，聽來令人膽戰心驚，就像古代巨人用寶劍對決時鏗鏗鏘鏘一樣。謝里丹坦克的大塊殘骸四處飛散，掉落地面後發出巨響，顫抖滑動著。空氣中彌漫著塵土，我嗆個不停。馬歇爾還在小屋裡，我蹲低拿好貝瑞塔手槍，瞄準那塊空地，等待著。我的手不敢動，兩眼直視空無一物的空間，專心一志。我不太懂，馬歇爾一定知道他不能繼續等，因為他下令坦克集中射擊，所以我們才會被艾伯朗姆斯坦克攻擊。我的悍馬車隨時都有可能中彈，他唯一逃生的機會馬上就要在他眼前破滅。悍馬車會被擊翻到空中，倒頭栽下。用平均律算算就知道了。又或許小屋會先被擊中，在他身邊坍塌。不管是何者，都是即將要發生的事，一定沒錯。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然後我起身蹲著，直視那間小屋。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了。

　　他要自殺。

　　之前我跟他說，如果要自殺，我很樂意幫忙。但是他選擇讓坦克幫他這個忙。他看到我後就猜到我是誰，就像瓦索與庫莫每天都呆坐著，等待這件事的結局到來。終於，坐在悍馬車裡，穿越沙漠而來的我，就是要來幫他了結的。他想過後，做了決定，透過無線電對講機下令。

　　他不想活了，連我也要一起拖下水。

　　我可以聽見坦克正在逼近，距離不會超出八、九百碼。我可以聽見履帶運轉時的尖銳聲響以及嘩啦噹啷的巨響，它們迅速移動著。就像在野戰手冊裡面講的一樣，它們會散開來，顫動旋轉，馳騁在沙塵中。它們會形成一個機動的半圓形。炮管朝內，形狀就像是輪幅。

　　我往回爬，看著我的悍馬車。但如果我衝向它，無疑的馬歇爾會從屋內開槍打我。那片二十五碼的空地對我來講是很棒的攻擊目標，對他來講也是。

　　我等待著。

　　我聽見炮管砰的一聲巨響，炮彈嗚一聲飛過來，我起身朝另一邊奔跑。然後又是砰……嗚嗯一聲，第一發炮彈擊中謝里丹坦克，把它砸翻過去，第二發炮彈擊中馬歇爾的悍馬車，將它完全瓦解。我躲在小屋北邊的角落，緊靠著牆面底部，貼著煤渣磚，感覺金屬發出一陣陣嘰哩嘎啦的響聲，那輛老舊謝里丹坦克最後解體時，傳來尖銳刺耳的聲音。

　　坦克已經很靠近我。當它們輾過傾斜不平的地面，向上爬升時，我聽見引擎高高低低的運轉聲，履帶撞擊著側邊的車身。當它們的炮管轉動時，我聽見車上的液壓結構吱嘎作響。

　　我挺身站起，把臉上的塵土抹掉，走到鐵門前，看到剛剛被我打出來的那個大洞。我知道馬歇爾此刻或者是在南邊的窗戶旁尋找正在奔跑的我，抑或是站在西邊的窗戶查看機器殘骸下是否有我的屍首。我知道他是個很高的右撇子，我心裡開始模擬一個目標，左手放在門把上等待著。

　　接下來的幾枚炮彈因為是從近處發射，砰……嗚嗯，砰……嗚嗯，中間完全沒間斷。我把門拉開後衝進去，馬歇爾就站在我面前。他的臉朝南，視線受限於窗外的強光。我瞄準他左肩的肩胛骨，扣下扳機，緊接著一顆炮彈把屋頂給打掉。小屋裡瞬間彌漫著飛揚的塵土，碎裂的屋樑、瓦片往我身上砸來，無數水泥碎塊讓我感到一陣陣刺痛。我跪在地上，然後整個人趴在地上不能動，看不到馬歇爾。我掙扎起身跪著，揮手擋住破瓦殘礫。塵土往上飛揚，呈不完整的螺旋狀往上捲，我可以看到晴朗的藍天。我的周遭到處是坦克履帶轉動的聲音，接著我又聽到砰……嗚嗯的聲音，小屋前面的一角在一瞬間被轟塌了，前一秒那片堅固的水泥牆面還在，下一秒卻灰飛煙滅，緊接著是一片灰色的塵土迎面而來，速度就像聲音一樣快。一陣夾雜著塵土的強風往我這裡吹，我又倒了下去。

　　我掙扎著起來，穿越殘破的屋樑與水泥碎塊往前爬，把扭曲的屋頂鐵片往旁邊丟：我覺得自己就像剷雪機或推土機，往前輾過去後把破瓦殘礫往左右兩邊推成一堆一堆。室內塵土實在太多，我只看得見陽光直撲我而來，眼前是一片光亮，身後則一片黑暗。我繼續往前推進。

　　我找到那把霰彈槍，槍管已經被壓毀，我把它丟掉，繼續往前推進。我找到躺在地板上不動的馬歇爾，拉著他的衣領，把他弄成坐姿，繼續一路把他拉到前面牆邊。我把背部靠牆，貼著牆面往上滑動，直到我碰到窗洞。我把他拉起來，塞進窗框，丟出屋外，然後也鑽出去。我用手撐起身子，跪著抓起他的衣領，繼續拖著他走。屋外的塵埃已經落定，我看到大概三百碼外的左右兩邊都有坦克，為數眾多，烈日的光線直接打在它們的金屬車身上。我們被坦克包圍住，它們維持怠速不動，圍成一個完美的圈圈，炮管平擺著，瞄準著我們這個方向。我又聽見砰……嗚嗯的聲響，看見一根炮管閃耀著光芒，後座力把整台坦克往後推。我看見炮彈從我們上空飛過，那劃破天際的聲音聽來就像脖子發出嘎啦嘎啦的聲響。已變成斷垣殘壁的小屋再度被擊中，我背後又揚起更多塵土與水泥碎片，我趴在地上不動，被困在這塊三不管地帶裡。

　　接著另一輛坦克又開火，後座力把它往後震。這輛七十噸重的坦克震動力道大到把自己的前半部也掀起來，跳到半空中。它的炮彈在我們上頭發出巨響，我又開始移動，把馬歇爾拖在身後爬行，像在游泳似的穿越塵土。我不知道他對著無線電講了些什麼，下了哪些命令，一定是叫它們往外移動，也許叫他們不要管是不是會打到悍馬車。也許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何會說「再說一次？」也許他說這兩輛悍馬車也是可以攻擊的目標，所以他們覺得難以置信。

　　但我知道他們不會停止射擊，因為它們看不到我們。因為煙塵四處彌漫，而且艾伯朗姆斯坦克的密閉式結構，視野本來就不好。坐在裡面往外看，就像拿著一個雜貨店購物袋，把底部截斷，透過底部的方形洞口往外看。我停下來揮手把塵土撥開，一邊咳嗽一邊往前看。我的悍馬車就在眼前了。

　　它平平整整地停在那邊。

　　看起來完好無缺。

　　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我站起身用跑的完成最後十呎路程，先把馬歇爾拉到乘客座那邊，開門把他丟進前座，然後我從他身上爬過，把自己塞進駕駛座裡。我按下紅色發動鈕，啟動引擎後，打檔並用力踩下油門，因為車身猛力往前衝，車門自動關起。然後我把車燈全部打開，腳擺在地板上，讓車子全力衝刺。桑瑪一定會為我驕傲，我朝著一排排坦克衝過去，距它們剩兩百碼，一百碼，選定一個突破點後我從兩輛帶頭的戰鬥坦克中間穿過，時速超過八十哩。

　　開了一哩後我把速度放慢，再過一哩後，我把車停下。馬歇爾還活著，但全身流血，陷入昏迷中。我那槍打得很準，他的身上有個被九毫米子彈穿透，一片血肉模糊的傷口，子彈穿過肩胛骨，而且小屋崩塌時的破瓦殘礫把他割得到處是傷。他的血跟塵土混在一起，好像紫紅色的糨糊。我把他安頓在座位上，用安全帶固定好，拿出急救箱後把繃帶貼在他肩頭兩側，幫他打了一針嗎啡。我按照戰場上的規則，用油性鉛筆在他額頭上寫了一個M字，代表已經打過嗎啡，這樣醫院裡的醫務兵才不會幫他過量施打。

　　然後我在新鮮的空氣裡走一會兒，漫無目的地在車道上走來走去。我咳嗽、吐口水，儘可能把身上的塵土拍掉。水泥碎塊在我身上留下瘀傷，我全身痠痛，身後兩哩不斷傳來坦克開火的聲音，我猜他們在聽到停火的命令前是不會停下的，但就算炮彈全部打光，他們也不會收到命令的。

　　我還是用二四〇的方式進行車內空調，開到一半時馬歇爾醒了，我看到他的下巴抬起，瞥視前方，然後向左往我這邊看。嗎啡的藥效正在發作，他的右手也廢了，但我還是很小心。如果他用左手抓住方向盤，我們可能會衝出車道，不管是輾過未爆彈或烏龜，我們都會吃不了兜著走。所以我舉起右手，反手對著他的眉心給了結結實實的一拳，他立刻又昏了過去。這叫做手動式麻醉法。回到基地的一路上他都昏迷不醒。

　　我直接載他去基地的醫院，從護理站打電話給法蘭茲，要他派衛兵來看守。我等他們抵達後，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可以確保馬歇爾能被送進軍事法庭，他們要升遷或獎章都沒問題，而且要他們在他醒來後就立刻向他宣讀他有哪些權利，特別要留心他可能會自殺。然後我把戒護的事交給他們，開車回到法蘭茲的辦公室。我的戰鬥服上到處是破洞，上面因為沾滿塵土而變硬，而且我的頭髮、手和臉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法蘭茲一看到我就笑了出來。

　　他說：「抓個坐辦公桌的傢伙有那麼困難嗎？」

　　我說：「桑瑪在哪裡？」

　　他說：「正在用電傳機通知軍法局，跟他們講電話。」

　　我說：「你的貝瑞塔手槍被我搞丟了。」

　　「哪裡？」

　　「考古學家一百年後才會發現的地方。」

　　「我的悍馬車呢？」

　　我說：「沒有馬歇爾那輛那麼慘。」

　　我拿了行李，找了間來訪軍官寢室沖了個澡，然後把口袋裡的東西都擺進一件新的戰鬥服裡，把破掉的衣服扔掉，我想我的軍需官也會覺得那套衣服不能再穿了。我在床上坐了一會兒，只是發呆，然後又走回法蘭茲那裡。桑瑪回來了，看起來興沖沖的，手上拿了個很多頁的檔案夾。

　　她說：「我們的案子成立了，軍法局說這次逮捕是合法的。」

　　「妳把案情對他們講了嗎？」

　　「他們說需要自白書。」

　　我不發一語。

　　她說：「明天我們要去華府跟軍事檢察官見面。」

　　我說：「妳去就好了，我沒辦法去。」

　　「為什麼？」

　　我沒回答。

　　「你還好嗎？」

　　「瓦索與庫莫有說什麼嗎？」

　　她搖頭說：「他們死也不開口，軍法局會派人來，今晚帶他們搭機到華府。已經指派律師給他們了。」

　　我說：「不對勁。」

　　「什麼？」

　　「太順利了。」

　　我想了一下，說：「我們必須回博德堡一趟。現在就走。」

　　法蘭茲借給我五十元，給了我兩張空白的旅行憑證。儘管蓋伯仍在千哩之外的韓國，我簽名後又用他的名字在上面副署。然後法蘭茲載我們回洛杉磯國際機場，他開的是幕僚用轎車，因為他的悍馬車上到處是馬歇爾的血。公路車流很少，我們很快就到了，進去後我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下一班往華府班機的兩個座位。我把行李託運，這次我不想親手拿。我們在下午三點起飛，待在加州的時間剛好八小時整。

24

　　之前我們往西飛所得到的時間，在往東飛之後又全部還了回去。在華盛頓機場落地時已是晚間十一點，我從行李輸送帶上拿起帆布行李袋，坐著接駁車到長期停車場。雪佛蘭還停在原地，法蘭茲借我的五十元有一部分被我拿來加油，然後桑瑪開車載我們倆回博德堡。她開得跟以前一樣快，走的路徑也一如往常，從九十五號公路經過跟這些案件有關的每個地方──包括州警局的樓房、手提箱被棄置的地方、休息區、交流道、汽車旅館與脫衣舞酒吧。基地大門警衛登記我們是在凌晨三點進入。夜裡的基地很安靜，霧氣緊貼著地面，所以四處的視線都很清楚。

　　桑瑪說：「去哪裡？」

　　我說：「三角洲特遣隊營區。」

　　她開車載我們到那棟老舊監獄，哨兵讓我們進去，我們把車停在大停車場。黑暗中我看到崔佛諾夫那輛紅色柯維特跑車，它獨自停靠在近牆邊附近，牆上掛著水管。它看起來還是很乾淨。

　　桑瑪說：「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我說：「妳自己也說過，這案子的成立根據很弱。妳說對了，真是這樣。那輛幕僚用轎車的鑑識結果會有幫助，但也都只是旁證而已。不管是瓦索、庫莫或馬歇爾，我們都不能證明他們跟案子有絕對關係。馬歇爾有碰過鐵鍬嗎？沒辦法證明。那盒優格也可能只是他的甜點，甚至我們當然也沒辦法證明瓦索與庫莫曾指使他去做什麼事。被逼急了他們只要推說是馬歇爾失控，自作主張。」

　　「所以呢？」

　　「我們直接闖進去，宣稱兩位長官是嫌疑犯，但他們的案子到目前為止根據都很薄弱，我們有的只是旁證。在這種狀況下，他們會怎樣？」

　　「他們一定會抗辯。」

　　我點頭說：「他們應該會奚落我們，一笑置之。他們應該覺得我們冒犯長官，所以會出言威脅咆哮，把我們趕出去。但是這些反應都沒有出現，他們只是坐著不動，不發一語的姿態等於默認自己有罪。我的印象與看法是這樣。」

　　桑瑪說：「當然，我也是。」

　　「他們為什麼不抗辯？」

　　她頓了一下，陷入沉默，然後說：「因為良心不安嗎？」

　　我搖頭說：「等下輩子吧。」

　　接著她陷入沉默的時間更久了。

　　她說：「媽的。也許他們只是在等，等著我們的案子在所有人面前被推翻。明天在華府，他們的律師也會在場，他們想害我們不用在陸軍繼續混下去了。他們想質疑我們這種小角色怎麼可以抓他們，也許是為了報復。」

　　我又搖頭說：「我用什麼罪逮捕他們？」

　　「共謀謀殺。」

　　我點頭說：「我想他們誤會我了。」

　　「你講得已經夠簡單了。」

　　「他們了解那句話的意思，但不知道我指的是哪個案子。我講的是一件事，他們想的是另一件事。他們以為我講的是別的案子，桑瑪。他們認的是另一件罪行，他們知道那件事是可以被證明的，沒辦法提出合理的懷疑。」

　　她不發一語。

　　我說：「議程還沒找到，他們一直沒有拿回來，他們被卡邦黑吃黑了。他們在九十五號公路上打開行李箱，結果議程不在裡面，已經不見了。」

　　「那會在哪裡？」

　　我說：「我會跟妳講在哪裡，所以我們要回來，妳明天可以拿著它去華府，用它去強化其他部分，那些只有旁證的東西。」

　　我們下車後走到寒冷的空氣中，穿過停車場，走進牢房大門。我可以聽見大家在睡覺的聲音，寢室裡傳來一陣酸臭味。我們在黑暗中通過走廊，在轉角轉彎，直到我們來到卡邦使用的牢房。裡面幾乎是空的，沒人動它。進去後我把燈打開。走到床邊後我把手伸到書架旁，用手指滑過那些書背，把那本又薄又大的滾石合唱團紀念書拿出來搖幾下。

　　結果有一份四頁的議程掉在床上。

　　我們瞪著它。

　　我說：「布魯貝克叫他把東西藏好。」

　　我把它拿起來後，交給桑瑪。把燈關掉後又回到走廊上，迎面而來的是那個留著落腮鬍、皮膚黝黑的特遣隊年輕士官。他穿著內褲跟T恤，打著赤腳，從他身上的氣味判斷，一小時前才喝過啤酒。

　　他說：「嘿嘿，看看誰來了。」

　　我一語不發。

　　他說：「你們又講話又開燈的，把我吵醒了。」

　　我沒說話。

　　他瞄向卡邦的牢房，對我們說：「重返犯罪現場嗎？」

　　「這裡不是他死掉的地方。」

　　接著他露出微笑，我看見握緊雙手的拳頭，我用左前臂把他推到牆上。他的後腦勺撞上水泥牆，眼神呆滯了一會兒，我的手臂一直用力壓在他的胸口，手肘頂住他右邊的二頭肌，右手手指緊抓著他左邊的二頭肌，他只能貼牆站著。我用全身的重量壓著他，直到他喘不過氣。

　　我說：「幫我省點事，這星期記得每天都要看報紙。」

　　然後我用左手伸進夾克口袋，找出那顆子彈──他親自送去，上面刻有我名字的子彈。我用食指跟大拇指捏著子彈後面那截，在昏暗的夜燈中，它閃耀著金色的光芒。

　　我說：「你看好了。」

　　我把子彈拿給他看，然後推進他的鼻孔。

　　我的中士在值班，她煮了咖啡，我倒了兩杯，拿進我的辦公室。桑瑪像拿著獎品似的，帶著議程跟我走進去。她把釘書針拿掉，把四張紙排成整齊的一排。

　　那些顯然是打字原稿，不是複寫、不是傳真，也不是影本。一行一行文字中間及頁邊空白處都有手寫筆記以及用鉛筆寫的文字修正。

　　上面有三種筆跡，大多是克拉瑪寫的，但我幾乎可以確定也有瓦索與庫莫的筆跡，顯然是三人一起完成的手稿。是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後的作品。

　　第一張紙裡分析的是裝甲部隊所遇到的問題。包括未來會出現部隊整合的問題，還有威望的喪失，以及把指揮權讓給其他兵科的可能性。他們的想法非常悲觀，但都是人之常情。而且根據參謀長所說，這種分析是很精確的。

　　第二、三頁的東西，我或多或少已經跟桑瑪預測過了。他們企圖抹黑主要對手，盡可能使用大量黑函戰術。頁邊空白處暗示了某些手法，其中很多聽來挺有趣的。真不知道他們怎樣蒐集到這些資訊，而且我在想，軍法局會不會用這些當線索繼續追案。可能有人會去執行吧──調查工作就是這樣，任何線索都可以用來啟動調查。

　　還有些是用來進行遊說的計畫。大部分聽起來都很蹩腳，因為這些傢伙自從搭乘巴士到哈德遜河邊的西點軍校當菜鳥那年開始，就沒跟老百姓一起攪和過了。裡面還提到大型軍火公司，還有如何藉助陸軍部與國會內部的力量來幫助他們，裡面暗示的關係盤根錯節，十分複雜，但顯然出錢的是某一方，提供幫助的是另一方。裡面提到了國防部長的名字，他們認為他是理所當然的幫手，其中有一行他的名字被畫了底線，頁邊空白處則寫了：買通且已付款。總之裡面寫的都反應出自大的專業人士心聲，現狀使他們憂心忡忡，所以文字呈現出黑暗、髒污以及絕望等特色。不過，都不是會害人坐牢的東西。

　　會害人坐牢的，到了第四頁才出現。

　　第四頁的標題很奇怪：T ．E ．P，額外的努力。標題下方打了一段從《孫子兵法》引出的文字：「負隅之際如不能迎敵頑抗，將亡矣。」此外在頁邊空白處用鉛筆補充了另一段引言，我猜是出自瓦索的手筆：「遇到災難能保持冷靜，是統帥的勇氣之最大考驗；然而，在追求目的的過程中所顯示的精力，則是統帥的意志之明證。魏菲爾。」

　　桑瑪說：「誰是魏菲爾？」

　　我說：「一位英國沙場老將。他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然後被任命為印度總督。他在一次大戰中失去一隻眼睛。」

　　在那段魏菲爾的文字下方，又有另一個筆跡用鉛筆做的附註，可能是庫莫加上去的：誰來執行？我？馬歇爾？這三段文字被圈了起來，用鉛筆拉出一條由一個個圓圈構成的線，一路連回標題：T ．E ．P，額外的努力。

　　桑瑪說：「這又是什麼？」

　　我說：「繼續看下去。」

　　孫子那段話下面有個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一共有十八個人名。這些人我大多聽過，他們都是些步兵菁英部隊的指揮官，像是第八十二空降師，第一〇一空降師，還有五角大廈裡的重要幕僚，還有其他人。這些人的年齡大小與官階高低可說是很有趣的組合：裡面的軍官都不算資淺軍官，但也不限資深軍官，因為有些只能說是明日之星。有些人的出現就像理所當然，但也有些是桀驁不馴的角色。其中一些名字我並不了解有何意義，連聽都沒聽過。例如名單中有個叫做艾柏森的傢伙，他的名字被人用鉛筆做了個記號，只有他一個是這樣。

　　桑瑪說：「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

　　我打電話到外面給我的中士。

　　我問她：「聽過一個叫艾柏森的傢伙嗎？」

　　她說：「沒有。」

　　我說：「查看看他是誰。他可能是中校以上的軍官。」

　　我又繼續看那份清單，雖然人名很少，但不難詮釋。如果說陸軍是個在發展中的骨架，這些人可以說是其中的主幹，或者可說是一個複雜神經系統裡面的十八條主要神經。如果把他們除掉，陸軍有一部分就會癱瘓，──但更重要的是，這癱瘓的現象會持續到未來。因為裡面有人是明日之星，他們被除掉就會影響部隊的發展。就那些我認識的名字而言，那些人如果被除掉了，會受到傷害的只有輕型部隊，而且特別是那些即將在二十一世紀擔負重任的部隊，而不是過時的部隊。跟百萬大軍相較，十八人當然顯得微不足道，但這些人顯然是經過分析後精挑細選的：裡面有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有思想家與規畫者，都是些明星級人物。如果你想列出一張名單，裡面囊括能夠決定陸軍未來的十八人，這張打字名單就是你該列出來的。

　　我的電話鈴聲響起，我按下擴音器後聽見我的中士講話。

　　她說：「艾柏森是阿帕契直升機隊的傢伙，就是攻擊式武裝直升機，機關槍聲音噠噠噠那種。」

　　我說：「然後呢？」

　　「除夕那天他在德國海德堡的人行道上被撞死了。肇事者逃逸。」

　　我把電話掛掉。

　　我說：「史溫在跟我們聊天時提過這件事。現在我想到了。」

　　桑瑪說：「這就是那個記號的意思。」

　　我點頭說：「一個人被幹掉了，還有十七個。」

　　「那麼T．E．P是什麼意思？」

　　我說：「那是中情局行之有年的暗語。意思是：不管怎樣，就是要幹掉你。」

　　她沒有說話。

　　我說：「換句話說，就是暗殺。」

　　我們坐著陷入沉默，過了好久好久。我看著那兩段愚蠢的引文：該怎樣對付敵人？「負隅之際如不能迎敵頑抗，將亡矣。」還有「統帥的勇氣之最大考驗；統帥的意志之明證。」我試著想像：這些人到底有多瘋狂，多自大？居然引用這種冠冕堂皇的話。但到頭來卻只是想要犧牲十八條無辜性命，來保住自己的飯碗與威望。我根本想不透。所以我不再繼續想，將四張紙對齊，把釘書針穿回原來的洞裡，再固定在一起。我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大信封，把四張紙放進去。

　　我說：「這四張紙從元旦那天就流了出來，四日那天他們就知道永遠追不回來了。它們不在手提箱裡，布魯貝克也沒帶著，所以他們才會乖乖就範。他們在一週前就已經放棄了，殺了三個人卻還找不到。所以他們才會坐以待斃，知道遲早會被它們害死。」

　　我把大信封推給桑瑪。

　　我說：「這件事交給妳。把這東西拿去華府對付他們，把這些人面獸心的傢伙打回原形。」

　　到那時已是清晨四點。桑瑪立刻離開前往五角大廈，我上床後睡了四小時，八點鐘自然醒來。我還有件事要辦，而且也確定有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25

　　我在早上九點進辦公室，當時我的中士已經離開，換成來自路易斯安那州那傢伙。

　　他說：「軍法局派人來找你。」他用大拇指比比我的辦公室，繼續說：「我讓他們直接進去了。」

　　我點點頭，到處找咖啡，但找不到。壞兆頭。開門進去後，我發現裡面有兩個傢伙。一個坐在訪客座椅上，另一個坐在我桌前，兩人都穿著軍禮服，翻領上都別著軍法局徽章：一個小小的金色花圈、一把軍刀和一支箭在花圈上交叉。訪客椅上那傢伙是個上尉。坐在我桌前的是個中校。我說：「我要坐哪裡？」

　　中校說：「哪裡都好。」

　　我沒說話。

　　他說：「我看到爾汶堡電傳來的資料。少校，真是恭喜了。你的表現太棒了。」

　　我一語不發。

　　他說：「我聽到克拉瑪的議程那件事。我剛接到參謀長辦公室來電，這樣的結果更好，因為這證明了氬氣行動有其必要。」

　　我說：「你不是來跟我討論這個案子的。」

　　他說：「嗯，的確如此。他們正在五角大廈跟你的中尉討論案情。」

　　我另外拉了張訪客座椅，擺在地圖下的牆邊，坐下後往後靠，把手舉起來把玩牆上那些圖釘。中校身子往前傾，看著我，好像等著我先開口。

　　我問他：「這樣讓你覺得很享受嗎？」

　　他說：「職責所在。」

　　「你喜歡這份工作嗎？」

　　他說：「工作都有不如意的時候。」

　　 我一語不發。

　　他說：「這案子就像海灘上的一道浪，它捲上來後把沙子往後推，頓了一下後又帶著沙子往後，退回海裡，沒留下任何蹤跡。」

　　我沒接話。

　　他說：「但也不能說沒有任何蹤跡，就像一件又大又醜陋的岸上殘骸，我們能任由它卡在那裡嗎？」

　　他等著我說話。但我真想保持緘默，從頭到尾讓他唱獨角戲。但我終究聳聳肩，打消念頭。我說：「我動手打人那件投訴案。」

　　他點頭說：「威拉上校呈報上來，實在不太好看。你未經授權就使用旅行憑證，我們可以說是為了調查案子，但打人的案子不能這樣就算了。因為顯然那兩個老百姓與本案完全無關。」

　　我說：「我的情報有誤。」

　　「恐怕還是改變不了事實。」

　　「證人死了。」

　　「他留下了誓詞，那永遠都有效。就跟他上法院作證一樣。」

　　 我一語不發。

　　中校說：「我們終究要問的是個事實問題，你只要回答有沒有就好了。你有沒有做出卡邦宣稱的事情？」

　　我一語不發。

　　中校站起來對我說：「你可以跟你的律師談談。」

　　我望著那位上尉，他真的是個律師。中校慢慢走出去，把門關上，上尉趨前跟我握手，把名字告訴我。

　　他說：「不要對中校那麼嚴厲。他已經算是網開一面了，我們來這裡只是來唱場戲而已。」

　　「我惹了麻煩，陸軍要乘機修理我。」

　　「你錯了。沒人要用這件事毀了你，只是威拉要借題發揮，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程序走完。」

　　「什麼程序？」

　　「你只要否認就好了。卡邦的證詞就變成有爭議的。既然他沒辦法跟你對質，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保障了你可以與證人對質的權利，你也就自動解套了。」

　　我坐著不動。

　　我說：「我要做些什麼？」

　　「你也跟卡邦一樣簽署一份誓詞。他說天南，你說地北，你就沒事了。」

　　「正式的文書嗎？」

　　「只要五分鐘就好。我們可以在這裡完成，叫你的下士打字，同時當見證人。簡單得很。」

　　我點點頭。

　　我說：「還有其他選擇嗎？」

　　「你一定是瘋了才會考慮其他選擇。」

　　「我會怎樣？」

　　「就像認罪一樣。」

　　我又說一次：「我會怎樣？」

　　「認罪嗎？你會被降級、降薪，追究你在這件事裡的責任。而且民政事務指揮部也不會放過我們。」

　　我一語不發。

　　「你會被降級為上尉，而且只能當一般憲兵，一一〇特調組不會讓你繼續待下去了。而且還有些細節我沒講。但你一定是瘋了才會做這種選擇，你只要否認就好了。」

　　我坐在那裡想著卡邦。在他一生三十五年的歲月中，有十六年獻給陸軍的步兵、空降、突擊兵與特種部隊等單位。十六年的艱難歲月：他所做的事，只是為了掩飾一個本來就沒什麼大不了的祕密。還有，他只是想對自己的部隊提出警告。這兩件事都沒錯。但他死在樹林裡了，被停屍在太平間的鐵板上。然後我想到脫衣舞酒吧裡那個胖子，我倒不是很在意那個農夫，因為鼻梁被打斷不算什麼。但那胖子卻傷得很重──話說回來，他在北卡也不算善男信女，我想州長不會把他排入優良公民獎的受獎名單裡。

　　這兩個人讓我想了很久：卡邦，停車場裡那個胖子。然後我想想自己：我是個少校，一一〇特調組裡的明星，一個正在爬上顛峰的要角。

　　我說：「好，請中校進來。」

　　上尉起身離開椅子，開門後等中校進來才把門關上，然後坐在我身邊。中校慢慢經過我們，在我的桌前坐下。

　　他說：「好了，趕快把這件事辦一辦。投訴是沒有根據的，對不對？」

　　我看著他，保持沉默。

　　「怎樣？」

　　你應該做對的事。

　　我說：「投訴完全屬實。」

　　他瞪著我。

　　我說：「他的投訴是正確的，細節就和卡邦描述的一模一樣。」

　　中校說：「天啊！」

　　上尉說：「你瘋啦？」

　　我說：「可能吧，但卡邦不是會說謊的人，不該讓這筆紀錄讓他的人生留下污點。他奉獻了十六年給陸軍，不該被這樣對待。」

　　辦公室裡陷入一陣沉默，我們都只是坐著。他們即將要寫一大堆報告，我即將要從上尉重新幹起，被踢出一一〇特調組。但我一點也不意外，這些都是可預見的──我在飛機上閉起眼睛後就已經知道了，這一切就像骨牌一個個跌倒，我看到的事也一件件發生。

　　我說：「我只有一個要求，我希望你們把我停職兩天，從今天開始算起。」

　　「為什麼？」

　　「我必須參加一個葬禮，我不想求我的指揮官讓我請假。」

　　中校把臉轉向旁邊。

　　他說：「所請照准。」

　　我回到寢室用帆布行李袋打包所有物品，在福利社兌現一張支票，在信封裡裝了五十二塊，用來還給我的中士，又寄了五十元還給法蘭茲。我前往病理醫生那裡去拿回馬歇爾用過的那支鐵鍬，把我們跟五金行借的那支擺在一起。然後我到汽車調度場去，看有沒有車可借。我很訝異克拉瑪租的那輛車還在調度場裡。

　　辦事員說：「沒人告訴我們該怎麼處理。」

　　「為什麼沒有？」

　　「長官，這你才知道吧。這是你的案子。」

　　我想要一輛不顯眼的車，這輛紅色的福特車在一堆橄欖色與黃褐色相間的車以及黑車裡面當然非常顯眼，但我突然想通了，這輛車在老百姓的世界裡卻恰好相反，沒有人會看這輛紅色的福特小車一眼。

　　我說：「我把它開回去，反正我要去杜勒斯機場。」

　　我不用填寫文件，因為它不是軍車。

　　我在早上十點二十離開博德堡，往北朝綠谷鎮開。我開得比以往慢，因為這輛福特的車速不快，而且我開車本來就不快，至少跟桑瑪比較起來是這樣。我沒有停下來吃午餐，持續行駛，一 直到下午三點十五抵達綠谷鎮警局。我在辦公室找到克拉克警探，他在辦公桌邊，我跟他說，他的案子已經破了，桑瑪會把細節告訴他。我拿了他借的那把鐵鍬往十哩外的史派瑞維爾開去，勉強擠進那條窄巷裡，停在五金行門口。窗戶已經修好，那塊夾板已經不見了。我用前臂夾住三支鐵鍬，把它們還給櫃檯後那位老人。然後我回到車上，從唯一出城的路驅車前往華府。

　　在環城公路上，我用反時針方向繞了一小段環狀道路，開始找城裡面治安最不好的區域。類似的地區很多，我挑了個只有四條街的方形區域，裡面大多是些破破爛爛的倉庫以及狹窄巷道。開到第三條街，我找到我想要的東西，一個憔悴的流鶯從一道磚牆門口向我走來，我經過她後發現一個戴帽子的傢伙，他有我要的東西。我們花了一分鐘就取得對方的信任，但終究有錢才好做生意，不管在哪裡，這都是不變的道理：我買了點大麻、一點安非他命，還有兩小包「快克」。我看得出戴帽子那傢伙覺得我買太少，他知道我很少用這些東西。

　　然後我驅車前往維吉尼亞州岩溪鎮，抵達時已是下午快五點了。我把車停在距離一一〇特調組總部三百碼外一個高地上，從那裡可以看到圍籬裡停車場內的動靜。我很容易就發現威拉的車子。他跟我說過，那是輛龐帝克經典款GTO跑車。它就停在靠近後面出口處，我讓身子在座位上往下滑，眼觀四面，觀察停車場裡面。

　　他在五點十五分出了辦公室：他就是所謂「朝九晚五」的公務員。他發動龐帝克跑車，把它開離大樓。我把車窗打開透透空氣，因此即使在三百碼外我還是可以聽見排氣管發出轟隆隆的聲音，八汽缸引擎就是那麼容易讓人上癮。我想桑瑪應該會喜歡，所以我提醒自己，如果哪天贏了樂透，一定要買一輛送她當禮物。

　　我發動福特的引擎，威拉開出停車場，朝我這裡前進，我蹲低身子讓他開過。然後我心裡數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緊接著迴轉跟著他。要跟他很容易，因為只要窗戶一直開著，光聽聲音就知道他往哪裡去。他開得很慢，那輛車在前頭又大又顯眼，已經快開到路的頂端了。我跟他保持距離，他的後照鏡只看得到下班的車流，我完全被擋住了。他往東開向華府郊區，我想他應該是在國防部時期就在阿靈頓郡或麥克連恩地區租了房子，希望那不是間公寓。但我猜他住獨棟住宅的可能性較高，還有一個可以停那輛肌肉車的車庫。如果是這樣就太好了，對我來講會簡單一點。

　　真的是獨棟住宅。它位於阿靈頓郡北部一塊三不管地帶的偏僻街道上，四周有很多樹，有些葉子都掉了，有些則是常青樹。這塊街區是不規則狀，車道又長又彎，植物也欠缺整理。這條街上其實應該插塊招牌寫著：只歡迎離婚或單身中等收入政府員工。這句話就可以概括整個地方，因為它雖不是理想的居住環境，但總比典型社區前面庭院相連的結構要好，至少不會到處都有嬉鬧的孩子與緊張兮兮的媽媽。

　　我繼續往下開，把車停在一哩外，坐著等待天黑。

　　我一直等到七點才離開車子，當時低空布滿雲層，空氣中彌漫霧氣，沒有星光與月亮。穿著叢林戰鬥服的我簡直就像隱形人，完全達到國防部設計制服時的效果。我想這裡大多數房屋到了七點都還是空的，因為那些中等收入的公務員如果胸懷大志，就應該加班才有機會讓上司印象深刻，以便升級成為高收入的公務員。我走那條與威拉家後院平行的街道，找到兩個相鄰的雜亂庭院。兩間房子都沒開燈，我沿著第一條車道往下走，繞過一片漆黑的房子，直接穿越後院。我站著不動，沒聽見狗叫聲。接著轉身找到隔開兩棟房子的圍籬，然後看到威拉的後院。院子裡都是像圓丘似的一堆堆枯草，草坪中間有一具已被棄置的生鏽烤肉架。用陸軍的術語來講，這地方實在「糟透了」、「像間狗窩」。總之它不是棟整潔的房子。

　　我把一根圍籬的桿子扳開，鑽進去後穿越後院，繞過車庫，走到前門。他的門廊沒有燈，從街上看過來只能說有點清楚，有點模糊，不好也不壞。我用手肘按門鈴，聽見它在室內響起，一陣停頓過後傳來沉重的腳步聲，我往後退。威拉毫不猶豫地開門，也許他在等外送的中國菜或披薩。

　　我一拳打在他的胸口，把他逼進去，在他身後進了屋裡，用腳把門關起來。屋裡的景象很慘，有股酸味。威拉用手扶著樓梯欄杆，氣喘吁吁。我一拳打在他臉上，把他擊倒。他用手和膝蓋把自己撐起來，我一腳用力踹在他屁股上，然後不斷踹他，直到他知道我的意思，一路爬進廚房，爬得像狗一樣快。進去後他像是打了個滾，坐在地板上後用背部用力頂住一個櫥櫃。無疑的，他露出驚懼之色，但也一臉迷惑，像是不敢相信我做的事，像是他心想著：就因為我接受了軍紀問題的投訴？他那死板官僚的腦筋實在動得太慢。

　　我問他：「聽到瓦索與庫莫的事了嗎？」

　　他迅速點點頭，一臉驚恐。

　　我問他：「記得桑瑪中尉嗎？」

　　他又點點頭。

　　我說：「她點醒了我一件事，本來我該自己想出來的。她說，如果我沒有跟你的命令唱反調，他們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他只是瞪著我。

　　我說：「她讓我思考，我到底是跟你唱什麼反調？」

　　他不發一語。

　　我說：「我小看你了，必須跟你道歉。因為我以為我唱反調的對象只是個愛管閒事、野心勃勃的混球，一個神經質又白癡但自以為什麼都懂的主管。但我錯了，我反抗的是另一種人。」

　　他抬頭瞪我。

　　我說：「你不讓我辦克拉瑪這件事，不是怕陸軍出現醜聞。你也不是討厭我去騷擾瓦索與庫莫。卡邦的事情你要我寫成訓練出意外，也不是為了陸軍好。你只是做了這個工作的分內事。有人希望你吃案，你就阻止我偵辦三件謀殺案。威拉，那些想讓案子永遠不見天日的人，跟你根本就是一夥的。這點我忽略掉了。我是說，除了這個原因之外，你為什麼要命令我不要調查一件謀殺案？這是個有計畫的吃案行為，跟內部的人密切相關，而且是早就決定好的。這件事是在一月二日安排的，當時蓋伯被弄走，換你進來。你被擺在這個位子，就是他們希望在四日計畫要做的事能在掌控之中。沒有其他理由。」

　　他不發一語。

　　「我本來以為他們安排一個無能的人進來，自然而然就能成功。但是他們技高一籌，擺了個朋友進來。」

　　他不發一語。

　　我說：「你該拒絕的。如果你拒絕了，他們就不敢放膽進行，卡邦與布魯貝克也就不會死了。」

　　他不發一語。

　　「威拉，人是你殺的，你跟兇手沒兩樣。」

　　我蹲在他身邊，他在地上亂抓，死命頂著後面的碗櫃。從他眼裡可以看出他已經認了，但他還是想試試最後的機會。

　　他說：「你能證明些什麼？」

　　換我無話可說了。

　　他說：「也許我真的只是無能而已。你想過嗎？你要怎麼證明我的動機？」

　　我一語不發，他的眼神開始變得強硬。

　　他說：「你以為我們是白癡嗎？你完全沒有證據。」

　　我把法蘭茲的貝瑞塔手槍從口袋裡拿出來──我在莫哈維沙漠把它拿出來用，沒有被我弄丟。

　　我從加州一路帶著它回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坐了那麼多次飛機，卻只有那次託運行李。在機艙裡如果要帶槍，就要有核准文件。

　　我說：「這把槍已經被報廢了，所以在官方紀錄裡，它並不存在。」

　　他瞪著槍。

　　他說：「別傻了，你沒有任何證據。」

　　我說：「我也不是白癡。」

　　他說：「你不懂，這是高層下的命令，我們人在陸軍，服從命令是天職。」

　　我搖頭說：「這種藉口會有人接受嗎？」

　　他說：「我只是奉命行事。」

　　「誰的命令？」

　　他只是閉上眼睛搖搖頭。

　　我說：「那不重要，我知道到底是誰，我也知道他的位置高到我動不了他。但我動得了你，你可以幫我傳達訊息。」

　　他睜開眼睛，說：「你不會下手的。」

　　「你為什麼不拒絕？」

　　「我不能拒絕，你看不出來這是該選邊站的時刻嗎？大家都得這樣。」

　　我點頭說：「我想也是。」

　　他說：「拜託你，聰明點。」

　　我說：「我以為你只是粥裡的一顆老鼠屎，沒想到整鍋粥裡都是，好人已經變成稀有動物。」

　　他瞪著我。

　　我說：「你跟你那些豬朋狗友把整鍋粥都毀了。」

　　「毀了什麼？」

　　「一切。」

　　我站起身，往後退，把貝瑞塔手槍的保險栓調成「可發射」的狀態。

　　他瞪著我。

　　我說：「再見了，威拉。」

　　我用槍抵住太陽穴。他瞪著我。

　　我說：「開個玩笑。」

　　接著我一槍往他的額頭正中央打進去。

　　典型的九毫米全金屬彈殼子彈就是具有這種穿透力。子彈穿過他的頭顱，把他的頭顱打得陷進碗櫃，穿透後又打碎很多瓷器，我就讓他維持這個姿勢。我把大麻、安非他命、「快克」都塞進他口袋，還擺了一捲具有象徵意義的鈔票。接著我從後門出去，穿過他的後院，鑽過圍籬，經過他家後面那塊地，走回我的車子。我坐在駕駛座上，打開帆布旅行袋，把靴子換掉。我脫掉那雙已經在莫哈維沙漠中毀掉的鞋，換上一雙鞋況較好的。然後我往西開往杜勒斯機場，開進赫茲租車公司的還車區。租車公司的老闆不笨，他們知道車會被人弄髒，車裡會累積各式各樣的垃圾，所以他們在還車區擺了很多垃圾桶，希望租車人能做做好事，自己把一些垃圾清掉。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省薪水──如果一部車可以節省一分鐘的工作時間，整年下來等於省了不少人事成本。我把舊靴子擺在一個桶子裡，貝瑞塔擺在另一個。像赫茲一天出租那麼多車，這些垃圾應該很快就會拿去大垃圾車裡絞掉了。

　　我一路往航廈走，不想坐接駁車。我出示軍人身分證，開張支票買了前往巴黎的單程機票。幾天前喬伊搭乘的法航班機跟我這班雖然一樣，但此刻世界與當時已經大不相同了。

　　我在清晨八點抵達哈普街。喬伊說車子十點會過來，所以我在客房浴室裡刮鬍子、沖澡，找到我媽的燙衣板，把我的軍禮服仔細燙好。我在一個櫥櫃裡發現鞋油，所以也把鞋子刷亮。著裝時我把一共四排的勳章全都別上去。我遵守《正確穿著規章》與《佩戴原寸勳章規章》的規定，每一枚勳章垂下來時都剛好壓在下面那排勳章的緞帶上。我用布把勳章與其他徽章擦乾淨，包括我在降階前最後一次佩戴、代表少校官階的橡樹葉，最後我走到被漆成白色的客廳裡等待。

　　喬伊穿著黑西裝，雖然我不是服飾專家，但看得出那套是新的。西裝質料很好，也許是絲，或喀什米爾羊毛，我並不清楚，不過剪裁很棒。他穿著白襯衫，打了黑領帶，穿著黑鞋。他看起來很帥，我沒看他那麼帥過。他很努力撐著，也許眼睛有點痠。我們沒有交談，只是等著。

　　我們在九點五十五分到街上去，靈車準時從葬儀社開來，後面有輛雪鐵龍禮車。我們坐進禮車後把門關上，車子慢慢靜靜地跟在靈車後面。

　　我說：「就我們倆？」

　　「其他人在那裡跟我們會合。」

　　「誰會來？」

　　他說：「拉摩尼耶，還有她的一些朋友。」

　　「葬禮在哪裡舉行？」

　　他說：「在拉雪茲神父紀念墓園。」

　　我點點頭。那是個有名的老墓園，很特別的地方。我想也許我媽曾經參加抗戰，所以有資格下葬在那裡，或者是拉摩尼耶搞定的。

　　喬伊說：「有人出價要買公寓。」

　　「多少？」

　　「換算成美金，你那一份會有六萬。」

　　我說：「我不拿，把我那份給拉摩尼耶，要他幫我捐給一些老人，他應該認識一些組織。」

　　「老兵嗎？」

　　「只要是老人就好，曾經適時做好事的人。」

　　「你確定？你可能也需要這筆錢。」

　　「我希望不要拿。」

　　他說：「好，既然你這樣講。」

　　我往窗外看，天氣陰陰灰灰的。巴黎原有的蜂蜜色調因為天氣而失色許多。塞納河慵懶地流動，速度就像熔掉的鐵一樣慢。我們的車經過巴士底廣場，墓園就在東北邊一個不遠不近的地方。我們在一個小亭子停下來，買了像拉雪茲這種知名墓園才會有的地圖。很多人都葬在這裡，像是蕭邦、莫里哀、愛笛絲．琵雅以及吉姆．莫里森等人。

　　墓園門口已經有人在等我們了。我媽那棟公寓的門房也在內，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女人。抬棺的人用肩膀把棺材扛起來，他們花了點時間站穩後開始慢慢往前走。喬伊跟我在後面並肩走著，我們後面是那三個女人。天氣冷冷的，我們走在滿是石礫的小徑上，沿路兩邊都是奇特的歐洲式陵墓與墓碑，最後我們來到一片打開的墓地，被挖出的土壤整齊地堆在旁邊，上面覆著一塊像綠色地毯的東西，我想應該是草皮。拉摩尼耶在等我們了，我猜他老早就來了，他走路的速度可能比葬禮進行的步調還慢。也許是不想拖到我們的時間，或者讓自己尷尬。

　　抬棺人把棺材放在本來就擺好的吊索上，接著他們再把它抬起來，對準洞口後，用吊索把它緩緩放進洞裡。有個男的神職人員拿書出來唸，我聽他講的法文可以翻譯成：「塵歸塵，理所當然，淚流成河谷。」我沒多注意，只是看著洞裡的棺材。

　　他唸完後，一個抬棺人把那片草皮拿起來，喬伊用手抓了把土。他用手心抓起後，把它亂撒在棺蓋上，木頭發出響聲。拿書的傢伙也做了跟他一樣的動作，然後是門房，接著依序是那兩個女人跟拉摩尼耶。他用笨拙的姿勢撐著枴杖走過去，低身抓了把泥土，熱淚盈眶的他手腕轉了一下，那把土就像水一樣撒出去。

　　我起身後伸手到胸口，把銀星勳章取下，握在掌心。銀星勳章是很美的勳章，它在一個大大的金色星星中間有個小星星，它還有條亮晶晶的藍白紅三色相間絲質緞帶，像是交織成浮水印一樣。我的勳章後面刻了個 J．李奇，我想如果把 J 當作約瑟芬，那上面刻的就是我媽的名字。我把勳章丟進洞裡，它掉在棺蓋上彈了一次，落下時剛好正面朝上，在一片銀灰中閃耀出一點點光芒。

　　我從哈普街的公寓打長途電話，接獲命令要回巴拿馬。喬伊和我吃了一頓很靠近午餐的早餐，兩人承諾要多聚聚。然後我從巴黎飛倫敦，再到邁阿密，最後坐著運輸機往南飛。我剛掛上上尉官階，所以要指揮一個連，我們的任務是在「正義之師行動」接近尾聲之際，負責維持巴拿馬市的治安。這工作挺有趣的，我的手下都很棒，回到戰場上讓我有種新鮮的感覺，而且咖啡還是跟以往一樣好喝。咖啡跟著部隊到處走，陸軍的咖啡桶就像油桶一樣大。

　　我沒再回到博德堡，沒再見過那位有個小男嬰的中士，當裁軍趨勢開始不可避免後，我每每會想起她。我也沒再見過桑瑪，我聽說她侃侃而談克拉瑪的議程，以至於軍法局打算把幾個人依照叛國罪求處死刑。接著她取得瓦索、庫莫與馬歇爾的自白書，他們還招了其他事情，藉此換取終身監禁。我聽說她在把他們押送到李文沃斯堡的隔天就被升為上尉。所以我們兩人現在領的是同樣的薪水。我們在軍旅生涯的中間點相會，但從此分道揚鑣。

　　我也沒再回巴黎，我是刻意的。我想我也許該在深夜爬下傷兵橋，聞聞那裡空氣的味道，但我一直沒做到。我一直待在陸軍，上面要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全書完）